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欧美《易经》主要译本概述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欧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开展，《易经》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等欧洲语言全译本相继出现，第一个英文全译本1876年由麦格基(Thomas McClatchie, 1814—1885)翻译出版；第一个法文全译本由霍道生(Paul L. F. Philastre, 1837—1902)于1885—1893年翻译出版；第一个德文全译本由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于1924年翻译出版，但真正让《易经》在欧美变得广为人知并逐步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始于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被贝恩斯夫人(Cary F. Baynes, 1883—1977)转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为论述方便，下文论及此译本，简称为《易经》卫-贝译本或卫-贝译本）。卢大荣(Richard Rutt, 1925—2011)指出，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是“迄今最重要的翻译，并且译本自身也已获得了经典的地位”。经贝恩斯夫人将其转译成英文以后，《易经》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美国嬉皮士狂热推崇的经典，在英语世界引起过一阵“《易经》热”，引出后续各类著作和层出不穷的新译本。 司马富指出，《易经》的早期译本大多籍籍无名，尽管19世纪末的欧洲对超自然类的神秘著作趋之若鹜，但《易经》终以其艰深晦涩而将普通大众拒之门外。这种现象在卫礼贤的《易经》译本出现后发生急剧改变。在荣格(C.G. Jung, 1875—1961)的学生贝恩斯夫人将它转译为英文于1950年出版后，这本书一时引发全球轰动。 斯蒂夫·摩尔(Steve Moore)指出，在19世纪之前，西方人一直未能认识到《易经》的核心意义和真正价值，直到二战后，《易经》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原因即和卫-贝译本的出版密切相关。 夏含夷指出，在西方，早期除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宣称他发现的“二进制”与六十四卦卦画的数理结构之间有联系以外，总体说来，《易经》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尤其对学术界而言。真正让《易经》变得家喻户晓，是卫礼贤的德译本出版以后的事。荣格的导言把《易经》当成心理学“集体无意识”的产物，使《易经》成为二战后反文化一代人的“圣经”。在20世纪80年代专家教授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之前，卫礼贤的《易经》译本一直稳居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畅销书榜首。 这里夏含夷讨论的正是《易经》卫-贝译本。卫-贝译本出现以前，欧美社会的《易经》译本数量并不太多，以理雅各的译本最为知名，有关《易经》的评论、研究著作以及和《易经》有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也屈指可数。但在卫-贝译本出版以后，各种《易经》译本、评论和研究著作源源不断地出现，《易经》的衍生产品也与日俱增，构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现象。有鉴于此，本书以《易经》卫-贝译本的出现为转折点，以英语世界的《易经》译本为主要案例展开研究和论述，并将英语世界的《易经》翻译划分为卫-贝译本出现以前、卫-贝译本的产生和卫-贝译本出现以后这三个阶段。

一　卫-贝译本出现以前

最早受基督教新教派遣来华的人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他1807年甫一抵达中国，即开始着手编写规模宏大的六卷本《华英字典》：第一部《字典》三卷分别于1815年、1822年、1823年出版，第二部《五车韵府》两卷分别于1819年、1820年出版，第三部《英汉字典》一卷于1822年出版。 在这部《华英字典》里，马礼逊首次将《易经》的书名音译为Yih-king，同时选取并翻译了不少《易经》的词句作为义证，包括卦名、卦辞、爻辞和《十翼》的部分内容。卦名部分，如“坤”字条目下马礼逊选用《坤》卦的名称，释义为“地”(Earth)，并进一步解释“卦名，理想的释义应为‘顺’，这个字常象征性地用于政府官员、妻子、月亮以及一切位置在下应该顺从的人或物身上” 。再如“姤”字条目下马礼逊选取《姤》卦卦名，释义为“遇”(Meeting together)，并选取《彖传》中的“姤，遇也，柔遇刚也”(Kow to meet or occur, the soft meeting with the hard.)来说明。 卦辞部分，如“亨”字下引用《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马礼逊解释说：“乾，元亨利贞，是《易经》的第一句，根据历代注疏，似乎意指‘充盈天地之气，给予万物以康宁和稳定’，也有人认为这句话意指‘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都是君子表现出的品质。” 再如“夷”字下选用《明夷》卦的卦辞“明夷，利艰贞” 。爻辞部分，如“厉”字下选取《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否”字下选取《师》卦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和《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在于出否”等。 引用《十翼》的内容更丰富，如“健”字下引用《乾》卦《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嘻”字下引用《家人》九三爻《小象》“家人嗃嗃，未失也，妇人嘻嘻，失家节也” ，在“俯”字下引用《系辞·上》中的一段：“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马礼逊编纂的字典多选取书面文字为例证，尤以四书五经中的字句为多。《易经》作为五经之首，有大量文字被用作义证，也就不足为奇。查看马礼逊对卦爻辞的翻译和解释，如解释“坤”为“地”为“顺”，解释“姤”为“遇”，解释“元亨利贞”，取《彖传》里“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和《文言》里的“四德说”，解释“明夷”为“明确的危险”(evident danger)等，都比较符合以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为代表的清儒对《易经》的正统解释，结合以《康熙字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字典编纂和义证的体例来看，马礼逊的选例和解释与他当时奉行的“文书传教”策略密切相关。

