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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看，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其实也开始出现了解西方的新兴社会变革力量，如汤廷枢、徐润、郑观应、冯桂芬等沿海“洋行”知识精英（后来均被李鸿章调去发展洋务）。但从魏源的视野来看，被寄予厚望的乃是封疆大吏。今人可据此批评中国传统社会轻视商人，近代中国早期地方经济精英自身在政治上也缺乏进取心，习惯依附上层政治精英及西方势力，但历史本身的演变不会因为后见之明重来一次：19世纪中叶以来，先后发起改革、寻求民族复兴的主力正是魏源寄予厚望的封疆大吏，他们便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封疆大吏要想启动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系列改革，还得获得清廷许可与支持，所以清廷作为最高决策层也得出现改革先锋，他们正是奕、文祥等。本章将这些中央及地方改革主力一并称为“洋务重臣”。正是他们自19世纪60年代起，为应对空前民族危机，寻求国家富强，在清廷体制内通过上下联动，曾掀起时间长达30余年的课程改革运动，系列国家富强急需的洋务新课程随之得以兴起，且有专门的洋务新课程发展机制，从而为近代中国在史无前例的“大变局”中寻求民族复兴，提供了传统科举课程体系无法给予的新型知识与人才支持。
考察洋务重臣登台前，须再提一下，论及洋务重臣及其改革努力，常见评论大都来源于梁启超。1922年，梁启超曾从“进化论”角度，梳理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变革，认为“近五十年来，中国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所谓渐渐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代表正是“曾国藩、李鸿章一般人”。要到“第二期”，即“康有为、梁启超一般人”登台，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即“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则是1917年以后才发生（梁启超，1985:7—8）。梁氏之论影响甚大，时至今日，依然容易以“器物、制度、文化”这一简单的线性进化框架，来分析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重臣的改革领域及重心。如说“洋务运动归根结底仅在军事和经济的某些方面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毫不触及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本身”（井上清等，1985），或说“从洋务运动一直到甲午战争，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整体性的变革。……中国在那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终于开始学习西方，但是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从骨子里并不认同中国文明整体性落后于西方。……在洋务新政这个时间段，中国人在很急切的心态下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马勇，2017）。
诸如此类的概论均认为洋务重臣只知道器物、船坚炮利，连军事经济体制都未涉及，更不知道改革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有的还由此逻辑出发，责怪洋务精英文化方面过于自信或保守。然而从历史本身来看，洋务重臣显然并非如类似见解所言，肤浅到只知在器物领域，围绕枪炮制造构思改革。以李鸿章为例，1862年升任江苏巡抚初登历史舞台，看起来是只知道从枪炮器物入手谋划改革。但随着李鸿章对西方了解日益深入，便不再局限于器物。职位上升卷入更多政治外交事务后，李鸿章更不会只在器物领域展开改革。1870年起，他便知道从世界历史进程及国际形势出发，探索“中兴”之路，曾明确提出总体“变法”战略。到1877年，李鸿章甚至还开始考虑政治法律变革，并叮嘱即将出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除“留心西方的军事、工商之外，亦需关注其政治法律”（王凡，1984）。
