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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易经》译本，因为译者对《易经》的性质有不同理解，因此在处理《周易》本经和注疏之间的关系、处理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处理文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时，往往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导致他们对《易经》卦爻辞的理解和解释出现较大差异。由于卦爻辞的复杂性质，很难对它们的意思作出独断式的解释，或建立一套可以一以贯之的解释规则，这样就容易出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情况。下文从英语世界较具代表性的《易经》译本中，概括出六种诠释《易经》卦爻辞的不同方式。这些诠释方式的不同，主要源于作者分别将《易经》理解为儒教典籍、智慧之书、占筮手册、历史文献，或者从心理学、女性主义等不同视角切入来进行诠释。
理雅各《易经》译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易经》放在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勾画的世界宗教体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和解释，将它视为儒教的经典。对《易经》一书的性质，理雅各力主从经传分开的角度来理解。他指出，《易经》六十四卦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但《十翼》并非出自孔子之手，因此历来以传解经的方法多有舛误。
理雅各认为应该把《易经》的卦爻辞放到文王和周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他以《乾》《坤》《既济》《未济》四卦为例，说明文王根据每对卦和爻间的对比关系，将它们一一排序，然后赋予全卦一定的意义，并添加一些启示，这些启示或许是文王设想处在这些卦所象征的情境下应该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带来的吉凶。然后周公从最下面一爻开始，通过象征性的或者有代表性的解释，逐个表达每爻的含义，并指出采取相应行动带来的吉凶。文王对全卦的解释和周公对六爻的解释含义一致。
也就是说，卦辞和爻辞的解释整体上相互吻合。由此可见，理雅各是从作者的角度，将卦爻辞理解成文王和周公用来象征性地指出处在某些特定社会情境下应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带来的吉凶的表意系统。理雅各指出，文王拘于羑里，不得不以研究卦象来迷惑敌人以保全性命。他将六十四卦排列在面前，每一卦都暗含神秘的意思，并富含深层意蕴。他从卦中知晓自然界各种物体的特征，或者人类社会的法则，或是他的王国的状况。文王给各卦定名，用一个术语描述他心中与此卦相连的想法，然后或用劝诫，或用警示的简短言辞将这个想法展开，设法将占卜的愚昧约束在理性的范畴之内。
从这些表述来看，理雅各认为《易经》是文王被囚羑里时以占卜的形式迷惑纣王的作品，因此卦爻辞的创作运用了象征的表达手法。例如他在解释《屯》卦的时候，指出“屯”是象形字，显示植物在破土而出时要经历艰难，才能慢慢从土壤下面冒出来。这种植物在开始生长的阶段所经历的困难，被用来象征一个国家经历混乱的状态，以及通过一场革命建立新的政权需要付出的奋斗。理雅各指出，文王和周公在撰写每一卦的卦爻辞时，都指向他们心里所想到的一种具体的情状。这种隐藏在心里没有表达出来的文本，控制并指导着他们撰写所有的卦爻辞。《易经》的读者若想成功理解和掌握卦爻辞的意思，就必须要抓住这一点。文王看到他周围的社会和政治世界陷入纷乱，变得不可救药，但他对自己和周王室充满信心，一定要谨慎小心，守正不移，让不同国家的政权都落到善良正直的人手里，这样一切才会好起来。对于《屯》卦六二爻的主人来说，前进依然很困难。他自身力量微弱，初九阳爻的主人强势压迫着他。幸运的是，初九爻的主人虽强，却很正直，九五爻为阳爻，又处在君位，和九五爻的主人联合并为其所用，正是六二爻主人的目的。这一切令周公想到一个年轻女子，她的追求者非常强势，要娶她为妻，但此时结婚时机不当，所以女子拒绝了他，最后过了十年，女子嫁给了一个更适合她、也是唯一适合她的人。
再如《既济》这一卦，理雅各在注释中解释它的意思时，指出“既”象征着“过去”或“完成”，“济”主要指“过河”，也指“帮助”或“完成”。这两个字相连，表示成功完成作者心中想做的一切事情。文王在面对此卦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王国的情况，他的王国终于获得了安宁和平静。王国的舟船都已安全渡过宽广湍急的河流，国家面临的危难已得到缓解，动乱的状态已得到有效控制，那么还有没有需要做的事情呢？当然有，那就是要落实治理国家的一些具体措施。新建的政权必须得到巩固，统治者必须坚定不移、不声不响地顺利消除战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甚至考虑到人间一切事情的变动不居。理雅各同样把《既济》这卦视作文王在羑里谋划王国未来时所考虑到的情形。