马礼逊的字典虽然在来华传教士和商人中广为流传，但其影响范围仍以中国为主，《易经》真正被欧美民众所知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始于19世纪上半叶兴起的“译名之争” 。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在《论中国的神学》(1847)这本论战用的小册子里频繁征引并解释《易经》的相关内容，以说明中国典籍中的“神”“神明”“鬼神”等词的含义。 如他提到，《易经》(the Yih-king, or Book of Diagrams)《乾》卦《文言》有这样一段：“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麦都思引用大段注疏和解释，说明这段话以及“鬼神”二字在其中的含义。 他还相继引用《谦》卦《彖》辞“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和《丰》卦《彖》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来加以证明， 认为这里的“鬼神”指的是“天地变化，自然运作，鬼神无不在其中”。麦都思引用《系辞·上》里的“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说明“神”的意思是“神秘性”(mysteriousness)。 麦都思还翻译了一些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容，如他把《豫》卦译为Concord，同时翻译《大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主要着眼于“上帝”二字，将其译为the Supreme Ruler。他还把《益》卦译为Benefit，同时翻译六二爻“王用享于帝，吉” ，翻译《鼎》为Caldron，并翻译《彖辞》“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其中的“帝”“上帝”指的是the (Supreme) Ruler。总之，麦都思的着眼点虽然在辨析“神”和“帝”哪个更适合作为God的译名，但他在引用、翻译和解释《易经》的过程中，确实把《易经》的一些基本思想传递到了英语世界，尽管这种传递零碎不成系统，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扭曲。

参加论争的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在《中国人对于God和Spirits的概念》(1852)这本小册子里也多次提到《易经》的内容。 他同样把《易经》书名音译为the Yih-king(the Y-king)，并在注释里说：“《易经》是中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晦涩、最有价值的文献。其中《易大传》被分为上下两部分，放在《易经》的末尾，一般被认为是孔子所作。”

谈到《系辞》里“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理雅各采用了耶稣会士刘应(Claude Visdelou, 1656—1737)的译文：Tae-Keih generated the two figures, these two figures generated the four forms, and these four forms generated the eight diagrams. 他还将《涣》卦的卦名译为the diagram of Dispersion，将《萃》卦的卦名译为the diagram of Union，将《涣》卦的卦辞“王假有庙”译为The King must repair to the ancestral temple，将《象辞》中“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译为the former Kings sacrificed to Te, and raised ancestral temples. 此外理雅各在论述中还引用了不少《十翼》和历代易注的内容，为God可译为汉语中的“帝”辩护。 虽然“译名之争”的重点并不是中国经典的翻译问题，但是这场论争在英语世界产生的影响，使得论争各方引用的《易经》的内容也得以在欧美地区广为流布，尤其像麦都思、理雅各这样的传教士兼汉学家，他们在论述中广征博引中国典籍，客观上促进了欧美教众对《易经》的了解。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在《中国总论》( The Middle Kingdom , 1848)里也提到过《易经》，但那只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作的简单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卫三畏虽然也将《易经》音译为Yih King，但他在后面附加了意译Book of Changes，和麦都思翻译的Book of Diagrams不同，因此卫三畏是目前见到最早将《易经》书名译为Book of Changes的人。

