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典”(Canon)一般被认为是作为尺度而存在的。《易经》的神圣性不仅仅在儒家，同样存在于道家之中，是在不同的传统中具有中心地位的文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原创思想的学者大都借助于诠释经典来展开自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人最初以道家或外教的义理来解释佛教，这被称作“格义”。至3—4世纪的魏晋时代，中国的士大夫则以老庄思想来说明般若性空之理。当时的佛教学者在讲述、注释佛典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老庄或《易经》的用语。因此，《易经》对于中国早期佛教，特别是般若学说的传入来讲，同样是很重要的经典。
由著名的比较宗教学之父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 1823—1900)主持翻译的50册《东方圣书》(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879—1910年间出版，汇集了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耆那教及回教的典藏。《东方圣书》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提出的“拓宽经典”(the opening-up of the canon)的先声。也正因为如此，包括《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才成为了“世界经典”。吴礼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欧美〈易经〉诠释史论纲》（以下简称《诠释史论纲》）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易经》如何走进欧美社会，如何被那里的人接受和理解”
。
需要指出的是，礼敬笔下的欧美是以英语国家为主的社会。即使“英语世界”也是一个泛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主要指基本上代表欧洲的英国，而20世纪下半叶之后主要是指美国，其中当然也有交叉的现象。
因此，礼敬的这部《诠释史论纲》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易经》翻译成英文之后传入英国和美国，逐渐在英美生根，参与到所在地区思想的形成以及重大的时代思潮的过程。
按照纪昀(1724—1805)的说法：“《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智见仁，理原一贯。”
《易经》年代久远，篇幅简短，且辞义晦涩，易于后人发挥。其实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不同时代对《易经》的认识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两汉时期《易经》被谶纬化，魏晋时它被玄学化，宋明时又被理学化，近代学者常常用自然科学解读《易经》。此外，尽管《易经》被儒家尊为经典，收入“五经”之中，但它跟其他儒家经典不同，它并非为儒家所独有，而是被多种思想和宗教所吸纳，这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整个东亚都是如此。
礼敬认为，翻译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诠释，这是他在本书中的中心论点。北宋僧人赞宁(919—1001)在谈到“翻译”时写道：“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譬诸枳橘焉，由易土而殖，橘化为枳。枳橘之呼虽殊，而辛芳干叶无异。”
在赞宁看来，翻译其实就是“改变”（易）——这也是《易经》所阐述的最根本的原则。郑玄(127—200)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易经》中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所显示的是天地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所体现的是人世间错综复杂的变化关系；“需卦”代表着待时而动，要趋时而变。礼敬在他的书中写道：“卫礼贤解释了贯穿《易经》的一些哲学基本概念。他认为《易经》最基本的思想是‘易’，这和孔子在《论语》中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关。了解变化之义的人就不再将注意力放在转瞬即逝的单个事情上，而是放在一切变化背后那不可改变的、永恒的法则上。这个法则就是老子所谓的‘道’。”
在赞宁看来，“橘枳之变”可能最能代表翻译上的“易”了。日本僧人慧晃(1656—1737)曾收集出现于诸经律论中之梵文音译词并编撰了一本梵汉对照的佛教词典《枳橘易土集》（共二十六卷）。
书名的象征性含义同样是江南之“橘”移往江北而变种为“枳”，以此来表示这些词在梵汉翻译过程中的变化。
礼敬围绕着“翻译即诠释”这一中心论点，根据时代的发展，提出了英语世界的《易经》翻译和诠释经历了四个阶段：异教神话→儒教典籍→智慧之书→历史文献。这是他在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所阐述的内容。他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处理这些内容，从而为这部书展开了一个宏观的历史时空。他所选择的具体案例，包括麦格基(Thomas McClatchie, 1812—1885)、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卫-贝译本(Wilhelm-Baynes-translation)以及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孔理蔼(Richard A. Kunst)诸译本，代表着从异教神话到历史文献的不同面向和转变。充分体现这些译本的时代性意义与价值，是这部书的核心所在。这些不同的向度，体现出不同时代《易经》翻译和诠释的多元性与歧义性。所论的内容都切中肯綮，可谓功不唐捐。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中，礼敬得出了一个诠释学的结论，同时将《易经》看作是一部全球化时代的经典，他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易经》一定还会继续成为东西方思想家的灵感源泉”
