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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居易的后期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第六册（必修）教学参考书》说道：白居易“晚年锐气大减，思想消沉，过着半退隐的生活”。这个说法源出于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等学者编的《中国文学史》把白居易一生分成两个时期，以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为界，前期是积极的，后期是消极的，这个观点基本上成为文学史家的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先生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后来一些大专院校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在广泛研究白居易的诗文及其有关活动资料的基础上对此提出质疑，现不揣浅陋，求教于专家学者。
白居易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其社会角色是多维的，最主要的角色有二：一是诗人，二是官吏。在文学的殿堂上，他成功地扮演了诗人的角色，赢得了骚人墨客的赞赏；在社会的舞台上，他成功地出演了地方官的角色，赢得了人民的喝彩。首先，白居易是一位诗人，我们在评价其思想时无疑应辨析其诗作的思想意义；其次，白居易又是一名官吏，我们评价其思想时无疑应考查其政绩的社会价值。以此为依据，不可偏废，倘若忽略其中之一，都无以全面而准确地还白居易思想以本来面目。衡量思想的积极与否，当以其对待人民的态度为尺度，以是否有益于人民为准则。我的结论是：白居易后期思想和前期思想都是以积极为主，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后期思想比前期思想更进一步。为了认清这个问题，我们当从前期说起。
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逐步趋向没落的时期，安史之乱过后，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加深了，地主、官僚疯狂地兼并土地，致使广大农民丧失土地，纷纷破产逃亡，有的则聚众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为争夺权力发生混战，宦官掌握禁军大权，专横暴虐，无恶不作，牛李党争，此起彼伏，无休无止。租庸调、两税法先后遭到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的破坏，经济陷入混乱。一切都表明，唐帝国已病入膏肓，行趋没落。
作为官吏，白居易为官之初是比较顺利的，在通过了各种考试之后，中进士、当县尉、做翰林学士，遇上了比较明智、能干的宪宗皇帝。当时，宪宗正需要一批年轻的有识之士来充实政权力量，消平藩镇势力，重振中央权威。公元808年，白居易被授左拾遗，他从理论上树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理想，“重礼教以归化人心”，“遵贤能以澄清吏治”，“罢兵革以苏民困”，“薄赋敛以安民生”。行动上，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白居易与宦官、旧官僚展开激烈的斗争。他年轻气盛，疾恶如仇，锋芒毕露，直言进谏，毫无顾忌。在白居易后来所进的数千百言中，皆人难言者，致使宪宗不乐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在谏官的岗位上如此，改官后亦如此。在元和九年的左赞善大夫的位上，因官非谏职，而先谏官而言事，被斥为“浮华言行”，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如此表现的目的何在？他自己多有表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这个时期白居易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补天”，想重新恢复唐王朝兴盛的局面，妄想通过皇帝、官僚地主来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应该说他的表现是积极的，他的政治主张和积极努力，从其主观上说是想有益于人民的，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益于人民的，但是这个程度是很有限的。有例为证：公元809年正月，南方很多地区受旱灾，三月长安城附近也大旱起来，农民衣食困难，官府豪绅依然催租逼税。白居易知道这个新情况后，上疏请求“减收租税”以“实惠及人”，宪宗果然降了“德音”，但是当减免租税的“德音”传到乡村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在官吏威逼下已“典桑卖地”缴纳了租税（见《杜陵叟》）。这里宪宗皇帝多少还降了“德音”，实际上大多数贪官污吏贪赃枉法已经成性，任你讽刺、揭露、警告，他们是雷打不动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白居易前期借皇帝、官僚来实现自己的兼济之志，然而人民所获实益是十分有限的。
作为诗人，白居易这一时期的诗作有着非常鲜明的战斗性，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著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就是这一时期所作，大胆地批判统治阶级的丑行，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对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唯歌生民病”，目的还是“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还是想通过皇帝来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因而对皇帝除了讽谕、忠告，也有歌颂——“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贺雨》）。对待官僚地主的不法行为，白居易予以揭露，加以规劝和警告，“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有时看到统治阶级的丑行禁不住怒骂起来，“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对待忠臣贤相，白居易予以歌颂，《道州民》表扬道州刺史阳城废除当地进贡矮人的恶俗，《青石》表扬段秀实、颜真卿两位贤臣对国家忠心耿耿、宁死不屈的精神，这是为了在官僚地主当中树立榜样，提供学习效法的楷模。
