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从历史社会学及文化研究角度看，任何时期的课程改革均由极其复杂的力量构成，诸多作用力量交织在一起终会积累成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其基本内涵可分解为外在的经验事实表象与经验事实内部的思想方式，即今天仍可能在课程改革中发挥影响的“思想传统”。克利巴德、坦纳、阿普尔等课程史及课程社会学者就曾透过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课程改革经验事实，揭示其中先后起过内在支撑作用的系列思想传统，如学术至上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社会进步主义、科学结构主义等。考察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同样可以理出诸多曾起内在支撑作用、今天仍有影响的思想传统。只因国内课程研究一度断裂，20世纪90年代才正式开始重建，所以尽管也有不少课程学者正在发展课程史研究，但至今尚未专门分析近代中国课程改革蕴含何种思想传统。本书从民族复兴入手对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历史经验展开考察，尝试提炼中国课程改革的“近代思想传统”，正是为弥补这一学术缺失。从民族复兴入手考察中国历史经验，提炼思想传统，还可突破美国课程改革史研究的视野局限，因为克利巴德、坦纳、阿普尔等学者多在揭示特定时段的思想传统，未去探讨整个近代美国课程改革史有无什么贯穿始终的共有思想传统或理想诉求。

民族复兴正是近代中国系列重要课程改革运动的共有政治理想，所以很适合从民族复兴出发考察系列课程改革运动蕴含的丰富思想传统，辨析其对民族复兴的历史意义。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形成贯穿始终的民族复兴诉求，最初缘于西方经济军事入侵引发的历史剧变，传统中国和整个民族必须在剧变中寻求新生。马克思1853年也曾深刻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马克思，1961:111）。但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清廷解体并不意味着民族将会灭亡，而是民族新生的开始。清廷腐败没落，体制内外却不乏努力寻求民族新生的有识之士。魏源1853年时便在高邮“首创团练，亲为巡防”（王家俭，1967:144），继续践行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计划（魏源，1998:1）。1904年，更有中国民族革命先驱孙中山曾向世界宣布“满清统治自19世纪初叶即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所以“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孙先生不仅曾为民族复兴提出史无前例的现代国体重建计划，还希望国际社会相信“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孙中山，1981:254—255）。

为了使近代中国能在内忧外患中获得新生，重新确立荣耀使命与地位，以魏源、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几代有识之士曾在思想及行动上付出多重努力，其中一类便是本书将要考察的课程改革。不难看到，对于几代前辈先知的思想与行动，及其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领域所产生的变革影响，自蒋廷黻、费正清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已做了大量考察。不过，就课程改革来说，学界至今也没怎么重视。尽管近代中国诸多重要的民族复兴努力均曾涉及变革课程，却很少会去专门考察课程改革。就此而言，本书其实还可以从课程改革角度丰富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当然，本书更根本的意图仍是考察近代中国为寻求民族复兴发起的系列重要课程改革运动，藉此在课程及教育理论界尝试开拓“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史”研究，揭示昔日数代寻求民族复兴的开拓先锋在课程改革方面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与行动，进而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提炼中国课程改革的“近代思想传统”，为今日课程学者继续从民族复兴入手建构“中国课程改革理论”，提供有益的本土历史经验及思想传统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