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史记》人物传记不同类型的精心设置和匠心运用，同样给予特别的关注。以下依次讨论其中三个问题：七十列传篇目安排的旨趣；“合传”“类传”“附传”的灵活运用；列传篇目的安排，是司马迁“随作随编”，还是运用精思，深意存焉。
《史记》七十列传如何安排，堪称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对于司马迁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道理很明显，七十列传所包括的人物，其时代、身份、建树、风格和影响，迥然相异，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许多史料的机械累积，呆板无味。由于人物传记是《史记》内容的主体部分，因而司马迁精心安排，将其高明的著史旨趣贯穿于篇章之中，因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波澜起伏、丰富生动、曲折有序的历史画卷。《史记》全书的任务是要体现“通古今之变”，即要写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古到今如何演进变迁。而七十列传的总的要求，是要与“本纪”“表”相配合，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故此，其篇章安排的第一项原则是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编次。
七十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篇，显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类似于十二本纪以《五帝本纪》为首篇，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篇，司马迁的选择和设置是极为慎重的。那么，以此设置为首篇的理由何在？明显的理由是，立传的人物必须有史实可以记载，而伯夷正是西周初有事迹可以记载，而且是孔子表彰过的人物。传中记载伯夷是商末孤竹君的长子。起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两人都投奔到周。到周后，反对周武王伐商纣王，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用兵器打击，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伐纣后，他们又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孔子《论语》有两处称赞伯夷，一为《公冶长》篇，云：“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一为《述而》篇，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申明，时代较之伯夷早一点的传说人物，尧时有许由，夏时有卞随、务光。传说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逃到颍水之北、箕山之下隐居。司马迁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据《尚书》中《尧典》《舜典》等篇记载：“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事情怎么会像传说中讲的尧让位于许由，许由不受，逃到山中隐居起来这么轻易呢？传说中又称夏时汤让天下于卞随、务光。卞随不受，投水而死；务光以为耻，因而逃隐。司马迁明确表示，这与将国家权力传位给德行、才能极高的人应有的隆重、复杂的过程和场面仪式相比，又是多么不相称！司马迁又认为，上古历史资料阙略，而且百家的说法互有歧异，经过他反复的考订、对比、探求，应以儒家典籍的记载为可以据信。于是他以发问的形式讲出自己否定的判断：“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这样，就申明了《史记》设置列传的审慎态度和远大目光，司马迁是以有确实的史料依据并在历史上产生了影响的人物作为立传的标准，因此确定了以孔子表彰过的伯夷作为首篇。
以下的篇章，就以人物活动的年代先后来组织编排，并且大体上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形成单元，以凸显历史大势和时代的特点。如：卷六十二《管晏列传》以下，包括《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六篇是春秋时期人物传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至卷八十二《田单列传》共十五篇，是战国人物传记，其中《苏秦列传》《张仪列传》相紧连，《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四篇安排在一起，更凸显出战国时代的特点。以下，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至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共六篇，是记载楚汉之际历史人物。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至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等十八篇，均记载汉代人物。这一汉代人物的单元，堪称群星灿烂。其中有，因“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而作《樊郦滕灌列传》；因“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而作《郦生陆贾列传》；因“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而作《刘敬叔孙通列传》；因“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而作《袁盎晁错列传》；因“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而作《李将军列传》。（《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再加上司马相如、汲郑列传，以及世家中对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周亚夫等人事迹的生动叙述，更充分地证明司马迁对记载当代史的高度重视。