再看奕，器物理论同样不适合。其最初是从文化即“语言文字”入手展开改革，之后拓展至器物、制度、思想等领域，这也可以证明线性三段论无法切实揭示洋务重臣的多元变革努力及演变。奕及李鸿章均曾探讨如何改革诸多重要国计民生领域的传统体制，以调动更多政治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富强改革。只不过因清廷上下认识不统一，诸多制度、文化变革难以展开而已。当然，洋务派也有天真不切实际之处，像王韬竟认为“西方列强凌辱中国是为了促进世界大同”（朱维铮，2008:57），便过于美化了西方的扩张意图。李鸿章同样曾有误判，如“以为各国不可信，而俄人可信”，导致“受俄人愚，入其榖中”（孙宝瑄，2015:336—337）。但此类失误也能从另一侧面证明，洋务派的改革绝非止于打造器物，而是在调整国家的系列内政外交关系。总之，研究洋务派重臣及其改革努力，不能从梁启超以来流行的线性进化论出发，预先将其定性为围绕器物打转，而应从历史本身出发，先把一些基本问题弄清楚，包括洋务重臣如何登上改革舞台，登台前后怎样依据自身危机时局认识确立改革领域。
由此便需考察鸦片战争结束以来的局势演化及危机升级。《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并未获得期望的太平。相反，除需应对原有内政外交问题，清廷又突遭两大猛烈冲击。先是1850年末，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发动农民起义，一路势如破竹，没多久便北上夺取了武汉三镇；到1853年，又挥师东下占领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内部冲击尚不止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安徽近万名没有活路的农民也发动了捻军起义，之后迅速蔓延至河南、山东等地。至于外部冲击，又是首先来自英国。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权益，英国于1854年提出修约，被拒绝后于1856年再次动用武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随即加入进来，组成英法联军。俄国、美国虽未直接加入，但“采取与英、法友好合作的态度，使侵华联合阵线由两国增为四国”（夏笠，2007:264）。面对内部冲击，初掌政权的咸丰帝尚能想出有效镇压办法，包括改革腐败军事体系，鼓励在京官员返家办理“团练”，发展地方新军，曾国藩、李鸿章等即由此脱颖而出。但对清廷而言，真正棘手的难题还不是内部平乱，而是如何应对英法等西方列强以军事入侵、贸易、寻求建立外交关系等方式，扩大在华市场与权益。
面对蔓延升级的西方列强入侵，清廷常规应对手段只有“广州外贸体系”。该体系缘于道光帝起初主张力剿，后被英国船炮打怕，转向被动防御，企图“将西人外交推挡到京城之外进行，且距离愈远愈好”（郭卫东，2014），广州由此成为最佳选择。《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将负责签约的耆英派往广州就任两广总督，处理条约规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大口岸通商事宜。两广总督府随之等于清廷外交部长，外交仅是地方事务。清廷则继续沉浸在“天朝上国”、“华夷”两分的“朝贡世界”中，连与西人见面都觉得有损尊严。1851年继位的咸丰帝便拒与英国来往，“英吉利船至江苏海口递公文，却之”（赵尔巽等，1976:712）。到1856年，两广总督叶名琛上奏“英、美、法各国公使以定约十二年，请赴京重修条约”，咸丰亦仅授意叶氏“酌允变通，阻止来京”（赵尔巽等，1976:739）。叶名琛手下则投其所好提供假消息，使叶氏更觉得英法既无想法也无实力再度发起战争。到英法军舰侵入广州，叶名琛仍认为英法此举只是“故作恐吓之势以逼和”，乃至“各官请添兵勇，坚拒不许”。几天后英法占领广州，叶名琛也被“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咸丰得知消息，“斥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华廷杰，1978:179）。两广总督继任者系黄宗汉，乃一“承平文俗吏”，“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兵练，筹克会城，又不与英使会议立约退师之事”，导致“英使额尔金久不得我要领，乃纠法、美二国，驶兵船北上”（薛福成，1978:597）。
