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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完船政局五年办学成绩，沈葆桢没有继续担任总理船务大臣。1875年，他被清廷调任两江总督，丁日昌出任船务大臣。和左宗棠一样，沈葆桢即将卸任之际也是夜以继日为船政局筹措经费，设计未来规划，尽可能为丁日昌主局作好铺垫。沈氏新一轮计划中，除建议“间造商船”营利以解决经费短缺外，还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改革行动：挑选法文班英文班学生分赴法国学习制造，赴英国学习驾驶（沈葆桢，1961d:140）。一个多月后，沈氏便从学生中选出魏翰、刘步蟾等五人。总理衙门将沈氏计划发予南北洋大臣讨论。北洋大臣李鸿章不仅支持沈葆桢提议，还奏请扩大名额，“选派制造学生十四名，艺徒学生四名”，“选派驾驶学生十二名”，由一中一外两位监督带领，分赴法国、英国学习轮船制造与驾驶（李鸿章，1982:381）。1877年3月，中国第一批十几名海军留学生抵达欧洲，开始为期三年的留学时光。这批学生中，除了沈葆桢最初挑选的魏翰、刘步蟾等人外，还有萨镇冰、林泰佑、林庆升等。华监督系道员李凤苞，洋监督则是几年前卸职的法国人日意格（舒新城，2011:13—14），留学欧洲作为另一大洋务新课程发展机制至此得以形成。
留学欧洲是洋务派重臣启动改革以来摸索十年之后制定的又一项新制度，由此国内为数不多的洋务士子可以到英法德等国现场学习洋务新课程。不过，留学这一块，第一次行动还不是派遣船政局学生赴欧洲留学，而是规模更大、学时更长的幼童留美实验。只是论述创办学堂、发展洋务新课程时，无法兼顾，但现在可以专门考察，进而也能探讨留学作为另一大洋务新课程发展机制的基本运作情况。至于幼童留美的起源，则需追溯到1868年。其时，《天津条约》十年修约期将到，西方早已派遣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则因“中外礼仪纠葛”一直没按约派遣外交使团。同文馆师生也“都不堪此重任”。无计可施的奕只好向正好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蒲安臣求援，请其代以“钦差大臣”之名，率领首批中国外交使团出访欧美，以免西方各国又要借题发挥（王晓秋，2007）。清廷首次出访外交收获之一便是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其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反之亦然（佚名，1992:853）。然而同治帝当时年仅12岁，慈禧忙于遏制奕权力增长，均不会想到利用难得的平等条款，积极展开中美教育交流。
1870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则必须考虑如何按约改善内政外交，所以急需得力西学人才。李氏随之准备启动留学计划，并查阅过《蒲安臣条约》第七条。其时，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也很重视按约推动两国教育交流，进京路过天津时，曾专门拜访李鸿章，表示愿意为留学提供支持。李氏承诺只要照会一到，即“转至本国，妥为照办”。曾国藩那边，容闳、丁日昌也在积极向曾氏提议启动留学。1871年8月，李鸿章拟好幼童留美章程，便联合曾国藩奏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然后可以渐图自强”（高时良，1992:867）。他们计划连续四年“选送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所长，听后派用”（高时良，1992:869）。1872年2月，曾、李又奏请任命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驻扎美国，负责办理一切事宜，同时就招生、经费等难题给出解决方案。二人将此项改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高时良，1992:871）。但就在留学即将启动之际，曾国藩因“彻夜不能成寐”“眩晕、目疾、肝风”等旧症复发，导致中风，“忽呼足麻，扶掖至厅室，端坐而薨”。南京“士民”得知消息后，“巷哭野祭，如丧慈母”（黎庶昌，1986:119）。
中午还在陪曾氏下棋的薛福成也“默忧时局，不自知涕之流落也”（董丛林，2017:1292）。李鸿章、容闳等悲伤之余，仍在继续推进曾氏未竟的留学大业。奕那边，则照旧给予支持。当年5月，奕看过系列奏折后，回复“所议甚是”，只增加一条即赴美后，需“恭设至圣先师神位，驻洋委员帅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学生一律行礼。其余各条，应如所议办理”（奕，1961c:160—161）。自此就需尽快解决经费、招生两大难题。经费尚可从海关税中提取，真正麻烦的是能否招满资质聪明且有一定中西文化基础的幼童。官僚士大夫仍沉浸于天朝上国，不会送子弟出国留学。李鸿章决定在上海设局招生。然而即使在上海这一最开放的地区，也无法招到30位。容闳只得南下到老家广东香山物色生源，最后还“亲赴香港”，“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容闳，1992:883）。结果，首批30名幼童中，有24名来自广东，香山多达13名，其余江苏3名，福建、山东、安徽各1名（徐寿，1961:104—106）。那时广东、江苏等地已开放二十多年，但有条件接受教育的社会中上层仍不理解留学有何意义。只有少数家庭认为留学比科举正途更易出人头地，愿意将子弟送去美国。此类得风气之先的家庭虽然不多，但还是能满足李鸿章四年120名的招生需求。
到十几二十年后，看到西方留学归来皆有不错发展，社会上尤其江南一带才广泛重视起留学。1903年，曾朴就在《孽海花》中说：“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学，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曾朴，1991:11）然而1872年8月11日，当詹天佑、蔡绍基、黄开甲等首批30名幼童由上海前往美国留学时，何以能知道未来他们将会有受人敬重的“出息”。一切都还在未知之中，甚至能否适应美国生活，都难以预料。关于这一点，亦曾留学美国的潘光旦体会甚深，他说：“留学期内最不易对付的，不在功课，不在得学位，却在日常生活里种种琐碎的顺应功夫。顺应得法，已煞费苦心，不得法者，则有病的，有死的，更有成狂易的。……近年来留学生患癫狂者之多，其原因未必在遗传之不佳，而在环境之剧变。”（潘光旦，1926）