卫三畏指出，《易经》因其古老和蕴含的智慧而备受中国人尊崇，卦爻辞中暗含的智慧只有圣人才能理解。《易经》大概在公元前1150年由文王在羑里的监狱里撰成，是现存一切语言里最古老的著作，其目的是解释伏羲八卦(eight diagrams)的旨意。文王给每一卦分别命名，并从八卦中发展出一套道德体系。根据八卦之间的组合，文王推演出六十四卦。卫三畏还指出，《易经》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建立在中国人的宇宙生成观上，即一切物质都来源于阴阳这两种元素，阴阳调和运行而产生天下万物，人类也因此而生，所以必然会受其影响。八卦象征着阴阳二气的变化，人类因此要趋善避恶。孔子志在找出八卦当中的寓意，目的是解释文王创作卦爻辞的初衷。孔子的解释成为《易传》的内容，也变成《易经》的主要价值观。研究《易经》的人多以孔子和朱熹的注解为宗。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卫三畏对《易经》的理解和解释主要以朱熹和李光地的《易》学思想为据，体现了明清正统的《易》学观，他对《易经》的产生和《十翼》的作用，包括对朱熹《易》学观的介绍，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早期的新教传教士虽然陆续介绍过《易经》，但他们并非有意识地以《易经》为主体，多是在介绍中国文化和典籍时顺带提到。《易经》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由英国圣公会差会牧师麦格基(Thomas McClatchie, 1814—1885)翻译，1876年在上海出版。麦格基秉持比较神话学的思想，把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视为与基督教判然有别的异教传统，对《易经》一书的性质难免有不少附会之说，尤其是把《乾》《坤》两卦的解释和异教徒的生殖器崇拜思想联系在一起，并在不少卦爻辞解释中加以引申发挥，故此引发后续理雅各、卫礼贤等译者的激烈批评，直至将其译本全盘否定。在理雅各的《易经》译本出版之后，麦格基及其《易经》译本很快被人遗忘，至今已较难寻觅。 1882年，理雅各翻译的《易经》( The Yi King )作为牛津大学东方学家和宗教学家缪勒(F. Max Müller, 1823—1900)主持编订的《东方圣书》(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第十六卷，在牛津大学的克莱雷登出版社(Clarendon)出版。根据理雅各自述，他早在1855年左右就已翻译好《易经》，因为对译稿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出版。1874年，理雅各根据《御纂周易折中》和《日讲易经解义》重译《易经》，译本在八年后出版，立刻引发强烈反响：一方面招致密集批评，拉古贝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5—1894)、德·哈雷兹(Charles-Joseph de Harlez, 1832—1899)等人撰文与理雅各展开论战，并各自出版《易经》译文；另一方面理雅各译本又不断得到重版、翻印和改写。1899年，克莱雷登出版社出版理雅各《易经》译本第二版，沈仲涛(Z.D. Sung, 1892—1980)于1935年对理雅各译本加以增补和改版，将经传合一，题为《〈易经〉英汉对照文本》( The Text of Yi King, Chinese Original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在上海出版。直到20世纪中叶，理雅各译本一直都是英语世界的标准译本。1963年，纽约的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 Inc.)根据理雅各《易经》第二版重印，将标题由原来的 The Yi King 改为 The I Ching ，从中可以看出卫-贝译本风靡之后带给它的影响。1964年翟楚(Chu Chai)和翟文伯(Winberg Chai)二人又给理雅各译本增加一篇导言，题为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在纽约重新出版，1969年，克雷·沃特南(Waltham Clae)重编理雅各译本并改名为 I Ching: The Chinese Book of Changes, arranged from the work of James Legge 重新出版，此外还有各种重印和改编本，不一而足，其影响力至今不衰。虽然理雅各对《易经》的理解并未超出基督教和汉学东方主义这个大的思想框架，但在卫-贝译本出现之前，理雅各的《易经》译本一直是欧美社会理解《易经》的参照标准。

