一 课程改革的力量结构与民族复兴视角

广义地看，课程改革在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孔子对上古贵族“礼乐”课程体系进行重建，为平民“士子”阶层设计一套“仁道”为本的“新礼乐”课程。但由于今天的课程体系乃是直接脱胎于近代，所以本书先集中考察近代课程改革，到最后提炼中国课程改革的近代思想传统，探讨如何优化中国课程改革的理论建构时，再根据需要引入孔子以来的古代课程改革经验。就今天及近代的课程改革而言，很容易看到有不少学者倾向从社会学角度展开探讨，以求能够在学校教育领域落实“平等”“民主”等现代政治社会理想（Apple，1986;Brint，2013）。但在课程理论研究史上，此类探讨显然属于边缘支流，课程理论研究的主流动向乃是依靠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或统计学的“专业”分析工具，对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课堂教学展开诊断与重建，其宗旨是将学校教育运行机制，提升至主流课程理论建构的“专业”水平。时至今日，课程理论界的课程改革研究仍然存在上述边缘与主流的路径分野。理论上很难判断哪条路径更能导出正确的课程改革，只能说，社会学的政治社会关怀及专业化的理论旨趣均是课程学者涉足课程改革时可能产生的正常诉求。然而课程改革还会缘于或渗入其他意志，许多影响力甚至大过边缘课程学者的政治社会理想或主流课程学者的专业化旨趣，课程改革的力量结构也随之变得复杂难解。

这些别样且巨大的意志与力量，有的已被反复揭示，如美英等国右翼政治经济势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自由主义”，执意将提高国际教育质量竞争排名，以及为新一轮经济竞争与“资本”增长提供合格人力，列为课程改革第一需要，然后采取市场化的优胜劣汰策略，在学校发起课程改革，使整个学校体系的课程与教学达到质量标准（McLaren等，2005）。不过已有研究揭示的都是针对当代西方课程改革，不涉及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倘若置身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宏大历史场域及动态进程，亦能发现其中存在诸多别样且巨大的意志及力量。在近代中国早期阶段，今日主流或边缘的课程理论尚未诞生，二者共同关注的对象即中小学教育体系也是迟至20世纪初才正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搭建，但现象级的课程改革运动早已形成，其发起与实施机制还是总理衙门、江南制造总局等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及军事工业机构，奕、李鸿章等则是它们的领导人。这些朝中权臣、封疆大吏的课程改革构想谈不上“专业”，也无法援引现代政治社会理论作为先导，但正如本书将要揭示的那样，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意志与诉求，而且将它注入了近代中国早期最重要的课程改革运动中。

以上还仅是从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顶层入手寻找超乎当代课程理论想象的巨大力量，如果从广阔的横向维度展开考察，还会看到更多别样且巨大的力量曾对近代中国课程改革产生种种影响。且看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情形，此时离总理衙门创办同文馆推出外语课程，拉开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序幕，已过去了十余年。奕、李鸿章等课程改革推动者深信，外语及诸多“洋务”新学乃是当时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的新课程。然而民间普通教师及学子却没有类似想法，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课程仍是科举必考的四书、八股文和试帖诗等，所谓“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陈寅恪，2001:78）。与之相联系，社会上最畅销的教科书也非外语或洋务新学，而是教导如何写八股文、作试帖诗的教辅书，如汪承宗编的《启悟集》、纪晓岚编的《我法集》等。尤其“道光初年便已通行的《启悟集》，至清末科举改制之前，一直是各地塾师、应考士子间十分流行的读物”。至于目的，不外是为“博得一第之荣”（曹南屏，2013）。

连古文经学大师俞樾训练孙子作文时，也曾留意坊间流行的《启悟集》《能与集》等教辅书。只不过，曾高中进士名列探花的俞樾觉得《启悟集》尚不够好，“不可尽读”，所以自己另外作了几十篇八股范文，供孙儿学习，名之曰《曲园课孙草》（俞樾，1894）。此书一出，也被书局拿去刊印。这也可以反映出虽然课程改革早已启动，但民间意志及课程惯习实在坚固，只认科举功课，纵使朝中权臣、封疆大吏亲自出马推广新课程，也无法突破各地学子、书商及作文辅导高手围绕科举考试建构起来的民间课程体制，其中隐藏诸多更为别样且巨大的力量，包括科举制、八股文、试帖诗、教辅、世俗功名利禄追求。对改革者来说，这些均为阻碍变革的“陈规陋习”。但对普通学子而言，陈规陋习却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乃至秘诀所在。像韩国钧，少年时之所以无法考上秀才，就因八股文这一块“不知如何着笔”。之后他弄到了教辅书，一下子明白了八股游戏规则，第二年便考中秀才，三年后又顺利博得举人头衔（韩国钧，1966）。