潘光旦所见多为已近成人的留学生，各方面都已定型，是很难学好西方语言文化，融入当地生活。曾国藩、李鸿章等不像潘光旦那样精通遗传学、心理学，他们当初未曾留意异国适应问题，其所考虑的仅是幼童15年后回国，恰好“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曾国藩，1961:154）。但他们允许容闳招生时尽量挑年幼聪颖儿童——最小的9岁，大点的不也就15岁，可谓极为明智。年龄越小，确实越容易适应异国环境。如幼童之一温秉忠所忆：“幼童平均不及15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他们“进入学校后，打棒球、玩足球，有时不惜用拳头与挑战者较量。很快，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了”，他们甚至“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American Idea & Ideals）”（温秉忠，1986:79）。幼童抵美后之所以能迅速适应，也得益于容闳精心组织，以及美方人士提供照顾。幼童赴美前，容闳便已先行抵达康涅狄格州春田市（Springfield），向其母校耶鲁大学校长波特、康涅狄格州教育局局长求援，为幼童争取最佳求学生活条件。“康州当局决定，将幼童三五一组，分到康涅狄格河谷的美国人家中。消息传出，愿意接受中国幼童的美国家庭踊跃报名。首批幼童到达时，已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意愿。”“对幸运地获得批准的Host Family”，康州教育局局长诺索布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细心“要求家长们掌握孩子的作息时间，孩子们还很幼小，在慈爱的同时还要严格，要注意道德培养，注意中文的温习。他还特别提到了幼童的健康，……尤其在出汗时要特别谨慎，以免发生意外”（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2008:25）。
如首批幼童之一李恩福所言，选出来的都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家庭”（Lee，1887:34），等于从一开始便已进入美国最先进的文化教育体系，其顶端即哈佛及耶鲁。首批幼童一年多时间便学会一口流利英语，得以就读于孟松中学、哈特福德中学，均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著名中学，而且幼童总能迅速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如黄开甲进入“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中学”哈特福德中学之后，“各门功课都是优等”，仅仅三年便升入耶鲁大学（黄浩瀚，2014）。1875年考入山房高中（Hillhouse High School）的詹天佑亦在第二年便升为全班第二名，1878年高中毕业时成绩更是位列全校第一名（茅家琦等，1987:14）。1874年、1875年，第三批及最后一批幼童顺利抵达美国。负责护送幼童的祁兆熙记得，幼童仍是先安排在“外国先生”家里学英语，且同样受到友好对待，“其亲爱之情，旁观者亦鉴貌得之”（祁兆熙，1985:235）。1874年，李鸿章还拨款四万三千美金，在哈特福德“建造华丽楼房一座，可容七十五人住宿，餐厅课室俱备”。自此留学事务局开始常驻哈特福德。第二年，清廷又任命陈兰彬、容闳为正副驻美公使，中美也随之终于正式建交（高宗鲁，1986:3—4）。
1876年，美国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特意在费城举办世博会。如本书导论所述，幼童曾全体出席大会，观摩世界前沿科技与工业文明成就。其时，中国工商界唯一代表李圭曾意外遇见幼童，首次接触便觉得“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李圭，1985:105）。康州教育局则把幼童所写作文带到博览会上，“作为康州的教育成果向世人展示”（胡劲草，2008:43）。那次大会，幼童还受到了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接见。1878年起，幼童开始纷纷升入大学。然而就在幼童纷纷升入大学之际，等待他们的竟是被提前遣返归国的悲剧结局。1875年，陈兰彬回国述职，后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继任留学正监督的乃是区谔良。区氏上任以来，便爆发谭耀勋、唐绍仪等9名幼童因剪辫、“信奉基督教”，被“下令押送回国”事件（梁碧莹，2011:90）。1879年初，区氏“因行为不检，被奏调返华”。区氏回国后，继任者系容增祥，一个月后，容氏便丁忧回籍，所以矛盾并未升级。
容增祥去职后，清廷又调翰林编修吴嘉善任留学正监督。吴嘉善获此任命，有说是“容闳推荐而后又通过李鸿章向陈兰彬提议的”（李文杰，2013）。容闳本人则说，吴氏由陈兰彬“特荐”，原因是“盖舍吴之外，固无人能受陈黑幕之指挥也”。容闳还特别强调，陈兰彬曾“极力破坏予之教育计划”，吴氏的到来同样使“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具体表现则如容闳所谓“处处吹毛求疵，……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容闳，1981:103）。可以说，人事矛盾产生之日起，幼童留美便难逃被全部撤回的悲剧命运。李鸿章曾为之焦虑不已，也劝诫过陈兰彬、容闳等摒弃个人私见。容闳倒是想至少完成15年留学大计，但陈兰彬“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留美事业的前景，而是他本人的清白”。当得知“国内舆论对留美事业不利”，陈兰彬即“向李鸿章微露全撤的意思，但他不明说”，像是想借李鸿章之口，实现全身而退。到吴嘉善出任监督，与容闳及学生矛盾日益加剧，李鸿章又叮嘱陈兰彬多和容闳沟通。陈氏仍是小肚鸡肠，等吴嘉善真提出全撤，他便“极力撇清全撤建议由他所提出”。他“害怕担此名声，使容闳与他直接冲突，从而让吴嘉善坐收渔利”（李文杰，2013）。
吴嘉善确实如陈兰彬所愿，被容闳在自传中定为“留学界之大敌”，但他自己也被容闳视为“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容闳，1981:101—104）。更令陈氏失算的是，总理衙门1881年决定将幼童全部撤回时，也将其大名列上，给人感觉就是他的一段总体评价给提前终止幼童留美提供了基本依据——所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而总理衙门做出决定之前，李鸿章仍试图加以挽救，他希望至少让已考入大学的学生能留下完成学业，所以主张“半撤半留”。耶鲁大学校长、与李鸿章私交不错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来函支持李鸿章。然而清廷主意已定，无法更改：“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奕等，1961d:166）。最后时刻，李鸿章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容闳身上。尽管几任监督都合不来，早已使经验老到的李氏“担心容闳缺乏官场历练，一朝决裂而不可收拾”，亦即不知通融谋事，但李氏仍去信请容闳“坚持保留若干，并以副使身份出面表示愿意代管”。可惜“容闳被封锁消息，没有及时表态”（李时岳等，1988）。1881年秋，除先期遣送回国及少数病死他乡，剩余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回到中国。他们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完成耶鲁大学学业。抵达上海前，黄开甲“曾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船靠岸时才发现，“人群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黄开甲，1986:10）。《申报》报道了留美幼童返国，但看法和吴嘉善相似，并鄙视了他们的卑微家庭出身。所谓“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其应募而来者类所椎鲁之子，流品疏杂，此等人何足以言与西学，何足以与言兵法水师之事”。只有李鸿章“对这些回来的孩子”，“抓得很死，看得很重，所以这些孩子接近70%到了北洋，也说明了李鸿章这些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胡劲草，2008:67，73）。
