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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较董仲舒年龄小、辈分低，他们都是汉武帝时代之思想文化巨人。司马迁之尊儒，与董仲舒这位“一代儒宗”，有什么关系？他们的思想有何同和异？对此笔者总的看法是，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是尊儒，司马迁还曾向董仲舒问学，但从思想体系来说，两人是对立的。
崇仰孔子，尊奉儒学，两人是共同的。关于评价儒家经典对治国的作用，特别是评价《春秋》的特殊意义，司马迁明显地深深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史记》中有四篇突出地强调孔子修《春秋》表达褒贬大义，具有纲纪天下、正人伦的作用，因而是“行天子之事”，为后王立法。《太史公自序》先引董生之言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按，《汉书·司马迁传》引此无 ‘天子退’三字，作 ‘贬诸侯’，当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然后极言“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 ”，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父者，为人子者皆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都将遭大祸，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孔子世家》尤有“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诸要义。《儒林传》亦云：“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上面引录的《史记》各篇中的精辟语句有力地证明，重《春秋》、尊孔子的确是司马迁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因而自成系统，诸篇互相印证。而司马迁的春秋学观点乃得自董仲舒的直接传授，其见解与《春秋繁露》中的论点相吻合。
董仲舒和司马迁都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在向汉武帝的对策中，论述“大一统”是天地间最长久的普遍原则：“《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言下之意，“大—统”当然也是指导国家政治的最高理论。他又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和正确性：“《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 ‘正’。‘正’次 ‘王’，‘王’次 ‘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子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在《春秋繁露·符瑞》篇中，他倡言“一统乎天下”，讲孔子“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下，是加忧于天下之忧也”。董仲舒主要是依经义对大一统进行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司马迁继承、发扬了孔孟的大一统民族观，他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对于推进国家的统一和教育华夏子孙世世代代牢固树立民族统一的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则，同样尊儒，司马迁与董仲舒又有很大差异。首先，是思想体系不同。司马迁尊儒，是认为孔子从倡导大一统和确立政治体制的原则上为后世制仪法，尤其是从文化和思想教化方面高度推崇孔子的贡献，放在当时的历史关系中来评价孔子的历史地位。司马迁立志著史以继《春秋》，旨在“成一家之言”，建立自己一套独立的思想体系。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忠实的态度考察客观历史进程和社会情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总结出民心向背对于政治成败的决定作用，因而把“安民”和“任贤”视为治理国家的最大关键，反映出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迁发扬了先秦思想家的民本思想，认识到民众是国家政治的根本，以此为线索，总结商周以来的历史变局。《殷本纪》《周本纪》以具体史实，揭示殷纣王倒行逆施，遭到民众痛恨，逐步为其垮台准备了条件；而周的兴起，则是自后稷文王历代“积德行义”，“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在《秦始皇本纪》篇末，对于秦的暴政作了有力的揭露。在项羽、刘邦两篇本纪中，则以此对比手法，揭示项羽失败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刘邦成功在于一向争取民心的深刻道理。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盛衰大事的解释，便完全置于政策的得失和民众的意志这些具体切实、容易明了的问题上。所以正当董仲舒天人感应说风行一时、汉武帝拜神求仙执迷不悟的时代，司马迁却清醒地提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这实际即是对于“王权神授” “天意决定人事”的神学观点作正面的否定。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则是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他通过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理论，为封建统治服务，其学说，虽然在巩固西汉政治“大一统”局面，及为武帝“改制”提供理论依据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宣扬灾异迷信方面却在历史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董仲舒把“天”看成是有意志、有目的、主宰人世间万事万物，“天执其道为万物主”。（《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王道三纲，君臣、夫妇、父子关系，是由“天”派生的。封建统治要实行“德”“刑”两手，也是由阴阳决定的。董仲舒还有大量用五行学说来解释封建纲常伦理的神圣性、合理性的言论，如用五行相生解释臣对君、子对父必须尽忠尽孝的道理等。
再则，在文化思想上，司马迁与董仲舒也是对立的。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一统”，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从矣”。（《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视百家为邪说，要统统使其灭绝。汉武帝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封建文化专制局面的开始。司马迁则兼纳各家学说之长，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史记》中对道家（包括汉初黄老学说）、法家（包括管子学说）、纵横家都有适当的肯定，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故梁启超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总体来说，司马迁著史正处于儒学自西汉初以来已逐步上升到社会文化舞台中心地位，并且成为国家政治和学术指导思想的时代；《史记》的尊儒倾向，是同此一时代之特征相吻合的。这也说明《史记》的产生深深扎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史记》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楷模，它实同儒学这一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息息相关。从司马迁著史主旨以“继《春秋》”自任，从他对孔子的敬仰和礼赞，特别是《史记》五种体裁首篇的确立和对人物、事件的褒贬，以及取材和史料别择的依据，都证明《史记》全书以儒家学说为主要价值标准。而同时，司马迁的尊儒又与董仲舒不同。司马迁是以忠实地总结历史的发展和反映平民阶层的要求为其著述的基础的，他不仅发扬先秦儒学的优秀部分，而且充分地吸收了时代的营养而加以丰富——这正是《史记》一书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