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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邵公曰：「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孝經古注，莫重於鄭君。然鄭注盛於漢唐之間，沒於宋明之世。有清以來，嚴鐵橋蒐集鄭注殘佚，皮鹿門為之疏通證明，常熟潘毅遠、吳縣曹叔彥，皆有新疏，孝經鄭學，晦而略明。然自流沙墜簡，百載紛出，鄭注殘片，再現人間。以新出鄭注觀清、民舊疏，皮氏所得鄭注，十僅五六，然據片言得窺全旨，析殘簡以明典章，此皮氏之長。其間雖偶有失察，然發明實多。潘氏雜而寡要，偶有所得，鮮關宏旨。曹氏不信東來治要所録，惟據邢疏所存鄭注之二三，抒發孤臣撥亂之指意。三疏各有得失，而發明鄭義，皮疏為勝。治經貴漢注，以漢人去聖未遠，學有所承，傳有法則也。漢人古注，得其一字，可以發覄千載。故新注既出，必有所述，此孝經正義之所由作也。
本書所述，略有數端。一曰考校經文。今文孝經以唐明皇御注之本最古，且勒在石臺，至今可睹。然明皇注經，既採摭眾注，復任意改經，而敦煌新出今文孝經古寫本若干，可資考訂明皇改本之誤，以還鄭本之真。二曰重考鄭注。皮疏所據鄭注，不出邢疏、治要，而敦煌新出鄭注，幾近全帙，前賢考訂甚夥。今於鄭注詳加參校，或據古疏而推鄭義，或據殘字而補其全，或勘諸本而求其是，務求鄭注之詳備。三曰重為疏證。有清以來，經疏之法人各不同，然其要皆在解經、解注。本書之解經則略通文意，兼採鄭君以前之舊誼，解注則分文析句，詳釋鄭君注解之微旨。所採最多者，要在皮疏，於皮氏之善者摭之採之，皮氏之疏者補之正之。
先儒注經之法，與今人作文之法道轍分途。今依沖遠作疏之例，傚寶應劉氏、瑞安孫氏、句容陳氏解經之法，疏通經注，略資辯難，不用一己之師心，務守先儒之舊聞。舊疏之法，本無關宏旨，亦不周世務，惟抱守先待後之志，從事蜩、鳩之學而已，此逸民野老，作世間餘事者也。此書之作，自乙未年十月至丁酉年七月，歷時二載，初稿撰成，有宮志翀、常達、郜喆、劉禹彤、黃永其、鄺其立、高雋、易宏熙諸君校勘文字，改正甚多，又蒙倪為國、彭文曼二先生襄助付梓，特致謝忱。
陳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