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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语
我国家庭教育历史悠久。从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开始，我国的家庭教育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漫长的古代，历经诸朝，我国家庭教育从产生到发展，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自身特色。而如何从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历史中汲取优秀传统，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则是我国家庭教育学当代发展的重要议题。从1840年开始，我国家庭教育开始进入近代，虽然时间跨度较短，但近代家庭教育在对古代家庭教育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变革，为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标明了方向。
本章的任务是对我国古代、近代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概况和发展进行梳理与归纳。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脉络。
2.客观认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秀传统与消极因素，并积极发扬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
3.掌握我国近代家庭教育变革的特点。
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家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并发展，与此同时，家庭教育也随之产生和发展。
家庭教育的产生以家庭的产生为基础，而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
因而我们在考察家庭教育产生的过程时，必须从研究婚姻家庭形态的发展变化入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类的婚姻家庭发展经历了乱婚、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式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等五个阶段。中国古代家庭的发展史，从总体上说，与人类婚姻家庭的发展脉络大体是一致的。
在原始社会初期，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处于完全没有限制的杂乱状态，即“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未形成一定的婚姻关系，因而不可能形成家庭，家庭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婚姻的萌芽，也形成了人类早期的家庭。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地意识到无限制的杂乱的性行为会影响后代的身体素质。大约在170万年前，人类处于蒙昧时代的中期，就出现了以通婚限制为主要标志的家庭形式。
人们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主张同一辈分的男女互称兄弟姐妹，互为夫妻，在这种“同辈而婚”的婚姻基础上形成了“血缘家庭”，其是群婚制家庭的初级形式。后来，人们又排除了同一氏族内兄弟和姐妹的性关系，开始由内婚制变为外婚制，由此形成的家庭称为“普那路亚式”家庭，其是群婚制家庭的高级形式。在群婚制后期，一对男女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过着偶居的生活，在其一生众多的配偶中，最终选择和一个被认为是最主要的丈夫或妻子长期同居，这就是所谓的“对偶家庭”。不论是群婚制家庭抑或是对偶家庭，其家庭都是一种公共家庭，而且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也不可能单独抚养自己的子女，新生一代属于公共所有，家庭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教育。
生产的发展，尤其是人类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男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私有观念的产生使得男子产生了独占妻子以及确认其孩子身份以继承其财产的要求，这样，人类社会开始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一夫一妻制开始取代对偶婚制，个体家庭由此产生。一夫一妻制产生后，对新生一代的教育开始由大家庭成员集体承担转变为个体家庭单独进行，家庭教育由公共教育变成了一种私人教育。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正是这种私人教育，即由一夫一妻制婚姻所产生的狭义的家庭——个体家庭的教育。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的产生是以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诞生为标志的，家庭教育并不是最原始的教育形式。
从距今约5000年时家庭教育的诞生至1840年是我国家庭教育的古代时期，其间历经诸朝，我国家庭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先秦时期是我国家庭教育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家庭教育框架定型时期。魏晋南北朝则是我国家庭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中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家庭教育专著。唐宋时期我国家庭教育发展平稳。而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繁荣并趋向衰落的时期。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首先介绍各历史时期我国家庭教育发展的概况，进而根据各朝代的发展，选取该时期有代表性的家庭教育理论或实践进行阐述。
（1）概况。
先秦家庭教育是指从家庭教育的产生（距今约5000年的原始社会中后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的家庭教育。这是我国家庭教育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距今5000年左右一夫一妻个体婚姻家庭的产生至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二是夏、商、西周阶段，这是中国奴隶制由产生、发展到鼎盛的时期；三是春秋战国阶段，这是中国奴隶制走向衰落，封建制产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
我国有着悠久的家庭教育历史。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与一夫一妻制家庭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两者都产生于距今约5000年前的黄帝时期。例如《商君书·画策》中说，“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
也就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的道德规范，其中包含了家庭教育的内容。这些记载说明黄帝时期家庭教育的萌芽已经产生。作为家庭教育的萌芽状态，当时家庭教育主要传授生产劳动知识和原始科学技术，其典型形式是天文学、农学的家业世传。
《史记·历书·集解》：“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畴人之学”作为家业世传的代表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延续到西周。
自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后，我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与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不一样，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由于家庭隶属于不同的阶级，因而家庭教育也随之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奴隶社会除了有奴隶主和奴隶阶级，还有一个平民阶层。由于各阶级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其家庭教育的实施状况也各不相同。随着农业经济尤其是青铜文明的发展、典章制度的完备、礼乐文明的发展，奴隶社会的家庭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奴隶制达到鼎盛的西周，原始的家业世传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家庭教育：不仅形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各层次家庭教育，而且家庭教育内容涉及胎教、儿童教育、为政教育、德育、智育以及劳动教育等诸多方面，
奠定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经济上，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在奴隶制的母胎里逐渐成熟，铁器的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商品经济也日渐繁荣，奠定了思想、文化、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政治上，社会矛盾异常激烈，没落奴隶主贵族和新兴地主之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地主阶级不同阶层之间往往就某一问题展开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为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面对社会变革，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纷纷著书立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学派，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特殊时期，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思想和文化。在家庭教育上，由于礼崩乐坏，官学废弛，私学兴起，文化知识开始进入平民家庭，许多家庭开始注重家庭教育。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教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教育逐渐从以王室、贵族为主，转向以士阶层为主，而士阶层的杰出代表——诸子的家庭教育思想勃兴，形成“百家争鸣”的格局。
