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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论述已表明，剧烈历史演变本身早已提出了急迫的课程改革要求。然而清廷作为国家命运主导者却没有依据时势改革科举课程体制，只看到陶澍、林则徐、魏源等曾在科举课程体制中努力发展经世实学、世界地理学等有利于国家摆脱危机的新课程。然而一切革新努力终究没有赢得道光帝认可。1875年，左宗棠为《海国图志》作序时，曾将魏源改革设想落空的原因归结为人心蒙昧，徒好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以致二十多年下来，内忧外患的国家危机局势始终没有实质改观（左宗棠，1987a）。由此又会想起，19世纪中期以来，坂本龙马、福泽谕吉等下级武士正在日本奋力发起政治、经济及课程改革：如传播“开国”“强国”等现代民族国家新思想，发展“海上贸易和运输”，借助贸易将长洲、萨摩两大番合成“对抗幕府统治的主阵营与核心力量”（张体勇，2012:83）；福泽谕吉“把一群少年招到学塾里来”，“叫他们读外文书”，“希望不管怎样也要把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打开”，“使日本能富国强兵”（福泽谕吉，1980:204）；吉田松阴也在“吸收被排斥于藩学校‘明伦馆’之外的‘下士’、‘足轻’等下级武士及农民、商人入学”，培养出“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严鋕钰，1987）。
正是诸如此类由下级武士发起的政治、经济及课程革新努力，使被腐败幕府统治三百多年的日本于1868年建成既能激发全国活力、又能统一全国意志的“天皇”政治新体制，之后的持续改革不仅使日本得以摆脱受西方列强支配的危机局势，而且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在东亚乃至世界扩张其经济军事势力。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23岁的高杉晋作曾到过上海，“考察中国的情形，探讨其衰弱的原因”，其结论是中国“如此衰弱之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外夷于海外之道。证据为，彼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造能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固陋之说），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信夫清三郎，1982:312）。高杉晋作所论未免太过自负，只在上海考察两个月，便认为当时中国上下都在幻想太平，虚度光阴，无人知道应努力发展海军。同时，年轻气盛的他也看不到像他那样的斗志及想法最终会将日本引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毁灭之路，但他及其老师吉田松阴推崇《海国图志》，却让人替魏源与清廷再次感到惋惜。不过中国终究有人会继续魏源未竟的改革努力，且领衔者正是洋务重臣，近代中国为寻求民族复兴的课程改革即因这些人的努力得以正式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