歌颂赞扬与揭露怒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落在同一对象——官僚地主阶级身上，恰好说明白居易对他们怀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成为好皇帝、好官吏、好地主，对他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唯其如此，他才孜孜不倦地把工作精力放在他们身上。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得很明白，他写新乐府，“欲见之者易谕也”，“欲闻之者深诫也”。并公开申明第一是“为君”，第二是“为臣”，第三是“为民”。这其中的原因与白居易在官场时间不长有关系，他还比较年轻，受到的打击和挫折相对较小，也较少，对统治阶级、对唐王朝历史命运的认识有一定限度，因而雄心勃勃、信心满怀，很想成就一番事业。
要明确白居易的后期思想，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后期，作为诗人，白居易写了不少闲适诗，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看；作为官吏，白居易自求外任，原因是什么，目的何在，以及在地方任上有何作为。
白居易人生后期，大量的社会矛盾一步步暴露激化，随着在官场时间越来越久，看到了许多问题，对统治阶级自中央到地方的黑暗腐朽有了更加广泛深刻的认识，看到了皇帝、宦官、旧官僚、新官僚的凶恶面目及他们之间不断倾轧攻杀。官僚们在大旱之年骄奢淫逸依旧，挥霍无度依旧。白居易的许多忠臣挚友遭到无辜的诬陷、打击和迫害，特别是自己身遭打击，使他看清了唐王朝的必然命运，认识到自己在朝廷将不能有所作为。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被贬，对诗人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感叹：“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题四皓庙》）自己虽然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结果却一事无成，横遭贬谪。他痛苦地看到唐王朝正在走向灭亡，而且这是无可挽回的，因而他开始对统治阶级感到失望。公元816年，白居易作《端居咏怀》：“贾生俟罪心相似，张翰思归事不如。斜日早知惊鵩鸟，秋风悔不忆鲈鱼。胸襟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猎书。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这是借贾生来表白自己的心迹，尽管胸怀“匡时策”，但却动了归隐的念头，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对皇帝不再信任了，不再寄予希望了。白居易对官僚地主也失去了信心，甚至对于多年的朋友也不再信任了。初闻被贬时，白居易作《寓意诗》，谈到了他与杨虞卿的友谊——“与君定交日，久要如弟兄”，但是“云雨一为别，飞沉两难并。君为得风鹏，我为失水鲸。音信日已疏，恩分日已轻。穷通尚如此，何况死与生”。白居易与杨虞卿有十七八年交情，当白居易遭受打击时，杨虞卿竟见利忘义，出卖戚友，白居易极为怨愤，他感叹道：“乃知择交难，须有知人明。莫将山下松，结托水上萍。”
作为诗人，由于失望，白居易写了不少闲适诗，他曾一度产生归隐的念头，积极奋斗的热情减退，开始仰慕陶渊明、谢灵运，写了不少诸如《访陶公旧宅》之类的诗。有时白居易借诵读佛经以慰藉自己，如《晚春登大云寺南楼赠常禅师》等诗。白居易对自己的归因思想曾有过明白的说明：“饱谙荣辱事，无意恋人间。”（《寻李道士山居兼呈元明府》）正是由于白居易前期对统治阶级寄予了很深的希望，而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一旦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失望。
但是，白居易毕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公元817年作《栽杉》：“昨为山中树，今为檐下条。虽然遇赏玩，无乃近尘嚣。犹胜涧谷底，埋没随众樵。不见郁郁松，委质山上苗？”末两句说明朝廷有达官贵族专权，乡村有土豪恶霸逞凶。在朝在野都是一样的，与其退隐独善其身，不如出仕兼济他人。白居易的思想深处是不忍撇下人民于不顾的，他认识到退隐的错误，他说：“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江州司马后记》）以国家利益为重，诗人放弃了归隐的念头。他说：“常恐不才身，复作无名死！”（《初入峡有感》）他决心要把自己为国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他说：“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其三》）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坚定的信念。
白居易的后期诗作既表现了他的动摇、归隐、回避，也表现了他的坚定、入世、参与；既表现了他的清醒、沉着，也表现了他的迷惘、感伤。其实白居易的思想的确有着明显的二重组合，积极、消极确实存乎其身，这本属一般中国古代文人常有的一种正常心态。唯其矛盾，更可见其真实。狄德罗说：“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伟大的人物常常是复杂的人物，在社会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如果一个伟人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战胜自我、克服自我的过程，那么这个为人的思想是不真实的、不可感的、不可信的。但二重组合并非平分秋色，自然有主次之分。鲁迅说，一个战士并不是全部可歌可泣的，但又无不与可歌可泣相联系，这才是真正的战士。鲁迅的这一观点是二元论与重点论的统一，这才是辩证法。
