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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对《易经》性质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影响到他们对卦爻辞的翻译和解释。我们即以上节列举的这些诠释范式为例，考察不同的诠释方式对卦爻辞译文产生的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在理雅各看来，《易经》的主题大多和道德、社会、政治有关。文王赋予每卦以一定的含义，并加上一些启示，这些启示是文王设想处在这一卦象征的情境下应采取的行动，以及行动结果的吉凶。周公则从最下一爻开始，通过象征性的解释，逐个表达每爻的含义，同时也指出采取与每爻相连的行动的吉凶。
理雅各相信《易经》的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因此解释很多卦的时候，都把它们与文王、周公当时所处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如第十六卦《豫》，理雅各认为这一卦表示文王治下安逸和乐、万民悦服的情况，此时文王若有兵师之兴，众人也都会觉得和悦。他解释“豫”为“逸乐满足”(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将初六爻“鸣豫，凶”译为The first line, 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proclaiming his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There will be evil.意思是此爻之人可能一时幸福得意，却因到处宣扬、甚至吹嘘这种快乐满足而招致灾祸。
理雅各解释卦爻辞时偏重它们在道德、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寓意，不太看重它们的占筮色彩，这和他对《易经》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
卫礼贤认为，《易经》一方面是占筮手册(Book of oracles)，另一方面又是“智慧之书”(Book of wisdom)，它是超越历史时代的智慧结晶，所以在翻译很多卦爻辞时都注重发挥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智慧，如《豫》卦，他从一开始就解释卦象和爻象，指出《豫》上卦“震”的特点是“动”，下卦“坤”的特点是“顺应”。九四爻是阳爻，为动之主，一动而上下群阴共应之，所以容易激发热情而上下同心。卫礼贤把“豫”译为“热情”(enthusiasm)，把“鸣豫，凶”译为Enthusiasm that expresses itself brings misfortune，即一个处在下位的人忘形吹嘘自己的贵戚，这种自大必然带来厄运。热情不应是标榜自我，能团结众人的热情才是正当的。
他指出《豫》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顺以动，这也是自然界事物和人类生活的共同法则。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卫礼贤把《豫》卦从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变成总结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普遍智慧。
蒲乐道把“豫”翻译为Repose（休息、平静）。他指出，“豫”通常的含义是“预先”(beforehand)或“快乐”(happiness)。他选择repose这个词是受了书稿审阅专家的影响，一开始他并不确定要选用这个词，后来他认识到，如果从好的方面来使用，这个词应被理解为精神上的平静(mental repose)，这种平静根源于绝对的自信，即自知现在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初六、六三和上六中，爻辞明确显示有必要采取行动时却没有采取行动，六五爻没有行动是由于没有能力(incapacity)。初六“鸣豫，凶”的译文为The crowing of the cock bespeaks repose—an evil omen!（公鸡的叫声表达的是宁静——这是凶兆！）他解释说，昏昏欲睡的公鸡的叫声是不太可能让人们从床上一跃而起的，但是公鸡的传统角色是司晨，让人们开始采取新的行动。
从蒲乐道刻意强调《豫》卦的“行动”这一点来看，他的理解和传统注疏以及理雅各、卫礼贤的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他的着眼点主要在占筮，占筮要告诉人们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他才会对初六爻的爻辞作出这样的翻译和解释。
孔理蔼(Richard A. Kunst)将《易经》看成商朝末年和西周时期的历史资料，主要依靠口头传授得以流传下来，是一套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关于兆象、预言、流行的俗语、历史掌故及自然常识的合集。占卜者依靠蓍草获得神谕，再根据卦爻象，逐渐将上述材料编成占卜用的手册，在周朝流行起来，然后被记录下来，经过编辑和注解，在汉朝逐渐发展成一本更宏大和复杂的著作。
他认为“豫”指“大象”(elephant)这种动物，因此“鸣豫，凶”就是A trumpeting elephant: ominous，意思是见到一只叫唤的大象，这是不祥的兆头。
孔理蔼试图将附着在《易经》卦爻辞上的哲理和道德说教成分剥离，把六十四卦卦爻辞文本的含义还原到商末周初时的原始状态，这也是卢大荣(Richard Rutt)采取的方法，卢大荣将上述初六爻的爻辞译为Trumpeting elephant. DISASTROUS.和孔理蔼的译文基本相同。
林理彰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一部超越时代、意义确定不变的《易经》，而是有多少《易经》注本，就有多少不同版本的《易经》，因为《易经》文本有太多繁复晦涩的地方，其含义完全取决于不同的注疏本怎样去诠释。
因此他选择翻译王弼的《周易注》，目的是在理雅各与卫礼贤译本体现的宋儒注经传统之外，在英语世界引入一套汉儒的解经方法。他将“豫”译为“满足”(contentment)，初六“鸣豫，凶”译为If one allows one's Contentment to sing out here, there will be misfortune.意为如果肆意宣扬自己的满足状态，会带来厄运。王弼注此爻为“处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林理彰译为As First Yin is located at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Yu [Contentment]，it can only realize its ambitions above [with Fourth Yang]. When happiness goes to excess, licentiousness results, and when“ambitions are exhausted”，“there will be misfortune”，so how may Contentment be sung out here?