各派对家庭教育的观点虽然各异，但大多重视环境影响、重视家长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育，并由此形成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为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儒家与法家的家庭教育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繁荣时期，限于篇幅，这里仅对儒家与法家的家庭教育思想作阐述。
第一，儒家家庭教育思想。
儒家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学派之一，其始于孔子，后经孟子、荀子等人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他们三人的思想中，包含了家庭教育的内容。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家庭教育上，孔子重视早期教育，提出了“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
的著名观点。他认为小时候形成的习性根深蒂固，对人的一生影响深远。孔子还提出了择友的标准，“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强调要纯化个人的朋友圈子，选择正直、诚信和见多识广的人为友。最后，在父子关系上，针对当时父子相残的现象，孔子主张“父父，子子”，
要求做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父慈子孝的观点成为孔子处理父子关系和进行家庭教育的基本观点。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城）人，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者，有“亚圣”之称。与孔子一样，孟子也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并将其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形成了他的“家国同构”的思想。“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孟子这一思想是此后《大学》著名的“修、齐、治、平”
理论的雏形，
也为我国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重视家庭教育和修身教育奠定了基础。在家庭教育的内容上，与其“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相一致，孟子强调“五伦”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五伦”中，其尤重父子——“孝”和兄弟——“悌”这两种关系，因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
这种“明人伦”即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容与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在家庭教育的方法上，孟子强调家长必须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教育子女的威信。
荀子（约前313—约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子所处的时代，社会正大踏步地向统一迈进，诸侯长期割据称雄的局面行将结束，已基本上形成秦、齐、楚三国对峙的局面。
荀子吸收儒家王道、礼制思想和管子法制思想，试图以此为建立大一统国家服务。
10在人性论上，荀子主张“性恶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11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化性起伪”，因而在教育中，他非常强调“隆礼”，在家庭中则强调家长的地位，“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
第二，法家家庭教育思想。
法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其渊源可上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后经管仲、李俚、商鞅的发展，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与儒家相比，其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在政治上，完全否定“仁义”和先王之教，强调“以法为教”，实行严厉的法治；教育上，从其绝对的“性恶论”出发，禁止私学，强调“以吏为师”。与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相对应，韩非子的家庭教育思想片面强调一个“严”字。在家庭中，他强烈否定父母尤其是慈母溺爱子女的行为，主张“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超过）”，
认为“父薄爱”的结果优于“母厚爱”——“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不仅如此，面对“不才之子”，若“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同‘诮’，责备）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
韩非子则主张依靠国家机器——“州部之严刑”的力量来制服他。韩非子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反对父母溺爱子女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他混淆了正常的父母之爱和溺爱，片面地强调严厉，依靠惩罚甚至是法律来管制和恐吓孩子，完全无视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自主性，对后世家庭教育思想产生了不良影响。后世流传的“家庭之内肃如公堂”“棍棒底下出孝子”等“格言”与之不无关系。
（1）概况。
秦汉时期约440年，历经秦朝（前221—前207年）和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前206—公元220年）两个朝代，这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确立的时期，也是“我国封建家庭教育框架定型时期”。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秦朝崇尚法家，在教育上奉行严格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包括统一文字、严禁私学和吏师制度等。在家庭教育方面，秦朝开始以国家的身份介入其中，并用强制手段推行其主张和政策。例如秦朝颁布“行同伦”的法令，强制推行家庭伦理，实行父母送惩权制度（家长将不孝或不听从教育的子弟送官惩处），这些都对后世家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刘邦赢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汉朝。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崇尚“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在教育上，统治者放松了对其的钳制，允许开办私学，并废除了“挟书律”，
为教育和学术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进入全盛时期，不安现状的他立志要把汉初那种“无为”政治转变成一种具有进取精神的政治，
历来强调“文事武备”的儒家学说顺应时代需要登上了历史舞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的统治思想。从此，儒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也确立了其在教育中的独尊地位。在家庭教育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逐渐成为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教子读经热兴起。其中，在这个时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胎教理论和女子家庭教育理论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的内容。
（2）胎教理论和女子家庭教育理论。
第一，胎教理论。
我国的胎教始于西周，①至汉代，贾谊、刘向、王充等人总结前人的胎教经验，形成了丰富的胎教理论。
贾谊（前200—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曾任梁怀王和长沙王太傅。贾谊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人的教育应从胎教开始，并作了专门论述。他认为胎儿期是人生的初始时期，是生命的起点，胎儿发育是否良好，素质如何将决定他未来的发展前途，固应该“慎始”, ②否则“失之毫釐”
则“差以千里”。
他的胎教思想包含以下内容：①慎选婚配对象。贾谊认为，先辈尤其是母亲的遗传与品德会对子女产生直接影响。“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有其母。”
基于此，为了后代的素质着想，他认为子女的婚配对象应选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
②优化胎儿的发育环境。胎儿的发育环境，一方面指母体本身的环境，另一方面指母体周围的外界环境。对于前者，贾谊主张怀孕的妇女“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独处不倨，虽怒不骂”，
要求孕妇保持身体的自然姿势和情绪的稳定。由于母体的周围环境也会对胎儿产生间接的影响，贾谊以西周胎教为例，主张孕妇不应居住在嘈杂的居室环境中，不听怪诞的音乐，不吃过于刺激的食物。由上可知，贾谊的胎教思想已包含现代优生优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刘向、王充等人发展了贾谊的胎教理论，例如：刘向重视外部环境对胎儿的影响，“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
提出了“慎感”的思想，主张孕妇应有选择地感受外界事物，“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
王充则从母亲身体出发，意识到少生优育的重要性，“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子死。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
10认为妇女生孩子过多，孩子的体质则差，少生则体质好。
汉代胎教为我国古代胎教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蕴含的重视母亲素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主张少生优育等优生优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至今仍具有指导作用。
①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66.