韩国钧考中秀才是在1876年。其时，19岁的他或许无法知晓，这年除夕及初一，在中国教育及政治高层，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正忙于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后者受日本政府旨意，前来打探李鸿章对日本入侵朝鲜有何反应，以便为进一步扩张作情报准备。李鸿章明白森有礼的用意，所以会谈时不忘寻机规劝后者及日本政府能调整帝国主义东亚战略。当森有礼说起“贵国与日本国同在亚细亚洲，可惜被西国压住了”，李鸿章随即回应道：“我们东方诸国，中国最大，日本次之，其余各小国均须同心和气，挽回局面，方敌得欧罗巴住。”（周程，2017）今日来看，李鸿章如此规劝无疑是奢望。但这里更值得留意的乃是李鸿章对于国际竞争格局的认识，以及在此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构想，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李鸿章曾将什么样的意志及诉求注入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李鸿章的课程改革努力就是为了使当时中国能“敌得欧罗巴住”。

只可惜1876年，教育界及社会上多数人的想法都是在科举、教辅书及个人成功之内打转，难以形成新的视野、认识与追求。不过，此前提到的韩国钧后来倒是有过堪称脱胎换骨的变化。时为1902年，他由永城县知事转任河北矿务局总办及交涉局会办。在抵抗英国不义贸易扩张的过程中，韩国钧得以切身体会李鸿章心目中的国际竞争局势，并以实际行动加入了当时新兴的农业新课程运动，创办“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发展“蚕桑”教育。不仅如此，韩国钧还“对中国海军舰只情况和新学的领衔人物进行了大量研究，著有《中国军师船表》《中国新学学人姓名表》”（方毓宁，2011）。至此，昔日这位只知写好八股文、考中秀才举人的普通少年学子，也变得像李鸿章那样，能够站在与西方国家展开军事经济竞争的战略高度思考问题，乃至曾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发起课程改革。也正因有类似韩国钧的新经验、新认识与新追求不断流入，19世纪60年代在诸多“陈规陋习”中艰难开启的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才得以延续与壮大。

不妨继续将时间定格在1876年，并将视野从国内社会拓宽至世界。这一年，在遥远的北美，同样有意和欧洲竞争的美国恰好迎来建国100周年。为庆祝这一历史时刻，费城决定举办“百年国际博览会”（即费城世博会），以“最大程度地向外国彰显美国实力”。本地支持者还特别提醒国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怎么了解欧洲艺术、制造业及技术进展，举办国际博览会可以为这些人，尤其是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提供拓宽视野的绝佳良机。”（Pizor，1970）纽约《科技美国》周刊也主动声援，强调庆祝建国一百周年的上佳方式正是“邀请全世界的人来看看我们，带上他们所能生产的最好的产品，和我们友好地展开竞赛”（Anonym，1876:319）。其实23年前，受伦敦率先举办世博会影响，纽约曾举办第二届世博会。当时美国展示了交通、通讯、自然资源开采、农业等领域的“伟大发明”，但因组织、宣传方面存在疏漏，最终不仅未能充分展示美国工业实力，还导致财政亏损（Post，1983）。

二十多年后费城出手时，地方政界及工商界做了更充分的动员与准备，甚至联邦政府都积极参与，提供政治及贷款资助。“1876年5月10日，雨天突然放晴”（McCabe，1877:271），格兰特总统特意站在700吨重的蒸汽机面前，以开幕致辞的方式，向35个参展国郑重宣布（拉尔夫·布朗，1973:280）：

100年以前，我国刚刚成立，而且只有部分地区有人居住。我们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力量和时间主要用于砍伐森林，征服草原，建造住房、工厂、船舶、码头、仓库、道路、运河和机器。这些都是不能拖延的极其必需的首要工作，虽然我们承担了这方面的巨大工作，可是我们在法律、医药、神学、科学、文学、哲学和美术各方面的工作也足以同古老而先进的国家相颉颃，这些方面的工作就将在本展览会中展出。在我们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的同时，我们也为自己没有多做一些而感到遗憾。然而我们的成就很大，足以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安然无愧地承认无论在哪里看到的成绩。

将“建造住房、工厂、船舶、码头、仓库、道路、运河和机器”等，界定为国家的“首要工作”，同时强调不忘在“法律、医药、神学、科学、文学、哲学和美术各方面”，和欧洲“古老而先进的国家”展开竞争，格兰特如此概括美国建国一百年来的发展方向及崛起路径，显然是在简化、美化美国经济增长历程。不过他的一番炫耀讲话倒也能点出，除了未曾提到也不好拿到台面上说的军事竞争及资本增长追求，工业及现代文理科学术文化正是19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基本和持续最久的竞争项目。而恰恰就是格兰特所列那些足以向世界展示的工业及现代学术文化成就，使美国能在19世纪末超越英国，被视为世界工业及全球现代历史转型的中心及主导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博览会原本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多严禁他国观摩，以免先进的实业技术遭到窃取，直到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稳固后，始有欢迎各国参加的1851年万国博览会”，是为首届世博会。纽约、费城接连举办世博会，同样意在昭告天下，美国夺走了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现在要追问的是，1876年，中国拿什么去参加费城世博会。费城曾向中国发出邀请，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也的确决定参加，然其实际回应仅是动员民间挑选“土产奇珍”拿去参展（赵祐志，2010），而且总理衙门连自己的执行机制都没有，只能把参展事宜交给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统筹。最终在赫德主持下，宁波海关税务司秘书李圭成为仅有的一位中国人，代表中国工商界出席了费城世博会。李圭之后写成《环游地球新录》，其中提到，当时“中国赴会之物，计七百二十箱”，而最耀眼的参展物品的确就是总理衙门所说的各类“土产奇珍”，包括“丝、茶、六谷、绸货、雕花器、景泰器”（李圭，1985:183）。

