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外交是奕所定的第一大改革领域，近代中国清廷层面发起的课程改革随之是以发展外语及外交所需的洋务类新课程开启序幕。相比20年前，林则徐翻译西方世界地理学时，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之事，需要极大个人勇气，清廷层面能主动发展外语新课程，同时尽可能多地在外语教育中引入洋务新课程，看起来也算是一大显著进步。但总体上这点进步仍属边缘支流，实际清廷层面则如此前描述的那样，到19世纪60年代仍充满过于自负的文化教育自信和极端文化教育排斥势力。教育对象即士子群体中，主流观念亦是如此。至于一般社会舆论，同样不利于发展外语及洋务类新课程。且洋务重臣事先也无法耐心研究朝野可能遇到的反对势力，甚至即使预料到了，洋务重臣也不会跳到清廷体制及主流士子群体之外，像同期的伊藤博文、吉田松阴那样，去动员新兴社会力量壮大自己的富强与课程改革事业。就历史本身而言，所见就是洋务重臣在所属体制及不利境遇中按自身认识摸索课程改革进路。
奏请成立总理衙门、重建外交体系时，奕就曾提议开办专门的“外国文字语言”教学机构。虽然在奕之前，曾有郭篙青于1859年提出必须创办外语学校，但郭氏言后并没有下文（周振鹤，1992）。外语教育真正启动还是得由奕来完成。奕打听到“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于是他希望咸丰诏令广东、上海督抚从中“挑选诚实可靠者”，各派两位“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齐思和等，1978:345）。只许“八旗”子弟学习外语，可见奕的民族意识也很狭隘，未能想到整合更多新生力量。当然，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外语被列为第一大洋务新课程。之所以会这样，除奕觉得如果不培养外语人才便无法与外国交涉，也因《天津条约》明确规定清廷必须尽快发展外语教育。如《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再中外条约，都用英文，仅在三年以内，可以附用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黄月波，1935:8—9）弱国没有外交决定权，奕只能设法尽快选派学生，建立专门的外语教育机制。
八旗子弟倒是很快便选好，一共10名（董守义，1989:230）。麻烦的是师资难找，只能“向外国延访，后得英国魏妥玛（Wade Thomas）的介绍，请英人包尔腾（Burdon）充任教师”。包氏“能通汉文，第一年的薪金，定为银三百两，第二年则增到一千两。同时，另外请人教习汉文，头一个教师是徐树林，每月仅银八两”（吴宣易，1933:2）。张罗到1862年7月，同文馆终于正式成立。第二年，法文、俄文馆也相继落成。与此同时，外交时局看起来也在好转。奕、文祥于是想扩充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功能，将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等基础洋务学科课程一一纳入。奕甚至想让科举正途出身的士人及地方五品以下官员来学它们。奕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商讨其扩充构想，后者均表示支持。1867年，奕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并希望慈禧能明白他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强国苦心：“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全然不顾“长久之策”乃是像洋人那样“设法求知”（奕，1992:10—11）。
慈禧太后能否理解成为同文馆课程改革顺利与否的关键所在。学界过去以为慈禧态度冷淡，乃至试图借压制同文馆改革来“打击政敌奕”（刘广京，1982），但21世纪以来又有学者认为慈禧支持洋务派（董凌锋，2006）。慈禧后人也出来说，慈禧“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而且能“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段”（叶赫那拉·根正等，2008:58）。或许只能认为慈禧不会轻易偏袒哪一方，让一方独大，其更关心的不是开设新课程与否，而是确保自己冒死拼来的地位与权力不受威胁。1861年“垂帘听政”之初，慈禧对于奕确实可谓言听计从，但后来看到奕自以为大权在握，日益不把她放在眼里，便另外培植势力。她看中了以倭仁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派，第二年即把倭仁提拔为内阁大学士，兼同治帝师。1864年，慈禧又任命另一位理学家李鸿藻为领班军机大臣，兼同治帝师。这些人事安排皆为间接遏制奕。据当时英国记者所记，除培植新势力，慈禧还曾直接“告诫恭王，须明国体，不可僭越”。但奕仍未收敛，1865年，慈禧得太监举报奕“奏对时忽不自检而起立”，随即传旨“恭王侵朝廷大权，滥举妄动，罢议政王之位，开去军机大臣及其他宫廷要职，总理衙门之差亦撤去”（濮兰德等，2010:40）。
一个月后，慈禧听到朝廷对罢黜奕有不少微言，又顺水推舟下诏令奕继续掌管总理衙门。可见对慈禧而言，头等大事乃是奕及朝廷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其地位与权力。而奕事后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嚣张，就像他非常想在同文馆下附设新机构，以发展造船、火器等强国急需的新课程，但他并未呼之以洋学，而是打着“算学天文学”的名义。如此迂回，固然由于奕从赫德、丁韪良等英国顾问那了解到算学乃制造科技的基础，也因为中国除程朱理学外，恰好还有悠久的天文算学传统，打着天文算学的名义，便不难获得认可或不至引发太多纷争。慈禧那边，则不表态，而是将奏折及曾国藩等人的附议一并发给倭仁。倭仁看后立即上奏说，此前同文馆“延聘夷人”充任教师，已“上失国体，下失人心”，现在又要让正途士子即“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倭仁，1992:12）。慈禧又将倭仁所奏转给奕。奕不肯放弃同文馆课程扩充计划，再度上奏希望倭仁及太后能直面大沽口海战失败以来的危机现实，并故意敦请倭仁出山，由他聘请国内师资教授外语。之后，倭仁无言以对。这就是1867年同文馆课程改革引发的激烈争论。或许确实害怕不改革的话，大沽口海战以来的国事会再度重演，慈禧最终同意奕实施同文馆扩充计划。
天文算学馆可以办了，但争议风波却从朝廷向各地蔓延。“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齐如山，1998:28）。各地士子则纷纷拒绝招考，以致“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一有其人，逐为同乡、同列所不齿”（于凌辰，2000:39）。期望从正途士人挑选生源的奕更发现，京城官员联手动员各自家乡士子抵制招生，结果进士翰林一个也没来报考。两个月下来共有98人报考。考试时又有“未到者二十六名”，奕只好从剩下72人中选了30名（奕等，2000:39）。没有想象中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天文算学馆能产生什么教学效果？如当时新聘为英文教习的额伯连（M.J.O.Brien）所见，刚开始时“他和另一位法文教习没法教，因为根本没有学生来学”。到1867年底，才“有21名学生学英语，其中高级班8名”，“均为年轻人，而初级班的13名学生大都是上了年纪的人（Old Man）”，即“30—50岁之间，只有两位在30岁以下”。天文算学馆学生“待遇丰厚，每月有十两白银的膏火，还有宿舍和仆役”，“毕业之后也能迅速获得升迁，前途一片光明”。虽然待遇优厚，但那些“声誉好的人都不愿来”，冲着优惠待遇来的人则被同辈骂为“叛徒”。总之，“大都是孔子所说的不可雕的朽木，根本不可能教好”（Brien，1870:63）。