②《新书·胎教》。
第二，女子家庭教育理论。
男女是自然界对人的最大分工，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由于身体条件的不同，男女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接受教育的内容也各异。早在西周，《礼记·内则》篇已表明家庭教育的内容男女有别。到汉代，随着“三纲五常”的确立，“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思想成为女子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在这种背景下，也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女子地位和行为规范的女子家庭教育理论，班昭的《女诫》是其中的代表作。
班昭（约49—约120年），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北）人，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博学多才，著有《女诫》，此书是我国封建女子教育的重要著作，后世的女教理论大都以此为蓝本。《女诫》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屈从和叔妹七篇，该书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集中论述了女子的地位及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在女子的地位上，班昭从阴阳两性出发，认为男为阳，女为阴，女子必须以卑弱为根本原则，“以夫为天”，这样女子就成为男子尤其是丈夫的附属品，处于从属地位。从以上原则出发，班昭提出了包括“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内的女子行为规范，形成了较系统的女子修身大纲。女子除了“以夫为天”、提升自我素质外，还应处理好和公婆以及叔妹的关系，屈从公婆，顺从叔妹。总之，班昭的《女诫》向女子描述了一幅完整的行为标准图，女子在其中地位低下，受到诸多束缚，是封建礼教对女子压迫的重要表现，对后世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1）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自司马氏篡魏建立西晋后经八王之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灭亡西晋，夺取政权，立国称帝。东晋建立后，北方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南方则在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后依次建立了宋、齐、梁、陈诸朝，直至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才统一全国结束了分裂动荡的局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经常动荡，官学时有兴废，家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政乱于上，而家治于下”，如何在乱世中建设家族文化，增强家族凝聚力就显得必要和迫切。人们在保全门户观念的影响下，自觉地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增强了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从而促使众多家训的问世，如曹操的《诸儿令》《戒子植》《遗令》，刘备的《遗诏敕后主》，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嵇康的《家诫》等，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在这时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促进了文化融合。在这一时期，既有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并立与交融，又有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汇合，也有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冲击。与汉代“独尊儒术”相比，这时在文化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儒、释、道三教的并立，反映在家庭教育中，阮籍、嵇康等人的家庭教育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玄学理念，而《颜氏家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以“孝悌”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但其中尤其是在卷五的《省事》《止足》《养生》和《归心》等篇中也深受佛教以及老庄学说的影响。
（2)《颜氏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约591年），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生于建业（又称江陵，今江苏南京）。他为学勤敏，博览群书，经历南北两朝（包括梁、西魏、北齐、北周和隋五个朝代）频繁的政权更替，史评其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音韵学家、教育思想家”。
颜之推最为后世所知的著作是《颜氏家训》。《颜氏家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家庭教育专著，书中第一次系统地对家庭教育理论作了论述。全书七卷共20篇，其内容丰富，在文字学、训诂学、声韵学、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等方面都具有较高成就，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史料，可以满足不同学科的研究需要。在《颜氏家训》中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主张主要集中于第一卷中的《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五篇以及卷三《勉学》篇和卷五中的《省事》《止足》《养生》等篇，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家庭教育思想至今仍被现代人奉为家庭教育的瑰宝，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颜氏家训》中包含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概述。
第一，提倡早期教育。
颜之推认为幼儿期是一个人发展的奠基时期，家长应抓紧时机及早对婴幼儿进行教育，并且越早越好，甚至要早到胎教。他对古代圣王实施的胎教大加赞同：“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
对于一般家庭没有实施胎教的条件，但也应该在“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
时开始教育。
在颜之推看来早期教育的效果最佳：其一，“人在年少，神情未定”。人在小的时候各种思想观念没有形成，可塑性大，易受到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其二，“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颜之推认为幼儿心理状态集中专一，认知能力敏锐，教育效果好；长大以后，则注意力分散，思想难集中。所以家庭教育必须不失时机地抓住幼儿期这个得天独厚的年龄段。
第二，重视道德教育。
重视德育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家训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继承了儒家以德为重的思想，主张从各个方面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引导其向善：
①以“孝悌”为中心的人伦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核心，由“家”而“家族”而“群体”而“社会”而“国家”。在家庭中，夫妇、父子和兄弟，尤其是父子和兄弟间的关系是家庭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其他的人伦关系都是由这几种关系派生出来的。《颜氏家训》主张对子女进行以“孝悌”为中心的人伦教育，包括“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及“兄友弟恭”的兄弟关系。在父子关系中，颜之推认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
子女应孝敬尊重父母，父母则应严慈相济对子女进行教育。在如何处理兄弟关系上，颜之推主张“兄友弟恭”，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只有处理好父子和兄弟间的关系，才能维护家族的团结和稳定，只有内部安定，才能外有成功。
②以“仁义”为中心的品德教育。颜之推认为，对子弟进行仁义教育是儒学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当仁义与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从儒家传统的价值取向出发，主张重义轻利。他反对置礼义廉耻和民族气节于不顾的媚世态度，主张为仁义而献身，是死得其所的君子行为，君子在此时应不吝惜生命。
颜之推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教育子弟，将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融入日常生活中，从家庭人伦出发培养子女的孝悌意识，然后由家庭而至社会，教育子女立志为国行仁义。这种家国一体的道德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很大意义。
第三，生存教育。
颜之推撰写家训的目的是让子孙后代能够立足于乱世并且光耀门楣。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如何为人处世，《颜氏家训》有大量篇幅阐述此问题：