同一时期，1877年派往英、法学习轮船制造及驾驶的30位福州船政局学生也陆续学成回来了。该留学项目亦由李鸿章促成，且不同于幼童留美逐渐被内部人事纷争打断，由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组成的留欧管理团队则未发生导致提前撤回的内讧，学生顺利完成为期三年的制造、驾驶留学学业，他们甚至还超额完成任务，“开采、烹炼、熔铸”等当时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矿业”类新课程也学了，所以三年下来，除收获魏翰、陈兆翱、郑清廉等“制造”人才，以及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等“驾驶”人才，还涌现出罗臻禄、林庆升等“开采、熔炼”人才，而且成绩皆是“颇为优异”。李鸿章十分欣慰，为此还与南洋大臣刘坤一、船政大臣黎兆棠一起奏请给予管理团队特别奖励，以表彰“监督等周历考察，调护维持，实心实力，使诸生学业进益已多；而随员等兼习各学，迭经考试取中，奔走照料，亦著勤劳”（李鸿章，2008d:287—288）。
李凤苞等的确值得奖赏，他们带队赴欧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及矿业发展的第一批骨干。留美幼童虽然半途撤回，不过他们当中许多人日后亦都成为近代中国军事、外交、经济、科技及教育进步的推动力量。詹天佑、唐绍仪、欧阳庚及梁敦彦等首批幼童自然不必多说，已有诸多揭示（徐启恒等，1957；经盛鸿等，2002；茆诗珍，2009）。最后一批幼童亦不乏国家栋梁之材。像梁诚归国时仅17岁，到38岁即1902年，也成长为驻美公使。他曾从1905年起，奔走游说美国国务卿及议员，为促成美国率先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美接受高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在美求学的吴宓从档案得知此事，亦曾感慨：“留美学生中，……谁知梁诚公使之智术与伟功哉。”（吴宓，1995:152）当然，就本书所关心的议题而言，留学欧美所能带来的知识及人才依然很有限，远不能满足洋务重臣1870年以来的国家富强建设需要，他们仍需建构更多的新课程机制。而从1870年起，他们也的确做了许多新课程机制建构努力，归纳起来便是从增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出发，在南北各地兴办专门的新学堂。近代中国课程改革也随新学堂兴起迎来新一轮发展。
新学堂运动的后期进展始于1870年，这一年，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最重要的封疆大吏及洋务改革领袖。彼时，捻军起义已平定，中法“天津教案”冲突也在李氏上任前，被曾国藩化解。然而国家内外局势并未因此有显著好转，反有恶化之势。李鸿章必须承担的改革重任随之也日益增多。1870年临近除夕之际，李鸿章曾向朋友叙述其上任半年来想做诸事。列在首位的是“津海防务”。此可谓长久以来的最大国防弱点，李氏打算将自己的“亲兵炮队添置大沽海口”，并在运河北面“筑新城，添建炮台，以水为险”。但想到“工费须两百万金”，李氏亦只能感叹“深虞无可筹措耳”。李氏其次关注的便是沈葆桢在福州办理船政的进展，“所造轮船，装粮御侮，果否可靠”。说来说去，都与海防有关，最后李氏将自己上任以来的改革思路总结为：“海防以练军、制器为急，又以筹饷为先。”直隶政治上是京畿重地，经济上却属“窘乡”，所以是得筹钱（李鸿章，2008e:159）。总之，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来，开始转向重点从巩固海防入手展开改革，但其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问题。
财政本就不足以支撑改革，直隶偏又突遭旱情。自1870年入冬开始，到1871年6月才降大雨，结果又引发洪涝，七月下旬更是恶变为七十年不遇之洪灾，“永定河上游漫决八口，并将卢沟桥下石堤冲塌”，“津郡四围数百里一片汪洋”。光修复河堤就“须二十余万”，何况还要赈济“天、河、顺三府被灾”百姓（李鸿章，2008f:276）。清廷能提供的财政支援仅是允许李鸿章截留江浙奉天等省上缴的漕米十万担。李鸿章只好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另想办法。直隶布政使钱鼎铭系十年前出资雇船、将淮军运到上海的旧交，他协助李鸿章从地丁银、军饷及预备来年上缴的京饷中提取了四十一万两。曾国藩也从淮盐中调拨了二十万两。南方湘系、淮系官员，以及曾任直隶总督很能理解李氏难处的两广总督瑞麟等，也纷纷或自己捐款，或动员属下、商民捐款，加在一起也有三十多万两。此外还有东南士绅、巨贾个人捐助，如胡雪岩捐办棉衣一万五千件，同时捐银一万两给灾民购买耕牛与种粮（王鼎杰，2013）。由此可见曾、李苦心经营的湘淮体系在地方政界及社会的影响力与动员能力。过去十年来，当清廷日益无能时，正是曾、李湘淮体系在调动人力与资源，应对诸多突发军事经济危机，从而使当时中国从南到北尚能保持最基本的国计民生。但是权力再大，如果不能及时将南方物资运到直隶，仍是白忙一场，得不到赈济的灾民依旧会铤而走险。
雨下到九月犹未停歇，六月抢种的秋稻也被淹死。火烧眉毛的李鸿章决定采用海上船运，故向盛宣怀去信打探：“内地民船外洋商船脚费，共需若干，比较河运能否节省。”（李鸿章，2008c:295）而这里之所以叙述1871年5月以来天津四围雨势及李鸿章的应对行动，乃是为说明李鸿章升任伊始所遭遇的最大且最紧迫的现实危机与挑战还不是巩固天津海防，也不是与西方诸国就修约展开斡旋，而是如何尽快筹集、调运物资，解决七十年不遇之洪灾所引发的巨大赈灾难题。数月以来，李氏与师友提及最多的便是雨势及洪灾。当然，海防、外交等问题都在职责之内，视其轻重缓急而已。由此更能看出，相比后来诸多边缘士人登台仅靠一时见闻或读了几本西书，便急于发起政治及课程改革，李鸿章作为担责封疆大吏，便不能仅靠见闻或书本建构问题，将它加于中国。他只能从中国内外危机现实及实际问题出发探寻改革之路，即李氏1871年初所谓“循题布置，逐渐整顿”（李鸿章，2008h:182）。
即如李鸿章决定采取海运，便是从当时突遭的巨大洪灾及赈济需要出发，同时改造长期以来运行缓慢、早已腐败的内河漕运。而且李氏决定发展海运，绝非只为解决一时的经济社会危机。他更想通过发展海运，能形成一种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长效机制，扭转国家因海运缺失所导致的在西方面前的商业竞争劣势。1872年，得知福州船政局陆续造出不少船只，李鸿章即联合沈葆桢奏请总理衙门，希望在计划中的16艘船全都造成之前，先行讨论成立轮船招商局，以改变西方轮船公司垄断中国航运生意的不利局面，“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鸿章，2008c:258）。也正是从提议国家进驻航运领域，成立轮船招商局开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重臣形成了更为广阔的改革视野及更为全面的国家富强诉求：重视巩固国家海防军事实力之余，还看到了西方经济势力在华贸易扩张乃至垄断趋势，并试图从航运入手扭转中西商业竞争的不利局面，优化本国经济运作体系及实力。