第二年，即1868年7月举行年考，第一批30名学生仅有10位合格，只好将他们编入旧馆，天文算学馆近乎名存实亡。10位学生中，“五名学生继续学英语，五名学生学法语”，而且“五名学生中有三名经常缺课，不久也被开除了”（毕乃德，1993:94—95）。额伯连记得，剩下两名学生被安排去学数学后，便停止了英语学习，他们觉得“同时学数学和英语负担太重了”。当时，数学教习是李善兰，“不会说外语，只说自己家乡话”，更使“学生将之前所学英语扔到一边去了”。额伯连甚至觉得，李氏“不懂应用科学，也不知道如何将数学融入应用科学”，所以“学生同样没法学好力学、天文或其他任何与数学相关的学科”（Brien，1870:63）。额伯连或许不是很了解李善兰，以李氏数学、力学造诣，其实足以胜任数学及应用科学启蒙之职。到1882年去世，李善兰一直在同文馆教数学，所教学生总计一百多人，有不少毕业后“或官外省，或使重洋”（李迪，1982），均为近代中国外交、工业、军事发展的得力人才。李善兰的得意门生，1879年毕业考位列算学第一名的席淦，则接过乃师的数学教鞭。齐如山当时就读馆中，对同文馆批判甚多，却推崇席淦，曾言授课“最认真的，就是汉文算学，教习为席汉伯，乃李善兰得意的门生，教法也很好”（齐如山，1998:41）。但这些都是后事，最初那几年，天文算学及整个同文馆办学情况的确堪称惨淡，到1869年，连“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也对同文馆失去兴趣”（毕乃德，1993:95）。
生源糟糕，学生大都无心学习数学、天文及物理，在此情况下，只有先依靠教习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以及管理层苦心经营，等待有一天可以开花结果。李善兰之外，还有一位教习也很重要，他便是徐继畬。和魏源一样，徐继畬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便开始以世界地理学的名义，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西方列强为何可以后来居上。从1848年刊行的《瀛寰志略》来看，徐氏的西方知识比魏源还要精确深刻。他甚至能看到清廷缺乏“能有效地把人民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认为相比船炮，它才是“欧美强大的本源”（德雷克，1990:5）。徐氏因此尤其推崇华盛顿，赞其“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徐继畬，2007:301）。徐继畬的内政外交经验也很丰富，并因其知识及外交能力于1846年被闽浙总督刘韵坷举荐升任福建巡抚，有权在地方改善中西关系，刊行《瀛寰志略》可谓其最重要的初始变革行动。但极端排外的咸丰并不认可徐继畬的西方知识与外交实践，清廷上下也批判他“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潘振平，1988）。
徐继畬将华盛顿誉为“寰宇第一流人物”，更被朝野认为是“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李慈铭，1963:481）。第二年，徐继畬即被撤去福建巡抚，接着又于1853年底退回家乡山西。徐氏在外为官二十余年，两袖清风，“归来一贫如洗”（任复兴，1993:475），只得在平遥书院教书维生。12年后即1865年，清廷才再次想起徐继畬，调其任总理衙门大臣。其时徐继畬已年逾七旬，且抱病在身，但仍想为国家富强尽一份力。奕还奏请徐继畬兼任同文馆总管大臣，试图以徐氏的资历与威望来激励全国士子及官僚积极投身国家富强急需的洋务洋学。和奕等一样，徐继畬也主张扩充课程，即在外语基础上增设基础及应用科学，而且他的到来，还让同文馆多了世界地理这一门新课程。1866年，总理衙门更是特地重刻《瀛寰志略》，作为同文馆教科书（曾燕等，2012）。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即使有大沽口以来更危险的军事外交惨败，朝廷及全国士子仍沉睡于天朝大国、华夷两分的古老幻想中，无法理解“地球”和世界由五大洲各国构成，更不会像徐继畬那样清醒看到中国正遭遇西方列强崛起向世界扩张，以及南洋岛国、印度等地皆已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以致同文馆增设自强及应对西方扩张必不可少的新课程，都会成为众矢之的。
徐继畬看到“清议多主排外，主张者又徒持虚骄，而无实济”，再度感到心灰意冷，苦苦支撑三年后，遂于1869年“以老病乞致仕”（方闻，1982:378）。徐继畬告老还乡走了，谁来统领同文馆课程改革？就在同文馆难以维系之际，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司赫德给正在美国休假的丁韪良写信，叫其迅速来北京就任同文馆总教习，同文馆因此迎来新生。丁韪良其实早在1862年就已进入总理衙门视野，当时总理衙门正在处理中法教案冲突，意识到迫切需要了解西方的国际关系准则，文祥于是向美国公使蒲安臣求助，后者推荐了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的权威著作，即1836年出版并“被欧洲各国政府采纳”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王维俭，1985）。不久，蒲安臣得知丁韪良正在翻译惠顿的国际法著作，便将丁韪良推荐给总理衙门。赫德也来信鼓励丁韪良坚持下去，“并保证这本书会被总理衙门接受”。进展确如赫德所料，1863年11月，在蒲安臣带领下，丁韪良携译稿来到总理衙门，文祥等大臣看过后“非常高兴”，说“派遣驻外公使时，此书可供吾等参考”（丁韪良，2004:159）。奕更是派四位总理衙门章京协助丁韪良修订译稿，并答应由总理衙门负责出版。
英国公使普鲁斯也支持丁韪良为中国引入最权威的国际法，认为此举“可以让中国人看看西方也有‘道理’可讲，他们也是按照道理行事的，武力并非他们的唯一法则”。法国临时代办克士可吉士则强烈反对，对蒲安臣咆哮“这个家伙是谁？竟然想让中国人对我们欧洲的国际法了如指掌，杀了他！掐死他，他会给我们招来麻烦的”（丁韪良，2004:159）。与之相比，丁韪良则堪称当时为数不多愿意为中国进步提供援助的西方开明人士。1868年10月，丁韪良在东方学会上发表“中国复兴”（The Renaissance in China）演讲，告诉西方主流社会不该妖魔化中国，认为中国“野蛮透顶”“缺乏创造力”“死守传统观念”，相反中国在各个方面都不缺乏变革与进步精神。鸦片战争以来诸多领域的“新政”便可证明这一点。丁韪良还提醒西方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善意合理的，是为“保持国内的和平，并维持在世界面前的自尊”（黄秋硕，2017）。1870年，丁韪良又呼吁美国研究中国科举制度，从中学习如何“建立高效的大规模考试机制”，“使最优秀的人能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公务员”（Martin，1870）。