①谨言慎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舌给人带来无数是非，颜之推深谙此理，专门写下《省事》一篇以警示后人。该文开篇就引用了刻在铜人上的一句铭言：“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在颜之推看来，少言少事是一种处世智慧，多言多事会给自身及家庭带来灾祸。这与他所生活的乱世环境息息相关，也是其经历了世事沧桑、宦海沉浮之后的经验之谈。
②少欲知足。满招损，谦受益，人生贵在知足。在封建时代尤其在乱世中，有无数人或因权势过大，或因财富过多，或因攀附权贵而身败家灭。颜之推吸取他们的教训，认为“《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止，为立涯限尔”。
颜之推之所以教育子孙后代要少欲知足是害怕“树大招风”，以求在乱世中明哲保身。正所谓“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
③全身保性。颜之推的养生观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无“身”则无以养“生”。指出“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
其认为养生之人首先要远祸避患，保住身家性命，然后才能对其进行保养，如果生命都不存在了，养生也毫无意义。在养身方法的选择上，他不主张子孙专心致力于神仙之事，但其中的调养身体之法可学，即养成良好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习惯，适当注意药物调护，反对骄奢淫逸，强调“抑情养性”。
以上几点，可以说是颜之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诀窍。但千万不要以此就认为颜之推是一个贪生怕死、毫无气节之人。颜之推认为为追求欲望满足、心存恶念而丧身是不值得的，但如果是因为“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
则是值得推崇的。君子则应以坚持自己的原则、道德标准为重，即使为此而丧身也不能苟且偷生。在此颜之推把对生命的态度上升到社会价值的高度，比单纯地谈养生更具有社会意义。虽然时代背景已大不相同，但对于如何养生，如何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颜氏家训》中的生存哲学仍能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第四，学习论。
在《勉学》篇中，颜之推系统地论述了其学习理论，包括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目的与方法。
①学习的重要性。颜之推历仕四朝，始终靠自己的才学立足于乱世，自己的生活经历再加之目睹当时士大夫子弟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学风，使他非常重视子弟的学习。“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
其主张不论尊卑、不论老幼都应好好学习，《颜氏家训》中的学习论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②学习的目的：修身利行。“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颜之推主张以读书来开启心智和眼界，丰富头脑，明白事理，以之作为为人处世的依据和根本。他非常重视对儿孙道德品质的培养，告诫子孙不可为做官而谄事富贵。
③学习的方法：勤学、博学、眼学、切磋、学以致用。在《勉学》一篇中，颜之推对如何读书为学论述得非常详细。关于学习的方法问题，其认为：“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
任何一个学习者，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才能学有所得。颜之推极力反对士大夫自以为是的学习风气，主张学习需要勤学不辍，以求上进。并且以“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
的例子来勉励子弟勤奋学习。
在学习的内容上，颜之推主张要博学。所学内容除儒家“五经”外，兼及“百家之书”，还包括农、工、商、贾与书、画、数、医、琴、棋、射、投壶等各种技艺和知识。他认为，只有博学，才能“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
进而“学备古今，才兼文武”。
当然，博学也不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需要专精，更需要把博与专结合起来，博专相须才能学有长进，否则就可能产生偏差。像“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
般繁琐而不得要领的“博学”，是颜之推极力反对的。
颜之推反对士大夫的“耳学”，即那种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学问，不愿扎实钻研的学习态度和方法。相反，他提倡“眼学”，要求子孙对事物亲自观察和深入钻研，直到获得真知。在颜之推看来，“眼学”应包括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两个方面：对于书本知识必须阅读典籍，查阅原文力求获得第一手资料，确保其准确性；对于实践经验方面的知识，也必须亲自考察方可信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颜之推认为个人见闻和所学知识往往是狭隘的，学习需要相互交流、相互切磋，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颜之推所处的时代崇尚玄学，空谈之风盛行。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不知世事，缺乏“应世经务”能力的缺点：“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只有“起而行之”“思欲效之”，即将所学知识合理地应用于生活实践，“学”才会真有所“得”。
（1）概况。
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分为北宋和南宋），共650年左右的历史。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南北朝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大一统，但隋朝国运不长。之后我国先后进入唐朝和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割据状态），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对外贸易频繁，科学技术领先（有世界意义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均在此时完成）。唐宋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加上统治者均重视“文教”（宋朝还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
重科举，广兴学校，唐宋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官学教育体系。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也发展迅猛，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出现了李世民的《帝范》，把中国古代帝王家教推向了巅峰；
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对后世影响深远（赵忠心认为其与《颜氏家训》是我国最著名的古代家庭教育著作
）；叶梦得的“治生”（谋生计）思想，反映了此时商业的繁荣等。另由于科举制度的推行与发展，使得家庭教育越来越与科举考试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倾向。
（2）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
我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是早期教育，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般是8至15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
由于家庭教育要以识字启蒙教育为基础，所以编写蒙学教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
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概括来说，唐宋以前被保存下来的蒙学教材有秦朝李斯的《仓颉》，汉朝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一卷，梁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一卷，其中《急就篇》和《千字文》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经验，突破了以往单一的识字课本类型，开始出现按专题编写的现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识字教学的教材，如《开蒙要训》《百家姓》《三字经》等。这些教材主要目的是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同时也辅助性地介绍一些基础知识。《开蒙要训》流传于唐朝五代，全书1400字，多为生活常用字，用四言韵语的格式依次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身体疾病、器物工具等内容。《百家姓》相传为宋初所编，作者佚名，全书集各种姓氏编为每句四字的韵语，便于诵读，共400多字。《三字经》相传为宋末王应麟所编，全书共有356句，每句三个字，句句成韵，叙述了教育的重要性、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四书五经、历朝史事等。《百家姓》和《三字经》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教材，与《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