二　卫-贝译本的产生

卫礼贤翻译的德语《易经》(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1924年在德国耶拿(Jena)出版，引起德国和欧洲知识界的关注。此后荣格安排他的学生贝恩斯夫人将它翻译成英语，英译本1950年由博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的出版代理商潘塞恩图书公司(Pantheon Books Inc.)以套装两卷本的形式出版，名为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荣格为它撰写序言。1961年出版的第二版将上下两卷合为一册，1967年出的第三版又增加了卫礼贤之子、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撰写的前言。卫-贝译本的出现，恰逢美国“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势头正劲，该译本一跃成为嬉皮士人手一册的经典，很快风靡全国。到1982年，卫-贝译本第三版已先后印刷十九次，售出大约五十五万本，到1997年，该译本已印刷二十七次，销量超过百万。时至今日，卫-贝译本仍是欧美最畅销的《易经》译本。

如果说《易经》在本质上是卜筮之书而兼含哲理，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汉代以后对《易经》的解释逐渐分化出两条途径，分别收在《汉书·艺文志》的《数术》和《六艺》二略，也能懂得中国的《易经》注疏传统何以逐渐发展出“象数”和“义理”这两个派别，这些都和《易经》的本质属性及其文本特征密切相关。随着《易经》在西方的流传，人们在逐渐理解它的本质属性以后，对它的诠释也会沿着这样的途径分化，卫-贝译本即反映了这一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它是在晚清经学家劳乃宣(1843—1921)的深度参与和悉心指导下翻译而成的，延续了中国经学时代的《易经》诠释传统，另一方面荣格和贝恩斯夫人的加入又让这部译本染上心理学的浓厚色彩，所以这部译本既承载了中国传统注疏的思想，又吸纳了西方现代学术的思潮，既重视阐发《易经》中蕴含的古老东方智慧，又毫不避讳它的实际占筮功能，卫礼贤和贝恩斯夫人清楚明晰的表达让这部译作变得容易理解，所以在它出版并迎合了美国的社会运动思潮以后，英语世界的各种《易经》译本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它们主要沿三个方向展开：一是强调《易经》的占筮功能，二是挖掘《易经》中的心理学因素，三是注重《易经》卦爻辞中蕴含的社会道德寓意。

注重《易经》占筮功能的译本在卫-贝译本出版后不断涌现，它们在《易经》的各类英译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如蒲乐道(John Blofeld, 1913—1987)1965年出版的《易经》( The Book of Change )译本。他在前言里提到卫礼贤的《易经》译本，强调自己“既不是要和卫礼贤的译本竞争，也不是要复制他的译本，而是有自己的明确目标”，那就是“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清楚的指导，以便读者能将它用于占卜”。蒲乐道强调自己的译本和卫礼贤译本有两大不同：第一，他的译本几乎只关注占筮这一个方面，所以篇幅不会太大，而卫礼贤的译本在某种程度上如同教科书，长篇累牍地告诉人们卦爻辞是怎样从卦象中推导出来的。“这条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路，卫礼贤却一往无前”，导致的结果就是“卫礼贤要么应该对《易经》的某些特征缄口不言，要么就应该把它们解释得更详细一些”，言下之意，卫礼贤的译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第二，他的翻译多少明晰了一些意思，能让人看懂，而卫礼贤的很多翻译却让人根本看不懂。他举的例子，如《益》卦六二爻“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的译文为Someone does indeed increase him; ten pairs of tortoises cannot oppose it，《革》卦上六爻“小人革面”的译文为The inferior man molts in the face，《丰》卦九三爻“丰其沛，日中见沫”的译文为The underbrush is of such abundance that the small stars can be seen at noon.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神秘难懂的译文，一方面可能是卫礼贤竭力要忠于原文，另一方面可能是卫礼贤根本就没有读懂。虽然蒲乐道在前言里对卫礼贤译本颇有微词，但他还是强调自己深深受惠于这个译本。 可以说，没有卫-贝译本，蒲乐道也许就不会萌发重译《易经》的念头。除了蒲乐道的译本以外，还有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翻译的《如何查阅〈易经〉》( The Oracle of Changes: How to Consult the I Ching, 1971)、李进(Lee Chin)等翻译的《易经》(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1971)、Lee Jung Young翻译的《〈易经〉的原理》( The Principle of Changes: Understanding the I Ching , 1971)、Da Liu撰写的《易经金钱卦》( I Ching Coin Prediction , 1975)等，都着眼于占筮。

礼则码和卡彻(Rudolf Ritsema and Stephen Karcher)的《易经》英译本( I Ching—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with Concordance—The Classical Chinese Oracle of Change , 1994)，通篇运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来解释《易经》的卦爻辞含义，努力与宋明理学对《易经》的哲理化诠释保持距离，可以说是在荣格心理学的影响下直接诞生的《易经》译本。