尽管丁韪良的最终目的或许是为了让中国信仰上帝，但他的外交原则及友好对待中国也可以为奕及总理衙门的外交事业提供宝贵支持。1864年，普鲁士、葡萄牙、比利时、丹麦等国纷纷追随英法美俄，加入对华外交及贸易竞争。且当时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开战，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斯福抵达大沽口海域时看见三艘丹麦商船，便私自将其全部扣留，等于将两国冲突搬到了中国家门口。丁韪良的《万国公法》恰好立即派上用场，使总理衙门首次知道，原来按当时国际法规定，大沽口海域属中国领海，“枪炮之所不及”的海域才属于中国无权治理的“公共之地”，如果不去出面处理，今后各国必以为大沽口海域是公海。近代中国终于学会以领海、主权等概念来处理外交冲突，所以照会德国公使在大沽口海域“扣留别国之船，乃系显夺中国之权，于中国大有关系”，必须先依法处理好扣船纠纷，才可进京展开外交会谈。普鲁士公使竟以为“清政府不谙西方国际法”，狡辩说扣船“符合欧洲战争法”，中国无权干涉。总理衙门再以国际法为准发出“理直气壮”的照会，且还学会了以西方此前惯用来对付中国的所谓“全权代表”，不承认李斯福有“全权”资格，结果李斯福理屈词穷，不仅赔付丹麦商队“一千五百块”，而且“灰溜溜地离华返德”，寻求“全权”资格，直到第二年年底才返回中国，“被总理衙门接受为公使”（Martin，1890）。
总理衙门及近代中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突然明白了国际法知识比一般意义的外国语言文字还要重要。丁韪良在总理衙门大臣及中外关系中的地位也随之迅速上升。1865年，丁韪良还被总理衙门聘为英文教习。1867年，总理衙门又改聘丁氏为“公法及富国策教习”。他将自己准备接受新职一事报告上级美国长老会，后者责怪丁韪良不该“出于钱财之爱而做世俗化的工作”。丁韪良则认为新职更能“影响中国”，加上他觉得新职薪水可以“供两个大儿子上大学和两个小儿子回美国接受教育”，所以和长老会关系日趋紧张（王文兵，2008:103）。1868年夏，丁氏决定返美休假一年再做选择。一面是苦行僧式的街头传教，一面是参与总理衙门的改革事业。丁氏选择了后者。1869年，赫德发来信函，丁氏即于当年9月回到中国，并于11月26日正式就任同文馆总教习。几天后，丁氏又“向长老会总部递交辞呈”，希望后者能明白答应“最高级的清朝官员”的请求，向他们传播西方“实学”，比传播“天道”福音更能实现“上帝的赐福”（王文兵，2008:103—104）。丁韪良来了，“他的任命拯救了同文馆”（Right，1950:329）。此后直到1894年，丁韪良一直在同文馆担任总教习，前后长达25年。
就职典礼那天，奕、文祥、宝鋆等总理衙门各位大臣及美国驻华代办卫三畏均来站台祝贺。丁韪良用汉语发表演说，大学士宝鋆“很受感动”，还赋诗一首送与丁氏。赫德虽没到场，仅发来贺信，预祝“前途光明”，但他早已向丁氏许诺每年从海关税收中调配充足经费。“此后二十五年中，他始终如一地履行了这个协议”（丁韪良，2004:198）。可以说，再也找不到比丁韪良更能赢得中外决策者信任与支持的人来优化同文馆的运作机制与质量。以课程为例，丁韪良曾为同文馆带来德文、国际公法、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物学等改善清廷外交、提升国家军事经济实力必须的新课程。师资方面，丁氏也是努力物色最优秀的人。像解剖及生理教习贞德博士（Dr.Dudgen）便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开业医生”（丁韪良，2004:216）。至于另一大老难题即招生，同样渐有改观。此前，因不被科举正途士子认可，同文馆在招生方面常常多是靠上海、广东输送若干学生维持局面。1873年，同文馆学子贵荣考中“副榜”进士，或许是生源开始发生改善的关键节点。尤其在1883年，汪凤藻“连捷进士翰林院编修”（京师同文馆，1961:91），更使同文馆由此“颇受士大夫们的重视，就连一些贵胄子弟都急切地想入馆学习”（丁韪良，2004:211）。到1885年，当初无人问津的同文馆终于可以有底气面向“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正途士子，推出门槛颇高的招生新制度，规定满汉士子“文理业已通顺者”才可报考（中国史学会，1961:65）。
正是在1885年，总理衙门觉得同文馆开始进入收获时节，“实属卓有成效”，证据是“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去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中国史学会，1961：64）。同文馆确实培养了不少内政外交急需的外语及各方面人才，然而科举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同文馆也很难取得更高发展，丁韪良“曾再三向内阁大臣建议，力陈科举采用科学的必要”（丁韪良，1983:183），但他的科举增设“科学”科建议终未能变成皇帝上谕，同文馆也因科举不提供激励，无法再进一步，成为真正水平一流的洋务新课程教育机构。1896年，御史陈其璋就曾上奏批评“讲求西学”的同文馆“有名无实”，“所学者只算术、天文及各国语言文字。在外只称小学堂，不得称为大学堂”，所以必须按照西方大学堂，“另立章程，于天文、算学、语言文字之外，择西学中之最要者，添设门类”（陈其璋，1983:590）。然而陈其璋没有注意到科举不向西学敞开，无论同文馆怎样增设西学课程，恐怕都无法升格为“大学堂”。同时，他指责同文馆“所学者只算术、天文及各国语言文字”，也未看到自丁韪良主持以来，同文馆一直在努力增设国际法、自然科学及政治经济学等国家富强急需的新学课程。
科举不接纳的情况下，同文馆所能做的或许也就是依据国家急需努力增设新课程，为清廷改善外交、增强军事科技及政治实力，提供国际法、基础科学、国富策、矿产乃至医学等众多新知识，培养内政外交新人才。同文馆能从几近夭折，变成为国家富强提供知识与人才支持的一大新课程机制，显然离不开总教习丁韪良25年的课程扩展努力。丁韪良甚至觉得，只有京师一所同文馆远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的庞大需要，所以曾建议推广同文馆模式，在中国“各省设立教授科学的学校”（丁韪良，1983:183）。同文馆创立者奕亦有相似意思，当初筹办同文馆时，奕便希望沿海各口岸皆能创建外语学校，而各口岸响应最积极的正是上海的李鸿章一系。1861年，冯桂芬向李鸿章提议在上海、广州“推广同文馆之法”，“募近郡十五岁以下之聪颖诚实文童，聘西人如法教习”（冯桂芬等，1994:111）。此议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李氏遂于1863年3月奏请设外语馆。三个月后，广东巡抚晏瑞书亦上奏，就设立同文馆表示“上海援案办理，洵属及时要务，粤东自应仿照一律举行”（晏瑞书，1983:219）。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早期阶段因急需引入外语新课程而引发的另一路重要进展，即同文馆的地方化，随之得以拉开序幕。