二是伦理道德的教材，如宋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我国历来极其重视对子女的道德教育，以往的《孝经》《论语》中包含大量此类教育，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分专题对此进行编写。此类教材侧重于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礼义廉耻”等）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
三是历史教学的教材，如唐李翰的《蒙求》、宋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和黄继善的《史学提要》。这类教材有的叙述历史的发展，有的是选编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的名言善行，在介绍历史知识的同时渗透思想教育。
此外，唐宋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顶峰时期，为了对儿童进行文辞和美感教育，当时也编写了大量有关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及谢枋的《重定千家诗》等。
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分类按专题编写，丰富了其内容和形式，且蒙学教材遵循儿童的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便于记诵，并力求把识字教育、基础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1）概况。
元明清（鸦片战争前）包括元朝（1271—1368年）、明朝（1368—1644年）和清朝前期（1644—1840年），共600年左右的历史。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虽然其统治时间较短，家庭教育成果较少，但也有独特的成就，如耶律楚材的家庭教育，为祖国大家庭民族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也为我国家庭教育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由盛转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由繁荣逐步走向衰弱的时期。明朝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统治者一方面竭力强化皇权，另一方面大兴文教。重文政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学校教育、科举比前代更为兴盛，读书受到特殊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教子读书做官被许多人视为振兴门户的必经之路，家庭教育由此兴盛起来，并达到了繁荣和鼎盛阶段，表现为：家训著作急剧增多，层出不穷，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阶段家训著作的总和。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中国古代家训类书籍总共有114种，其中明代28种，清代62种，两项总计占古代家训类书籍总数78%以上。
其中有些还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
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清实行文化专制统治，竭力推崇程朱理学，屡兴文字狱，科举制也逐步沦为八股取士。文化专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我国家庭教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在家庭教育中，父权制家长作风盛行，重视从严治家，注意家风、家纪的教导和灌输，重视伦理道德的说教。虽然明清时期我国家训著作较多，但大部分家训内容大同小异，新意不多，表明我国明清家庭教育在繁荣的同时，也呈现出了衰弱的迹象。这说明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到此已接近尾声，它必将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2）明清商人的家庭教育。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按士、农、工、商分等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贵、农为本，工、商居末位，这一直是主宰世人的主流价值观，重农抑商也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然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重商思潮勃兴。这一时期，由于商人势力的急剧膨胀，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士、商两大阶层的升降分合极其醒目，商与士的界限渐趋模糊。
从“士为贵，农为本，工商为末”到“士与农商常相混”
再到“四民不分”。
在商人集中的徽州、山西和东南沿海地区，商业甚至排在各业之首。如雍正皇帝对山西子弟重利而不重名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上述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反映在家庭教育尤其是商人的家庭教育中，此时的家庭教育从过去单一的教子读经变为读书、从商并行，或干脆教子经商，并从素质培养和技能训练两方面对子弟进行教育。第一，积极鼓励子弟走经商之路。商人把功利和实效作为衡量职业好坏的标准，引导子弟选择见效显著、利润丰厚的经商之业。正如徽州祁门倪人穆教育子弟所说的“人生贵自立耳，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
认为从商也是实现自立和自我价值的途径之一。第二，为了将子弟培养成应付自如的成熟商人，明清徽商着重从素质和技能两方面入手对子弟进行集中训练，商业成功是综合素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素质方面，不仅重视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而且还注重培养子弟的意志、冒险精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流行于徽州地区的俗语就如实地反映了明清徽商怎样心狠地将年少子弟推向社会，通过“吃苦教育”“挫折教育”来磨炼其意志和勇气
）和勤俭意识（如歙商郑敬伟就明确告诉他的三个从商之子“非勤无以生财，非俭无以足用”
）。在技能训练方面，提高子弟的书（识字书写）、算（计算）能力，并向其传授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手段和经商理论，包括教子弟趋时逐利（“时”即市场行情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性）、远出射利（采用长途贩运的方法）和慎择经商之地等。
我国家庭教育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家庭教育实践经验和日趋成熟的家庭教育理论，构成了家庭教育的宝贵文化遗产。但必须承认的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有些至今仍禁锢人们的头脑。为了形成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充分认识并继承传统中的精华，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素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父母为子女提供生活资料、抚养其长大是天经地义的事，教育子女成才更是不可推脱的义务。《三字经》中的“养不教，父之过”，《老学究语》中的“不怕饥寒，怕无家教，惟有教儿，最关重要”和“有儿不教，不如无儿”都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家庭教育对实现家族的兴旺与发达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古代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以农业为重心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势必以家族为主要运作单位，家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群体，家族利益至上。再加上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我国历来重视“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子女是否加官晋爵、出人头地，对全家的命运至关重要。于是在强烈的家族主义的影响下，父辈对子辈的品行、前途格外重视，寄予厚望，因而十分重视家庭教育。
其二，家庭教育在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我国自古强调“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大学》则更明确地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在我国，国家是放大的家庭，家庭则是缩小的国家。家庭的发展对维护国家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因而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中，注重家庭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共同意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皆重视家庭教育。再加上“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家长与孩子天然的血缘关系、亲密的感情、共同的生活空间等都为家庭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客观保证。