其间，外交奏折及上谕也被英人查获，各种“制夷”手法及文化傲慢悉数暴露于英人。英国为首的联军不愿再与地方“外交部”纠缠，其北上战略目标正是直接与清朝中央政府即清廷建立外交关系，以扩大在华权益，包括派使节常驻京城，增辟更多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入内地从事贸易，修订海关税则及制定内地税章，赔偿军费及民事损失。俄国还背着英法美，企图以划定东北、西北边界的名义，攫取中国大片领土，并诈说此事已得三国支持（R.K.I.奎斯特德，1979）。英法联军北上途经上海时，便将其侵略要求照会清廷。咸丰帝的判断和叶名琛差不多，也认为“四国来沪投递照会，显系虚声恫吓，欲以肆其无魇之求”（夏笠，2007:309），进而命人告知四国退回广州，找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但英使额尔金来上海前便已调好舰队，俄使菩提雅廷也不停怂恿北上，且抢在英法美之前，于1858年4月率先到达天津大沽。一周后，英法也抵达天津海口。大敌当前，咸丰仍坚信，诸国“志在获利，而所欲无魇”，“兵船停泊，无非虚声恫吓之意”（军机处，1978a:320）。
咸丰认为四国兴师动众不过为了获取更多利益，既是通商，回到广州找黄宗汉商议便是。四国则执意要与清廷建立外交关系。5月20日，英法联军开始炮轰大沽口，清军不得不还击。起初清军尚略占上风，击中数艘敌舰，但两个小时后，大沽口炮台便全部失守。直隶总督谭廷襄则临阵脱逃。咸丰见战不过，守不成，只好重新起用长期与英国谈判的耆英，陪大学士桂良、礼部尚书花沙纳前去求和。之后，英使额尔金不但不与耆英等见面，还动不动就以进军北京加以威胁，态度极为傲慢。额尔金只派助手李泰国、威妥玛与耆英等会谈。耆英仍想依靠讲感情、恭维退让等老办法来驾驭两位英国青年，大谈自己同李泰国父亲李太郭交谊甚厚。但当耆英说到声泪俱下时，李泰国突然从口袋中掏出一份公文。这份公文正是英军攻陷广州查获的耆英1844年上奏的“驭夷”秘折，其中“语多浅薄夷人”（桂良等，1978:403—404）。耆英之前的动情诉说瞬间化为乌有，只剩愕然与尴尬。
桂良只好奏请咸丰召回耆英，以免他在无法继续谈判。可怜耆英回京后即被咸丰赐“自尽”。额尔金仍不肯轻易放过，最终以“手枪正对准咽喉”的暴力方式，强迫桂良签订《天津条约》（俄理范，1978:172）。接下来是批准换约，咸丰无法忍受签约屈辱，更不能接受“夷人”公使进驻京城。试图扭转局势的咸丰竟想出免除一切关税这一匪夷所思的策略，天真以为此举可让各国“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然后回到“五口通商”的旧体系。但蛮横的额尔金只想以武力达成外交及侵略扩张目的，率领十余艘军舰再度北上，企图由大沽口驶入白河，逼迫清廷换约，由此引发第二次大沽口侵略战争。此事影响甚大，马克思也有注意与评论，认为“既然条约并没有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定要在规定的条约批准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马克思，1972:46）。额尔金及英法联军可谓野蛮无比，也低估了清军复仇与洗刷耻辱的决心，结果遭遇惨败。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清军首次取得大胜。
不甘心的额尔金决定组织更大规模的军队，英国首相、外交大臣也支持“增派海陆军攻打北京，赶走皇帝，将英国公使送进去”（Costin，1968:296）。1860年春，两万英法联军再度逼近中国，比上次多了十几倍。这一次，清军完全处于劣势。率队抗敌的亲王僧格林沁则被上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听郭嵩焘建议，唐儿沽一战，便失去了此前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自信，转而选择撤兵。无人可用的咸丰也荒唐到下诏，令僧格林沁“不必亲自死守（大沽）炮台”，说什么“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依赖之身，与夷丑拼命，太不值矣”（军机处，1978b:469）。僧格林沁此后的确不再拼命，放弃大沽口后，又将天津拱手让出。时为8月24日，英法联军继续由通州向北京发起进攻。到9月21日八里桥一战，清军再无抵抗之力。最终清廷不仅批准《天津条约》，还被迫接受增加条款，签订了《北京条约》，从此，英法等国当初只在沿海活动的政治经济及宗教势力得以自由渗入中国内地。
而咸丰则在八里桥战败后，便带领肃顺、载垣等八位亲信仓皇逃往热河，将留京议和重任扔给其同父异母之弟恭亲王奕。曾被罢去军机大臣的奕由此取代耆英、僧格林沁，成为处理中外关系的第一负责人。奕也曾是主战派，受命之际，犹想利用巴夏礼等人质逼迫英法先撤军再谈判，以求体面议和。但他发现京城清军“一闻炮声，立即惊溃，战守两者皆不足恃”（齐思和等，1978:469），所以只好顺从英法先放人质，整个签约过程中也是“悉从英、法人所请”（赵尔巽等，1976:9105）。之后，奕又多次敦请咸丰回京，以证明自己并无篡位之心，同时让自己绕过肃顺等人，直接和咸丰沟通如何理顺外交。但咸丰害怕一回京便要屈尊接受西方公使亲递国书，与之同居京城，所以迟迟不愿回京。加上肃顺等为确保自己的体制受宠地位，独揽大权，也极力阻挠奕接近日益病重的咸丰，奕不得不独自代表清廷继续站在中外关系的最前沿。