地方将如何推广同文馆呢，复制同文馆的课程便可吗？在这个问题上，奕的期望是尽力根据各地的紧急需要开设课程。他看过晏瑞书的办学计划后，发现其中仅开设英语课，立即回函提醒晏氏，就全国范围来说，“以英、法、俄交涉事务为多，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亦以英、法、俄为要”，故此京师同文馆分英法俄三馆，而“广东省与外国交涉事件，英、法多而俄较少，是学习英、法文字，实为粤省急务”。奕还细心考虑晏瑞书仅聘请一位英文教习，是否因为该教习“兼精法、俄两国文字，可期一手教导”，但“此层折内未据声明，应令该将军等查明声复”（奕等，1983:224）。可见，奕很希望晏瑞书能认真依据地方现实急需，办好广州同文馆。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奏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也未提及开设法语课（李鸿章，1992）。法国1848年进入上海攫取领地，虽比英国晚5年，但到1861年上海法租界面积便扩张至1124亩（杨元华，2006:15）。难道李鸿章及奕均不了解法国在沪扩张情形，只知道法国在广东动作频繁？不过，到1869年上海同文馆改名为广方言馆，法文课便已增设（魏允恭，1969:173）。也许只能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一开始都无法弄清日益复杂的外交情形，而只能随各自职责所在，逐渐丰富外交认识及课程计划。
事实上，就依据地方急务开设新课程而言，晏、李二人当初的表现均算得上用心，有时行动比奕还快。奕登台时负责与四国谈判，只想尽快发展三门外语，到1867年才引入天文算学等国家富强急需的新课程。而晏、李二人筹办同文馆时便开设了算学课程，比奕更早意识到算学是国家富强必需的新课程。晏、李二人中，李鸿章又高于前者，晏氏或许只是参考李氏的课程方案。后续的发展更可证明李鸿章远比晏氏重要，所以这里还是以李鸿章为中心对地方洋务新课程展开考察。李鸿章之所以比奕更早认为必须开设算学课程，缘于他1862年登台前后的职责及需求和奕不一样。1861年，李秀成率太平军由浙江北上直逼上海。上海士绅代表钱鼎铭曾前往安庆向曾国藩求援，“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且言上海中外互市要地，百货骈集，榷税所入足餫数万人，若弃之资贼，则东南无转机矣”。心思都在攻打南京上的曾国藩一开始并不打算派兵，钱鼎铭“开阵形便，恳挚欷歔，继以痛哭”，曾国藩“亦为泣下，乃许济师”（王双庆，2017）。一直渴望成就大业的李鸿章随即自告奋勇，曾国藩于是派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以张树声、刘铭传等为骨干的淮军赶赴上海。
当时陆路均被太平军封锁，钱鼎铭又“筹银十八万两雇洋轮七艘”，帮助李鸿章将“淮军（约八千人）”由水陆运到上海。此次经历将李鸿章推向了地方军事外交前沿，不过，李鸿章登台后，因职责需求不同于奕，并没有像奕当初那样只从外语入手展开改革。李鸿章虽然也认为准确听懂外语，不被西方人或不可靠的“通事”翻译蒙骗，十分重要（李鸿章，1992:173），然而对初到上海肩负军事重任的李鸿章而言，还有比学习外语更重要的改革难题需要破解，即如何获取西方军事“利器”。由此李氏真正希望的乃是建成一座军工厂，在里面培养能够自主生产船炮枪支弹药的军工人才，而不是只能向西方购买枪炮。正是这点想法，使近代中国在有了同文馆之余，又得以形成另一大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新课程发展机制，它便是江南制造局，诸多旨在为国家富强提供知识及人才支持的新课程皆是在它的平台上得以问世。李鸿章之所以能开辟出与奕不同的改革进路，除军事重任在身，必须增强军事实力，还得益于业师曾国藩开拓在先。1852年曾国藩投身发展地方武装时，便“开始第一次订购外国军火”，“湘军使用这些武器常常取得胜利，曾国藩因此认识了西式武器的优越。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曾国藩在1856—1860年间开始摸索尝试军工生产”（T.L.康念德，1992:23）。
1861年，曾国藩聘请徐寿、华蘅方，在安庆创办“子弹局”“枪炮局”等军工厂，试图自主制造轮船、枪炮、火药、炸弹（郑国良，1994）。1863年，曾国藩又将中国首位留美博士容闳招入麾下。容闳建议另建“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虽然容闳说不清“母厂”究竟是什么，曾国藩听了也一头雾水，但后者仍“筹银共六万八千两”，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容闳，1981:75—77）。李鸿章这边，也在丁日昌协助下创办枪炮局，并向总理衙门建议选派宗室子弟前往西方学习枪炮制造，但在当时此类建议无法变成改革行动。1864年，李鸿章又奏请科举增设一科，藉此吸引正途士子学习西方军工技术。奏疏一出，也立即引来保守派“大加反对”，即使总理衙门出面支持，也无法从户部那里为李鸿章争取“数十万两”启动经费，只能让李鸿章“自行筹划核计”（赵春晨，2007:27）。当然，能得到奕及总理衙门口头支持，已属难得，藉此李鸿章总还可以继续实施旨在使中国“自强”的军工类新课程发展计划，而迫在眉睫的任务正是先把军工厂办起来，让官兵及士子不出国门也可学习制器，培养本土“制器之人”。
相比当初奕创办京师同文馆，几年下来几近夭折，李鸿章在上海试办炮局，效果则堪称立竿见影。两个月后，丁日昌便随淮军攻打无锡太平军，“亲手放炮轰城”（邓亦兵，1988:130）。第二年即1865年，容闳也带着“制器之器”回国了。抵沪时，容闳曾感叹“予离中国年余，大陆已一度沧桑。曾文正已与其弟国荃，克复南京，肃清太平天国之乱矣”（容闳，1981:84）。太平军平定后，曾国藩又被调往徐州镇压捻军。李鸿章则代替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淮军日渐壮大，调兵相对容易，难点在于筹款一事。除需供应曾国藩军饷，李鸿章还得自筹经费办厂。另外，同文馆运营费也要八千两，仅外教一项，就需支付年薪三千两（江海关道，1992:177—178）。李鸿章东拼西凑，军工类新课程发展因此未被经费紧张耽误。1865年，丁日昌买下位于上海虹口的美国一家军工厂，加上容闳带回的“制器之器”，李鸿章终于可以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其课程改革构想经过多年摸索也有了明显进步。具体来说，虽然李鸿章的课程改革重心仍是优化军事体制及增强军事实力，但他注意到江南制造局办成后，定会引发经济增长及经济体制变革，即所谓“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自利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所以必须考虑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增长，怎样规划官民经济界限。虽然对于这些问题，李鸿章的解答依然有限，只能想到“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李鸿章，2008b:202），未能涉及一般商业及民用机器制造如何向富农大贾开放，以及江南制造局可能带动多少新兴产业。
当时，中外民间均有许多人在开拓与军工相关的新兴产业。国外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后来成为世界钢铁大王的卡耐基，而且就在李鸿章创办军工厂的1865年，卡耐基开始转型创办钢铁厂，钢铁正是军工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铁路、桥梁建设必需的一大新兴基础产业（Wall，1989:227-265）。至于国内，上海、广东及天津等地均有商人创办“机器厂”（王承仁等，1990）。上海英美贸易洋行1860年起也纷纷利用在华特权及技术优势介入、垄断长江航运。李鸿章到1872年才开始正视“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进而提议鼓励“华商自立公司”，与官方携手发展国家军事及经济建设必需的轮船、铁、煤等产业，其课程改革亦随之拓宽至经济领域，发展“实业”类洋务新课程和创办实业学堂。不过1865年时，李鸿章的摸索尚未涉及经济领域，或从经济变革入手构思课程改革，其重心仍在增强军事实力上，他要做的是通过江南制造局培养能够制造轮船枪炮的本土军工人才。到1868年8月，第一艘兵舰便造成，曾国藩为之取名“恬吉”，“该轮长达60米，载重600吨，装有大炮8门，航速可达8节”。1869年4月，第二艘螺旋桨驱动的“操江”号也下水，是为“中国第一艘螺旋桨船，其航运性能又有了进一步提高”（辛元欧，2009:300）。