。像《易经》这样的译本，不仅能够让英语世界的人了解其他文化，同时也会加深其对自身的理解。礼敬在这些精心安排的章节中，对《易经》的诠释做了系统化的阐述，这样的一部著作以对文献的深入考察而见长，同时也注重思想性。
礼敬的这部《诠释史论纲》，已经从针对个别译者的翻译研究，转到了针对时代性的研究。这其实是一部有关欧美《易经》诠释史的专著，尽管其中也涉及《易经》的一些义理，但主要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学术史除了要懂得知识论的内容——研究对象外，更重要的是要对研究者本身——研究主体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欧美的《易经》诠释史对于我们来讲，重要的并不在于某一时期的知识论本身，而是学者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学术史所要揭示的不仅仅是这些异域的诠释者的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及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境和心态。因此，这样的一个研究，早已超越了个人精神的基本内容，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礼敬在《诠释史论纲》中所指出的那样，卫-贝译本在美国畅销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当地反文化潮流兴起之时，当时的美国社会充斥着追求神秘主义、魔力以及异国情调宗教意识的冲动，克奇(John Cage, 1912—1992)的《易之乐》(
Music of Changes
, 1951)、迪伦(Bob Dylan, 1941— )的《愚之风》(
Idiot Wind
, 1970s)、金斯堡(Allen Ginsberg, 1925—1997)的《查〈易经〉，抽大麻，听浊气乐队唱布莱克》(
Consulting I Ching Smoking Pot Listening to the Fugs Sing Blake
, 1966)等都是在英语《易经》畅销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
透过同异域时代思潮的碰撞与融合，《易经》之诠释积累了跨文化的丰富创造性和潜力，这些也为西方世界应对现代性的挑战提供了经验。
《易经》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来讲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经学史的传统和哲学式的解经。经学史所展示的是《易经》的演变及传授史，包括传授的世系，不同时代和学派解经的倾向，经典注释的概况和成就，典籍的辨伪和文字的训诂考证等。而哲学式解经则是哲学家们对义理的解释和对自己哲学体系的阐发，这涉及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朱伯崑(1923—2007)在解释“哲学史式”的《易经》研究时写道：
《易》学哲学有自己的特点，其哲学是依据《易》学自身的术语、范畴和命题而展开的。而这些范畴和命题又出于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思维形式；其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其理论思维形式来表达的。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在他为卫-贝译本所写的序中指出：“他（指卫礼贤——引者注）对占筮文本鲜活的含义的把握让他的《易经》译本拥有了深刻的角度，这是只拥有中国哲学专门知识的人难以提供的。”
在解释其中的原因时，礼敬认为，卫礼贤的译本上承朱熹，强调易之用，因此得到了荣格的赞赏。
礼敬的书中，既有对《易经》翻译的研究，如代表性的注释、诠释等，同时也以哲学的方式，运用《易经》的内容建构出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以“做哲学”(philosophieren)
来进行论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诠释，其开端便是卫礼贤-贝恩斯译本。这个译本接续了卫礼贤译本的传统，对经、传予以了同样的重视，从而使《易经》脱离了原有的历史语境，并融合了中西智慧，以便于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例如在解释九四爻“匪其彭，无咎”时，卫-贝译本便引用了《圣经》中教导人们如何对待财产的教诲：“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圣经·新约·路加福音》17: 33）
