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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欧美《易经》翻译的历史实践和效果，一方面根据诠释角度和策略的差异从宏观上整理《易经》在以英语地区为主的欧美社会翻译和传播的历史，另一方面根据语境和视域的差异从微观上将有代表性的译本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考察，以期实现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的互通、诠释学与翻译学理论的互补、海外汉学与本土国学研究的互鉴。
本书采用的“诠释学”，对应的是德文的Hermeneutik和英文的Hermeneutics。按“诠释学”一词在古代有三种意义指向：(1)说或陈述(express, aussagen, ausdrücken)，即口头讲说；(2)解释或说明(explain, auslegen, erklären)，即分析意义；(3)翻译(translate，übersetzen, dolmetschen)，即转换语言。所以诠释学既可以指某件事通过话语被诠释，又可指说的话通过解释被诠释，还可指陌生语言通过翻译被诠释。
《易经》卦爻辞的含义向来理解多歧，对它的解释、注疏、翻译和诠释学的这三种意义指向全部密切相关。只是国内对Hermeneutics这个外来学科有不同译法，除译为“诠释学”外，也译为“解释学”和“阐释学”。
本书讨论的“诠释学”，是基于洪汉鼎、潘德荣、景海峰等人尝试构建的融本体论和方法论于一炉的诠释学体系，故采用他们的译法。
在具体讨论中，也用“理解”“解释”和“翻译”等词来指代诠释学的不同意义取向。涉及“诠释学”的其他概念，则随文另注，仍以此理论框架为主。
就诠释与翻译的关系问题，本书采用伽达默尔的观点，把翻译视为一种诠释。伽达默尔认为，一切翻译都是诠释，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诠释的过程。在翻译一个文本时，不论译者如何力图进入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或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成原作者，翻译都不可能是作者原始心理过程的重新唤起，而是对本文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受到对本文内容理解的指导，因此翻译涉及的是解释，而不是重现。尽管译者在翻译中追求“信”，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选择，在突出原文的一种特征时淡化或抑制原文的其他特征，这就是解释行为。面对原文中模棱两可的情况，译者也必须清楚说明自己的理解，因此认真的翻译总是比原文更清楚、更明白。译者必须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同时还要找到一种新的表达语言，它不仅属于译入语，同时还适合源语言。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面对的既有理解的问题，也有解释的问题，也就是表达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是探讨诠释问题的一个最佳切入点。
本书所说的诠释者，主要是指《易经》的英译者，他们是对《易经》做过研究的专业读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有别于《易经》的普通读者。本书关注的是这批专业读者的阅读水平、阅读《易经》的目的、态度以及阅读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批专业读者阅读《易经》的方式，引导和影响了欧美大批普通读者对《易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
研究《易经》在欧美的诠释史，有多方面的意义。第一，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本书通过《易经》在欧美的诠释方式，探讨诠释学上关于经典的理解和解释应以作者原意、文本本义还是读者理解之义为旨归的问题，探讨经典文本在现代和异文化语境中的理解、解释和接受的问题，有助于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及其运用。同时，本书通过对《易经》在欧美的诠释方式的分析，有助于丰富和拓展诠释学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前理解”“诠释的循环”等核心概念的内涵。本书还有助于对翻译学和诠释学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澄清。第二，从《易经》英译史的角度来看，本书通过研究《易经》典型诠释方式的成因、特点和影响，有助于对《易经》英译史作出共时性和历史性的描述。第三，从典籍英译的评价来看，本书摒弃以“忠实”于原文为标准的评价方式，将《易经》英译本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相结合，有助于建立一个评价典籍英译的动态标准。第四，从海外汉学与本土国学的关系来看，本书研究《易经》英译本与本土注疏本的关系，研究《易经》英文译者与中文协助者的关系，有利于阐明海外汉学与本土国学间的互动和融合。第五，从经典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来看，本书研究《易经》进入欧美并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知识迁移的路径，有助于厘清经典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分析经典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变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