如此一来，又得尽快建构相应新课程机制，为国家发展航运事业提供必需的知识与人才支持。1871年以来，李鸿章还注意到“洋人欲在东省挑河开矿”，称此事“关系甚巨”（李鸿章，2008h:181）。这意味着李氏将来还需发展矿务类新课程。事实上，李鸿章升任伊始，还曾有过一项课程改革行动，即接手崇厚1866年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优化其设施及师资，培养火药枪炮人才。不过此举仅是延续十年前的军工制造旧业，而非另创新业发展新课程。李氏入主直隶之初拟定的改革新计划就两项，一是巩固海防，筑新城，增炮台，另一便是由赈灾引出筹建航运，打破西方在华航运垄断。前项改革因“帑项无措，后顾无人而中止”，此事曾令李鸿章“夙夜疚心”，但他也因此更想把航运做强做大。李鸿章深知此事如果办不好，将会给国家带来什么。1872年底，李氏曾对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淮系亲信张树声说：“兹欲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李鸿章，2008j:481）
航运涉及国家安全，若任由西方公司垄断，便更难提升本已衰弱的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所以阻力再大，也要发展航运。李鸿章甚至觉得，莫说当世，后世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明白航运之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意义。1873年底，李氏又兴奋地对亲家刘仲良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李鸿章，2008k:615）李氏之所以兴奋，正因过去一年，航运筹办进展十分顺利。清廷准许其在航运中心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并“分拨江浙漕粮二十万石，由招商局船舶运津”（张树声，1961:7），作为起家业务。所需人才也到齐，不仅有盛宣怀、朱其昂等能干管理人才，还挖到了唐廷枢、徐润等精通航运业务及资本运作的洋行买办。李鸿章因此可以建立“官督商办”的新型股份公司。其体制创新意义可谓显著，连一向怕惹是非不愿涉足革新的陈兰彬也曾于1876年上奏，将李鸿章此举誉为“中国官商联络之始”（陈兰彬，1961:9）。其时，直隶、两江、闽浙、两广尽在淮系洋务重臣掌握之中，李鸿章可谓如日中天。陈氏或有讨好之嫌，但所言也属事实。轮船招商局的确改变了传统官商关系（商人仅是管治及税收对象、无权参与国家发展），进而可以将商人及民间资本整合进国家富强事业。
官商联手之后，效果立竿见影。看到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决定停止相互竞争，制定统一的发运次数及价格，利润平分，企图打压轮船招商局，巩固它们在中国航运领域的垄断地位（陈潮，2007）。但依靠漕运垫底，李鸿章及朝廷给予低息贷款，以及唐廷枢、徐润等人竭力吸收民间资本、开拓市场，三年下来，便让英美洋行吐出“一千三百万两”（陈兰彬，1961:10）。我涨彼消，1874年上半年，英国太古洋行利润仅有8500两，“股东们愁容满面”。长期垄断中国航运的旗昌洋行亦是利润下滑，1874年底，其面值100两的股票也由最高时的188两跌至88两。旗昌只得酝酿退出中国，重回美国国内市场。1877年，轮船招商局便将旗昌吃下（陈潮，2007:93—98）。不过5年，轮船招商局与西方资本展开作战，竟取得了在军事领域无法取得的胜利。李鸿章及张树声、沈葆桢等两任两江总督齐心提供支持自然至关重要，但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的细心经营更是不可或缺。由此也可看出，李鸿章等洋务重臣要与西方展开经济较量，除需航运业本身的管理及业务知识，还需精通当时日益重要的金融及股票知识，这又给洋务重臣的课程改革提出了新挑战。
轮船招商局渐渐取胜之时，李鸿章还曾派唐廷枢前往唐山勘探矿产，结果发现煤炭储量十分丰富，引来李鸿章1878年决定创办开平矿务局，开始涉足新能源。李氏深知发展煤炭产业对于国家军事经济竞争的战略意义，1881年，开平矿务局建成可以投产之际，李氏便曾上奏清廷，希望上下能明白其所作所为，可使“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李鸿章，2008d:340）。同一年，李鸿章还想在承德开采铜矿，以解决国内“子弹药帽制造所需铜料购自外洋，转运艰而价值贵”的老难题（李鸿章，2008d:342）。因此急需矿产勘探、开采、生产等李鸿章所谓“矿学”新知识，而且矿务建制也是官督商办，同样还需要市场开拓以及金融、股票等资本募集运作类新知识。另外，要想在矿业运输及销售环节和西方较量，还得建设铁路，发展钢铁冶炼业，进而又得掌握系列相关新知识。
迫在眉睫的还有电报通信。1874年3月，日本厚颜无耻地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将以武力解决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清廷对此却置若罔闻。英国、法国外交官及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纷纷来问进展，总理衙门才函告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调查情况。4月底，闽浙总督李鹤年奏报“日本已发兵侵台”。但之后清廷又花了一个月，才急调沈葆桢前往台湾应敌。西方媒体早在2月便曾报道日军将进犯台湾，可见清廷通信之落后（林庆元等，1992:94—95）。沈葆桢到任后，采取了诸多军事应对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奏请发展电报。时为1875年初，光绪新立，年仅4岁，最高统治者仍是慈禧。慈禧收到“设电线通消息”之请后，立即“着沈葆桢迅速办理”（奕，1961d:325）。李鸿章支持设电线。1881年，李氏更曾提请清廷注意“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中国仍依赖传统驿站体系，“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由此，李氏打算在南北铺设三千里电报，并“设立电报学堂，雇佣洋人教习中国学生”（李鸿章，1961:335）。
日本侵犯台湾在课程变革方面所引发的震荡，远不只是迫使洋务重臣想到必须发展电报学这一门新课程。事实上，就是在日本入侵台湾这一年，李鸿章开始通盘考虑课程变革，并提出了一套从危机现实出发，全面对接洋务事业的新课程发展与人才培养计划。李鸿章将鸦片战争以来的危机现实称之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具体表现是“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列举西方经济、宗教及军事势力侵入中国腹地的危机现实之后，李氏又以悲愤口吻，批判朝野“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却均属“局外之訾议”，“不悉局中之艰难”，以致所提“自强”之策，皆“茫然靡所依据”。此外便是“逞意气于孤注之掷”，“视国事如儿戏”。批评完，李鸿章认为“欲整顿海防”，必须正视其所列重重变局事实及中西实力差距，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变法”，其中“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识之士无不明于洋务”（李鸿章，2008a:159—160）。