从理雅各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竭力把每一卦的整体含义以及卦辞和爻辞的含义都放在文王和周公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来解释，试图诠释卦爻辞的主旨，同时极力避免在卦爻辞的解释中提到占卜的因素，而是把它们放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来加以阐述和发挥。
《易经》卫-贝译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心理学、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方法，揭示《易经》中蕴含的超越时空的智慧。卫礼贤在译本导言中说：“中国的《易经》无疑是世界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它起源于神秘的远古时代，古往今来一直吸引着中国最杰出的学者的关注。中国三千年文化史上几乎所有最伟大、最重要的成果不是从《易经》中汲取灵感，就是受到过《易经》注解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千百年来成熟的智慧孕育和造就了《易经》。无怪乎中国哲学的两大分支——儒家和道家——它们的思想都根植于《易经》。”
卫礼贤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说明《易经》中汇集了中国千百年来的聪明才智，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根源。不仅哲学，中国的科学和治国之术也不停地从《易经》的智慧源泉中汲取营养。“甚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浸透着《易经》的影响。穿梭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在街头巷尾可能就有一位算命先生端坐在桌子后面，桌面铺着干净的台布，先生手里拿着毛笔和砚台，随时准备从这部古老的智慧之书中找出针对人生挫折的中肯建议和信息。不仅如此，甚至房屋装饰用的招牌——垂直的木板，黑漆金边，上面写着花团锦簇的文字，也让人不断想起《易经》的思想和文字。”
《易经》在中国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除了用作占筮手册以外，《易经》更重要的用途是被当作一本智慧之书。老子通晓《易经》，他的一些最为深邃的格言警句就是由《易经》激发产生的，实际上他的全部思想都浸透了《易经》中的教诲。孔子也知道《易经》，并且曾致力于研究《易经》。他很可能曾写下一些解释性的评论，并且在日常授课中和学生分享了一些他的见解。孔子编辑和注释过的《易经》就是流传到今天的版本。”
卫礼贤在前言的结尾部分说：“希望阅读这部译作的人能够享受到纯粹的智慧带来的快乐，就和我在翻译这本书时体会到的快乐一样。”
他在导言的结尾部分说：“我坚信任何一个真正吸收了《易经》精华的人，都会在人生经历和感悟上倍感充实。”
从上述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到，卫礼贤不仅认为《易经》中蕴含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且认为这种智慧可以跨越时空，为现代人所用。这在他的翻译和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中孚》卦，卫-贝译本将卦名译为Inner Truth（内在的真实），在解释的时候说：“风吹过湖面，水面上荡起了波纹。因此看不见的事物显示出了可见的效果。《中孚》上下卦都有阳爻，中间两爻为阴爻，呈开放式，显示内心没有偏见，因此易于接受事实。此外，上下卦的中爻都是阳爻，显示内在真实展现出的巨大影响力。”他在解释“中孚”时指出，“‘孚’（真/truth）的字形就像一只鸟的爪子放在幼鸟的身上，象征着孵化，幼鸟破壳而出，蛋壳里已经空了。虽然光的力量可以从外面加速它的发育，但里面必须要有生命的胚芽，才能唤醒新的生命。这些思想可以引发意义深远的联想。”
