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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著史有深刻的家学渊源，《史记》的成功实则凝聚着司马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
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记载，司马氏的先人在周代曾任史官，“世典周史”。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元封元年，前110），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于武帝建元、元封间任太史令，有二十余年之久。
他学识渊博，立志著史的毕生追求对司马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汉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修史，并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档案和各地上计的文书资料。司马谈向往先人久绝的世业，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贡献，有志于撰史，但未能及身完成这个志愿。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泰山，行封禅大典，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却不得参与其事，滞留洛阳，忧愤而卒。他临终前郑重地将著史事业托付给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详细记载其临终遗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又特别从继承孔子作《春秋》的功绩和发扬华夏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之高度，鼓励司马迁把著史视为自己应负的崇高使命：“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感动流涕，向父亲作了庄严保证：“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父亲的郑重嘱咐是以后司马迁克服一切艰难、最终完成著史大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司马谈论述学术史具有令人佩服的综观全局的眼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此项同样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谈撰写的《论六家要旨》，是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因司马迁完整地引录在《史记》书中而保存下来。《论六家要旨》继承了《荀子·非十二子》《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批判精神的传统，并接受了《吕氏春秋》总揽百家语之影响。他对各个学派有批判也有肯定，比较中肯地道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各家之学的短长。他批评阴阳家“使人拘而多畏”，而肯定它“序四时之大顺”；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事难尽从”，“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而肯定其“序君臣父子之礼”；批评墨家“俭而难遵”，肯定它“强本节用”；批评法家“严而少恩”，肯定它“正君臣上下之分”。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贯通融合，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明言各家学说都是“为治”，只是提法不同，归根结底，都是殊途同归的。他认为对各家学说只要取舍适当，都能为治国服务。西汉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客观上要求学术文化经过相互吸收而进行一番整理总结。司马谈所著，即是以各家学说同归于“治”为指导思想，进行此项总结的尝试。这篇评论的精华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立论有充分的根据、既有批判精神又主张吸收各家之所长，显然都为司马迁所继承和发扬。
司马谈对道家评价最高，云：“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故其学术思想的主导面为“尊道”无疑。那么，司马迁是否全盘接受其父“尊道”的思想呢？自从班固、班彪父子在评论《史记》时讲了“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之后，曾在很长时间内对人们造成一种误导，认为他们父子学术宗旨相同，都是“尊道”。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应当认真辨明。其实，表明司马迁的“尊儒”倾向的确凿例证，在《史记》全书中可谓不胜枚举。（详细论证见第二讲）王鸣盛曾明确地提出“司马氏父子异尚”的论题，认为：《论六家要旨》论述孔不如老，只代表司马谈的学术旨趣，“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并举出司马迁称引董仲舒之言，正是“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他还提出《史记》“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极，亦复斟酌尽善”，批评王安石和王应麟都曲解了司马迁。（《十七史商榷》卷六“司马氏父子异尚”条）王鸣盛的论断确具卓识，对于正确评价司马迁的学术旨趣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过我们还应看到：司马氏父子旨趣固不相同，但又有相通之处。在司马谈身上，已经显示出由崇道向尊儒的过渡，他十分强调“孝”，临终时告诫司马迁：“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重视孝道正是儒家的本色；司马谈赞扬道家主要从哲学思想立论，而从学术史角度，他又是尊儒的，故称周公能宣扬周的历代君王之功业，所以被天下传诵，又称孔子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认为孔子是必须效法的榜样。所以他才郑重地嘱托司马迁著史以“继《春秋》”。孙诒让云“谈尊儒而宗道”，此言正中肯綮！由此证明，司马迁确为好学深思、眼光深远，他接受了其父司马谈学术思想的精华，同时又能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和创造，这正符合于学术进步的规律。
司马迁（前145—？）出生于陕西韩城龙门，这里山川壮美，土壤肥沃，适合于农业生产，更有利于陶冶人的性情。他自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少年时代即参加部分生产劳动，使他容易体会下层民众的生活和情感。他从很小年纪即诵习用“古文”（先秦文字）书写的儒家典籍，主要是《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培养了对历史学的兴趣。后来他博通《诗》《书》《易》《礼》《春秋》，以至《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及《禹本纪》《山海经》。他于《诗》，兼采鲁、齐、韩三家之说；于《书》，兼采伏生和孔安国所传；于《春秋》，兼采左氏和公羊。他能读管晏、孙吴、孔孟荀卿、老庄申韩、邹衍、公孙龙以至汉人陆贾、贾谊、晁错等人的论述。他精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药、占卜。太初元年（前104），他受诏与壶遂等造《太初历》。他喜文学，推重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自己也善于辞赋，撰有《悲士不遇赋》。尤其擅长于散文写作。他继父任太史令后，直接掌管皇家藏书和档案，所有这些，“对于他纵观古今学术，熟悉政治人物和政治情况，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有极大的帮助”。（《白寿彝史学论集》）司马迁博学，是他著史成功的重要条件。