如此就需建构适宜机制，尽可能使更多“有识之士”有途径接触各类洋务新课程，或李鸿章所谓“洋学”。李鸿章很清楚，“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苏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但这些机制远不能满足洋务的人才需要，同时科举课程体系又动不了，连沈葆桢“请设算学科”都无法通过，所以只有“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开设“格致、算学、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洋务事业急需的新课程（李鸿章，2008a:166）。总之，从1874年起，洋务重臣从国家危机现实及富强需要出发，勾勒出了更为系统的意在全面对接洋务事业的课程改革思路，尤其是在科举体制之外创建“洋学局”的洋务新课程体系，涵盖洋务事业所需的各类洋务新课程，更是李鸿章率先提出的洋务运动后期最重要的课程改革计划。之后李鸿章提出的矿务、电报等，只是从课程门类上进一步充实这一体系，也说明随着洋务事业拓展至国家富强必须的新兴基础产业领域，所需发展的新课程也越来越多。到19世纪70年代末，航运、矿业、铁路、冶铁、电报乃至金融等众多事关国家能否富强的新兴基础产业皆已摆在面前，李鸿章为首的洋务重臣随之需要建构更多新课程机制，以便为国家富强必须的新兴基础产业一一提供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及人才支持。
洋务重臣的课程改革由此又要遭遇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每一类洋务新课程都将涉及复杂紧张的内外关系。以铁路为例，沪上英商1863年便在申请修造上海至苏州的铁路，被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拒绝（肯德，1958:4）。1874年，英商以欺瞒手段建成上海至吴淞口铁路。事后，地方政府前往交涉。最终“清廷拨款将铁路赎回，莅年将其拆毁，此为中国有真正铁路而自动将其拆毁之一段戏剧性故事”（凌鸿勋，1971:2）。其实早在1865年，总理衙门曾就西方在华修铁路、架电线等事组织过大讨论。曾国藩、左宗棠均不同意，并建议不妨以“民情不便”“事多窒礙”退之（左宗棠，1977:23）。沈葆桢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觉得“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之利也”，但他也认为铁路电线会激怒民情，所以除非西方“能别创一法，于民间田庐坟墓毫无侵损，绘图贴说，咸使闻知，百姓退无后言，朝廷便当曲许，否则断难准行”（沈葆桢，1977:23—24）。李鸿章也认为倘若答应西方，必然会引发许多矛盾，如“凿我山川，害我田庐，礙我风水，占我商民生计，百姓必群起抗争拆毁，官不能治其罪，亦不能责令赔偿，致激民变”。李氏的底线是：“与其任其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李鸿章，1977:24—25）
大讨论过程中，洋务重臣尚未提及朝廷内的反对势力，但提到的那些，如西方急欲获得铁路电报建设授权，扩张在华经济政治权力，中国亿万商民因田庐坟墓、风水生计等诸多利益受损必会起身反抗，以及冲突时各地官府难以约束享有“治外法权”的西方势力，便足以证明洋务重臣是在紧张复杂的中外关系中实施后期课程改革。为此，构思课程改革时，还得处理棘手的内外关系，所以实际只能在自身权力、资金储备及经验范围内做出取舍。以李鸿章为例，尽管他很想在各沿海口岸创办“洋学局”及系列新学堂，发展军工、航运、矿务、电报等洋务新课程，但他在天津实际能做的却是从巩固海防入手发展水师学堂。连在上海创办航运学堂，或在天津创办矿务学堂，都因地远或缺乏经验无从下手。即使李鸿章自认可以在天津创成水师学堂，也是到1880年才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正是当年夏天，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吴赞诚告假来津医病，让李鸿章有了可托之人。
吴赞诚乃李鸿章嫡系之一，与李氏还有姻亲关系，且曾先后主持天津机器局和福州船政局，才干如李氏所言“洞悉机宜，条理精详”，可谓水师学堂总办不二人选。所以吴氏痊愈后，李鸿章立即奏请“吴赞诚在津督同局员筹办水师学堂”（李鸿章，2008d:138）。1880年秋，吴氏“于天津机器局河东一带勘定学堂地基，遴派局员绘图估料，克日兴工。一面酌定规条，招考学生入堂肄业”。然而忙到冬天，吴氏便因“旧疾增剧，不能转动”，请李鸿章“代奏开去差事，另派能员接办”。还好，李氏又请到福州船政提调吴仲翔，其人“任事勤能，谙熟制造及驾驶学堂适宜”（李鸿章，2008d:342）。学堂筹办因此未被耽误。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正式开学。同一时期，两广总督张树声也从福州挖来两位船政教习，筹办水师学堂（陈景芗，1984:101）。两年后，两江总督左宗棠也奏请成立水师学堂，“于闽厂学堂中挑选学生十人，并招水手一百名”，“定以三年为限”，“教以西学，练习帆缆一切事宜，并使游历各海口，衽席风涛，辨识海道”（左宗棠，1982:393）。1886年，新设海军衙门总理大臣醇亲王奕譞不想“海军军权操于汉人之手”，也奏请“于京都设立水师学堂，专门培育满族海军人才”，“以备将来代替汉人掌握海军实力”（陈景芗，1984:104）。
后期学堂洋务新课程发展即由水师学堂兴办正式拉开序幕，海军类课程随之通过水师学堂这一新机制得以在南北发展起来。其中水平最高的仍是天津水师学堂，其课程结构分“驾驶”与“管轮”两大类，旨在培养指挥及轮机军官，课程门类包括代数、几何、力学、格物学、机器学、英国语言文字、气候学、驾驶学、天文学、仪器用法、测天等。此外还有中国传统经史、练船等课程（吴仲翔等，1961:251—252）。学生年龄则在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而实际招生时也遇到困难，天津周围及外省寄籍“世家子弟”报考并不踊跃，以致一年下来，也未完成60名招生指标。李鸿章“细揣情由”，认为原因在于“赡银稍薄，未足招徕”，进而将原定“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从寒酸之家，咸知感奋”（张焘，1884:9—10）。可见世家子弟反应不热，倒是为寒门子弟解决全家生计、寻求社会上升提供了难得机遇，像寒门子弟张伯苓长到15岁时（1891年），便通过报考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得以“减轻家庭负担”，并找到了不可多得的“报国”上升之路（孙彦民，1971:5）。