确实，卫礼贤在欧洲作关于中国文化和《易经》的演讲时，就发挥和运用了基于《中孚》卦的这种联想力。谈到“艺术的精神”这个主题时，卫礼贤提到精神和文化遗产的传递问题，即人类怎样把自己的经验、智慧、能力、信仰或适应世界的方式传递下去。他认为，《易经》的《中孚》卦给出了答案。卦名中的这两个字能引发丰富的联想。“孚”是鸟的爪子放在后代（或是一只鸟蛋）身上，代表“孵卵”和生命向下一轮传递的循环。“中”代表孵化的核心过程，包含在“真”或“信”中的核心生命力，充满了活力。卫礼贤甚至认为，《中孚》卦中间两爻为阴爻，上下各两爻为阳爻，因此是八卦中“离”的叠加，所以包含两份“光”，如同放大了的“光”。中间是潜在的黑暗，那是深渊里没有被水熄灭的火所发出的光，因此这时的光有力量战胜黑暗中的万物，这也是卦辞“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的意思，“豚鱼”(pigs and fishes)代表像水那样黑暗的力量，它们是动物中最没有灵性的。但是光的力量如此强大，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抵达豚鱼这样冥顽不灵的生物，所以《中孚》卦回答了当精神和文化遗产面临冥顽、啸聚的大众，将遭受灭顶之灾时应该怎样保存这样的疑问：那就是通过内在的真的力量(inner truth)。
从卫礼贤理解和解释的《易经》卦爻辞我们可以看出，《易经》中蕴含着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智慧，这种智慧能够跨越时空，不但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疑问，而且可以为欧洲高雅艺术的存续和流传问题提供解答。
蒲乐道在他的《易经》译本前言里，介绍了《易经》的功能：“《易经》的价值不可估量，因为它不仅包含着至高无上的精神价值，而且能让任何一个不是太自私、可以满足一些简单条件的人预见并控制未来事件的进程！通过正确解释并严格遵守《易经》对普遍法则的诠释，我们能够让自己变得像神明一样有远见！虽然因为《易经》的特殊性质和远古属性，阅读起来不够顺畅，但它却能被用来解释现在，预测未来，而且准确得可怕！对那些想要生活得和自然法则和谐一致，但又觉得它们神秘莫测、难以直接观察和经历到的人，《易经》提供的指导是无与伦比的。”
从这段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蒲乐道关注的是《易经》“解释现在和预测未来”的功能，他甚至在前言里提到香港报纸上刊载的一个例子：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来到香港附近一座小岛上的深林里，几天后家人正是依靠《易经》的指引才发现了他！所以蒲乐道指出：“我重新翻译《易经》的目的，就是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最清晰的指导，帮助使用者进行占筮，这样任何一个说英语的人，只要是怀着真诚而又明理的态度拿起《易经》，都能将它当成绝对可靠的手段，用来趋吉避凶。”
虽然蒲乐道明确指出他翻译《易经》的目的是要为英语读者提供一部占筮用的指导手册，但他又指出《易经》和一般命理书的区别：“《易经》不像一般命理书那样预测未来事件，然后让我们静待一切发生。《易经》的作者并不认为未来的细节不可更改，而是认为它们遵循普遍的潮流和趋势。它不是机械地预言，而是通过分析宇宙间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积极地提供建议，它不会告诉我们未来将发生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顺应或避免将要发生的事情。它让我们成为自己未来的建筑师，帮助我们避免灾难或是将灾难的危害降低到最小，从每种可能的情境中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帮助我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各种环境保持和谐一致。”
蒲乐道还指出，《易经》关注的是如何让人获得内心满足、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方法，而不是帮助我们获得物质上的成功。对于有些问题，比如怎样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我们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易经》会带给我们更为有用的指导，而另一些旨在获取物质财富的问题，我们就不太容易从《易经》中获得解答。虽然也不是说有关商业和金融类的问题我们都不该问，但事关打赌输赢、股票涨跌之类的赌博和一切无益于他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问题，对《易经》而言都不是合适的主题。