冯天瑜曾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德性文化”，张岱年也认为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与我国伦理型本位的社会和教育模式相一致，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尤其重视人的培养，因而以修身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便成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孔子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明人高攀龙在《高子遗书家训》中指出教子做人的重要，认为“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
郑板桥也认为“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以上论述，都说明教会子弟做人、做好人，不仅是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主流，也是其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价值取向之所在。我国以修身为本的家庭教育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立志教育。
立志是修身的基础，因为志向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只有确立志向，才会明确努力的方向，才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行。古人非常强调立志在成才修养中的作用，如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写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嵇康说：“人无志，非人也。”
既然志向如此重要，那么应教育子女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女要立圣贤之志，要立志以报其国。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教子立大志，重爱国之情，重民族之节，小家与大家相连，个人与民族一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2）待人教育。
如何待人以及如何与人相处是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待人教育首先是教育子女如何对待父母和兄弟，这是待人教育的基础。对于父母应孝敬，“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孝顺父母既要“养”也要“敬”。在兄弟的关系上，主张“兄友弟恭”。其次是教育子女如何对待他人，在教育子女对待他人方面，古人重视教育后代要谦让待人、与人为善、和睦相处。《周易》中，“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向郎则说，“惟和为贵，汝其勉之”。
诚实守信也是古人强调的在待人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曾子杀猪”的故事是古代信而无欺的典范。
（3）勤学教育。
对于学习，古人认为其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明白事理、获得功名，而且也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因此，古人在家庭教育中特别重视对子女的勤学教育。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例子，“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
以此来教育后人勤学，不虚度时光。
（4）勤俭教育。
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对后代进行勤俭教育，在传统家训中，节俭不仅强调生活资料的节用，更是作为修身养德的手段之一。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专门写有《训俭示康》，他引用鲁国大夫御孙的话“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以告诫子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等哲理；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则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人这种教子以俭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特色。
（5）行为习惯教育。
古人认为，人的一言一行无不包容于礼的规范之中，道德修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行为规范的训练，因而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如《礼记·内则》中就提出按照儿童的年龄，有计划地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的思想。后人继承这一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举止、言谈、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这种主张发展至宋代更趋于理论化，朱熹认为童蒙之学应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并著《童蒙须知》从这五个方面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儿童行为准则。如“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声喧哄，浮言戏笑”；“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洁净”；“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等。
我国古代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理论，同时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教育原则与方法，如重视早期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主张严慈相济和循序渐进的教育原则。
（1）重视早期教育。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特别重视早期教育，甚至从先秦时期起，中国就有了实行胎教的记载。
后经贾谊、刘向、王充、孙思邈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胎教理论。一般家庭虽无法进行胎教，也应进行早教，“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
古人重视早教，是根据儿童的智力发展规律提出来的。《颜氏家训·勉学》篇指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人在年少，神情未定”。人在年少时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且年轻时记忆力较好，有利于接受知识和形成良好的品德。颜氏还现身说法，说他在7岁的时候，就背诵了《灵光殿赋》，以后每隔10年再看一次，竟能终生不忘。而20岁以后背诵的经书，如果间隔一个月不复习就会全部忘记。
（2）重视环境的作用。
环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墨子以“染丝”说明环境的作用：“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荀子则认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基于这种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古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强调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受教育环境，重视对孩子所接触的环境的选择。为此，孔子有“里仁为美”的论断，众所周知的孟母为教子而三迁的故事，就是对此的最好例证。除了重视对外部环境的选择外，由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巨大，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家长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曾论述身教的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父母是儿童最主要的模仿对象，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儿童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重视环境熏陶的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
（3）主张严慈相济。
在处理爱与教的矛盾方面，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形成了严慈相济的教育方法。我国历来反对溺爱孩子，有“慈母多败儿”一说。对于该如何教育孩子，颜之推则明确把“慈”与“严”结合起来，提出“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还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司马光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在爱与教的矛盾上提倡慈训并重、爱教结合。他说“慈而不训，失尊之义；训而不慈，害亲之理。慈训曲全，尊亲斯备。”