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卜筮功能，强调《易经》的实用色彩。礼敬引用了荣格的观点，认为六十四卦可以用来确定六十四个各不相同但又非常典型的与因果相当的处境。中国的卜筮认为，人们可以向《易经》提出问题，然后可以得到明智的解答。荣格也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做过一个实验，他将《易经》当成一位智者，与其展开对话，询问它对当下的判断，也就是他想要将《易经》推广到西方世界的情形。他采用的是铜钱卦的占卜方式，得到的是第五十卦“鼎”：其中装满事物的礼器，当然这里应当将事物理解为精神食粮。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译介和诠释的过程中，将《易经》本土化和实用化的方式，即重视自己的传统，回应西方社会的关切。实际上，尽管《易经》是一部中国的典籍，但它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诠释，是在西方思想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展开的。
礼敬在《诠释史论纲》的第六章“结论”部分，特别引用了历史学家黄俊杰(1946— )提出的“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观点，认为这是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的两个概念de-contextualization和re-contextualization而来的。黄俊杰认为，在东亚文化交流活动中，某地域的人将原生于异国之文本、概念或人物加以“去脉络化”——脱离了原来的文化、历史背景后，转而置于本国的思想背景或文化脉络之中，使外来思想或文化融入本国文化或思想情境，并对本国发生作用。
《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诠释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有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完全置于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之中。换句话来讲，有关《易经》的解说已经突破了一种地域限制，是在一个崭新的“脉络”之中进行对话。这也是荣格能够对《易经》和佛教进行创造性发挥的根本原因，此类具有高度主题性的自觉工作，显然跨越了来自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限制，是一种跨文化的再创造。从这一角度来看，很难说这仅仅是通过对《易经》的诠释而产生的。
这种“再脉络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易经》的英译之中，在近代中国也有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民国以来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熊十力(1882—1968)曾撰写《新唯识论》(1932)，他批评般若性空的理论，对唯识论之分析宇宙事理也颇不以为然，于是以《易经》中“生生不息”之义援入佛理中，自谓致力“融佛之空以入易之神”
。他晚年的著作《体用论》(1959)对早年的很多学说都作了修正，唯独肯定《易经》之思想价值。
尽管《易经》作为可以阐释的文本具有多样性的特征，但它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今天在全世界之所以受到学者的重视，依然是由于其文本蕴藏着一种内在的，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的力量。我想这也是《易经》在大量的英译中国典籍中能够独占鳌头的首要原因。
由于礼敬具有语言学、翻译学的研究背景，因此他在本书中不断对译文进行分析，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我本人经常参加人文学科的博士答辩，感觉到很多博士论文把译文等同于原文，其研究结论往往是在译文的基础之上直接得出的，而没有对译文做任何的分析。礼敬在《诠释史论纲》中有时也涉及汉语—德语—英语三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即便是德—英之间，也不是我们想象的“直译”就可以了。他举了“乾”卦卦辞中“元亨利贞”的例子，贝恩斯夫人将之译作：The CREATIVE works sublime success, Furthering through perseverance.卫礼贤在德文译本中将“利”译作fördernd，因此贝恩斯夫人很自然地将之译作了furthering。但由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占筮辞，在《易经》中不断出现，“为了避免带来阅读上的违和感，贝恩斯夫人偶尔也会用is favorable这个词组来替代furthering，以让文气显得更加通顺”
。之后，礼敬引用了“坤”卦卦辞的“利西南得朋”的英文翻译：It is favorable to find friends in the west and south.等等一系列与“利”的英译相关的实例。
即便在有关思想史的部分，礼敬也会通过翻译分析，不断提醒读者注意，对英语世界思想家产生影响的《易经》是英文译本。
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诠释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对话：它既是研究者/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同样是近现代与历史的对话。对话是阐释和实现《易经》文本当代性价值的重要方式。欧美的翻译与诠释，实际上为《易经》谋求在当代的发展以及将之转化为当代的学术进行了主动的、创新性的探索。这一对话包含了跨越古今和中外，亦即跨越时空的诸多思考。包括理雅各、贝恩斯夫人、夏含夷、孔理蔼等在内的《易经》英译者和诠释者将这部中国古代的经典带入了他们当时的语境之中，这同样意味着，经过他们的努力，《易经》已经超越了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获得了另外的价值。