蒲乐道认为，荣格在给卫礼贤译本所写的序言里公开承认他相信《易经》的占筮功能，并且尝试去证明为什么《易经》会具有这样的预测能力。这一点，对他的译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蒲乐道说：“两千多年来，《易经》一直被用作占筮之书，这种貌似神秘的性质，中国人习焉不察，而从未真正验证过的西方人则感到怀疑甚至表现出轻蔑。我无法向这些怀疑者证明，只希望他们虔诚地去验证《易经》的力量。然而他们的疑虑只会让这一切变得毫无可能。要正确解释《易经》卦爻辞，需要特殊的心境，而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尊重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若是通过正确的方法得到卦爻辞，并且解释得恰当的话，它们通常都会百分百地准确。亦即，如果能严格遵守从卦爻辞中得到的指示，那么一切都会像预测的那样，毫厘不爽。”
蒲乐道用三个亲身经历的占筮实例来说明《易经》在占筮方面的特征。对恰当的问题它都会给出非常恰当的回答，而对不恰当的问题，或者在不恰当的环境中提出的问题，它会拒绝给出合适的答案。因此，要正确地诠释《易经》，首先需要有虔诚的态度。但仅凭这一点还不够，《易经》古奥的文辞非常难以理解，只有在直觉、深思或特殊经历的帮助下才能获得解释的灵感。此外，中西文化的差异也是导致理解障碍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中国文化建立在直觉思维的基础上，注重内省的意识，西方文化则注重外向型思维，与希腊逻辑学原则和经验科学相一致。所以他的翻译，旨在将汉语的这种古奥特征最小化，在原文许可的范围内让译文变得更容易理解。蒲乐道指出，要将卦爻辞的答案与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需要有一定的直觉思维，真正有经验的诠释者，如果正确地查阅《易经》，就会发现它的解答从来都不会错！
蒲乐道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占筮方法，包括蓍占和金钱卦这两种方法，同时告诉读者如何解释卦爻辞。他说，针对占筮者的询问，想要获得可靠的指导用来解释《易经》提供的答案，通常会面临两个障碍：第一是答案过于依赖导致占筮者提出问题的各种环境以及无数相关的事实，以至于有些答案已经出现在占筮者的心里，但还有一些答案会直到答案本身或后续事情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人们才能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第二是只有直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时，《易经》才能根据具体的情境作出准确的解释。
他给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例如一个占筮者正在考虑要不要离开目前的岗位去国外工作。国外的工作虽然收入高，前途远大，但却有其他不便的地方。他的问题是：“我要不要接受现在去东京工作的机会？”结果筮得第三卦《屯》，其中第四爻为动爻，这样又获得第十七卦《随》。《屯》卦的卦辞显示开始困难而后来取得极大成功，作出正确的决断就会有回报，但同时它不主张追求新的目标或开始新的旅程，而是要巩固目前的位置。《彖辞》所谓“刚柔始交而难生”，《象辞》提示“君子以经纶”，即现在应该把当前的处境理顺，动爻“乘马班如”建议观望以确保日后的富贵荣华。《随》卦也是预示成功并建议做出决断，但却确切地告知一定不要犯错。《彖辞》有“动而悦”，结尾“随时之义大矣哉”，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及时采取行动都是必要的，以便“天下随时”。《象辞》“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表明现在采取行动不是时候。根据这些卦爻辞的解释，很多地方都暗示尽管开始会有困难，但占筮者接受东京的职位是值得的，只要他立志成功即可。但也有一些地方建议目前不要远行，而要巩固当前的职位，也就是说现在采取行动并不当时。蒲乐道的解释是《屯》卦显示他这时不该接受东京的工作，而是要设法巩固当前的职位，因为去东京涉及远行和确立人生新的目标。《随》卦的“动而悦”显示远行值得期待，但是《象辞》明确指出现在不是做出重大举措的时机。从以上总结中可以看出占筮者现在最好不要急于接受东京的职位，而要静待更好的机会到来，然后把握时机及时出国，以发展出更远大的前途。
蒲乐道完全从占筮的角度来理解卦爻辞，所以他把《屯》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翻译为Difficulty followed by sublime success! Persistence in a righteous course brings reward; but do not seek some (new) goal (or destination); it is highly advantageous to consolidate the present position.
把《随》卦的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译为Following. Sublime success! Righteous persistence brings reward — no error!