造船接连成功之际，上海同文馆也被迁入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两年前，上海同文馆曾为招不到满意学生的京师同文馆输送6位优秀毕业生，也算是履行了当初使命，迁入制造局之后，更有利于在接受一般西学训练之余，凸显江南制造局的军工人才培养特色。与此同时，将同文馆纳入，也可以弥补江南制造局的课程缺失：原来江南制造局主要靠机器样品研究及制造实践培养本土军工人才，并入同文馆，便可增加军事科技基础知识、一般西学知识以及本国传统经史课程。除广方言馆外，江南制造局还于1868年专门成立翻译馆，这不仅可以为获取军事科技基础知识及一般西学知识提供保障，还能使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选修课。1870年，广方言馆公布了“课程十条”，其中除传统经史及曾国藩情有独钟的“读书行事日记”外，更包括以下军事科技基础知识及一般西学知识（冯焌光等，1992:182）：
学生分为上下班。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天文、地理、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学外国语言文字等书。……至年底考试可取者，察其性情相近，并意气所向，再进上班，专习一艺。上班分七门：一、辩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或木或铁各种；四、拟定各器机图样或司机行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
课程设置显然既有京师同文馆的外语、算学、天文学、地理、物理等一般西学，又有江南制造局本身的军工特色，可见同文馆在上海的地方化确实是从曾国藩、李鸿章的实际需要出发。遗憾的是，因缺乏学生学习史料，这里无法弄清每门课程的具体实施情况及效果。如果从宏观层面来看则会发现，和京师同文馆一样，广方言馆、翻译馆乃至整个江南制造局的人才培养同样一直无法突破当时的体制瓶颈。以对口的体制出路为例，李鸿章、盛宣怀等要到1872年才开始试办能给驾驶人才提供用武之地的轮船招商局（胡滨等，1982）。至于更大发展平台即海军衙门与北洋舰队，更是迟至1885年才开始组建（姜鸣，2002）。对口体制出路不明，学生最终难逃转向科举寻求体制上升，系列西学课程随之难免形同虚设。1881年，江南制造局总办就曾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报告，光绪三年即1877年以来，虽有不少得力中外教习，“西学深甚，导引得法”，但“老班”在读学生因无出路，“敷衍岁月，多攻制艺，不复用心西学，故中学尚有可观，西学几同墙面，此何异内地书院，殊失设立方言馆之本意”，所以“老班”学生1879年毕业时，只好“择其安详者，改派翻译文案等事，其余一概撤退”（制造局总办，1989:142）。
总办不忍看到广方言馆沦为八股、科举为主的一般“书院”。但毕业没有对口出路，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挑选坐得住的毕业生，分配到翻译馆做翻译，不然无法给新生腾出学位。刘坤一收到汇报，当即责令主办方“勿任散去”，必须将学生扭到国家富强急需的西学上来，“或习外国语言文字，或习算学，或习武学及铁船，择其出众得力者，遵照前札据报本部堂存记查考”，否则“不惟虚糜可惜，且恐为洋人所用”（刘坤一，1989:142）。然而一介总办何以能扭转学风，刘坤一亲自出马，亦只能将西学毕业生选送给京师同文馆、总理衙门。后者又无法一直全部吸纳，如1889年，总理衙门便不需“习算学者”，只要一两位“翻译俄文、德文熟精者”（总理衙门，1989:149）。如此，要进入国家体制，还是只能走科举。当然，刘坤一及制造局总办均立足办学本意，期望毕业生不仅个个学好西学课程，而且能立即借助体制渠道成为支撑国家军事外交的栋梁之材，所以容易觉得失望。如果将眼界从国家体制移向地方，同时长远一点看，则会发现江南制造局的西学课程实施及人才培养效果其实并非乏善可陈，相反许多毕业生都能在地方军事经济改革中找到位置，并依靠从地方开始向上努力，最终“克跻通显，膺受中外要职”，他们对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变革的影响甚至延伸到了民国时期（吴宗濂，1992:209）。
由此视角出发，还能看到更值得注意的办学效果，它便是翻译馆师生译介的诸多西学书籍。江南制造局1867年专设翻译馆，系徐寿、华蘅方二人所为（傅兰雅，1880）。同文馆“八年课程表”中，四年级起设有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翻译课程，旨在训练外交实务，学习西学知识，广方言馆并入后，同文馆便无需开设翻译课程，因为有专门的翻译馆为学生提供翻译训练。从后续发展来看，或许可以说，当时最好的翻译课程及训练就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直到1898年归入京师大学堂，不过出版20几种西书（毕乃德，1993:120）。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至1880年，便出版西书98种，“已译成未刊”者也有45种（傅兰雅，1880:11—12）。1896年，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352种西书中，江南制造局译刊的有152种，约占百分之三十四，广学会译刊的有24种，同文馆译刊的仅15种”（邹振环，1986）。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所以能在西学翻译方面拔得头筹，与徐寿、华蘅方用心主持，曾国藩、李鸿章给予优厚待遇有关，进而可以请到一批高水平的中外翻译教师。
中国教师除徐、华，还有后来调任支援京师同文馆的李善兰。徐、华分别译出化学、数学、船政类29种、13种（元青等，2016）。西方教师则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金楷理等，其中贡献最大的乃是傅兰雅。傅兰雅1861年来到中国，精通汉语，曾在京师同文馆、上海教会学校等处教书，还曾编辑教会报纸，处于漂泊状态。直到1868年徐寿递来一纸翻译聘书，已入而立之年的傅兰雅才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欢乐”，他“觉得自己安定了，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件事”，即“为中国政府翻译科学书籍”，这件事“很荣耀，也很有用”，而且“年薪800磅，足以过上优越生活”。傅兰雅“很清楚自己对于科学也缺乏了解，他决定自学”。“中国同事”如徐建寅，也“像兄弟一样对待他，经常一起吃晚饭”。傅兰雅甚至认为，“和他在华认识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更加善良正直，他们不会轻易交友或承诺什么，一旦承诺，便绝不会食言”（Wright，1996）。