跨文化研究与比较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跨文化已经超越了比较研究的本质主义的特征，预示着改变。“跨文化”让我们摆脱了“己文化”与“异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真正进入一种“纠缠史”(Entangled History)之中。《易经》在欧美文化语境的诠释史，也让我们开始抛弃中国经典具有一种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认识，因为在欧美文化中这个本质显然会因时空而变化。《易经》显然要面对进入欧美文化后的新环境。实际上，不论是早期的新教传教士麦格基于1876年完成的《易经》译本，还是一百余年之后的1980年孔理蔼的译文，都在对接受者产生着影响。这些译本通过对话的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化与英语世界文化之间彼此交织、相互激荡的动态关系。
因此，在英语世界发生的《易经》翻译和诠释实践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开启多样发展方向的实验场域。而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易经》诠释，由于缺乏这类的可能性，并未形成真正《易经》诠释上的“突破”。因为同样是不同语言间的翻译，在汉字文化圈中的语言转换跟汉语与英语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对于汉语来讲，英语是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语言，在其特殊性中能呈现出跨文化问题。著名文学评论家肯纳(William Hugh Kenner, 1923—2003)认为：“（卫-贝译本——引者注）让外行的西方读者在较为朴素的文本中发现了令人难忘的东西。它们是更聪明的想法之间的交汇撞击，这是东方人的伟大思想进入我们体系的时代。”
而陈世骧(1912—1971)认为：“在卫-贝译本中，《易经》思想的新意义得到了发掘，它们在现代科学和心理分析的观照下获得了新的洞见。”
一百多年以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发展成为以英语为诠释语言的《易经》研究，成为具有跨文化特色哲学的丰富资源。因此，英语世界的《易经》诠释绝非仅仅是中国《易经》诠释史的“翻版”，或者中国《易经》的海外延伸，而是基于中国经典之上的转换和创造，它揭示了一种不同于中国《易经》的另类发展空间。
坊间有关《易经》的各类图书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其中很多都缺乏现代意识，包括启蒙以来的批判精神。因此礼敬的这部著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跟日本有关《易经》研究的论著相比较，
我们整个学界在研究西方《易经》译介和诠释史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是不够的，在这个方面的开拓空间依然巨大。此外，《易经》的哲理及其实践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也有很多人尝试着用《易经》来解决现代人的一些问题。因此，以一种学术史研究的方法来梳理世界各地的《易经》翻译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一部英语世界的《易经》诠释史，是全球《易经》诠释史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跨文化研究，除了梳理译本之外，我认为重要的研究成就也应当属于研究的范畴。因此，有两个面向依然值得认真对待。
其一是所谓的“隐形”影响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具体的比较方法有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以及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其实是一种事实研究，亦即一方是放送者，另一方是接受者，放送与接受的经过路线作为影响过程要在文献中能够被证实。礼敬的《诠释史论纲》所做的研究，其实是在探讨在英美所发生的事件与《易经》译本之间的关联，并切实地发现它们之间的事实联系，在方法论上更多采用的是文献学与考据学的研究方法。2014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黑色笔记本》(
Schwarze Hefte
)得以出版，
这些写于1931—1970年之间的各种札记，除了引起公众关注的海德格尔支持反犹太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内容外，也包含了海德格尔在晚年预备着手进行的研究主题。夏可君指出：
随着海德格尔对于西方文化与现代性整体荒芜化与自我灭绝的诊断，他于1943—1953年所开启的“第二次转向”，借助于老庄思想的启发，走向“无用之思”，开启了哲学的自然化方向，尽管一直还不明确，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出了海德格尔自己的估计，有其思所未思的潜能。一旦我们以中国哲学目光来阅读，即以老庄的语句为背景，海德格尔手稿中思想的细节与隐晦之处就开始闪耀，打碎并重组德语，散落在文本中的碎语开始发出尖锐的光芒。
我想，未来有关不同文化对《易经》诠释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要以“做哲学”的态度来对待《易经》文本和译本。因此此类的研究，既存在于有迹可循的事实联系之中，同时也存在于不一定有历史关系的平行研究之中，而追问两者之间的哲学关系，我认为是进行跨文化《易经》研究时应当特别予以重视的。
其二是对《易经》与现代科学之间关联性的研究。礼敬在论文中引用夏含夷的说法：早先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宣称他发现了“二进制”与六十四卦卦画的数理结构之间的关联。
