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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文本的复杂特征，使它成为一部非常难读的书，这一点古今中外人士都已形成共识。
朱熹说：“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切己。兼其间用字，与今人皆不同。如说田猎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今无此事了，都晓不得。”
又说：“易中言‘帝乙归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类，疑皆当时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后人因而记之，而圣人以入爻也。”
又说：“易难看，不惟道理难寻；其中或有用当时俗语，亦有他事后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贰’，今人硬说作二簋，其实无二簋之实。陆德明自注断，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谓‘贰’，乃是周礼‘大祭三贰’之‘贰’，是‘副贰’之‘贰’，此不是某穿凿，却有古本。若是强为一说，无来历，全不是圣贤言语！”
这是说古今文字、俗语不同，古人卜筮的具体情境也已无从知晓，因此卦爻辞的确切含义变得难以理解。朱熹还指出：“《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若他书，则真是事实，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晓处，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则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盖朝觐燕饗之意。《易》中如此类甚多。后来诸公解，只是以己意牵强附合，终不是圣人意。《易》难看，盖如此。”
这是说《易经》文字多通假、多歧义，并且富含象征，这就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李学勤的看法与朱熹隔代呼应。他认为《易经》本是一部卜筮著作，可能从孔子开始，古人逐渐从筮法中悟出很多玄深的哲理，将占卜之《易》和哲理之《易》区分开来。《易经》成为儒家经典后，逐渐形成一套尊经的传统，历代很多学者的哲学思想，都通过解《易》和说《易》的方式衍变生发出来，这一方面固然增进了后人对《易经》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易经》的含义变得愈说愈繁，难以辨析。李学勤说：“我常常觉得，研究《周易》是很‘危险’的。《周易》文义古奥简质，又玄妙深邃，可以这样解释，也不难那样推论。如果是借《易》的词语表说自己的思想，姑置不论，要想寻出《易》的本义，实在太难。十分容易出现的结果是，在想象力的基础上，建造一座七宝楼台，由于檐宇崇岭，结构繁复，设计者本人也产生出自天然之感了。”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也指出理解《易经》的困难：“《易经》的语言非常精炼，甚至是隐秘难解，因此滋生各种理论，认为它包含一套隐秘的语言系统或神秘的象征主义。这不禁让人猜疑，《易经》成书的时候，周朝人是不是还没学会如何用清晰的汉语来表情达意？”
苏德凯(Kidder Smith)认为，《易经》由两种不同的材料构成，卦爻辞属于语言学范畴，卦画属于非语言学范畴，它们分属两套不同的符号系统，却又在《易经》中趋于一致，形成所谓的“互文性”。可以说，构成《易经》的这两套符号系统为它的解读开启了无限的可能和不可能，导致对它的解释往往陷入一片材料的汪洋。
司马富(Richard J. Smith)说：“对那些有世俗、理性和科学大脑的人，《易经》似乎是部‘超级晦涩’的作品，里面满是陌生的符号、隐晦的谚语，反映的世界观神秘又不合逻辑；而对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易经》缺乏建立在一神或众神有意志地行动基础上的宇宙观，这同样令人感到困惑难解。”
因此夏含夷回忆说，他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老师、甲骨文专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 1932—2017)先生曾不止一次对他耳提面命：“一个汉学家如果喜欢上《易经》，几乎可以断定这个人的学问已经做过头了。”司马富也说：“多年来，我的朋友和同事一再告诫我，不要总想着去整理《易经》的前世今生。这个题目太大太难了，他们老这样和我说，他们是对的。易学研究就是中国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黑洞……一旦被它的强力吸住，那真是一辈子也难以脱身。”
《易经》文本如此难读难解，因此《四库全书》收易类文献158部、附录8部、存目文献317部、附录1部，合计484部，加上乾隆以来新出注解，可谓浩如烟海，对《易经》理解的繁复多异，于此可见一斑。俄罗斯汉学家舒茨基(Iulian K. Shchutskii, 1897—1937)总结了欧洲汉学界对《易经》的19种看法：(1)占卜文本，(2)哲学文本，(3)占卜兼哲学文本，(4)中国普遍主义的基础，(5)谚语集，(6)政治家的笔记，(7)政治百科全书，(8)释义字典，(9)大夏—中文字典，(10)生殖器崇拜的宇宙生成观，(11)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12)逻辑教材，(13)二进制系统，(14)代数方程的秘密，(15)线条的偶然解释和组合，(16)街头算命的把戏，(17)小儿科的东西，(18)胡言乱语，(19)汉朝伪书。
国外对《易经》性质认识的五花八门，此处也可略为证明。概而言之，《易经》之所以这样难以理解和解释，一是因为它的文本采用卦画和卦爻辞两套不同的符号表意系统，二是卦画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难以确定，三是解释《易经》的古今情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四是《易经》解释过程中形成了各种重点、原则和方法都极不相同的传统，因此才会给中外学者造成较大的理解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