韦达(Wei Tat)翻译的《周易疏义》( An Exposition of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 1977)旨在揭示《易经》里的《乾》《坤》两卦卦爻辞的象征含义，因此他注重卦爻辞形而上层面的含义和伦理学方面的教诲，同时还引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来辅助说明。他在解释中采用了一些“互体”“纳甲”等汉儒的“卦变”之说，同时综合给出历史上的各家注疏，期待读者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韦达的着眼点是要在理雅各译本、卫-贝译本和蒲乐道译本之外，提供一个将中国传统注疏和西方文化背景相结合的《易经》译注本。而韦子谦(Henry Wei)在他翻译的《易经真义》( The Authentic I-Ching , 1987)一书中则宣称要提供一个超过理雅各、卫-贝和蒲乐道的《易经》译本。他认为，卫-贝译本有诸多难懂之处，理雅各对《易经》的态度过于挑剔和负面，并且理雅各的译本对初学者来说也很难把握，此外理雅各和卫礼贤都对占卜过于不屑，蒲乐道虽然独重占卜，但由于他对本经和《十翼》的理解及翻译都不够正确，所以译文多有未尽人意之处。而他的译本较多依赖于中国历代注疏，综合各家之长，同时又不乏自己的独到创见，所以提供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他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够被读懂的译本。 黄濬思(Alfred Huang)翻译《易经大全》( The Complete I Ching , 1998)，目的也是要和卫-贝译本一较高下，期待能够取代它的位置并再流行五十年。他指出，《易经》的翻译不应脱离原文，理雅各译本和卫-贝译本虽然是英语世界最好的译本，但都不够忠实于原文，而是西化后的产物，他们都在译文中添加了自己的理解，从而限制了对原文的开放式解读。黄濬思认为理想的译本应该是英文其表、中文其里。他认为孔子所撰《十翼》是理解《易经》的法门和钥匙，所以他强调应按《十翼》来理解经文。 黄濬思的译本旨在提供原汁原味的译文，出版之后销量仅次于卫-贝译本，在英语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克礼履(Thomas Cleary)翻译了几部《易经》评注，其中 The Taoist I Ching (1986)是翻译清代道士刘一明所著的《周易阐真》， The Buddhist I Ching (1987)则是翻译明代僧人智旭和尚所著的《周易禅解》，两书均为节译本，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和佛教对《易》学的理解，但并非学术性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更像是趋时之作。总体说来，上述诸译本都是在卫礼贤的译本进入英语世界并产生重大影响后相继出现的，目的或是补卫-贝译本之不足，或是与之相抗衡，或是提供与卫-贝译本不一样的译文，而上述占筮、心理学和道德伦理这三个重要的翻译诠释取向，也是在卫-贝译本的影响下产生的。

三　卫-贝译本出现以后

与理雅各不同，卫礼贤并不避讳《易经》是占筮之书的事实，他强调的是蕴含在《易经》卦爻辞里的超越时空的智慧，认为卦爻辞可以为任何人指点迷津。荣格在序言里对《易经》占筮色彩的强调，进一步指明了它的实用功能，后出很多译本都沿着这个诠释路径展开，其中也有些译本较为注重《易经》卦爻辞的心理学和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特征，这些译本虽然都想和卫-贝译本一较高下，但整体上并未超越卫-贝译本开启的理解和解释《易经》的三个方向。

随着中国考古发掘带来的新成果和“古史辨派”解释《易经》思想与实践的突破，欧美《易经》诠释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怎样把《周易》的卦爻辞还原到它所产生的时代，解释卦爻辞文字的原初含义。