严慈相济在当今社会也不失为家庭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4）强调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是根据子女不同时期发展的特点进行教育。同我国重视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相一致，我国在很早就发现儿童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并提倡根据这些发展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如早在西周时期，周代贵族家庭就有一套按照儿童年龄安排教育的程序，《礼记·内则》中对这一程序做了介绍：“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孔子认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主张先进行道德教育，再进行知识教育。朱熹则基于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如小学以“教事”为主，“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
而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教理”，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
这种依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学习不同内容的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其保守性与专制主义在家庭教育中也有相应反映。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现代家庭教育，我们很有必要分析家庭教育传统中这些消极因素的表现与产生的根源。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消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父为子纲”是中国封建社会亲子关系的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产生并延续于父权制社会，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是绝对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儒家强调“父父子子”，就是要求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角色必须明确。《弟子规》则认为“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这种建立在父母绝对权威下的封建家长制致使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带有强烈的自我随意性，甚至采取体罚的方式，严重制约子女身心的发展，扼杀他们的健全个性和创新精神，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中国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承担的社会责任也随之加重。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制”制度更是促使了男性在社会、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形成，从而最终使得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成为“男权社会”。无论朝廷还是家族、家庭都实行“父权制”，女性只是男性的依附者，没有社会地位，即使在家庭中，女性也没有任何权力去决定家庭事情。受封建父权制的影响，男尊女卑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大特征，男女从出生之日起就受到不同的对待。比如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
璋，指白玉，即希望男孩子的品德像白玉一样高尚纯洁；瓦，指纺锤，即要求女孩将来从事家务，擅长女工。我国历来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女“主内”的主要内容为育婴、烹饪、缝补、浆洗等家务杂事。到了宋元时期，女子往往受“三从四德”的限制，在家庭中地位很低。
致使“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
生男孩就举家欢庆，生女孩家人则气愤不已，这种社会现象在中国民间一直被流传下来。这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贬低了广大女性的地位，人为地造成了男女不平等，是非常错误的。
本节中的中国近代特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段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开始了近一个多世纪的屈辱的近代史。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我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极大变化，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样，“传统的儒学文化体系也无力守住阵脚而败下阵来”，“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传播”。
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逐渐崩溃，新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逐步兴起，成为文化教育领域的新鲜事物。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近代社会和教育的变革相一致，也开始了转折和变化的历程。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并不是我国原有封建制度自然衍变和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压力下进行的。同样，我国近代家庭教育的发展一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也顺应了时代的变迁，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尤其是“西学东渐”的影响。因此在整个百年家庭教育近代史中，始终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关注。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经形成便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虽然随着社会的变迁尤其是西方教育思想的引进，我国近代家庭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家庭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我国古代传统家庭教育的精华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批判，反而得到了众多思想家和教育家的继承和发展。
强调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特征，到了近代，道德教育依然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清末名将曾国藩曾说“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并且提出“勤、俭、刚、明、忠、恕、谦、浑”
八德。陈毅则在诗中写道：“尤其难上难，锻炼品德纯。”
傅雷则在给其儿子傅聪的家书中说“我们大家都来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是学识而尤其是修养和品德”。
与传统家庭教育一致，在近代，立志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极受重视。彭玉麟曾说，“志贵立言立行立德立功”，
徐特立曾教诲儿媳“要有自己的终身志愿”。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传统家庭教育强调光宗耀祖，“修齐治平”和“行道利世”，是一种典型的实学思想。到了近代，家庭教育吸收了古代实学思想的精华，并发展为“经世致用”，强调学以致用。如张之洞曾教诲儿子“学成归来得以泽民耳”，
罗荣桓则对儿子说“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
等。
当然，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我国近代家庭教育对古代家庭教育的继承还有很多，例如重视早期教育和环境教育、主张严慈相济、强调言传身教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虽然我国近代家庭教育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优良传统，但由于受社会变迁尤其是西方教育思想的冲击，我国近代家庭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教育的最大特点是长期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因而在中国古代史上，家庭教育向来是“家长”自发进行的，从来没有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
在近代，随着向西方学习的不断深入，其议会制度、法律制度的逐步引入直接促进了我国家庭教育制度化的发展，其最主要的表现则是政府颁布的关于家庭教育的一系列法令。
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后经皇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在这一学制中，清政府规定了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从蒙养院到大学毕业共计30年，分三段七级。其中，对蒙养院的四年教育则专门通过了另一部《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蒙养院及家庭教育法》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家庭教育法令，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关家庭教育的法令。