师资方面，既有聘请西方教习，如教授英语、算学的麦克利什以及教授轮机的英国海军工程师（左舜生，1983:329），也有留学归国的船政局学生，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严复。1880年8月，李鸿章便将严复从福州调至天津，参与筹办水师学堂。开学后，严复任驾驶班“洋文正教习”，兼教英语、数学，干到1893年晋升为总办，在天津水师学堂一共“执教二十多年，贡献巨大”（姜鸣，2008）。这里所谓贡献巨大，更多体现为长年辛苦维系机制正常运行。至于严复的英语及数学教学效果，则需另外考察。目前容易找到的材料是，1881年留美幼童梁诚回国后，曾被安置在天津水师学堂继续求学。梁诚认为，严复“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他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梁诚，1986:64）。梁诚回国前，曾在麻省名校菲利普斯中学接受西学。严复讲数学时若真是照本宣科，且解题也会出错，是无法让梁诚满意的。
但首批学生中，像梁诚那样基础好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皆属从未接触过外语、数学等西学课程，即李鸿章所谓“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李鸿章，2008e:649）。以严复的水平，担负英语、数学等西学启蒙总归绰绰有余，就看其是否有心。问题恰在于他无意将钻研教学、提高质量视为志业，其真正萦绕在心的乃是从科举正途入手寻求进入中枢，成就一番得君行道的经世大业。回国以来，严复便因没有耀眼科举功名，遭旧友同僚讥讽，甚至诗文也被讥笑为“学无师承”，“经史”根底“空疏”。与此同时，新朋友中也不乏举业辉煌、春风得意者。如1885年结识的郑孝胥，22岁时（1882年）便成为“八闽解元”，还“娶了福州船政督办吴赞诚的女儿”。严复早过而立之年，连起码的举人头衔也没有。受旧友新朋影响，严复觉得“自己不受重用，难以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就是因“缺乏科举功名”。于是从1885年起，严复开始投考乡试。到1893年，严复仍要赶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四次考试均未得中。之后，严复逐渐转向从翻译入手开辟新路，并因1898年出版《天演论》在新教育界暴得大名。
严复的志向终究不在教学，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他会将自己的二十多年“北洋当差”生涯形容为“味同嚼蜡”（严复，1986a:731）。不过，严复也好，梁诚也好，其个人失意均不足以界定整个水师学堂的教学质量。学堂办学成绩如何，还需看学生考试表现，以及管理层尤其是李鸿章有何总体意见。1884年，首批驾驶班学生迎来三年毕业大考，吴仲翔、罗丰禄将考试成绩报告李鸿章，30名学生均获良好评价。李鸿章收到报告后还奏请给予学生及包括严复在内的全体教职员工奖励，理由正是“开堂以来，甫及三年，而驾驶头班学生武光鉴等三十名，均已毕业，堪上练船”，可谓“著有成效”（李鸿章，2008e:649）。1887年，驾驶班第二届毕业大考，题目“由严复选自皇家海军学院”，“难度相当高”，“但考试结果，多数人成绩达到标准之上”。问题在于这些都是内部报告，外界旁观者如英国驻津助理领事霍伍德就曾质疑水师学堂毕业成绩并非如报告说得那般好，因为有的即将上船实习的学生连“船的风压差”都“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三年间的教育花费被浪费掉了”（姜鸣，2008）。
可能连李鸿章也无从弄清，吴仲翔等是否夸大成绩。但李氏很清楚，问题依然严峻，无论水师学堂实际有何办学及人才培养成绩，都属远水解不了近渴。1884年，水师学堂首批学生迎来毕业大考时，中法在越对峙便在日益紧张。李鸿章收到广州海关税务司德璀林寄来的密函，密函来自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福禄诺声称法国拟调军舰入华，“若早讲解，可请本国退兵”。李鸿章认为，消息如果属实，中法军事冲突便会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本土，所以当即建议总理衙门，应设法和法国谈判。清廷随即回复，责李鸿章迅速“通盘筹划，酌定办法”（李鸿章，2008e:416—418）。5月，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李福协定》，达成中国驻越军队调回边界、法国不向中国索赔等协议。消息传来，朝廷一片哗然，清流派弹劾纷至。翰林院编修梁鼎芬更曾指控李鸿章有六大该杀罪状，如隐忍求和、结党营私、私吞国家经费等。慈禧见状，认为正好可以借机打压心腹大患，免去奕一切职务。醇亲王奕譞随之登台，入主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宝成关，1980）。
朝廷内斗到连兑现《李福协定》都无暇顾及，法国那边则在要求驻越清军撤回边界。而清军又没接到朝廷旨意，矛盾再次爆发。7月，法国发出通牒，要求立即执行协定，并增加赔款。8月，法国舰队开到福州沿海。慈禧惊慌之余，急调清流派主力、翰林学士张佩纶赶赴马尾协助抗敌。张佩纶一贯高调主战，且“必以亲临前敌为第一义”（张佩纶，1967:526）。但在现场，他既不知如何依据《国际法》将法国军舰请出福州，也不知怎样布阵应敌，致使马江一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七百余名将士阵亡，包括许寿山等十几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及薛有福等4位留美幼童。事后，张佩纶倒也不失清流本色，上奏坦言“臣本书生，未知兵要。惟目睹闽事危及，事先既不敢取巧避战，事后更不敢诿咎卸责”（张佩纶，1967:662）。其实，当初轮不到张佩纶出现在福州，是慈禧打压奕之余，还想瓦解批判火力失控的清流集团，所以才被慈禧派往福建。最终还是李鸿章拉了张佩纶一把，只是被流放。
张佩纶失败后，淮系干将刘铭传临危受命，接连在台湾基隆、沪尾击败法军。越南那边，刘永福同样取得大捷。法方随之提出停战，清廷也想尽早结束，于是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但清廷并未叫李鸿章出场，而是先委托赫德居间调和。1885年1月，赫德指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代表中国赴巴黎与法国谈判。4月，协议达成，中方承认《李福协定》，法方不再另别要求。5月，回到中国正式签约，李鸿章仍被醇亲王奕譞新组建的总理衙门排除在外。最后签字时，才让李鸿章出面背锅，承担弃藩属国不顾、开放中越边境通商等丧权辱国罪名（雷颐，1987），是为《中法新约》。谈判期间，法国还想垄断在华铁路修造权，但英国不会让法国独吞利益，法国无以得逞。谈判桌上，国家基础建设及经济发展被西方任意宰割，清廷却在忙于争夺内部中枢权力，国家何以能实现自强与复兴。
内部权力争斗一度也将李鸿章挤到边缘，但李氏在国内及外交关系中的地位与势力仍摆在那，慈禧及醇亲王奕譞等均无法不倚重他。与此同时，年逾六旬的李鸿章也无退隐意思，他还想继续推进其未竟的海防建设，以应对可能卷土重来的法国，以及1884年10月以来又在叫嚣要侵略中国的日本。就在北洋水师学堂首届学生毕业的第二年，李鸿章又奏请总理衙门注意“头班学生甫上练船，尚难克期成器”。即使成器，也不足以应对全国海防。李氏期望沿海各省均能建立水师学堂，统一办学章程、考核标准与官职薪水待遇。李氏甚至提出“西方各国钞票皆通行无弊”，大可“拟由户部用洋纸仿洋法精印钞票，岁以百万试行分交防海各省，明颁谕旨，严令出入如一”，藉此解决国家水师学堂体系建设经费短缺问题。此外，李鸿章还认为必须改革现有南北洋大臣并列且“各省另有疆臣，迁调不常，意见或异”的外交、海军及洋务教育管理体制，以致南北洋大臣都“无统辖划一之权”，应“添设海部”或“海防衙门”，否则“各省意见不一”，“恐永无振兴之日”（李鸿章，2008f:125—127）。
