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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2014年认识礼敬，九年来，我们从好友到成为学术研究伙伴，都与各自同《易经》的难解之缘有关。
我多年来专门研究《易经》注疏，侧重点是两千年来易学在中国境内的“内循环”；而近年来礼敬专注于研究《易经》的英文翻译，侧重点是19世纪以来《易经》在国外英语圈里的“外循环”。虽然我们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我们很快便发现，我们的研究其实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内循环”即使再完备再美满，也必须精益求精，与国外接轨，由“内循环”连结到“外循环”，这样才能够点、线、面、体一起打通，成为“全球循环”的一部分。反过来，“全球循环”的珍贵成果往往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媒介融入“内循环”里，加快加深“内循环”的效应，令“内循环”更完美、更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九年来，我和礼敬就是在这种内外兼备、外内互补的“双赢”情况下，发展和加深了我们的学术合作。
《欧美〈易经〉诠释史论纲》这本书，是礼敬以2018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所作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的。在改写过程中，礼敬加强了对近代易学内外循环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三个独特的观点。这里我逐一分析这三个观点，希望可以帮助读者更容易地了解礼敬写这本书的用心。
第一，在时间上，礼敬把近代易学的内外循环交汇点放在鸦片战争之后。当然，从易学西传的历史来说，明代时耶稣会传教士早已把《易经》六十四卦卦象传到欧洲，也把《易经》部分经文翻译成了拉丁文。但是，全面地翻译《易经》则延至1840年后，当时，外国传教士借着租界、租借地的开拓，在中国内地直接与中国士绅打交道，这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了解。
正是这个缘故，礼敬特别强调清代易学对英译《易经》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无论是英国传教士（例如Thomas McClathie和James Legge）还是德国学者（例如Richard Wilhelm和Hellmut Wilhelm），他们对《易经》文本的了解和易理的发挥，总离不开李光地的《周易折中》。换句话说，近代的英译《易经》是直接脱胎于清代学者对程颐《伊川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的解读的。从一开始，近代的英译《易经》就是中国易学“内循环”的一个延伸。
第二，虽然近代的英译《易经》建基于清代的程朱易学，但这不等于说“外循环”全没新意，只是“内循环”的翻版。恰恰相反，当中国易学在国内遭受种种挫折的时候，“外循环”给“内循环”带来了无穷的生命力，同时也把“内循环”的一些珍贵成果传到欧美各地，不但开阔了西方人的视野，而且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吊诡的是，晚清、民初时期中国科技落后，导致国人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甚至扬弃传统文化；反过来，欧美科技发达，船坚炮利，却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向往，提倡以东方精神文化去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这个偏差，与其说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不如说是一种“视域融合”。归根究底，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地方都在困境中寻找出路。《易经》的特色就是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个道理放诸四海而皆准，深入人心、激励人心。
在书中，礼敬特别把英译《易经》细分为三个类别：比较宗教的《易经》(1860—1920)、智慧之书的《易经》(1920—1990)和历史化的《易经》（1990至今）。细分的目的，是说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人物对《易经》都有不同的演绎，因此翻译出来的《易经》也不一样。譬如19世纪末理雅各(James Legge)的 Yih King ，是把《易经》视为西周的历史文献，与基督教的《圣经》区分开来。二次大战后卫礼贤-贝恩斯夫人(Wilhelm-Baynes)的 I Ching 是把《易经》视为荣格(Carl Jung)心理分析学的一种表达，把六十四卦视为人类呈现“潜意识”的符号。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流行的历史化《易经》，一方面是利用刚在中国出土的文物，试图把《易经》还原为《周易》，另一方面利用新的历史方法，把历朝的《易》注还原为不同时代的思想产物。
这些不同面貌的英译《易经》说明了一件事。我们研究《易经》翻译不能单纯探究译者的“信、达、雅”，而是需要研究跨时代、跨文化中的“视域融合”“创造性转化”和“外地文化的在地化过程”。在书中，礼敬三番四次讨论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目的就是提醒我们翻译不是简单地将一种文字转化为另一种文字，而是包含翻译者对原典的理解和重新创造。
第三，礼敬在分析易学“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关联时，特别强调媒介的作用。本书或明或暗地凸显了三种媒介：(1)中介人（例如翻译者），(2)传播链（例如跨国联络网、外文出版商、大学出版社），(3)长期互通的渠道和机制（例如研究团队、学术机构、基金会）。比如说，三种英译《易经》的方法背后是近代欧美文化史中三个不同的时代思潮，也暗含了西方国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战及冷战所经历的起伏和波动。在整个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代表人物、独特的诠释风格，以及一套完整的学术体制和跨国联络网。
在一战前，麦格基(Thomas McClathie)和理雅各的英译《易经》反映了大英帝国在东亚的霸权。因为这个原因，两人完成翻译的地方就是大英帝国在东亚的两大基地：上海和香港。理雅各晚年成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家，标志着英国式的“比较宗教学”正式成为研究东方(Orient)的新方法，代替了17世纪以来欧陆传教士以“圣经比附东方经典”的旧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卫礼贤-贝恩斯夫人的英译 I Ching 则完全是另一种格调，其背后联结了德语区系统（如卫礼贤和荣格）和北美系统（如贝恩斯夫人），因此 I Ching 代表了横跨亚洲、欧洲、美洲的多重跨国网络，连接地点包括中国的北京和青岛、德国的柏林和法兰克福、美国的纽约和西雅图，连接途径也是多元的，包括大学、出版社、基金会和民间学术团体（例如晚清遗老的“尊孔文社”和德国的“智慧学社”）。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学术界流行的历史化《易经》，已经从“外循环”转回到“内循环”，从外国返回中国。整个过程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下展开，新一批出土文物（例如数字卦和马王堆帛书）的出现，让北美学者得以与中国学者共同追溯《周易》的本来面目。我个人认为，礼敬这本书的最大贡献，是把英译《易经》放在跨国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来讨论。通过追溯《易经》“外循环”的轨迹，让我们了解20世纪西方人所面对的困难和他们如何利用对东方(Orient)的想象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礼敬描述的三个英译《易经》的方法，恰好反映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人从极端欧洲中心论转向“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过程。而最近的“历史化的《易经》”正好代表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学者对中国独特性的重视，不再以西方标准去衡量中国。今天我们回头看这个过程，再反观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真要感叹沧海桑田，《易经》揭示的变化之道，历历展现在眼前。
这本书证明，西方人对《易经》的解读与我们大不相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他们的视野，我们不但可以加深对《易经》文本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加深对20世纪欧美历史的认识。一本300多页的书，能够同时达到两种相关而不相同的效果，礼敬的功力不浅！细心的读者可以亲自体会作者的心意，结合自己的期待视域，也许会产生新的“视域交融”。
韩子奇
（北师港浸大珠海分校人文社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