在这一法令中，政府第一次对家庭教育的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方法等做了全面的规定，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其成了一纸空文，但其标志着家庭教育第一次被纳入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我国家庭教育制度化的开端。
南京国民政府则在1938—1945年间颁布了以下六部关于家庭教育的法令：《中等以下学校推行家庭教育办法》
《推行家庭教育办法》
《家庭教育讲习班暂行办法》
《家庭教育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推行家庭教育办法》
和《家庭教育实验区设施办法》。
由此可见，我国民国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家庭教育法令体系。除了对家庭教育的目的、对象、内容等一般问题进行探讨外，还对推行家庭教育的实施组织（由早期的“家庭教育会”发展为“家庭教育班”，最后为“家庭教育讲习班”）、专门管理机构（“家庭教育推行委员会”）及推行主体（由最初单纯的“中等以下学校”扩展到大专院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最后以“家庭教育实验区”进行试点）进行了规定，这些措施有效地指导了家庭教育的实施。
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对应，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呈现出强烈的经验性，注重的是长辈对晚辈人生经验的传递与教诲。流传下来的对于家庭教育的论述也是相关经验的总结，缺乏理论依据和科学基础。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尤其是对福禄贝尔、蒙台梭利、杜威等幼儿教育思想的吸收，我国家庭教育开始逐步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其中，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鹤琴、陶行知、郑晓沧、张宗麟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对我国近代家庭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的理论进行了革新。例如：康有为在流亡日本期间，借鉴福禄贝尔的经验，提倡在初等教育阶段设立“胎教院”“育婴院”“慈幼院”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学前教育。
郑晓沧早年留学美国，认为儿童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方法问题，实即儿童兴味与能力发达之问题也”，
以此强调儿童兴趣的重要性。而我国近代著名的家庭教育家陈鹤琴则认为家庭教育必须建立在家长对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了解以及对儿童尊重的基础上。“必须根据儿童的心理始能行之得当。若不明儿童的心理而妄施以教育，那教育必定是没有成效可言的。”
他把心理学作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并以此对其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进行论述。而其1925年出版的《家庭教育》一书，也可视为我国家庭教育系统化和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在我国古代，“父为子纲”的封建家长制使得父母对子女享有绝对的权威，父母往往将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品，子女毫无自由、平等可言。近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逐步瓦解，尤其是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传入，我国传统的儿童观受到强烈冲击，家庭教育开始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著名学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弊端，“所有的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正因如此，鲁迅呼吁“救救孩子”，要求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以此改革家庭教育。
著名家庭教育家陈鹤琴主张民主、平等的儿童观与教子观，他认为“儿童与成人一样的，儿童的各种本性本能都同成人一色的，所不同的就是儿童的身体比较成人的小些罢了”，
因而他在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上提出：“做父母的不可常常用命令式的语气去指挥他们的小孩子”“做父母的应当同小孩子做伴侣”“做父母的不要常常去骂他们的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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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师陈鹤琴的教子经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现代教育家、儿童教育家。他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从孩子一生出就进行连续的跟踪观察，并写成了《家庭教育》一书。
重视道德品质教育
陈家的几个儿女，待人接物一向是诚恳和蔼、谦恭有礼，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从最大的儿子一鸣到最小的女儿秀兰，谁都没有受过父亲一句呵斥，更没有挨过打。陈鹤琴要求孩子们有礼貌。他自己先做到对孩子有礼貌。他叫孩子做了事，一定说“谢谢”；他出门以前一定对孩子们说“再见”。陈鹤琴用他那和蔼的态度和以身作则的行动达到别的父母用棍棒都不能达到的教育目的。
教育儿女要刻苦勤奋
陈鹤琴喜欢勤劳，反对懒惰。他自己从不闲着，也不喜欢孩子们闲着。只要看到谁在闲逛，他马上会给孩子一本书或者分配一件什么工作叫他们去做，并说：“来，别闲着，浪费光阴是可耻的。”为了教育孩子们，陈鹤琴常常给他们讲自己早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据陈鹤琴自己讲述，他年少时，家境贫寒，有一段时间依靠母亲为别人洗衣服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根本没钱上学。可是他酷爱读书，后来，姐姐把嫁妆变卖了供他上学。由于他只读过三年私塾，基础较差，要赶上其他同学，只有加倍努力，勤奋读书。黎明即起对他来说已经是迟了，他常常在黎明以前起床，迎着第一道晨曦去读书。在陈鹤琴的言传身教下，他的七个子女都很勤奋，几乎都是在十几岁时就离开家参加工作，或者边上学边工作，以自己工作所得来贴补生活，没有一个依赖家里的。
鼓励孩子为他人服务
1937年“八一三”事变，那一年，女儿秀霞十五岁，秀瑛十二岁，秀云十一岁。学校停课，陈鹤琴说：“你们也来为难童做一点事吧。”他把三个女孩子带到离家不远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秀霞三姐妹的工作是帮助看护人员给婴儿喂奶、换药、清洗……陈鹤琴叫她们别怕脏怕臭。他说：“人不能只为自己，要为别人服务，要帮助受苦的人。”他在家里的客厅支起小黑板，摆上小板凳，他家就变成了流浪儿的课堂。秀霞、秀瑛、秀云都担任过小先生，教难民识字、唱歌。
转引自：赵忠心．教育大师陈鹤琴的教子经[J]．中华家教，2018(10):44—45.引用时有删改。
在古代，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与此相适应，我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也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在教育内容上，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和伦理道德的灌输，内容相对狭窄。在教育形式上，各自以家为政，交流较少。进入近代后，“西学”的传入丰富了我国家庭教育的内容，其由传统的道德型教育逐步过渡到知识型教育。除了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外，西文、西艺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知识也逐渐加入我国家庭教育，大大促进了其发展。“西学”的引入使我国近代家庭教育内容呈现出开放性和知识性的特征。在教育形式上，清末尤其是20世纪以后，许多家长都送孩子出国留学，国际教育交流逐步增多，家庭教育打破了其原有的藩篱，家长“开始用一种新的家庭教育形式来实现让孩子接受新式教育的愿望”。
纵观我国近代家庭教育的历史，它是在对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的批判继承以及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吸收和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在保存了家庭教育优良传统的同时，它呈现出了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和开放性的新特点，为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伸阅读
1.陈鹤琴．家庭教育（升级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
2.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李鸿章，校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3.曾仕强-家庭教育全24集[EB/OL].[2022-9-6]https://list.youku.com/albumlist/show/id_15440663.html? sf=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