傅兰雅非常庆幸能有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力，工作异常投入。甚至妻子产后染病，孩子夭折，也不肯请假中断翻译。到1880年，他曾感叹：“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傅兰雅，1880:10）他将传播科学造福中国视为“上帝之意”，所以能“忍耐自甘”。中国同事栾学谦也说“傅君常以传授格致为己任，自信责由天委，苟不尊道而行，是违天也”（王扬宗，2000:50）。到1896年离开中国，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工作了28年，共译书125种，此外还有“已译未刊的38种”，及“续译的14种，毕生译了177种”（邹振环，1986），堪称“19世纪后半叶在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最有贡献的一位外国人”（王扬宗，1996）。且傅兰雅译书之余，还曾从1875年开始，和徐寿一起创办格致书院，主编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其编辑行状如王韬所言：“夜阑秉烛之余，不辞劳卒，汲汲以成此编，用心亦良苦矣。”（王韬，1890:2）一个苏格兰人如此勤奋刻苦，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为中国进步普及科学知识，的确只有将传播科学造福中国视为“天职”才可以做到。而其所译西书及科普杂志也确实曾对中国改革产生推动作用，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后辈均曾从傅氏译著与杂志，获得形成变革志向必不可少的新知（王扬宗，1996）。
徐寿也有和傅兰雅相似的天职观。创办格致书院时，就数“徐寿与英国的傅兰雅最为勤劳热心，贡献也最大”（王治浩等，1984）。其他中国翻译教习，则少有徐寿式的志业。尤其是正途士人更不大会以翻译为业，而是将科举荣身视为唯一正途。由此更可见，唯有将翻译传播科学视为天职，方能执着不辞辛劳从事之。正是此类具体个人的天职观，在广方言馆、翻译馆等各处支撑着江南制造局为寻求国家自强发展军工制造、科技类新课程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此刻已不必再围绕江南制造局展开考察，而大可以将视野转向福建沿海，在那将会看到近代中国早期阶段另一大为追求国家富强建构起来的新课程机制，其创始人同样具有非凡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便是另一位封疆大吏左宗棠。左宗棠生于1812年，仅比曾国藩小1岁，比李鸿章大11岁。曾国藩1853年开始组建湘军，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任首席幕僚。左氏渴望成就诸葛亮式的忠君报国军事政治伟业，曾与曾国藩因组建湘军发生矛盾。左氏看不上曾氏的军事才能，曾氏也不想让他成为湘军领袖。但二人冲突之余，均能搁置私人恩怨，从平乱大局出发，相互支持策应。
曾国藩1854年北上武昌攻打太平军时，左氏“在湘幕为之筹拨饷银，募练勇丁，竭尽全力”（王澧华，1996）。1860年，清廷命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同时破格授进士尚未及第的左宗棠“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左氏“乃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赵尔巽等，1976:12024）。当时，曾国藩打算将左氏调往四川督办军务，但左宗棠只想前往浙江攻打太平军。另一位湘系领袖胡林翼与左氏系世交，胡氏也劝曾氏，说左宗棠“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吴祸大于蜀，不难执理”（胡林翼，1936:69）。胡氏到底是知己，了解左宗棠的性情与大气。而曾国藩也很清楚浙江战事更为吃紧，只得听从胡氏意见。1861年，50岁的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罗正钧，1983:82）。太平军李秀成部早在1860年2月便已攻下广德，当年底又占领杭州城，“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城里积蓄的谷米都吃光了，……饥饿的人们吃尽了狗肉、马肉以及一切家畜之后，便吃草根树皮。……最后，街上甚至有卖人肉”（夏福礼，1954:6）。就曾国藩而言，幸亏其同意左宗棠巡抚浙江，不然其何以能安心攻打南京。但见左宗棠由江西挺入浙江，到1864年2月，便攻下杭州。7月，又“克湖州，尽定浙地”（赵尔巽等，1976:12026）。之后太平军几路残余由江西转入福建，左宗棠随之升任闽浙总督。
因涉局稍晚，左宗棠未曾参与也无须参与创立同文馆。不过，左宗棠并非没有时间改革思考。未登台前，左氏曾被林则徐寄予厚望。巡抚浙江以来，左氏亦曾发表改革意见。清廷责令其雇佣英法军队镇压太平军，左氏就曾上奏不赞成继开放五大通商口岸后，又启动“借师助剿”以及聘请洋人教中国官兵。他说：“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沿海士子百姓竞相逐利媚外，还只是社会风气问题，倘若再允许西方势力介入中国军事，投机分子、地痞流氓难免就会混入其中，挟洋自重，破坏地方政治秩序，甚至壮大西方势力，导致局面更无法收拾。如其所谓“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左宗棠，1986a:844—845）。
然而当英法官军连连助其攻下城池，左宗棠的看法又有了改变。习惯将西人视为蛮夷的他发现原来西人也讲究信义。尤其是1863年初进攻绍兴，“法国官兵中枪阵亡”，更加深了他的新认识，以致当他得知，“粤勇与洋兵构隙颇深”，还专门奏请“著该省督抚密饬诸将与洋兵共事，总需守礼示信，勿许计较功攘利，致启竞争之端，且为外国人所窃笑也”（左宗棠，1986b:960—961）。从试图防止扩大与西人接触，到携手合作，以礼相待，左宗棠的态度转变可谓剧烈。对此，也许只能这样理解，和曾、李一样，左宗棠当初也因西方知识不足，无法提前拿出妥善的改革应对方案，只能在内政外交实践与人事交往中加深了解摸索进路。就是在内外了解日益增多的1863年，左宗棠开始和手下史致谔酝酿“自强之策”，以求可以改变“海上士大夫”的糟糕知识状况：“多不知兵，故宜妄自菲薄，所思议者，无非得过且过之计。”（史致谔，1983:236）其为寻求国家富强的新课程机制建构努力由此得以拉开序幕。
教育对象方面，左宗棠和曾、李并无区别，也是首选直接关系国运的“士大夫”。但不同于曾、李将重心放在“制器之器”上，却并不清楚“制器之器”究竟是什么，以致办了许多军工厂后，最终仍要耗资办江南制造局，左宗棠从一开始就相对清楚自己所要发展的军事新知识是什么，这一军事新知识即是“造船”，而非听起来抓到了根本、实际笼统不知所指的“制器之器”。1864年，左宗棠便仿造出一艘“小轮船”，“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他向曾协助其攻打太平军的法国参将德克碑、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请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左氏还请日意格“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左宗棠，1986c:2852—2853）。后左氏忙于镇压福建、广东太平军余部，造船之事未能及时跟进。1866年4月，左宗棠广东凯旋抵达福州，随即和日意格等商量造船。6月，左氏便向总理衙门上奏改革计划。对于这份著名奏折，有学者认为它表明“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诚为难得”（孙占元，2011:84）。此论可谓准确。不过左宗棠创办船政，除因觉察到英、法、美、俄等国正进行军备竞赛外，还缘于其他重要发现，从中可见左氏的时局认识又比前几年更为深入。