其实英语世界对《易经》的诠释，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汉学研究的传统，进入了自然科学领域。先是由于生物科学的基因理论和机体论思想与《易经》思想的暗合，使得很多生物学家开始研究《易经》。而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和宇宙学在宏观及微观层面的认识，也让科学家对《易经》的很多学说另眼看待，特别是《易经》中的符号图示、思维模型、运思方式都与现代物理学有着种种契合之处。成中英(1935— )甚至认为：“《易经》的思想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用于整合现代科学的各学科的内在结构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原则，及能使科技间更好地进行相互协调和互补的综合方案。”
正是由于《易经》哲学与当代科学理论和知识架构之间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生化理论、基因理论、电脑运作和设计理论、整分数学理论、基本粒子理论、全息理论等这些学科领域，其基本理论模型都与《易经》的基本符号结构和思维方式如合符节”
。因此，英语世界的《易经》诠释史也应当包括西方世界当代科学家在生物科学、基因理论、基本粒子和宇宙学等学科领域将其基本理论与《易经》进行沟通和整合所阐发出的新思路。
撰写这样的一部有关他者文化对《易经》诠释的专著绝非易事，这要求研究者既有深厚的《易经》研究的功底，同时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英美的历史、思想史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这是一个跨文化研究的课题，如果没有诠释学的理论素养，很难得出较为中允的结论，因为大多数中国的《易经》研究者很难理解《易经》进入英语世界后所获得的新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礼敬广泛查阅了中英德文的一手历史文献，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相关的研究著作，这为他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傅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在礼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本书的参考文献可以为做这一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个“研究指南”(Study Guide)。其实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仅仅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具有归纳分析的能力。由于礼敬所学专业并非中国古代文献和中国哲学，因此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专门到北京大学听了王锦民教授有关《易经》哲学的课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文献学基础积累，以及哲学的逻辑训练，才有可能完成这部关于英语世界《易经》研究的突破性著作。礼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劳，而我每每想到学术思想的慧命会因这样的著作而得以延续，便倍感欣慰。
礼敬在2013—2018年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跟随我做他的博士论文，其实早在2011年他在北外访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了。当时我就发现他对学问有一种虔敬之心，在成为我的博士生以后，他学志不泯，精进不息。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隔一周就要组织一次学术沙龙，礼敬常常能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塞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ca.1-65)说的“Docendo discimus”，差不多是“教学相长”的意思，我自己的很多观点也是在跟同学们的讨论中形成的。
2015年的时候礼敬申请到了北京市的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杰纳苏分校(SUNY at Geneseo)访学半年。在此期间他与韩子奇(Tze-ki Hon)、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司马富(Richard John Smith)、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苏德凯(Kidder Smith)等教授就他的博士论文题目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交流。此外，他还获得了德国波恩大学的暑期东亚项目资助，从而有机会到慕尼黑的巴伐利亚档案馆，查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各种档案。我特别赞赏康有为的一句话：“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
在各位老师、前辈学者和同学们的指导与帮助下，礼敬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易经》始于“乾”卦，而终于“未济”。如同人生天地之间，虽抱负远大，终不能圆满一样，对《易经》的诠释，我想也不会有终结的一天。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