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产生的时代条件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楷模《史记》，是一部记载中华民族自远古至西汉时期的全部历史，内容丰富、气势宏伟的空前杰作。对于这部伟大著作产生的时代条件，不能只限于汉武帝时代或西汉时期来探讨，而应当从中华民族发展更为久远的渊源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对其撰著成功的深刻原因和宝贵价值，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首先，《史记》的撰成，是自西周初年至西汉时期一千年间国家统一和各民族交融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伟大成果的产物。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呈现。到西周初年，通过大分封，确立了各诸侯国（晋、燕、齐、鲁、卫、郑、宋、蔡、吴、秦、楚等）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由此初步奠定了全中国统一的政治格局，因此西周时代的诗人高声吟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诗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司马迁著《史记》，创立了《周本纪》，同时又设置了《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晋世家》《楚世家》等篇，在史书结构上形象化地表现出各诸侯国拥戴周王室的关系，确实如同《太史公自序》所言：“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故钱穆先生说：“西周三百年历史，最重要者为封建政体之创兴。周人封建，亦由当时形势之实际需要逐步逼拶而成，同时亦是周民族对于政治组织富于一种伟大气魄之表现。”（《国史大纲》）杨向奎先生所著《宗周社会和礼乐文明》一书中，也高度评价西周“一统天下”的建国规模，并强调以周公为代表所创造的西周礼乐文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巨：“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速，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而周孔之道，变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的华夏之道，华夏文明与周孔创造的礼乐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文明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此后经历春秋、战国时期，表面上是王室衰弱、列国纷争，而实际上，自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是中原境内华夏族居民与非华夏族居民之间关系空前加强，基本上融合为一体，通过相互间的斗争和经济文化往来，甚至战争也是各族之间交往的一种特殊形式，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华夏族，原先处于中原境内的所谓夷狄都融合于其中。如范文澜所言：“华族与居住在中国内部和四方的诸族因文化不同经常发生斗争，斗争的结果，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融合成一个华族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南方蛮夷被楚统一，春秋时期楚是华夏的劲敌。东周后期，楚文化向上发展，与诸夏相等，华夷的界限逐渐消失。东方诸夷没有成立大国，陆续被齐、鲁、楚吞灭。北方和西方则有晋、燕、秦强大起来，先后征服或融合了周围戎狄小部族。从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间，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消失了，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到了战国时期所称“冠带之国七”，即是对中原地区基本形成了华夏族的生动概括。刘家和更具体指出这种民族融合趋势的主要特点：“在秦统一六国及汉再统一以前，在中原大地上居住的基本已经是同一民族，即华夏族，所用的语言相同（尽管有方言之别），文字相通（尽管有书写的异体），文化传统无别（尽管有学派之不同），学者、政客往来游说、仕宦于各国之间而无任何障碍，甚至劳动人民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导论》）

进入汉代以后，中原居民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上形成汉族这一坚强共同体，成为此后两千年间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并在“大一统”的国家局面下，与居住在东、南、西、北四方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大加强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各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加强。《史记》撰成的首要意义，就是对国家统一规模和民族联系加强这一历史趋势的郑重总结和衷心礼赞，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真情地称颂“汉兴，海内为一”的局面。在全书列传部分，他创立了多篇专门记载边疆少数民族活动的传，反映西汉时期国家统一的规模和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联系紧密的史实。“《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中国通史·导论》）可见，《史记》这部不朽杰作的首要价值，就是以丰富而严谨可信的史实记载了全中国统一和民族间交融不断发展的历史。

其次，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期著成《史记》，又是华夏民族奋发自强，不断总结治国经验而终于达到鼎盛高峰的产物。

在治乱盛衰、易敝通变上，中国自上古以来积累了异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站在时代的高峰反观历史曲折进程，激发起深刻的感悟和强烈的使命感，因而发愤要写成一部中华民族的盛衰史，记载一桩桩足以启迪后人的史实。如，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鉴于夏桀、商纣耽于逸乐而招致亡国的教训，奉行“敬德保民”的主张，政治上大有作为，开创了国家统一的初步规模。周初分封的各大国，也各自经历了腾挪跌宕的盛衰道路。晋、齐、秦、楚处于四徼，与戎狄合处，而能努力振拔，因而国势致强。齐桓公、晋文公都曾取得诸侯国霸主的地位，主持会盟征伐，威震华夏，而后来齐国因屡出荒主而致衰弱，君权为田氏所夺，晋国因各公族之间争夺政权而最后导致“三家分晋”。其后，历史变局更加急剧，成功的创造和失败的结局更加陡起陡落，扣人心弦，司马迁对此体会更加深切。战国末期，中国统一的条件已经具备，而秦国因长期苦心经营，秦孝公之后有多位国君奋发有为，因而逐步强盛，最后成功地统一六国。但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天下统一，至公元前207年在起义烈火中灭亡，历时仅十四年。秦因励精图治而迅速兴起，结果又因大肆征战、严刑峻法、荼毒民众而灭亡，成功至巨而失败至骤，其兴亡教训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极大，在汉朝建立之后，当然就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反复深入探究的课题。

汉朝的建立和兴盛，更构成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秦朝灭亡，刘项相争，刘邦因实行安抚百姓的政策和善于运用谋略而取胜，项羽因滥行杀戮和刚愎自用而失败，司马迁精辟地论述汉朝取代秦朝而兴起昭示了历史的必然性：“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赞》）刘邦立国，接受秦朝因实行暴政而亡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代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如司马迁所高度评价的：“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但是兴盛的背后隐藏着统治的危机，因长年对匈奴进行大规模自卫反击战争，造成将士大量伤亡，百姓不堪负担沉重的军役、徭役和经济剥削，而致社会出现动荡局面。司马迁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他要把三代以来华夏民族逐渐发展壮大、曲折而生动的历史如实记载、反思总结，“通古今之变”，“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掷地有声、充满历史睿智的语言，表达的正是他要撰成一部无愧于汉朝鼎盛局面的华夏民族的通史巨著的伟大抱负！