从译文来看，他完全从占筮的角度出发，所以对“利建侯”“利贞”等的解释才会带上浓厚的现代职场色彩。
夏含夷用“语境批评”的方法重建《周易》在西周末期的原意，就是要“在《易经》原始文本语境里来真正检验其古代语言的特性”
。因此他广泛援引同时期的甲骨文卜辞、青铜器铭文、《诗经》以及稍后的《左传》来与《易经》卦爻辞相印证，同时注重对《周易》卦爻辞内在逻辑的分析，并大量参考顾颉刚、李镜池、郭沫若、闻一多、屈万里、高亨等近人的易学研究成果，以重建卦爻辞在商周时期的含义。
例如他对五十四卦《归妹》的理解和翻译。顾颉刚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9)一文里曾指出“帝乙归妹”可能指帝乙嫁女给文王的故事，他引甲骨卜辞为例证明“归妹”是商代嫁女的称谓。顾颉刚采用的主要证据是《诗经·大明》里的两段：“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他认为这里说的是文王娶妻之事，武王之母为莘国之女。但周只称商为“大邦”，由此推断文王所娶的“大邦之子”就是帝乙之女，后来因为死亡或大归，文王续娶了莘国之女，生下了武王。顾颉刚认为当初帝乙嫁女给文王是为了和亲。即便如此，顾颉刚还是认为《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不得其解，并猜想是“文王对于所娶的嫡夫人不及其媵为满意”，但并不敢确信。
夏含夷在顾颉刚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初九“归妹以娣”(The marrying maiden with her younger sisters)、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The marrying maiden with her older sisters, returns with younger sisters)、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The marrying maiden misses her time, she slowly returns to wait)、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Di Yi marries off his daughter: the primary bride's sleeves are not as fine as the secondary bride's)、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The lady holds the basket: no fruit, the man stabs the sheep: no blood)各爻的情况，他认为各爻之间的关系是一段发展的叙事，初九说明帝乙嫁女时有她的妹妹陪伴，古代的婚姻并不是孤立事件，出嫁的女子常常会有更年轻的妹妹作伴。初九和九二爻的“跛能履”(the lame is able to walk)和“眇能视”(The blind is able to see)，可能象征文王的第二个妻子，即莘侯的女儿，命运得以改变。文王遇到的问题先在九四爻“归妹愆期”里有所反映，肯定指帝乙之女有过失，六五爻则直接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其君”指的是“大邦之子”，“其娣”则是“莘侯之女”，她的服装之所以更好，这是为了说明她将是武王之母。上九爻描述了这场婚姻的不幸，如果《大明》这首诗显示文王与帝乙之女的婚姻不成功，那么此处正好交代了原因，很可能因为帝乙之女没有子嗣，这由“无实”两字的暗示可以看出来。夏含夷认为《渐》和《归妹》两卦相连，《渐》一卦的主旨是离别和忧伤，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和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都有无子嗣的暗示，可能正是为《归妹》卦“起兴”，这正好反映出《周易》编者有意识的编纂行为。
这种诠释尝试完全以史实为基础，与其他寓意解读有较大的差异。
礼则码(Rudolf Ritsema)和卡彻(Stephen Karcher)翻译的《易经》是沿着卫礼贤和荣格开启的心理学路径来解释卦爻辞的。译者之一的礼则码是东方学家和瑞士爱诺斯基金会(Eranos Foundation)主席，以举办荣格心理学研讨会而著名。他们在前言里介绍《易经》的性质时说：“《易经》是占筮手册，或者说是荣格所谓的‘原型力量’(archetypal forces)的源头活水。它把这些力量的作用组织起来，变成‘形象’，以便个人能够阅读此书。使用此书通常开始于一个疑难和问题，但在每一个具体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普遍的问题：‘我怎样做才能和塑造此时此刻的神灵或力量发生创造性的关联？’”
从一开始就把《易经》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易经》提供了一个看透艰难处境的方法，特别是我们感到忧心如焚的时候，理性知识难以派上用场，而我们又必须要做出决定、采取行动。个人在接触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时怎样活得最好，《易经》可以让关注这个问题的神灵发出声音。”
