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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故意绕口令，而是真的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我曾经在1992、1993年的时候在教育刊物上大声疾呼语文教改呼唤批评，而且一段时间里我也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在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的批评文章，并直接点名毫不遮掩，自己的文章也规规矩矩地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以示负责。这并不一定是敢作敢当的所谓侠义心肠，更主要的是对对方公平，不然的话，别人在明里，而自己在暗里，很有一种“打冷枪”的味道，怎么说都是不地道的。而且批评不是为了批评本身，也不是自己逞能，体现自己高人一筹，说到底是为了帮助别人，或者是提醒别人，也是为了相互切磋、共同探讨，为了他人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但现在读批评文章，很有些感慨，有些地方感觉不是味道。现提出来就教于行家。
教育是关乎价值的事情，而有价值的领域就有批评的必要，因此基础教育离不开批评，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批评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必要条件。权以语文为例，1997年以来社会各界都在谈语文教学，不能否认其中有很多积极意义，特别是提醒我们关注圈内的许多问题。圈内的人对圈内的事见得多了，便会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圈外的人大吼一声，使人们猛然醒悟过来，这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但也有不少相关或不怎么相关的所谓专家，他们俨然以权威自居，炮轰语文教学，批评原本是允许的，但问题是看怎么批评。有的文章是打着批评语文的幌子却又不谈语文，或者不是主要谈语文，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以语文为话头然后大发一通牢骚，不着边际。有的文章撇开具体考题的测试目标，而对题目大发不满，比如对考标点符号的考题不说标点问题，而大谈其他，对考逻辑顺序的考题不说逻辑问题，而谈由此产生的感觉和联想，使人不知其目标指向到底是什么，甚而让人怀疑大学教授的逻辑知识水平何以如此低下。有的文章总是停留在语文门外谈语文，进不去，也不想进去，抓住一个话柄就扯开去，比如谈语文高考，一味地停留在说标准化试题不好，理由就是题目弯弯绕绕、模棱两可，著名作家王蒙只能得多少分、北大中文系著名学者钱理群只能得多少分，以此作为反证来说明高考试题如何不好，此外，就没有更多的道理了。这种简单的说法几无用处，以王蒙、钱理群为例我以为欠妥，名家大家做不好中学题目，只能说明他们不熟悉而已，不能证明什么。可以批评高考试题，但前提是你要进去，你要对你批评的对象有所了解，而且应该有比较透彻的研究。这个要求不过分，比如对这道题目的考试目标是什么、目标有无问题、试题的表述是否清晰地指向考试目标、答案是否精确、可否有其他答案、试题的信度效度如何等应该有所了解（顺便说一句，题目的清晰与否，不能以王蒙之类的人是否清楚作为标准，而应以考生是否确切地读懂为评判标准，因为很显然隔行如隔山，今天的高考卷毕竟不是用来考王蒙的）。否则，你只是发牢骚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学者沈韬先生提出“语文教学呼唤学科批评”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批评现状提出的。那种“现象+牢骚”式的批评，看起来热闹，但仔细想想于事无补。
沈韬先生在其文章《语文教学呼唤学科批评》中说：“语文是一门独立存在的自成系统的学科，语文教学的学科批评，就是研究其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所谓必然性，就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语文学科的价值、地位；所谓可能性，就是在各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中，语文学科以怎样的方式和方法来最理想地体现其价值与地位。学科批评就是研究这二者的相互关系。所以，学科批评本身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孤立的就事论事式的批评，是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的。”（参见《中学语文教学》1999年第8期）沈先生的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
教育的批评应该是学术的批评，应该讲究学理，必然性和可能性是我们的批评应该予以考虑的，不可忽略不计。批评并不意味着谴责或抱怨某种现象，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驳斥。相反，批评的含义远比“抱怨、否定”深刻，它是指某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它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视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为己任，因而倡导一种以反思和质疑为本质特征的批评意识，其目标在于追求社会的合理状态。正是基于“批评”的这种含义，它是我们教育改革得以展开和成功的必要条件。
科学研究是讲究规范性的，知识的发展为特定的历史背景、研究手段和实证资料所束缚，因此知识永远被当作一个阶段性成果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属于“猜想”性质。数学上的猜想需要用逻辑推理加以证明，而社会科学的猜想需要用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所以克鲁格曼（krugman）说：“任何观点如果未能模式化（实证化），其影响必将很快衰弱。”教育的批评也当属此列，媒体的炒作可能使人炫目一时，但终究因其浅表化而必然衰弱。有人说，凡是没有经过严谨（实证）研究而得出的观点结论，充其量不过是文人的无聊鼓噪而已。此话或许尖刻，但并没有什么关系，不愿听就不听罢了。正是由于缺乏具有建设意义的学科批评，我们语文教学的一些痼疾无法得到解决，鼓噪炒作式的批评徒然煽起了许多善良人们的热情，但最终使他们由希望的巅峰跌入失望的谷底，无效的劳动常常会转化为无聊的情绪。我不知道今后还有多少人仍然对基础教育抱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这是关系到基础教育前景的重要问题。对此我十分地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