七十列传组织、安排还有两项原则，是先记载历史人物，再记载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活动和社会状况；先以专传、合传形式记载对历史进程起重要作用、事迹丰富的人物，再以类传形式记载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描绘他们的群体形象。这两项，同样显示出司马迁著史的杰出创造性。他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胸怀，他要写全中国各族共同的历史。列传中以充足的篇章，记述各少数民族的活动，都是围绕主体部分“本纪”中的记载而展开的，互相形成紧密的联系。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要着重反映的，是周边各民族与中原政权联系不断加强这一历史大趋势，因此对其所写民族史篇章的义旨作了明确的概括。云：“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给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些篇章汇合起来，构成了广阔地区边疆民族围绕中原政权、 “引领内乡（向）”的格局，生动地显示出全中国各民族的统一不断加强的久远历史传统。司马迁在浓墨重彩描绘有作为的君主、贤臣和其他杰出人物事迹的同时，又创立了《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类传，表现学者群体和下层人物的作用和智慧，充分地肯定他们对于历史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从结构上说，人物专传是传记的主体，安排在前，而少数民族传和多篇类传紧随其后，章法分明，内在联系紧密，大大增强了《史记》作为一代“全史”的丰富内涵。这些，都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史记》历史编纂成就的价值，因而为后代史家所自觉继承和发扬。
历史编纂要讲究体例的恰当、严密，只有这样，才能将分散的材料合理地组织在全书的结构中，使全书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然则，客观历史又是十分复杂、充满变化的，制定出体例的条条、框框只能解决历史记载的一般性问题，而遇到特殊性问题，则需要作灵活变通，不能墨守成例。因此，高明的历史编纂学家不但要善于归纳和运用其“例”，同样在必要时又要勇于打破手定的“例”，这就是章学诚所说的运用“别识心裁”。列传的篇目，按照时代先后来设置、安排，这是司马迁创设的“例”；但对此又不应当刻板地对待，即是说，在必要时可突破成例。所以，《史记》中设置有《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刘知幾对此不理解，曾提出批评：“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通释》卷二《二体》）这是由于拘守成例，而反对灵活变通。老子与韩非虽不同时代，但他们都是思想家。并且，前代曾有多位学者指出，从学术思想讲，韩非的刑名学说即渊源于老子，将两人立为合传更有内在依据。屈原虽是战国人，贾谊是西汉人，但他们都是文学家，“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以辞赋表达自己的深沉感情，而且两人都曾在湘江流域生活过。司马迁写屈原、贾谊的传，满怀着深厚的感情。他高度赞扬屈原深沉爱国，志行高洁，至死不渝。称赞他：“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贾谊有极敏锐的政治眼光，深谙国之利病，时政得失。针对汉初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大一统局面的需要，向汉文帝及时提出创设汉家制度和削弱诸侯王势力两项重大建议。文帝本欲任贾谊公卿之位，但因遭老臣周勃、灌婴忌妒反对而作罢，后又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他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三年后被召回，时“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惟有出于爱国之至诚，才能这样犯颜直谏，而置个人利害于度外。虽然文帝未予听从，但后来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恰恰证明贾谊一再提出的削藩之议是多么切中要害！故晚清学者李景星评论说：“中原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此数句，是一篇关键，亦是两人合传本旨。得此而通篇局势如生铁铸成矣。”（《史记评议》卷三《屈原贾生合传》）以上的简略分析说明，设置两篇合传来记载不同时代的人物，确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或因其思想、学术互相关联，或因其人格、襟怀前后辉映，设立为合传更能体现出人物的共性，因而给予读者更加强烈的震撼，如果设为单篇专传则难以取得这样的效果。
概言之，《史记》中合传的设置，是司马迁依据客观历史的复杂性而在编纂上作的灵活安排。对与人物活动史实相关、联系紧密者，将之合写为一篇，使之互相补充，这是设立合传的最大优长所在。如《孙子吴起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韩信卢绾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皆然。这样做还可以减少篇目，避免过于分散，难以把握。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也可跨时代写成合传，以显示其共性。除上面论及的《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外，还可举出两篇典型例证。
《田儋列传》实为田儋、田市（儋之子）、田荣（儋之从弟）、田广（荣之子）、田横（荣之弟）之合传。因田儋首称齐王，故以之为本篇篇名；而全篇的重点是记载田横事迹。并在篇末赞曰：“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赞》）而《张丞相列传》则是记载西汉张苍以下多位丞相、御史大夫的合传。张苍历仕高祖、惠帝、吕后、文帝四朝，故此篇以张苍为主线，将汉初多位任职丞相、御史大夫的人物事迹组织起来，其叙事结构尽显司马迁的非凡史识和高超的编纂技术。中间写了周昌的忠直刚正；写赵尧年轻时，原为周昌手下主符玺的属官，但因能揣摩高祖的心事，而升迁为御史大夫，周昌改任为赵王之相；写吕后擅权时，赵尧遭其忌恨，被免职，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写张苍为丞相十五年，至文帝时被免职，申屠嘉继为丞相，申屠嘉为人廉直，不徇私情，敢于处罚文帝宠臣邓通，表现了大臣的气节，但他不爱读书，素无学术，缺乏涵养，至景帝时，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申屠嘉因与之有怨隙，反被算计，气愤而死。这些人物虽居高位，但周昌、申屠嘉的作为并不能构成一篇内容充实的传，赵尧、任敖的事迹更加简略，如果采取并列的办法每人各叙一篇，则势必涣散而无头绪。而张苍为汉初名相，功绩显著，仕宦年代又最长，司马迁乃以其经历作为总纲，将其他汉初身居丞相、御史大夫高位的人物事迹穿插其间，运用高明的编纂方法将分散的材料，组织成为章法分明的篇章。这篇传虽以《张丞相列传》为篇名，实际上则是笔法灵活的合传，令人叹服！还有值得注意的，司马迁在篇末写了一段话，严肃批评身居高位，却无所作为，“为丞相备员而已”的庸碌之辈：“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不经意者或许以为这段话不过是篇末连带叙述而已，而实则寓含深意。一是交代申屠嘉之后至武帝时，任丞相者还有陶青六人等，这是史册所应当述及的，而司马迁用一话带过，省去了许多笔墨；二是，司马迁借此说明他著史、立传的标准：对于历史有贡献的人物才能入史。他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精神，故此，职位虽高而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者，在《史记》是找不到位置的。