他们指出，《易经》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因为它是一本神谕集，这是一种特殊的想象空间，可以让人们和神灵展开对话，它是“无意识”经历赖以产生的基础。神谕把人们面临的问题转变为像梦境一样的意象语言，它改变了人们经历某种处境的方式，以便将人们和形成这种处境的内在力量联系起来。神谕中的意象消除了产生这种联系的障碍，使神灵能够在场。查阅《易经》中的神谕，用其中的象征和神秘语言来看待我们面临的处境，这是接触现代社会形成过程里遭到压抑的力量的一种方式。
从他们的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礼则码和卡彻把《易经》看成“原型力量”的根源，把卦爻辞当成人们的无意识经历赖以产生的基础，把“易象”看作连接人们的现实处境和《易经》卦爻辞的方式，他们的着眼点和叙述方式都和分析心理学有关。他们指出，《易经》中的卦符和卦爻辞结合在一起，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映射出塑造任何特定时刻、特定问题或特定情境的无意识力量(unconscious forces)。在他们看来，《易经》里的“神灵”，就是创造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无意识力量。占筮这种随机事件赋予“神灵”力量，它不受意识的控制，让隐藏在我们处境后的各种力量都有机会言说。因此在他们看来，卦爻辞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下才有生命，它们指向特殊的事件，这些事件用科学法则和规律都无法解释。正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我们遇到的难题提供了创造意义的必要触媒。
礼则码和卡彻认为，卦名中的“易”强调想象力、开放性和流动性，强调快速改变方向以及运用各种想象力来反映存在的多样性的能力，因此最恰当的翻译应该是versatility（多用途、多技能），即随时能感受到时间、命运和心灵的未知要求并被它们触动。这个词把宇宙间的“易”、《易经》中的“易”和使用这本书时我们自身的“易”交织到一起。他们指出，占筮是古人用来和看不见的力量接触交流的方式。古人认为语词和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能变成神谕，开启和神灵交流的方式。这种想法建立在洞悉心灵运作方式的基础之上，在我们经历的每个症状、冲突或难题中都有一个神灵想要和我们交流。每次遇到困难都开启了一条与神灵交流的通道，通常“自我”(ego)会反对这种交流，因为它要让自己的意志得以在这个世上执行，而占筮让“自我”拒绝的东西有了发声的渠道，让隐藏的因素或情境的暗影得以显现，这样就把我们和神灵联系起来，改变了我们看待自己、当前处境和周围世界的方式。
礼则码和卡彻把占卜行为放在心理学的背景中来解释，认为占卜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信仰，只是一种接触神灵的创造性方法。利用想象力来识别各种力量并采用一些方法来应对，这涉及将分析和直觉相结合的能力，而常规的思维常常不会考虑到这些。这个过程重视想象力和创造力，它改变了我们做决定的方式。占卜的目的是打开空间，让身份开始流动，让神灵进入我们的生活。采用占卜的方法就是探索一个具体情境的无意识的一面，激发出来的意象能够调整我们和未知力量之间的平衡。
礼则码和卡彻说，他们的译本尝试把《易经》中核心的神谕当成心理学工具，目的是为了恢复占筮的语言和占筮的运用，以用来联系个人和未知的力量（即由神话、梦境、萨满般的旅程或神秘的异教构成的意象世界）。他们的译文主要关注如何让人们意识到想象力的价值，帮人们找到生活的方式并选择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在导言中指出，《易经》填补了用现代方法研究心灵这方面的重要空缺。占筮文本把荣格称为“原型”的研究和古代称为“神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直接和个人的经历发生关联。他们的译本要尝试进入历史、语言学和哲学分析的背后，恢复占卜的核心地位，把这本书作为实践心理学的源泉。
礼则码和卡彻采用的底本是《御纂周易折中》，他们只翻译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因为这是《易经》的核心部分，所有的解释都基于它们提供的意象。翻译这些意象，就是要让它们的联想能力可以为现代人所用”。他们在翻译时不会预先假定或给定一个意思，而是把所有的意思都收集在一起，而且不认为这些意思需要服从一个单一的解释。占卜术语被看成想象的“力场”(force-fields)的中心，它们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聚集新的意思。他们的翻译遵循四个原则：一是每个汉字在书中都只用一个同样的英文核心词来翻译，这种一对一的方式强调的是术语的核心意思，使得英语中的对应词成为可能。二是为这些术语提供很多可能的意思，和原来的核心意思相呼应，它们提供联想的网络，把术语与个人的处境联系起来。三是严格遵守原文的词序。四是把每一卦的结构因素和传统科学赖以发展的神秘意象系统联系起来。这种翻译的目的就是对古老的占卜实践做心理学的重建。