奏折开头说完“拟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即提请总理衙门注意（左宗棠，1986c：2843—2844）：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况我国家建都于燕京，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无疑，左宗棠设局造船绝非仅为重建海防及水师，他还看到了沿海航运这一由西方人在中国海域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之于改善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中国由南到北三面环海，发展航运有利于解决国家漕运腐败老难题，促进沿海各省贸易，众多贩卖鱼盐的“贫民”随之也有新生意可做，还可为“游众”提供舵手、水手等就业机会。何况西方人早已利用航运从北方贩货到南方销售，造成北方货物价格上涨，没有西方船舶的本国江浙商人生意成本飙升，无法与西方竞争，以致破产停业，地方厘税财政随之骤减，失业率亦跟着骤增。相比李鸿章先忙于制造枪炮，后来又转向造船，到6年后才正视航运业的战略意义，左宗棠改革之初虽只盯着造船，却能顺着造船深入看到，沿海几大口岸被迫向西方开放通商后所给中国带来的产业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危机。而且左宗棠不光只看到冲击与危机，也看到了新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机遇。
是否可以认为，在近代中国课程改革的启动阶段，对于中国口岸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局势变化，以及由此变化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新课程与新知识，左宗棠的认识在洋务派重臣中堪称最深刻。当然，再深刻的认识与改革构想都需清廷批准，而仅仅“募雇洋匠”这四个字就会被骂为“以夷变夏”。甚至李鸿章也“主张买船和租船”，“对造船不以为然”（沈传经，1983）。而且这一次左宗棠还遭到了新的干涉力量。奏折递上后，英国公使魏妥玛以及新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均出来反对，要清廷出资雇购西方船只即可。奕随之动摇，密折问左宗棠造船到底能不能办。左宗棠看到赫德、魏妥玛插足中国改革，十分愤怒，回复直言二者系因“发贼既平，彼无所挟，恐启中国轻视”，加上“结款已满，彼无所图，欲藉购雇轮船器械因缘为利”。左宗棠还指出，“西方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竟”，赫德等英人“知各国以新法售我，思先发以笼其利”（罗正钧，1983）。总之，不外乎想巩固在华龙头地位，捞取最多利益，所以不难驾驭。为让奕放心，左氏还强调英国不会再次挑起战争，大可以将赫德等顶回去。奕听后，批准了左宗棠的计划。
英国驻福州领事闻讯也来干涉，但未掀起风浪（沈传经，1987:48）。然而1866年9月，左宗棠突然接到清廷诏令，要其出任陕甘总督，因为西北爆发内乱。当时，左宗棠刚刚在福州马尾山下为开办船政局选好地，正与日意格、德克碑商量购器、经费、聘用合同等船厂开办事宜，现在却要立即办理各种交接。他只好奏请准他四十天后再赴西北平乱。之后四十天内，左氏“发折三十余件，片四十余件，心力为萃”（左宗棠，1987b:117）。如此卖力，却仍有一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即请谁接办福州船政局。左氏“再三思维”，认为唯有正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可托重任。商之于福建军政要人桂英等，“亦以为然”，于是左氏“三次造庐商请”。然而因觉得无法摆平上下内外复杂关系，“沈葆桢始终逊谢不遑”。左宗棠十分理解沈氏顾虑，所以又“仰恳皇上”，“伏乞皇太后”，“温谕沈葆桢免以大义”，特命其为“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准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左宗棠，1986d:2862—2863）。同时左氏还奏请令福建各级军政官员均要听从调遣，在经费、人事及各项事宜上给予支持。其为办成船政局可谓倾尽全力。
皇太后慈禧彼时尚可理喻，知道左宗棠负重太多，不好挫伤其一片忠心。在内外紧张关系中随时可能“胎死腹中”的福州船政局总算有惊无险地诞生于世了。近代中国课程改革启动阶段的第三大新课程机制亦随之从1866年秋开始得以日渐成型，它将为近代中国实现自主造船带来科举课程体制无法提供的诸多新知识与新人才。这种教育功能也正是左宗棠的本意，设计时，他就强调，造船还不是福州船政局的首要目的，首要目的乃是教育。甚至其人已到西北了，仍特地上奏总理衙门，提醒不要把船政局办成仅是造船：“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非徒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也。”无疑，左氏更看重的乃是通过船政局，使本国广大士子学到“制造”“驾驶”轮船必需的各类西学新课程，所以他提出船政局除设船厂，还“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行于中国”。左氏还预料到，“艺局初开，人之愿读者少”，因此“非优给月禀不能严课程”（左宗棠，1961a:28）。
接班者沈葆桢继承了左宗棠以教育为本的办局宗旨，也上奏清廷强调“船厂根本在于学堂”（沈葆桢，1961a:51）。因有上谕及关防，沈葆桢接手以来，地方官员不敢在船政上怠慢，其唯一吃不准的乃是左宗棠信任的两位法国人是否听其布置。李鸿章1862年初涉改革时，就曾感叹“最难者夷务”，为此还向曾国藩请教“事夷之术”（李鸿章，2008c:75）。沈葆桢接手船政时，同样觉得难以驾驭西人，认为“洋人性善疑，非其素所信服之人，动生猜忌”，其上奏办局有何困难时列了七点，第一点便是“日意格、德克碑久隶左宗棠麾下，……固宜为之尽力。臣与二将无一面之识，其难一也”（沈葆桢，1961a:49—50）。彼时，日意格等已签订聘任合同。但合同能否执行还是要看个人品性。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一直在仗势逾越合约界限。如《南京条约》规定，英法可在口岸租地建屋，但须征得中国地方同意，“不能强租”。事实呢？英法一直在强迫中国允许其扩租，建成不受中国行政及法律约束的“租界”（杨元华，2006:13）。故沈葆桢的担心并非多虑。事实进展却让沈氏颇感意外，也许因为高薪，抑或日意格确实想尽心效力中国，总之，沈氏发现日意格等“所派教员咸能认真讲授”，学生那边“英敏勤慎者亦多，其顽梗钝拙者去之”。船政局学堂因此能“有蒸蒸日上之势”（沈葆桢，1961a:51）。