对于白居易的闲适诗与感伤诗我们不能不看，但对有些诗也不能过于认真。其实说穿了，白居易有时不过是借诗来发发牢骚、发泄不满，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看破世事的一种愤极之语，诗人自己有时并不很认真，有些闲适诗纯粹是玩儿似的，读者何必一定要从中加以定性定质呢？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发发牢骚，讲点过头话，难道我们能够据此给个定性的结论吗？白居易说“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还说“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参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二）》）。这是一些文学史家认定白居易后期思想消极所引作论据的几句诗，其实对这几句诗我们不必较真，一较真反而出笑话，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信以为真的话，那他后来造福于民的举措又该如何解释？白居易的一些诗作本身就有矛盾的地方，我们关键还应看其行动。
作为官吏，白居易始终不忘怀人民，后期的他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实际的举动投身于为人民造福的工作中，在地方任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我以为白居易的后期思想主要体现于此。
他要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但朝廷又不可能实现，那么只好到地方上当一个有实权的官吏，才能得以在某个地方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818年十二月，白居易升迁为忠州刺史，诗人受命之后，欣喜若狂。在实现理想的征途上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他高兴地唱道：“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感旧两行年老泪，酬恩一寸岁寒心。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除忠州寄谢崔相公》）虽然忠州地僻荒凉，白居易没有过多地考虑它，他到任之后最注意、最关心的是如何改善郡政。他看见满山遍野的农民起早贪黑地劳作，然而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内心十分烦闷。每当听到那些无衣无食的人唱起竹枝词时，心里非常痛苦：“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竹枝词四首·其二》）白居易根据忠州的情况，从三方面做起：首先是“劝农”，使州民努力生产。其次是“均赋税”，就是按生产纳税，这样就打击了不纳税的土豪劣绅。再次是“省事宽刑”，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人民差役和减轻刑罚。这三项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给人民带来较大的实际利益。不仅如此，诗人还率先躬行地引导人民造林，在城东严颜桥附近种植很多柳树，又在城东的坡上种植了一千棵果树。在不满两年的任职期间，白居易取得了明显的政绩，为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使白居易认识到人民的痛苦和需要，认识到任地方官是实现其理想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离开忠州时他依依不舍，认为自己事情还是做得太少了，感到不安：“我去自惭遗爱少，不教君得似甘棠。”（《别桥上竹》）
公元820年初冬，白居易回到长安，担任司门员外郎。工作轻闲，当然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哪怕是部分的，所以诗人非常苦闷，时常发牢骚。822年正月，弓高被幽州兵攻入。情势已极为严重，白居易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上了《论行营状》，就整个战局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并指出制胜的策略。白居易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没有得到穆宗应有的重视。白居易见朝政日非，“累上疏论事，天子不能用”（《旧唐书·白居易传》）。多次冷遇，加深了白居易的失望，看到朝廷朋党倾轧得厉害，多年的好友也逢迎宦官以换取高官厚禄，白居易心冷似铁，毅然决定“乞求外任”。
对于白居易避开党争之祸自求外任，一些文学史家以为是消极的，而我认为当以其目的和到任以后的作为来判断。白居易在《衰病无趣因吟所怀》中说：“终当求一郡，聚少渔樵费。合口便归山，不问人间事。”意思是说求任地方官是为了聚财，以便日后归隐。对照事实，此说可首先排除。王谠《唐语林·文学》中记载了白居易的行为：“及罢，俸钱多留官库，继守者公用不足，则假而复填，如是者五十余年。”后代不少人作诗赞扬白居易的廉洁奉公。清朝诗人舒位《又题元白长庆集合》一诗云：“湖山春管红，禄俸吏收藏。”祁隽藻《书香山诗集后感帅中丞事》云：“冷吟闲醉忙杭州，谁识清风宦迹留，一样私钱付官府，白香山后帅仙舟。”由此可见，白居易自求外任决不是为了聚钱屯财。
其次，我们还可以排除白居易自求外任是为了纵情山水作逍遥游之说。的确，白居易是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在杭州、苏州任上少不了要游山玩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杭州他是“凌晨亲政事，向玩恣游遨”，早上一起来就忙于处理政事，直到晚上才出去游玩，所以诗人描写晚游夜宴的诗句最多——“褰帘待月出，把火看潮来”（《郡楼夜宴留客》），“谁留使君饮，红烛在舟中”（《湖上夜饮》）。有时诗人利用假日游玩，在苏州他是忙了九天才玩一天，九天里，他“朝亦视簿书，暮亦视簿书”（《题西亭》），“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里，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诗人说道：“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乐吾身。”（《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可见白居易是在工作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游玩的，这是无可指责的。