之后清廷内部发生的系列剧烈震荡，更使奕近乎成为近代中国内政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先是1861年7月，咸丰自觉大限将至，在驾崩前将5岁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同时命肃顺、载垣等“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史称“顾命八大臣”，其中并无在京城替咸丰收拾烂摊子的奕。如此肃顺、载垣等一旦回京，奕便可能失去权力。然而四个月后，载淳生母慈禧站了出来，联合太后慈安、奕等发动政变，将肃顺、载垣等革职查办，并任命奕为议政王，文祥、桂良等为军机大臣。其时，慈禧26岁，奕29岁，皆急需掌握大权以实现各自抱负。清廷上下改革派官员皆支持政变，铲除肃顺集团。曾国藩得知政变消息，便感叹“皇太后之英断，为古今帝王所仅见”（曾国藩，1994a:685）。英国那边也乐于见到愿意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奕、文祥等新人出场，取代肃顺、载垣等极端排外派。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就曾致函外交大臣罗素，告知此前中英冲突不断系因“肃顺及其奸党”从中作梗，但政变爆发后，“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权了”。卜鲁斯继而向罗素建议“坚持下列政策之正确，就是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严中平，1952）。早有准备的奕作为清廷改革派领袖，则在天津议和时便奏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3月，不愿正视“夷人”外交的清廷最高决策者终于批准设立总理衙门，虽是被迫无奈，但总算让清廷从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发起改革，包括近代中国课程改革亦因此能真正得以兴起，不再仅是少数有识之士的个人行动。
奕登台的同时，便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改革派崛起成为封疆大吏，从而与奕上下联手发起改革。这一路人马之所以能登上改革舞台，缘于1853年曾国藩决定回到老家，协助湖南巡抚办理地方团练，镇压日益蔓延的太平军起义。曾国藩招募儒生及朴实农民充作官兵，并采取征收厘金筹集经费，使官兵军饷远高于早已腐败的清朝绿营，以及严明军纪等措施，迅速组建起湘军。到1854年10月，湘军便收复武昌。咸丰得知消息，立赏曾国藩二品顶戴，兼湖北巡抚。但一贯犹豫不决的他担心湘军会迅速壮大，又将成命收回。清廷最高统治集团不信任汉族官员由此可见一斑。反倒是曾国藩只想替清廷效力。两个月后湘军兵围九江，咸丰催促曾国藩尽快拿下九江。结果，急于冒进的湘军在鄱阳湖大败于石达开，曾国荃、胡林翼率军赶来支援，湘军才绝处逢生。不久，太平军内部爆发激烈权力斗争，更让曾国藩获得喘息机会。1860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第二年，慈禧、奕更令曾国藩总管苏、赣、皖、浙四省军务。左宗棠及李鸿章皆在曾国藩举荐下，先后升任浙江巡抚、江苏巡抚。到1863年，左宗棠又升任闽浙总督。李鸿章也在1865年升任两江总督。至此，除后辈张之洞尚在翰林院等待机遇外，地方四大洋务重臣中的前三位皆已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悉数登场。
几位洋务重臣中，改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乃是李鸿章。李鸿章1859年赢得曾国藩赏识，成为曾府幕僚。1862年初，李鸿章依曾国藩所托，开始独立组建淮军。几个月后，李鸿章率军开赴上海，镇压太平军李秀成部。正是在上海，李鸿章不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而且升为江苏巡抚、五口通商大臣，因此可以在上海发起改革。同时，其网罗的幕僚丁日昌、冯桂芬等，也是当时一批最熟悉洋务的人才。待到1870年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便逐渐成为清廷外交及洋务改革领袖，甚至被西方誉为“帝国第一官员及政治家”（Foster，1913:xiv）。70岁以来至1901年去世，因体制不顺及自身年老体衰，心有余力不足的李鸿章其实已无法承担众多改革重任，但只要一爆发重大军事外交危机，清廷还是要靠他来收拾残局。赵尔巽就曾说李鸿章“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赵尔巽等，1976:12022）。梁启超1901年为李鸿章写传时，也曾强调李氏“确是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连“外国评论者都说李鸿章是中国第一人”（梁启超，2015:7—8）。