司马迁著史成功的又一重要条件，是他青年时代的两次壮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是年为元朔三年（前126），而所记经过路线甚远，一年之内不能走完，此是一并记载其二十岁以后游学四方之经历。又一次重要的旅行、考察经历是：“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仕为郎中的准确年代未见记载，大约在武帝元狩、元鼎间，年纪接近三十岁。奉使西南夷归来之时在元封元年（前110），此年司马迁三十六岁，正是汉武帝首次登泰山封禅之年，故改元为“元封”。此外在侍奉武帝出巡的时候，他还到过不少地方。见于《五帝本纪》《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屈原贾生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篇言及的行踪，他所到有长江大河、五湖沅湘、淮泗漯洛，西南至今四川成都和云南，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他在会稽，探过禹穴，在淮阴，访问了韩信的遗迹，在丰沛，向遗老访问刘邦当年事迹，并访问了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故居，在沅湘流域，凭吊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在山东，“讲业齐鲁之都”，“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并访问了孟尝君的故邑。在河南，访问了魏都大梁之墟和侯嬴所看守过的夷门，在北方边塞上，“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白寿彝先生曾精辟地论述两次壮游对司马迁著史的重要意义：“壮阔的游踪，为他打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过去——特别是秦汉以来著名人物的生动的故事；也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地接触下层群众，并有助于了解各地的经济生活、风土特征和地理形势。”（《中国史学史论集》）同样为司马迁著成伟大杰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司马迁著史工作始于元封年间。元封元年（前110），他奉使归来，回报朝廷，在洛阳郑重地接受父亲的临终嘱托，此年开始正式撰史。是年司马迁三十六岁。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始任太史令之职，! “石室金匮之书”。其间，司马迁曾因上大夫壶遂的问话，发表了有关其本人著述宗旨的长篇议论，其要点是：（一）著史是要效法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即通过记载历史事实，来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二）高度评价儒家《六经》，表明尊儒是本人学术思想的基本倾向，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三）著史的主要目的，并非用来“刺讥”，而是要效法前代贤能之士著成《诗》《书》那样，用来反映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西汉建立以来成就远超前代，更值得详实记载和热情赞美，对此责无旁贷。故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士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均据《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借回答壶遂问话所阐述的这三项，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著史宗旨，也揭示出他克服困难辛勤著述的精神动力。
正当司马迁聚精会神全力推进《史记》撰著工作的时候，天汉三年（前98）却意外地发生了李陵事件，使他蒙受了奇耻大辱。李陵是名将李广之孙，平常以武艺高超、英勇杀敌著称，其人品也广受赞誉。天汉二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率主力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居延为步军以牵制匈奴，李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杀敌一万。后因寡不敌众，救兵不至而败。当李陵降敌消息传来时，情况真假难辨。司马迁与李陵本无私交，但据平日对他的了解，认为他为人正直，可能是以投降为计策，以后伺机报汉。又见武帝因此坏消息而忧愁终日，担心他有伤身体，于是借武帝询问的机会，讲了为李陵辩护的话。不料引起武帝大怒，以为司马迁是有意中伤李广利将军，于是下令交给司法之官判处，以诬上之罪处以腐刑。此年是天汉三年，司马迁四十八岁。司马迁在回复其朋友任安的信中说，本来按汉律，出资财五十万可以赎死罪，无钱赎即施以腐刑。“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结果惨受腐刑，他自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一代伟大史学家竟无辜受到专制君主如此残酷的迫害，遭遇不堪忍受的凌辱，本想一死以表达其愤懑，但他一转念，凝聚父子两代人心血的著史事业尚未完成。支持他坚强地活下去的，就是最终实现其平生这一崇高的抱负！于是他从极度悲痛中奋起，以最后的生命完成其著作：“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著史的最后阶段，因心情悲痛，已处于体力极其虚弱、精神恍惚状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如往”。（《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整地著成全书。所撰全书之终篇《太史公自序》，内容丰富而系统，记述了司马氏家世和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记述了他二十岁以后在全国壮游的经历，记述了上大夫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记述他因遭受李陵之祸，被处腐刑，在屈辱中奋起、发愤著述。尤其是，他确切地统计了全书的卷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全书的起讫，“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又精辟地一一提炼出全书一百三十篇的撰述义旨，论述“本纪”“表”“书” “世家” “列传”设置的依据和五种体裁之间的关系，昭示《史记》的著述目的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如此伟大的抱负，深邃的目光，体裁、体例的精心严密、完善安排，每一项都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而其著述毅力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更永远令后人衷心崇敬和赞美。郭沫若为陕西韩城司马迁祠所题的诗句：“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正是对司马迁的历史功绩和崇高精神的精当评价！
司马迁受宫刑后，任职中书令。这一职务必由宦官担任，而因其职责是在皇帝身旁侍事，出入传达政令，故被视为尊宠任职，他的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寄书责备他未能效法古代贤人、以推荐才能之士为己任。而司马迁则自认为是“刑余之人”“自古而耻之” “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玷污）耳！”（《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司马迁之卒年，史籍缺载。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此年司马迁五十三岁。而此时司马迁身心健康已受到极大摧残，以至于精神恍惚，将不久于人世。其卒年，当在武帝之末年。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
此项也表明，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关于《史记》记载史事的断限，司马迁本人已有论及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还可举出两项旁证。《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前122），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意欲“继《春秋》”，此年适有获麟之事，故以此为记事之终限。《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又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何以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合理的解释是“至于麟止”，本为司马迁原先对全书起讫所作的计划；“至太初而讫”，则是他在实际撰著过程中，对于元狩元年至太初年间约二十年的史事又有记载。至于《史记》有的篇章中还间见载有昭帝、宣帝以后片断史事，那是因为在流传过程中误将后人的某些补记羼入，实与司马迁本人无关。《史记》究竟有哪些缺篇？《太史公自序》中已经确凿讲明全书的篇数和总字数，这说明在司马迁生前《史记》全书已经完成。《汉书·司马迁传》说：“十篇缺，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以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这都是说后来《史记》缺遗的情形。究竟缺遗了哪几篇，学者间的意见不一，尚不易定论。但如《史通·古今正史》所说“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却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