最早以历史主义眼光解读《易经》，发掘《易经》卦爻辞初始含义的人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他1933年发表在《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上讨论《易经》的长文 ，受“古史辨派”，尤其是李镜池的启发，对《易经》中的很多卦爻辞提出了与传统注疏截然不同的解读。韦利此文发表后并未产生太大影响，此后席文(Nathan Sivin)在1966年发表一篇评价蒲乐道《易经》译本的书评，重提韦利此文，并在李镜池解释《易经》的基础上重新翻译了《明夷》卦，试图重建《易经》卦爻辞在西周时期的含义。 到20世纪80年代，两本尝试确定西周时期《周易》卦爻辞含义的博士论文完成，正式开启了利用考古发现重建《易经》原初意义(original meaning)的诠释方向。这两本论文，一本是夏含夷1983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周易的编纂》( The Composition of the Zhouyi ) ，另一本是孔理蔼(Richard A. Kunst)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学院完成的《易经本义探源》( The Original Yijing: A Text, Phonetic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and Indexes )。夏含夷认为，《周易》卦爻辞形成于西周晚期，可能是公元前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这本书由一个或多个编者有意识地编纂而成。孔理蔼认为，《易经》是一部注解集成，目的是为占筮者提供辅助工具。他指出，《易经》是通过集纂口口相传的征兆及寓言、谚语、历史典故、自然智慧等，通过有机的发展，最终形成的一部占筮手册。试图系统重建《易经》卦爻辞在西周时期含义的译本是卢大荣(Richard Rutt, 1925—2011)在1996年出版的《周易》( Zhouyi: The Book of Changes )，他和孔理蔼一样想要廓清儒家笼罩在《易经》上的道德教诲，恢复它在西周时期的具体含义。2017年雷文德(Geoffrey Redmond)翻译出版的《易经》( The I Ching: Book of Changes )是恢复《周易》本经原义这一流派的又一尝试。

除了重建《易经》卦爻辞在西周时期的原初含义，还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诠释路径，希望通过翻译不同时代的《易经》注疏，还原特定的历史人物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易经》卦爻辞含义的理解，其代表人物为夏含夷、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和艾周思(Joseph A. Adler)。夏含夷1996年翻译出版的《易经》(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主要翻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辨析和解释汉代人对《易经》卦爻辞的传写与理解，2014年出版的《出土〈易经〉文献》(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jing and Related Texts )则是上博楚简《周易》、王家台《归藏易》竹简、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的译注本。林理彰的《易经》译本基于王弼、孔颖达注和韩康伯疏，因此和之前的译本极不相同。理雅各译本、卫-贝译本和蒲乐道译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新儒家程颐和朱熹注释的影响，但林理彰为《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诠释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译者除了把目光放到卦爻辞在商周时期的原始语境上之外，还有《易经》历代注疏这个浩大的领域可以关注。2019年迈克尔·哈林顿(L. Michael Harrirgton)翻译出版了程颐的《伊川易传》( The Yi River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2020年艾周思出版的朱熹《周易本义》的译本(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Yijing: Commentary on the Scripture of Change )是旨在译解《易经》主要注疏这一流派的新成果。

加拿大的格雷·温卡普(Greg Whincup)翻译的《〈易经〉再发现》( Rediscovering the I Ching , 1986)主要依据的是近人高亨等人的注释，同时参考马王堆帛书《周易》，目的也是要还原西周时期《易经》的本来面貌。玛格丽特·皮尔逊(Margaret J. Pearson)在她翻译的《〈易经〉原始》( The Original I Ching: an Authentic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2011)中声称，该译本既要忠实于《周易》本经最古老的含义，又要让普通人能够读懂。因为《易》以道阴阳，所以她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应为《易经》的女性读者提供一部英译本。《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译者闵福德(John Minford)积十数年之功，于2014年推出一部《易经》译本，意欲融占筮、哲学和历史于一炉。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专注于《易经》的哲学层面，第二部分将《易经》当成西周早期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占筮文本来处理，意欲将哲学和历史的诠释方法纳入同一本书当中，同时又包含中外诠释者的观点。闵福德的《易经》译本也体现了英语世界《易经》翻译的新尝试。除上述译本之外，还有汪榕培和任秀桦的《易经》译本( Book of Change , 1993)、高厦克(Richard Gotshalk)的《占卜、秩序与〈周易〉》(Divination, Order and the Zhouyi, 1999)、巴尔金(Jack M. Balkin)翻译的《变化之道》( The Laws of Change: I Ching and the Philosophy of Life , 2002)，白瑞德(Hilary Barrett)翻译的《易经》( The I Ching , 2011)等众多译本，均从不同角度翻译和解释《易经》，但这些译本再也不能形成卫-贝译本那样的影响力，也未开拓出理解和解释《易经》的全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