如李圭所记，丝、茶等“在各国中推为第一”。但他很清楚，费城世博会的竞赛项目终究不是传统手工艺，而是美英等西方诸国创造的现代机器工业，所以真正让李圭既惊讶又羡慕的乃是美国展出的各类机器发明。尤其格兰特总统致辞时，其身边那台700吨重的柯立斯蒸汽机，当时号称“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更是令李圭恨不能立即飞回去，告诉当时主政者及国人“机器正当讲求”。虽然李圭的“机器”见闻与理解十分笼统，更不可能像当代史学家那样透过“蒸汽机”分析西方18世纪以来的工业经济转型，但李圭曾尽力详细记载其所见所闻，归国后还特意上书南北洋大臣提出诸多改革建议，其中也涉及课程改革，意在敦促高层采取措施，发展军事、工业、科技等国家富强必不可少的各类新课程，包括“广延西国教习，教以水陆兵学，演习行阵及命中致远技术、建筑炮台之法，……更致力矿物以富国，设铁路、电报、邮政”，等等（李圭，1985:173）。

李圭所记所想赢得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高度重视，后者不仅亲自为《环游地球新录》作序，肯定其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各项“富强”构想，还出资印了3000册。李圭之行及李鸿章的破格反应表明，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及其当中蕴含的机械科技与工业竞争，也曾直接影响近代中国课程改革。从世界范围及19世纪全球历史进程来看，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一样，伦敦、纽约、费城等地世博会所蕴含的工业及机械科技竞争意志亦堪称是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必须应对的巨大外部力量。面对诸如此类的巨大外部力量，李鸿章等也拿出过课程改革应对措施。像在费城世博会上，中国就曾展出留美幼童学习成果，而且留美幼童全都亲到现场观摩世博会。近代中国之所以能有此类新教育成就展示，也得益于李鸿章为国家富强急需的新课程而特别采取的留学措施。然而就在留美幼童观摩学习新知的同时，国内高层守旧派却在酝酿取消“留洋总局”，撤回留美幼童。5年后，结局果然如此，只有詹天佑等两位幼童幸运完成大学学业。

从取缔幼童留美制中又可看出一种强大的可以直接左右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意志与力量，它便是来自国内的极端保守主义及派系争斗。李圭曾试图遏止它，可连李鸿章都无从驾驭。不过，两人合作发行3000册《环游地球新录》的改革及新知传播努力并未白费。康有为就因读过它，得以了解世界大势，进而成为新一代改革志士。比康有为晚生10年的蔡元培亦曾于1894年仔细阅读过《环游地球新录》（蔡元培，2010:24）。李鸿章之后的诸多课程改革即是由他们陆续发起推动，而且他们又形成了新的意志。力量结构本就极为复杂的近代中国课程改革随之变得更加难以把握，乃至有点像韩国钧当初面对八股文，一时“不知如何着笔”。或者即使对各种力量逐一展开考察，结果也难免会把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及其内涵“碎片化”，进而看不清19世纪60年代以来，力量结构复杂、变动不居的中国课程改革场域及进程到底是由什么样的宗旨统领起来。

近代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均会遭遇类似的困窘与迷惘。为此，近代史诸领域学者还曾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对待“碎片化”，“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行龙，2012），以及“怎样从断裂的片段看到整体的形态和意义”（罗志田，2012）。就中国近代课程改革来说，自然也希望能理解其总体“意义”，只是到目前为止，也未看到这方面的专著。但见近代各方对于课程改革的理解及诉求不尽一致的纷繁历史景观，只有从寻找最大公约数入手来把握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总体“意义”。“民族复兴”视角即是按此策略才得以提出，等于是在假设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最普遍的意志力量，贯穿于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各个阶段，故可以围绕民族复兴梳理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在里面起支撑作用的思想传统。当然，本书无意假定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唯一动力，各阶段课程改革场域中的一切人与事都是为了追求民族复兴，而是会夹杂个人权力及名利诉求。不过就众多课程改革发起者及推动者而言，民族复兴，让国家及整个民族获得新生，仍是显而易见的普遍动机，是所思所行的共同“意义”所在，近代中国系列重要课程改革运动共享的思想主题随之得以明确，从而便可以在梳理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民族复兴这一共享思想主题，提炼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曾形成哪些具体的思想传统。 StMu+h5UdRzHlHA+WKuV2EPpcA6hB9jbTzYJrhP4DIveyJbLcJU5RLg/Z0Vybt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