赵尔巽、梁启超等皆是宏观评估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变革史上的突出地位及作用。就课程改革这一微观领域而言，李鸿章同样是诸多机制创新的先锋及核心领袖，乃至堪称近代中国课程改革早期阶段（1861—1895年）的第一人。当然，李鸿章之所以能扩大其所发起的课程改革等系列改革事业，仍离不开清廷的认可与支持。清廷之所以会支持地方改革，又得益于北京政变和奕登台掌权，所以要想分析清廷及地方洋务重臣具体有何改革诉求，还是得从清廷面临的危机局势及奕的改革努力入手展开考察。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逃往热河时，英国公使卜鲁斯都注意到，仅仅太平军及捻军起义等内变，就已让清廷成为“山穷水尽的王朝”，“接上就是大混乱”（严中平，1952）。但奕、文祥等人登场，又让清廷获得一线生机。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时，奕便提出分设南北口岸大臣、增设海关制定税则、翻译外国报纸等六大“通筹夷务”措施。此为奕最初的改革努力，此后清廷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系列洋务改革，亦都源自奕在外交领域发起的重建努力。
奕的意思是与西方修好，从而与西方联手对付南方太平军起义及北方捻军起义。在地方层面，尤其是太平军起义最为集中活跃的江浙地区，“官绅商民均以抚夷剿贼为当务之急”（何桂清，1983:14）。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同样支持先争取与西方列强定好和约，然后“借俄兵助剿发逆”（曾国藩，1987:1271）。所以清廷上下随之可以形成一股改革合力，且改革视野绝非仅是器物更新，而是能依据自己的时局认识，尝试改革道光以来无以应对国家内外危机的诸多旧体制：除奕重建外交、海关财政税收体制外，曾国藩、李鸿章等也在地方通过办理团练，改革国家腐败军事体制。地方改革派还曾重构海上漕运之类关乎国家政治军事命脉的经济体制。如1861年曾国藩改革“南漕”，令江苏巡抚薛焕引入“招商”机制，“无论华商、夷商，一体贩运，按照税则完纳税饷”（曾国藩，1987:1271）。诸如此类的体制改革必然还涉及思想、观念等文化层面。对比1860年前后的重要文献，也能发现“历史上公认的、颇富轻贬色彩的‘夷’字逐渐受到排挤，并被‘洋’、‘西’、‘外’所取代”（方维规，2013），这也能证明洋务改革其实还涉及思想文化革新。
现在需要分析的是，洋务重臣所涉领域众多的系列改革计划与民族复兴有何关联？对此问题，蒋廷黻以来的近代史学者常依据洋务重臣自身的话语，强调他们是在为国家“谋求自强”（蒋廷黻，2016:55）。另一种代表观点则认为，洋务重臣的改革主题可概括为“重建中国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基础”，且洋务重臣的改革努力曾取得成功，实现了预期的“中兴”目标：“一个似乎已崩溃了的王朝和文明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非凡人物的不寻常努力而得以复兴，以至于又延续了60年”（芮玛丽，2002:2—3）。此外还有观点，强调“从1850年开始，追寻富强以捍卫主权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重要目标之一。政权一直在为实现这一远大政治目标思索具体方法。在此期间，中国面对不怀好意的对手，努力追求财富、官僚体制的完善和枪炮的力量”，传统中国即因此得以发展成西方列强无法征服的现代“军事—财政国家”，没有像其他许多国家那样处在“欧洲人统治之下”（斯蒂芬·哈尔西，2018:25，5）。“军事—财政国家”分析框架显然比“自强”“中兴”等之前的那些看法更为具体。不过，以“军事—财政国家”界定整个“现代中国”的国家重建成就，也会遮蔽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政党革命主导的其他现代国体变革实践。