灵活地运用“附传”的编纂方法，也是《史记》人物传记写法的一个特色。“附传”是在主要人物事迹之后，连带记载相关次要人物的事迹，这样做，既可显示这些人物之行事、功业的彼此关联，收到互相补充、映衬之效，又可避免全书组织的芜杂枝蔓，做到纲举目张。譬如，《张仪列传》附载陈轸、犀首事迹；《樗里子甘茂列传》附载甘罗事迹；《乐毅列传》附载乐间、乐乘事迹；《孟子荀卿列传》则附载了战国时期多位思想家的事迹，有邹忌、邹衍、淳于髡、慎到、驺奭、公孙龙、墨翟等。《廉颇蔺相如列传》附载赵国另外三位将领，而且笔法极为灵活，先插叙赵奢、赵括父子事迹，然后又继续写廉颇晚年战功，写完廉颇，再写赵国后期名将李牧，直至赵亡。世家中写人物传记的篇章也有成功地运用“附传”写法的例证。如，《陈丞相世家》在记载陈平主要事功之后，插入王陵事迹，因孝惠帝时，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至惠帝卒后，王陵被免职，吕后任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徙陈平为右丞相，因而又穿插记载审食其。故这篇《陈丞相世家》实际连带叙述汉初在萧何、曹参之后继任丞相职位者数人。《绛侯周勃世家》前面记述周勃，后面即附载其子条侯周亚夫的事迹。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因匈奴大举侵边，朝廷令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徐厉为将军，军棘门，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劳军，见周亚夫治军极严，军吏士卒军纪整肃，防备极严，乃为之改容，连声赞曰：“嗟乎，此真将军矣！”至景帝三年（前154），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叛军西进。周亚夫任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坚壁而守，而派出轻骑绝吴楚军粮道，等其困乏，乃出精兵追击，大破之，遂平吴楚之乱。以上两项均为西汉前期军事史上的大事，因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采用附传的手法而得以详载。将周亚夫事迹附在周勃传记中记载还有一项好处，即能显示父子两代人相继担任太尉要职对于安定刘氏政权所起的重要作用，而父子行事、性格的关联与际遇异同，也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此外，父子事迹同传记载的编纂方法，也为中古时代史著大量设置门阀世家人物合传的做法开了先河。
以上我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史料和分析，证明司马迁对《史记》全书的总体结构和体例处处作了精心安排，而七十列传的篇目设置和编次，也是明确体现了按时代的先后、以人物的行事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的旨趣，那么，又为什么有“随作随编”的说法呢？这是清代学者赵翼提出的看法，其论云：“《史记》列传次序，盖成一篇即编入一篇，不待撰成全书后，重为排比。故《李广传》后忽列《匈奴传》，下又列《卫青霍去病传》。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然此犹曰诸臣事皆与匈奴相涉也。《公孙弘传》后忽列《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又列《司马相如传》。《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传》。《循吏》后忽列《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史记编次”条）
其实赵翼的议论，也已道及《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三篇连排，原因即在于李广、卫青、霍去病三位将军均与攻伐匈奴密切相关。司马迁在编纂上的主要着眼点，是力求体现历史演进的大势，体现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即是说，表达“史识”是第一位的，而编纂技巧是服务于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这一需要的；因此，对于体例应当灵活运用。在三位对匈奴作战的将领的传记中加入《匈奴列传》就是对体例的灵活运用，应当视为司马迁的成功创造。由于作这样的“破例”安排，才凸显出匈奴问题在汉武帝时期的特别重要性，以及司马迁对匈奴问题的格外重视。至于《平津侯主父列传》之下，编次《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篇，也因记事有相关联之处，因为公孙弘、主父偃、徐乐、严安四人都曾上书谏武帝停止大事四夷，要求吸取秦朝连年大事征战，致使海内困穷、百姓疲敝、相率反抗的严重教训。而司马相如更是受武帝倚重拜为中郎将、建节出使、通西南夷的关键人物。《西南夷列传》之后，次以《司马相如列传》，表明关系密切，内容互相补充。
故此，总括《史记》内容、篇目安排编次的特点，应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全书之整体结构和七十列传的编排，均为精心构撰，体例严密，全局在胸，运用恰当。第二层次，司马迁尤重者，在于贯彻其高明史识，力求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实际，因而有的地方作灵活变通，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必要时敢于突破常格，让“史例”服从于“史识”。《史记》记载的内容极其宏富多样，处理体例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而全书构建的体裁体例格式完全为司马迁所首创，前人并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司马迁又是一个人著史，迫于时日，因此对某处问题的技术性处理可能略显粗糙。后人可以指出这些不够周全的地方，或加以改进，但不能因为局部地方的不够严密而忽视全书的精心经营和构成浑然一体的杰出功绩。赵翼是一位识力非凡的学者，对于包括《史记》在内的二十四史有极多精辟的论述，但他在指出《史记》编次的某些粗疏缺陷时，对于全书的精心安排和体例运用的高明未予强调，所言“随作随编”并不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