林理彰力图在译文中体现出王弼解释《周易》时的宗旨和具体方法，把《易经》置于王弼的视角之下和王弼所处的时代中来理解。
礼则码和卡彻把《豫》卦的“豫”翻译为providing-for/provision。他们认为，这一卦描述的情境是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来迎接未来。它强调通过远见和谨慎来积累力量，以便完全享受一切事情，这是恰当的处理方式。除了用providing-for以外，他们还选用了ready, prepared for; prearrange; take precaution, think beforehand; satisfied, contented, at ease等词。“豫”的字形是“子”(son)和“象”(elephant)，表示careful, reverent, very strong。初六“鸣豫，凶”译文为Calling Provision. Pitfall.其中“鸣”的译文还有bird and animal cries, through which they recognize each other; distinctive sound, song, statement.字形是“鸟”(bird)和“口”(mouth)，a distinguishing call.“凶”的解释还有leads awa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struck and exposed to danger, unable to take in the situation; flow of life and spirit is blocked; unfortunate, baleful; keyword.
从他们的翻译和解释来看，他们确实提供了足够多的解释，目的就是在做心理分析时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展开丰富的联想。
皮尔逊则根据帛书《周易》，把《豫》卦的卦名改写为《余》，并译为Excess，然后把初六爻的爻辞译为Crying out excessively: misfortune.她在解释中说，早期中国人把地震看作雷从地中出，“有余”就被比作这样的剧变。也许是中国人太习惯于匮乏，如果我们所得过量或者快乐过度，就有可能沉浸在这种反常的现象中。这个意象让我们想起，如果拥有过量的东西却不以恰当的形式分享的话，可能就会带来危险。随着财富增多，权力变大，责任也会增大，很难一个人承担，要找到可靠的同盟，把权力赐予他们，就像新晋的周朝国王给他的亲戚分封土地，让他们结成自治的同盟。
皮尔逊的解释建立在新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同时也提供了她作为女性的新的解释视角。
早期承担中学西传工作的多为传教士，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主观上是为了向教廷和西方解释中国的特殊情况，为他们在中国采用的传教策略辩护，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易经》以其特殊的占筮性质，与基督教的伦理和教义相悖，因此一直未受传教士的重视。《易经》英译始于新教传教士来华，一开始只限于简单的介绍，目的也是为其传教策略服务。在卫礼贤译本出现并被贝恩斯夫人传入英语世界之前，英语世界有麦格基和理雅各翻译的两个《易经》全译本。麦格基的翻译目的主要是凸显中国人的思想与西方人不同。理雅各从香港回到伦敦并担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后，应缪勒的邀请，开始完成自己的四书五经翻译计划，同时为了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宗教，翻译了《易经》全书，因为和拉古贝里等人展开争论，引发了英语世界对《易经》本质和翻译方式的第一次关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易经》在西方的传播，但其影响力主要局限在知识阶层。由于理雅各的汉学家地位，他的译本影响力至今不衰。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出版后，尤其是贝恩斯夫人将他的德文译本转译为英文后，在二战后的美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从而推动了《易经》的翻译高潮。总体说来，《易经》卫-贝译本开启了占筮和心理学这两个解释方向，大大促进了《易经》在流行文化中的传播。后出的译本大多笼罩在卫-贝译本的影响之下，即便是要与之抗衡，也脱不出它所开启的《易经》诠释面向。直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考古发现的成果被陆续介绍到西方，同时西方留学生开始来华学习，加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兴起的《易经》热，引发并带动了欧美《易经》研究和翻译的另一股潮流，即历史主义诠释方式的兴起。译者倾向于把《易经》看成研究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文献，或者把历代《易经》注疏看成研究具体朝代思想的历史文献，从而开启了与卫-贝译本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易经》的方式。但并非所有诠释《易经》的方式都能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影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诠释范式，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效仿，比如上文提到的翻译和解释《易经》的心理学方式和女性主义方式，就没有形成影响和规范人们理解与解释《易经》行为的范式。而将《易经》作为占卜文本，始于卫-贝译本，后出的同类译本虽多，其影响力均未超过卫-贝译本。本书主要选择《易经》诠释的宗教学范式、哲学范式和历史学范式，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范式的具体特征和产生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三种范式是《易经》在西方较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诠释，但并不排除其他诠释范式的存在，本书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上述三种诠释范式的分析，找出《易经》在欧美传播的典型模式，以便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