系列意见表明，李鸿章不仅想扩大水师学堂建设及课程改革事业，而且试图为扩大改革，建立全国统筹的管理体制。而清廷也确实于1885年新设了海军衙门。奕譞提出的“东北练军”计划，及其为满足慈禧休憩设计的“修建三海、圆明园”计划，均被列为重点项目，但李鸿章、刘铭传等的北洋水师建设乃至“修建铁路”计划同样也被纳入其中（陈先松，2018）。当然，还得看奕譞作为海军衙门大臣，是否支持李鸿章。好在奕譞固然担心李鸿章等人势力日益强大，但他同样能从“方今时局为自古所未有”的国家危机现实出发，主张“群策群力，内外一心”，致力于改革，并因此也看不惯“议者动云祖宗时所无，独不思方今天下之势，岂开闻以来所有哉？……局中曾创一事，则群相阻挠，制一械则群讥靡费，但阻本国以新法备敌，而不能遏敌以新法图我”（奕譞，1961:231—232）。李鸿章等随之能与奕譞形成改革合力，从而可以继续建设北洋水师，同时扩张水师学堂，使更多士子接受海防课程训练。
海军衙门成立以来，北洋水师迎来飞速发展。“定远”“镇远”等铁甲舰，“致远”“靖远”“济远”等鱼雷艇、巡洋舰等陆续从英国德国购进。到1888年，总计购进各式舰艇14艘（包遵彭，1970:600—601）。当年5月，李鸿章命周馥、丁日昌草拟章程，组建北洋海军。10月，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筹划了十余年的水师建设终于大功告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北洋海军章程》“首次封禁了从行伍向军官晋升的道路”，从此“无论战官艺官，都需从水师学堂毕业，受过专业训练”，且海军各级军官待遇远高于旧式绿营，如“绿营副将的各项年收入为1177.4两，海军副将为3240两”，绿营参将为“743.3两，海军参将为2640两”（姜鸣，2002:268—274）。这就为水师学堂及海军课程发展提供了待遇优越的体制编制保障。学堂建设海军及课程发展由此进入全盛时期。除天津扩建水师学堂、完善课程体系外，广州、威海、南京、旅顺等沿海要地亦纷纷建成水师学堂。陆军、电报乃至医学等新课程也在新兴海军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形成各自的学堂发展机制，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北洋医学堂等。建成这一巨大新课程体系，堪称洋务重臣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课程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尴尬的是，虽然这一巨型新课程体系可以为国家军事建设提供海防、陆战、电报及医学等众多专业知识与人才，经济待遇也远比传统书院优厚，却因无法与科举贯通，导致在其中任教求学的师生依然被上下轻视，以致1890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都不得不忙于求取举人功名。李鸿章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得早做应对。1887年，李氏便奏请由他从省籍在外的“水师、武备学堂学生及教习人员”中，“遴选文理清通者”，允许他们“于乡试之年”，在直隶参加科考，以免“程途远隔”，“废时旷课”（李鸿章，2008g:149—150）。像严复第二、第三次乡试举人，便都是在直隶。见竞争激烈总考不上，才不惜于1893年千里迢迢赶回福建试运气。而无意科举的“军官们”更关注的则是丁日昌就任提督之后，副将、参将、游击等“顶戴的下一步分配”。对此，李鸿章亦只能设法满足，并趁光绪即将大婚之际，使所挑人选皆顺利从慈禧那获得“顶戴”。喜讯传来，“82位海军军官，一齐向京师方向下跪，叩谢皇恩浩荡，遥祝龙凤呈祥”（姜鸣，2002:276）。
一边是像严复那样，到了1893年仍在追求举人头衔；一边则是众多骨干为博得顶戴殚精竭虑，皆没有达到李鸿章或奕譞所期望的那样，齐心协力，将改革及国家富强视为头等大事。遥想1875年，李鸿章曾对日本谈判代表大久保说：“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虽然难，但李氏仍暂搁航运及其他学堂计划，决心全力发展海军及水师学堂。李氏之所以有此改革转向，系因看到“与日本竞争是当务之急”（信夫清三郎，1988:453—454）。十多年过后，李鸿章终于艰难建成海军，水师学堂也在各地兴起，但里面的人心依然被“旧弊凝结”。李鸿章只能尽力满足人心，未看到他有其他办法，能使人心超越功名、顶戴，统一到“与日本竞争”上。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到1893年时，也因内阁、议会、选举等各项新制均得以推行，陷入了新一轮的政治分裂及人心迷茫。如其外相当年12月所言：“国内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困难，而政府又说不出有什么足以振奋人心的事业正在不计成败地进行着，所以必须挽回现在被骚扰的人心。”（升味准之辅，1997:278）
伊藤博文内阁即由此走向以“不计成败”的对外扩张，来重新凝聚人心，消除改革引发的政治分裂。中国则因此必然遭遇比日本侵入朝鲜更为严峻的军事挑战。而李鸿章及奕譞即使清楚这一点，也无法扭转、统一上下人心，使“与日本竞争”取代功名、顶戴，成为全民族共同首选追求，他们所能做的乃是尽可能多做一点体制机制改革，以求可以增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如李鸿章，其在扩展天津水师学堂的过程中，就在北洋海军人才培养体系中增设了医学、电报等新课程，并专门成立了学堂。而且正如前文所述，电报领域李鸿章早在1880年就曾奏请在南北沿海省份设电报线，同时创办“电报学堂”。到1882年，电报学堂“有学生三十二名”（李鸿章，2008e:86）。此或为中国学生最早接触电报课程，只是具体运作难以弄清。此外，李鸿章还有一些想办却因经费不足、时局变化等因素未能建成的新课程机制，如航运、矿业学堂。不过即使这些计划能得以实施，恐怕也无法达到水师学堂及海军课程的发展水平，毕竟组建海军对抗外敌尤其是日本，乃是李鸿章的第一关切。
同僚洋务重臣中，亦未能有更显著的新课程机制建构成就。曾国藩早在1872年便已离世，其课程改革行动终止于创办江南制造局及派遣留美幼童。左宗棠则在海军衙门成立的1885年撒手人寰，临终前留下遗言，为自己收复新疆后重返东南，未能击败来犯法军，表遗生恨事：“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杨东梁，1985:315）。左氏曾因军事外交观点不同，长期与李鸿章发生争吵。但平定西北后，他便与李氏一起站到了海防前沿。由此，李鸿章的海军人才培养努力也是在延续左宗棠未竟大业。遗憾的是，到1895年，李氏的一切国家富强行动亦没能让中国在那场绝不能输的海战中取得胜利。其新课程机制建构努力，随之竟以海军衙门被裁撤、北洋海军覆灭等悲剧结局收尾。此后，李鸿章再也没有通过兴办新学堂发展洋务新课程机制。但1901年去世以前，他仍有不少与课程改革相关的个人努力，乃至曾提出系列课程改革新计划。