船政局学堂以培养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为办学目标，课程除开设英语、法语、算学、天文等当时的一般西学课程外，自然以轮船制造及驾驶类课程为主，用左宗棠的话说，包括“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此外便是在船厂“习造轮机”，“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左宗棠，1992a:286）。各类课程要在五年之内学完。与之相对应，日意格、德克碑所签合同也以五年为期，二人分任正、副监督，负责买器建厂，聘请外籍教员及管理人员监控教学质量。五年合同到期时，除需造出16艘船，还得“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前堂法文班学生要“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后堂英文班学生“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轮船制造以及中国员匠、学生两路教学任务，可谓艰巨。但待遇也超高，左宗棠不惜重金，将日意格月薪定为“银一千两”，比江南制造局傅兰雅高出近10倍。而且五年内若完成制造与教学任务，还会另外奖励日意格、德克碑“各两万四千两，嘉奖外国员匠银共六万两”（左宗棠，1961b:37—39）。
学生待遇方面，也比广方言馆优厚，学业要求随之也更严格，除端午、中秋、春节等放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且每三个月考一次，“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左宗棠，1992b:288）。课程管理制度严格，加上学生常因家事缺席，导致淘汰率非常高。如法文造船班，开始时学生总数为109人，“到1873年学习完毕时只有三十九人”（毕乃德，1993:166—167）。几年下来，船厂中国员匠、学堂前后两堂学生能通过考验的学生加在一起究竟有多少？1872年的统计是“一百四十余名”，其中“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左宗棠，1961c:111）。这些员匠、学生最终有何学习结果，有没有实现日意格聘用合同中规定的教学目标？五年合同系从1869年2月日意格等法国购材归来、船厂建成算起，到1874年2月，船厂须造出16艘轮船，船厂学堂学生也要培养成本土轮船制造及驾驶人才。而进展看起来也颇为顺利，1873年初，沈葆桢奏报清廷，去年11月以来，“第十号之振威”及“第十一号济安”皆顺利“下水”，第十二号也在两月前“安上龙骨”（沈葆桢，1961b:134）。进展颇为顺利背后，其实是过程相当艰难。正式开办没多久，德克碑就因不甘心地位原本比其低的日意格取代他担任正监督，联合福州副领事、船厂监工等法国人暗中破坏。福州副领事甚至想把日意格及中国工匠提至领事馆审讯，被沈葆桢驳回。德克碑又于1870年对左宗棠说无法与日意格共事，申请调离。左宗棠调查后发现德克碑不像日意格那样用心于造船及教育，便将其留在身边协助镇压西北内乱，人事内斗方得以平息（陈松溪，2003:345—346）。但就在进入最关键的第三年时，又发生内阁学士宋晋突然奏请叫停福州、江南两处船政，理由是“糜费太重”，仅“闽省连年造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造出来了，也“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便利”，况且中西“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宋晋，1961:105）。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纷纷起身据理力争，奕及总理衙门也认为“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而止”（奕，1961a:126）。才使轮船制造及教育事业能按五年计划继续下去。1873年11月，离五年期限还剩三月之际，沈葆桢将最后的毕业大考情况上奏清廷，成绩如下（沈葆桢，1961c:141—142）：
本年六月起，该监督日意格逐厂考核，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头匠，次者为副头匠，洋师付与全图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皆能一一吻合，此教导制造之成效也。后学堂学生既学天文、地舆、算法，就船教练，俾试风涛，出洋两次而后，教习挑两名学生自行驾驶，当飓风猝起，巨浪如山之时，徐觇其胆识，现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此教导驾驶之成效也。
沈葆桢认为，五年未到，当初设定的两大目标便大致实现（仅造船数离最初定的16艘少1艘），继而他表扬起“监督日意格始终是事，经营调度，极费苦心，力任其难，厥功最伟”，故需按合同奖励日意格“银两万四千两百”。为避免激发矛盾，沈氏没有忘记1870年转赴西北投奔左宗棠的德克碑，称其“经使之时，度地计功，购料雇匠，驱驰襄事，亦未便没其微劳”，所以也应给予一定数额奖励。总之，沈葆桢认为五年下来交出了满意答卷。他尤其感谢日意格，奏折末尾，还另外奏请赐其“一等男爵加一等宝星”（沈葆桢，1961c:143）。奕也认可办学成绩。不仅如此，他还支持沈葆桢提议未来应从船政局中“选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底者，分赴法、英两国，深究其造船、驾驶之方”（奕，1961b:143）。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874年2月，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得知福州船政局五年计划到期，也在其刊物上表扬道：“建设不过五年，船已造有如许之多，而肄业之人，亦著有成效，可谓敏捷矣”（丁韪良，1957:404）。
夏东元更曾把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放在一起比较，认为“江南制造局的人才培养方面赶不上马尾船政局”（夏东元，1992:114）。此一判断能否成立，这里无法判断。但从课程变革及新课程发展角度看，二者成就可谓各有千秋：福州船政局重在贡献“轮船制造”及“驾驶”类新课程，翻译训练、科学知识传播则不如江南制造局。当然，孰优孰劣也无须计较，真正重要的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与京师同文馆一起组成了洋务派重臣最初建成的三大新课程机制，它们均为近代中国寻求富强提供了科举课程体系无法给予的新知识与新人才。只是为搭建这些机制，确实耗费太多。仅船政局五年计划结束时便支出530多万两，比300万预算多出230万。新课程质量同样有疑问，像船政局在日意格的教导下是让中国学生学会了造船，但日意格所知有限，造出来的不过是比旧帆船先进的木壳船，英国则从1860年起便在引领铁甲舰竞争。中国连配套的钢铁产业都没有。到西方采购，西方也不会把最先进的产品与技术让给中国（沈传经，1987:147—149）。然而左宗棠、沈葆桢何以能提前看到并解决这些问题。在轮船制造及教育方面，他们均是外行，呕心沥血，倾尽全力，仍没法弄清西方造船知识及技术前沿进展。他们只能继续摸索、优化改革进路，同时等待其他配套产业兴起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