他们指出，卦爻辞描述了可以产生很多意思的“能量场”，通过阅读卦爻辞，我们的自我感觉和处境变得流动起来，生发出看待事物的新方式。卦爻辞直接和我们的无意识对话。当它们触动一个有意义的情结时，“神灵”就会显现，如同梦境回忆里的关键意象，某些特定的意思会从“能量场”中浮现，这些意象和我们心灵中的情境互动，改变这些情境，让它们变得明晰。
他们提供了很多利用《易经》来做心理分析的案例。比如有位心理分析师遇到的困境：他给一位就诊的女士做心理分析。这位女士事业有成，婚姻幸福并育有子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第一次访谈结果显示她出生在东欧的一个小村庄，父亲下落不明，母亲也在战后和她失散。她对成年以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全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对这些事情她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痛苦感受。以前她并不做梦，但访谈之后她很快做了一个梦，梦见童年村子里的圣诞节聚会，冬青树上插满蜡烛，还有等待她的圣诞礼物，气氛很欢乐。分析师判断她的童年记忆中可能含有创伤的内容，被她强迫封闭和隔离开来，治疗策略就是接触这些童年记忆的内容，然后分析治疗其中的创伤。可是这位女士根本不配合，变得充满敌意并带有明显的攻击性，释放的全都是负能量。分析师提出要治疗她的童年创伤，结果他做的一切都无端遭到嘲讽，治疗完全陷入困局，分析师一筹莫展，质问她为何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利用《易经》进行占筮。他提出的问题是：请给我一个关于这次心理分析关系的意象，我对此应该持什么态度？结果占得第三十六卦《明夷》(Brightness Hiding)，没有动爻。卦象描述的情况就是光明的意识遭到遮蔽或是被损伤。作者描述《明夷》和第三十五卦《晋》(Prospering)的情况相反。《晋》卦的光和热，代表看得见和意识到的能力，它们都出现在阳光下，而在《明夷》卦里它们都隐藏到地下。“明”强调的是意识、辨别力、警醒能力，在这里“明”受到伤害。这一卦的反对卦是第四十卦《解》(Taking Apart)，所描述的情景是反思、理解和从压力中解放，它强调分析事情以便从强迫中解放出来是处理事情的正确方式。他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分析师和治疗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关于治疗者本人。卦象显示的一切以及与之相关的特征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分析根本无能为力。事实上，心理分析的特定品质已经受到伤害。因为没有变爻，所以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作出何种反应。梦的光在黑暗中闪烁，明入于地下，停在那里，反对卦显示，即使解开事情分析动机也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卦象让分析师能够反思这一情境，它说明这是个客观情境，无需去表扬或是责备。这就提示他无需动怒发火、承担责任，也无需责备那个女士，并不是所有的情境都能够或者应该变得明朗化，心理分析师并不总是有能力把光明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君子在这里的理想就是观察民众的能力，发现共同的基础，选择光明或黑暗。因此分析师考虑了很多可能性：也许她的心里刻意选择这场遭遇以封闭过往的经历；也许他自己的黑暗经历和她的经历交互影响，相互伤害；也许他们彼此就是不相容。尽管不清楚具体的原因，他却能够让两人从责备感和罪责感中解放出来。作为君子，他可以选择让这件事处在黑暗中，认识到在这种黑暗中心理分析的限度，它处在暗夜的边缘。
虽然礼则码和卡彻翻译、解释《易经》卦爻辞的方式和以往的实践大不相同，完全把《易经》变成心理分析的辅助工具，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译文仍然建立在卫-贝译本的基础之上。这种心理学层面的应用和发挥，确实为《易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诠释开启了与中国传统及现代注疏全然不同的新面向，然而这种解释究竟能否成为一种普遍的范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玛格丽特·皮尔逊(Margaret J. Pearson)在她翻译的《〈易经〉原始》(
The Original I Ching: an Authentic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 2011)一书中，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将第四十四卦《姤》的卦辞“女壮，勿用取女”译为“这个女人很伟大。不要夺取这个女人”(The woman is great. Do not grab the woman.)，并添加辅助性的解释“王室的新娘要以盛大的典礼亲迎，而不是以武力夺取”。(A royal bride [was met with great ceremony]，not taken by force.)