时为1896年初，有感于俄国带头干涉还辽，清廷以为可以联俄抗日（谢俊美，1998:130），于是决定派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即宰相之名，出席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李鸿章3月出发，9月回国，先后到访俄、德、法、英、美等西方强国，其系列课程改革新构想即形成于出访期间：如与俾斯麦会谈时，提议请德国教习训练中国陆军；会见英国工商界巨头时，声称“必竭力以劝中国”，使“在欧所学得之课程”，如“商业”“铁路”“火车”等“大响”于中国，同时将“电学”“电报”等“格致之学推诸中国”（蔡尔康等，1986:121—124）。西方媒体也对李鸿章回国后发起改革充满信心，觉得李氏将会“改变学规”，扭转“自御史以至秀才，多不能知新学”的科举课程体系及教育落后状况。但更熟悉清廷情况的西方观察家则认为中国难有改革，无论什么改革，“兴高采烈者，不过主持此议之数人”，“诵读诗书之儒士，类皆深恶痛绝，斥为‘以夷变夏’，而于他国之良法美意，非闭目而无所见，即掩耳而不欲闻”（蔡尔康等，1986:190，180）。所言大体不错，李鸿章回国后，即被系于虚职，再无实权像过去那样，直接发起新一轮改革。在课程改革方面，更是即使偶有开拓，也近乎白忙一场。如1898年夏，山东黄河再度决口，李鸿章被慈禧惩罚性地派往山东勘察、改造河工。75岁高龄的李鸿章亲自带领“天津武备学堂学生上下测量，沿路遇员弁乡民勤加询访，酌拟大治办法”（李鸿章，2008h:111）。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也被李氏邀请参与其中，并听取了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科学方法，首先策划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历经四个月的黄河实地考察，李鸿章最后拿出了治本、治标的两套办法。但其一番努力并未能引起清廷及慈禧重视，也没看到李鸿章特别奏请，将其“新河工学”列为武备学堂或其他学堂课程，仅见其曾函告天津、河南、保定等地旧属，黄河“全河受病已深”，“当折衷众说，据实上闻”（李鸿章，2008i:208）。
课程改革方面，晚年李鸿章还有一件事颇为上心，它便是改革科举及书院课程体制。李鸿章登台时便想改科举，书院则以前考虑不多。但此事李氏仅曾私下向友人透露，即所谓“缀春秋两试，裁并天下之书院，悉改为学堂，分门分年以课其功，学成即授以官”。李鸿章自知此事绝无可能，说完便自嘲所言“不过托之空言耳”（李鸿章，2008i:110）。1877年就开始考虑的改革清廷政治体制，发展政治法律类新课程，更是即使能够提出来，也等于白提。由此可见李鸿章晚年之多重无奈及悲凉心境，进而也不难理解李氏淡出变革中心舞台之后，看到后辈投身教育及政治改革为何会给予支持。尤其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试图发动变法但并非其嫡系的新一代士子，李鸿章也曾加以包容、勉励与保护，藉此保留变革种子及国家新生希望。至于李鸿章本人，也没有因为无法发起改革，彻底退出，放弃承担臣子责任，他也因此和光绪帝一起被慈禧呼来唤去，处理甲午战败以来关乎清廷存亡的内政外交急务。
甲午海战失败时，李鸿章即被安排赴日求和。两年前，伊藤博文内阁开始将国内政治分裂引向野蛮对外扩张。海战胜利，又使野蛮对外扩张演变为恶毒贪婪的帝国主义。和李鸿章谈判前，大藏相竟“要求清政府赔偿10亿两”。“自由党的胃口更大”，除经济勒索外，还“须使割让吉林、盛京、黑龙江三省及台湾”（周源，1993:88—89）。临行前，李鸿章曾拜访西方诸国公使，期望列强干涉日本，结果四处碰壁。慈禧则称病不出，传谕一切由光绪做主。光绪也不想背负割地罪名。与此同时，增援湘军不知为何，也挡不住日本进攻辽南。光绪只好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李氏同样不愿前往，背负骂名，但圣命难违，遂于1895年3月19日抵达日本马关。随后，李氏想尽办法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后者不为所动。不久日本极右分子恨李鸿章在，使日军未能占领北京便提前谈判，竟公开刺杀李鸿章。子弹仅击中李氏左脸颊骨，未及丧命。各国纷纷谴责日本太无人道，贪婪的日本政府也担心李鸿章借故中断谈判，进而引来各国干涉，才在抢得辽东、台湾及澎湖之余，答应将军费赔款减至两亿两（周源，1993:103—106）。
签字之前，李鸿章仍想再减五千万。被拒绝后，李氏又提出“五千万不能，让两千万可乎？”还拿出日本报纸，上面明言，甲午海战日本“兵费只用八千万”。伊藤博文得势不饶人，说“此新闻所说，全是与国家作对，不可听”。末尾，李鸿章犹恳言：“但望减去若干也好。”伊藤仍不理（马建忠，1946:248）。如李氏事先所料，回国后他即被朝野骂为卖国。而无论对李氏来说，还是就当时国家而言，都是悲剧尚刚开始。4年后，因慈禧集团无法驾驭甲午海战后日趋紧张的内外关系，又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西方军事侵略及土地财富掠夺。李鸿章再度被放在谈判桌上，要其签订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78岁的李鸿章签字归来，悲愤难平，致使病体恶化，大口吐血。10月11日，李鸿章“奉谕暂属外务部大臣”。次日，李氏即奏请派“胡燏棻为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收回津榆铁路”。半月后李氏“咯血病危”。11月7日，“午刻，鸿章卒”。“死前一小时，俄国驻京代表鲍斯尼夫尚来恫吓，‘逼其画押’，‘焦虑无计’的李鸿章即因此‘病势转危，卒致与世长辞’”（雷禄庆，1977:660—662）。至此，第一代洋务重臣的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系列旨在寻求国家富强的改革努力彻底画上句号。
至于洋务改革为何会以始料不及的战败收尾，有许多解释：如李鸿章年老心衰，血性不够，总是求和；慈禧缺乏统一军事指挥及调度能力；北洋海军内部分裂严重，“军官多闽人”，提督丁日昌属淮系，“孤寄群于闽人之中，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乃至“封冻”期“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姚锡光，2010:88），李鸿章作为最高统帅也不知如何教育，才可消除封建地缘派系分裂，把北洋海军建成护国保民的现代军队。或许只能说，最根本的败因仍是清廷上下长期不正视世界，不主动改革，应对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与民族危机。仅有少数洋务重臣为增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在诸多相关领域发起改革，并在科举体制之外另创新机制发展国家富强急需的洋务新课程。此外值得一提的便是李鸿章本人的分析，从其分析中可看出，李鸿章是在清廷体系内展开洋务改革，动不了清廷腐朽体系本身，如此三十多年下来，不过是在“一间破屋”里“勉强涂饰”，一场甲午海战便将腐朽清廷体系彻底曝光于世，也令李鸿章直叹“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1985:107）。不过，从课程改革史角度看，李鸿章以及奕、左宗棠、曾国藩等洋务派的一番涂饰也未白费，他们毕竟曾为后世开拓旨在寻求国家富强的洋务新课程发展进路，也曾培养容闳、曾纪泽、詹天佑、萨镇冰、严复、张伯苓等众多洋务精英人才，1911年清廷解体后，他们仍在外交、铁路、海军等领域效力于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与此同时，中国寻求民族复兴的课程改革努力也不会因李鸿章退场而终止，洋务继承人、张之洞领衔的后起洋务重臣及新一代士子均会登台发起新一轮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