再次，汉武帝时代为司马迁《史记》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文化条件。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明显的几点。一是，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汉武帝时期是其发展高峰。武帝雄才大略，拓展疆土，兴造功业，创设制度。虽然这一时期有其阴暗面，如连年大规模用兵造成国库空虚，民众负担沉重，致使局部地区出现社会动荡，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迅速上升，大有作为的年代。时势造英雄。正如班固在《汉书》中所言，这个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出色的人才：“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名垂青史的一代大经学家、大理财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天文学家都应时而出，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人物！国家辽阔的版图和社会蓬勃向上的局面，为司马迁提供了潜心读书、著述的环境，不断开阔他的胸怀，提升他的见识。他不仅能走遍中原大地，还远至西南夷地区和东南方的会稽，大大丰富其阅历。古代交通条件极其困难，司马迁凭借盛世提供的种种条件和机遇，才能实现这一切。

二是，西汉建国以后重视大规模征集、整理文献的工作。古代文献因秦始皇焚书而遭受惨重的浩劫，只有那些散藏在民间的才有可能侥幸留下一部分。汉朝建立后，吸取秦朝教训，曾多次大规模搜求文献典籍。西汉建国伊始，朝廷对文化事业尚未有力量多加顾及，当时就有张良、韩信负责整理兵书，收集一百八十二家，删定为三十五家。到惠帝四年（前191），正式下令废除秦朝禁止民间藏书的法律。从此以后，“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文帝、景帝时，朝廷已设立有《书》博士（张生、晁错）、《诗》博士（申公、辕固生、韩婴）、《春秋》博士（胡毋生、董仲舒），开始兴文讲学，反映出征集典籍已经获得初步成绩。武帝登位，他爱好儒学和文学，感到对文献的征集远远不够，因而感叹“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采取有力措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将征集到的典籍编排好，有次序地放在专设的柜架上，安排专人负责缮写，从儒家经典到百家著作，都放在皇家图书馆珍藏起来。这些最后珍藏于皇家图书馆的文献典籍，都由太史令负责掌管。因此，司马迁对西汉这项图书文献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在《太史公自序》中总结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皇家图书馆珍藏的大量典籍是司马迁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撰著《史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三是，自西汉初至武帝时期，社会思潮出现转折，这对司马迁形成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影响至大。汉初因鉴于秦朝暴用武力而致迅速灭亡的教训，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宣扬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不过这一时期，还有战国“百家争鸣”的余波，政治家、思想家引用各家学说来为恢复国力、安定社会秩序提出主张。如，陆贾著《新语》，主导思想是无为而治，云：“道莫大于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而同时他也引用儒家学说建言，时时在高祖面前称说《诗》《书》，又提出治国应讲“德政”，“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新语校注》）叔孙通制礼仪，运用儒家学说帮助建立朝廷上下尊卑秩序，“卒为汉家儒宗”。（《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贾谊于汉文帝时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加强中央集权和“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的整套主张，明显属于儒家人物，同时他又兼有法家色彩。

汉代思想家这种对各家学说兼采并倡的局面，对于司马迁形成其独立的思想体系有很好的影响。汉初社会思潮中还隐伏着一种重要的趋势，即儒学地位逐渐上升，当黄老学说盛行之时，陆贾、叔孙通、贾谊先后所作的建言，已表明儒家学说能为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故此，在秦朝被压制的儒学，在汉初已逐步发展力量。文帝时，不仅贾谊受到器重，“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当时还有燕人韩婴因通《诗》立为博士，鲁徐生因通《礼》为礼官大夫。景帝时，儒生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他的学生王臧因明《诗》为太子（刘彻，后来的武帝）少傅。还有辕固生因治《诗》为博士，董仲舒以治《春秋》为博士。这期间，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黄老势力虽一再竭力反对，但尊儒的客观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至武帝即位，立即任用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他们依武帝旨意，为提倡儒学和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按，指关门之税），以礼为服制（按，因当时王侯逾越礼制者甚多，要按等级差别予以限制），以兴太平。举适（按，通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建元五年（前136），武帝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后卒，武帝立即任用田蚡为丞相，广征儒者，进入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回顾自秦以来社会思潮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秦朝推行极端的法家路线，实行赤裸裸的刑罚统治，结果迅速灭亡。汉初因实行黄老学说，对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获得显著成效，但其进步作用是阶段性的，它代表的是诸侯势力，与加强“大一统”的政治需求相对立。至武帝时代，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上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实力，不再无为，而是要在兴造功业、创设制度上大有作为了。这就需要更换新的政治指导思想，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等制有差、德刑兼用的儒学正适合时代的需要。简要言之，自秦以来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能够取代实行严刑峻法的法家政治、鼓吹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可以长期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只有儒家学说。尽管儒学独尊开始了专制主义对思想领域实行新的控制，给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带来种种严重弊病，但对此应采取历史主义的分析态度，而不能强调其消极面而抹杀儒学客观存在的历史作用。因此武帝以后确立“尊儒”的政策，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也是长期历史运动的逻辑依归，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说明：司马迁尊儒的学术宗旨，乃深深扎根于时代土壤之中，《史记》著述的强烈尊儒倾向，也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忠实反映。 CRZkGRv7HIDqJwevnO5hav16sIvzSkPib2bsb5iHRWvb3h1w8N8ySfld9IFMtB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