说到这里，白居易自求外任的目的已初见端倪。我们再往下看，白居易到任杭州以后，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民治郡的工作中去，他本着“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精神，事无大小，都亲自动手，“鳏茕心所念，简牍手自操。何言符竹贵，未免州县劳。……烦襟与滞念，一望皆遁逃”（《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他着手解决了杭州人民最大的事——水的问题。增筑湖堤，蓄积湖水，引湖水灌田。提高湖水的水位，做到湖、河、田畅通无阻。除此之外，白居易还把从前李泌在杭时淘过的六个大井重新浚治，为市民用水提供了方便。其他方面，白居易对役政、赋税、文化都有所改进。诗人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中说：“……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由此可见，白居易避开党争自求外任的原因是对皇帝、官僚们彻底失望，目的是为了在地方上实施他的政治主张，实现他的理想。这个结论既符合白居易到任杭州以后的所作所为，同时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忠州任上他已经尝到了“甜头”，转到中央任职以后，遭穆宗冷遇，使他又一次感到失望，回顾忠州任上，他越加感到当地方官是他实现理想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他提出了外任。
其实，这些在白居易的诗文中已有所表露，白居易到杭州作了一首《郡亭》，诗道：“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唯兹郡阁内，嚣静得中间。”一个“空”字说明在朝廷徒然诤谏争斗，于国于民毫无益处，怎么办呢？像陶渊明那样逃归山林、洁身自好，还是像谢灵运、王维那样名官实隐，纵情山水？但这些都等于放弃自己的职责，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诗人白居易是不甘寂寞的，他选择了一个既不是空自烦喧不能有所作为的朝廷，又不是放弃政治生命的寂寞山林，而是能够实现理想的地方州官，这才是白居易的真实心态。应该说白居易的后期为官，虽然褪去了前期的锋芒，然而比起前期更成熟、更老练、更实际，对官僚地主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弄清了白居易自求外任的目的之后，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他这种思想显然是积极的，而且以实际行动给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期比起前期来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白居易的这种思想贯穿于其后期的始终。公元815年在江州，白居易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处于酝酿萌芽阶段。公元819—820年在忠州，是白居易这种思想的实验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得到人民的好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有白公祠，这个阶段为以后的继续实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公元822—824年，白居易主动乞求外任，在杭州努力实现他的理想。825—826年在苏州，白居易继续他的事业，到郡之初，诗人以全部精力调察民间疾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些办法，然后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白居易的“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贡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苏州人民得了不少实惠。苏州任后，白居易虽然不再做地方官，但是他的思想信念毫无减退。公元833年，杨虞卿被贬为常州刺史，白居易写了一篇寓意深长的诗给杨虞卿，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经验规劝杨虞卿，希望他能退出党争，切实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须勤念黎庶，莫苦忆交亲。此外无过醉，毗陵何限春。”（《送杨八给事赴常州》）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白居易曾在洛阳发动当地僧俗人等，用“贫者出力，仁者施财”的办法，开凿了八节滩、九峭石这两个险滩，从那以后，“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其二》），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总而言之，积极工作、努力造福于民是白居易后期思想的主导。对一个人的思想，要全面地看，不能忽略其主要的社会角色。白居易思想前后期都是以积极为主，只是前后采用的方式不同，前期是通过歌颂、批判、揭露、讽谏、规劝来追求理想；后期是通过地方任上的一系列具体行动部分地实现他的理想，后者比前者更实际，于民更有利。方式不同，来源于认识不同，前期白居易对统治阶级的认识不够透彻，对皇帝、官僚充满信心，寄予希望；后期白居易对统治阶级有了清醒的认识，愈发失望。认识不同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个人实践，前期白居易在官场时间较短，仕途相对顺利，后期在官场时间已经比较长，且多次遭到贬谪；二是时代的原因，前期唐朝社会的各种矛盾比后期较为和缓。
文学史家们更多地专注于白居易后期的“诗人”角色，而忽略了白居易的“官吏”角色，因而对白居易后期思想的评价得出了不适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