皮尔逊认为，《姤》卦卦爻辞描述的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女子嫁入周王室的情形。她的主要依据，一是刘兴隆所著《新编甲骨文字典》里所收的“后”字，是“象妇女产子之形”。她认为这和《姤》卦里的生育之象完全一致，即两国联姻之后，皇子降生可以增加两国间和睦的可能性。二是《诗经·大明》里描写的文王亲迎公主之后武王降生，也许就是《姤》卦所寓含庆祝周王室那场盛大婚礼的典故。这场婚礼最终的结果就是西周建国者武王的出生。后世国王遵循此例，都会派遣最高官员去迎接王室的新娘来到新家。《姤》卦的《象传》说：“后以施命诰四方。”皮尔逊认为皇后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迎娶她的场面非常壮观隆重，而她的影响也会波及四方。但皇后的地位完全建立在皇子身上，所以《姤》卦的卦象是怀孕生子，如果皇子降生并成为储君，那么皇后的影响就能产生并改变这个国家。所以皇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怀孕并顺利产子，因此这一卦的很多卦爻辞才会涉及怀孕及其不同阶段，以及女性在怀孕期间所面临的各种危险。所以皮尔逊认为九二爻和九四爻的“包有鱼”和“包无鱼”都是怀孕之义，特别是九五爻的“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皮尔逊译为“她保护腹中的胎儿，就像把葫芦包在柳条编织的套子里保护起来一样。你怀抱中有大美。如果流产，这就是天意”。(She protects the babe within, just as a gourd is protected by being wrapped in flexible willow twigs. You hold great beauty within you. If you miscarry, this is Heaven's will.)译文将全部的意思都引到怀孕生子上面来。
皮尔逊在译本致谢辞中提到，她之所以敢于重译《易经》，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阅读《易经》的所有女性读者，至少值得拥有一部由通晓中国语言和历史的女性学者翻译的《易经》。
她在这里刻意代所有女性读者立言，强调自己翻译卦爻辞时的女性立场和视角，可算现代读者常有的“政治正确性”的突出表现。这种意识形态挂帅的立场，似乎预告了一些涉及性别含义的卦爻辞，皮尔逊的译文必然会和传统注疏的理解不一样。
皮尔逊在译本前言里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将后出的注疏和《周易》的早期文本区分开来，同时将后出的“阴阳”概念与西周时期文本中的“阴阳”概念的意思区分开来，以突显西周时期文本的原始含义，从而说明《易经》的意思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这当然是非常重要并值得重视的观点，同时也预示着对《易经》卦爻辞作出新的解读的正当性。但皮尔逊的问题在于，她一方面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读《周易》的卦爻辞，另一方面宣称这种解读是西周时期卦爻辞的本来含义。实际上，皮尔逊在前言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把《易经》的注疏传统抛到一边，只从卦爻辞里得出它的本来含义，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有点根基不牢：也许我们会误解原文的含义。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丢弃大量其他解读的可能性，从而错失卦爻辞中丰富的意涵、智慧以及震撼心灵的美。”
这是传统注疏和当代视角之间的矛盾，反映出经典和诠释、传统和当代、地域化和全球化等多方面的问题。从皮尔逊的诠释实践来看，采用女性主义视角能否贯穿《易经》卦爻辞中所有涉及女性的部分，这种解释是否符合西周时期的社会现实，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同时，这种女性主义视角能否成为诠释《易经》的一种范式，也值得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