毋宁说“军事—财政国家”只适合概括近代中国早期阶段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国家重建目标，因为洋务重臣在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发起系列体制改革，确实是为了挽救几近灭亡的大清王朝，使之转型成为有实力消除内政外交危机的富强国家。当然，“军事—财政国家”也会让人觉得在国家重建这一点上，洋务重臣预先就有一套从头到尾固定不变的顶层理论设计，从而很容易忽视洋务派重臣的国家富强诉求在具体内涵上曾随时间及时局认识发生变化，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后文的洋务课程改革运动史考察及叙事将弥补这一点忽视与不足，此刻需强调的是，洋务重臣的国家富强诉求及其外交、军事与经济等改革行动，在民族复兴方面虽未形成自觉认识，但其国家富强努力客观上也是在设法为民族复兴寻求必需的外交关系及军事经济实力。此外需厘清的是，国家富强需要大量新知识与新人才作为支撑，当时中国所缺乏的正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新知识与新人才，所以洋务重臣必然会发起课程改革，尽管他们没有专门提出课程改革计划，而是将其涵盖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国家富强改革之内。
林则徐就曾为缺乏“制夷”新知识与新人才感到痛苦。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各级官吏依旧“昧于外情”（赵尔巽等，1976:11769），“或专为身谋，玩视大局，懵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变，纷纭者数年，局势乃弥棘矣”（薛福成，1978:601）。还有的便因无知且自大，导致添乱误国，僧格林沁作为统帅便认为“洋军不利陆战”，不了解“英军携带了当时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国亦带了新式的拿破仑炮”，“这些火炮易于行进，便于野战”（茅海健，1986）。可以说，到1860年，知识及人才匮乏状况也未发生改变。为此，地方有识之士曾提议“开设特科”。如时任湖广总督官文所见：“军兴以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变通之法，于是有开特科、举人才诸议。”此议如能被清廷采纳，便可以启动科举课程改革，并以“特科”名义发展洋务新课程。可惜所有奏折均被礼部否定，“开特科、举人才”随之搁浅（关晓红，2007）。但此类提议本身却表明，富强运动必然涉及课程改革，且课程内容同样不限于器物知识。
受冯桂芬、丁日昌等影响，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以来也十分重视改革科举课程体系，曾于1864年提请总理衙门注意（李鸿章，1966:2491）：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以“身心性命之学”指称“洋人火器”，且认为“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表明改革之初的李鸿章尚不了解近代西方的学术文化。不过其意思是为了借此说服只知“身心性命之学”的朝廷士大夫与武夫应投身钻研“火器”制造，办法之一便是在科举体系中“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李鸿章，1966:2494）。1874年，李鸿章再度上奏改革以八股文为主的科举课程体系，提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李鸿章，2008a:166）。李鸿章显然已突破十年前的“火器”关切，取而代之的是“洋务”视野，试图将他看重的系列“洋务”新课程全部嵌入科举体制。第二年，李鸿章、沈葆桢等又进一步“请开洋学及请设特科”（朱寿朋，1958:57），以便让“洋学”成为科举必考的新课程，从而为国家富强提供必不可少的洋务知识与人才。
开洋学、设特科的奏议提出后即招来反对。大理寺少卿王家壁上奏说“李鸿章以我朝取士，惟以章句弓马所学非所用，无以御敌，遂议变科目以洋学”，李氏这样做，是在曲解科举科目及传统经史教育的本意乃是为“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由此，王家壁又进一步质问李鸿章：“苟舍德而尚专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王家壁，2000:129）其实，李鸿章无意用洋学取代传统经史之学，但王家壁却以为李鸿章要破旧立新。不仅如此，王家壁还把问题上升到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更没有讨论空间。即使有总理衙门出来为李鸿章说情，“原与科目并行不悖，并非以洋学变科目”（朱寿朋，1958:57），也无法平息保守反对派攻击。李鸿章无法改变科举课程体制，但他和奕可以在科举体制之外，在自己能够做主的体制空间里发展洋务或洋学新课程，从而建成诸多旨在为他们的国家富强诉求提供知识与人才支持的新课程机制。当然，即使不去动科举课程体制，反对派也不会轻易放过李鸿章等人，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系列改革随之仍难免遭遇诸多撕扯，乃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