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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完整地说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相兼的综合体）是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巨大飞跃，标志着中国史学达到成熟阶段。与先秦史籍主要体裁编年体相比较，《史记》体裁更能囊括社会史的丰富内容，这是司马迁在时代推动下实现的伟大创造。唐代史论家皇甫湜目光如炬，称司马迁为了详载以往历史，“将以包该事迹” “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其论云：
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今按，此处疑有缺句。当云：“高祖肇汉，以吕后接之”，于义为安。）亦以历年不可中废，年不可阙，故书也。观其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又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书之言语而尽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则有《尚书》《左传》之外，又为《国语》，可复省左史于右，合外传于内哉！故合之则繁，离之则异，削之则阙，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自汉及今，代已更八，年几历千，其间贤人摩肩，史臣继踵，推今古之得失，论述作之利病，各耀闻见，竞夸才能，改其规模，殊其体统，传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编年之史遂废，盖有以也。（《编年纪传论》，《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
皇甫湜的评论实在精彩，他指出编年体按年记事，大小事件互相牵混，只能举其大纲，而事件叙述简略，因而造成史实多所阙漏等缺憾。而司马迁为了记载丰富复杂的客观历史，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担当时代的责任，“革故典，开新程”，完成历史编纂的重大突破！这就是自《汉书》以下历代正史“传以相授，奉以遵行”的深刻原因所在。
近代史家梁启超也曾强调，《史记》的撰成是汉初出现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条件推动的：“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迁之年代，后左丘约四百年。此四百年间之中国社会，譬之于水，其犹经百川竞流波澜壮阔以后，乃汇为湖泊，恬波不扬。民族则由分展而趋统一；政治则革阀族而归独裁；学术则倦贡新而思竺旧。而迁之《史记》，则作于其间。”（《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史记》的产生正好证明司马迁的创造魄力和杰出才华，与时代对史学提出的革新要求相适应。梁启超对《史记》书中几种主要体裁如何调和、互相联络，使全书成为一个互相构成有机联系、博大谨严的著作，也有过中肯的论述：“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 ‘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
今天我们的认识当然应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这里尤需强调两项。一是司马迁著史贯穿了详近略远的原则，因而《史记》既是一部通史著作，它又具有当代史的性质。司马迁要贯通古今，记载“百代之史”，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时，他对于秦汉的历史尤为重视，书中记载最为详尽。其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时代离得近，能够利用的相关记载和档案材料更多，史家还能根据在全国范围内的亲身考察、访问之所得，作为印证和补充。其次，是因为秦汉时期是司马迁要记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对于了解当今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关系更加直接，意义更为巨大。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就曾经辛辣地讽刺那班轻视秦朝历史的俗儒，明确提出“法后王”的原则。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 ‘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重视近现代史，就因为这些人物、事件和社会状况，离当下很近，情况类似，便于借鉴，同时由于时代相近而能看得更加真切，没有夸张粉饰的成分，能够从中获得直接的启示。在《史记》五个部分中，“十二本纪”记秦和秦始皇、项羽的各一篇，记汉代五篇；“十表”中自《秦汉之际月表》以下，共有六篇；“八书”中综论古今而独详汉事的有七篇，《平准书》专记汉代；“三十世家”中记陈涉及汉代王侯的共十三篇；“七十列传”中专记秦人物、史事者六篇，专记汉代者三十八篇，并记前代及秦汉人物、史事者四篇。若从专记汉代历史而言，共有六十二篇之多，其他还有并记前代及汉代的十一篇。因此，白寿彝先生指出，要十分重视《史记》的当代史性质，并认为《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汉史。（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司马迁的这一著史指导思想和成功实践对我们今天同样有直接启示意义。我们今天撰写历史、研究历史，要不要贯彻“详近略远”的原则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
尤须强调的又一项，是对于《史记》十表的史学功能应有新的认识。后人读《史记》，往往对表并不重视，甚至忽略不读。著史者也往往不作年表，即使有，也仅作为补充或附录而已。实际上，从《史记》五体的安排，将年表紧接于本纪之后，而置于书、世家、列传之前，即可证明司马迁对这一体裁的重视。如此安排，直观地表明将十表与十二本纪一同作为《史记》全书的纲领，其作用实在非同小可。尤其是十篇表的序，都是司马迁所精心撰写。白寿彝先生真不愧为太史公的知音，他指出：“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 ‘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这些见解，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十表在历史编纂上的价值实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首篇是《三代世表》，主要记夏、商、周（共和纪年以前）世系。司马迁记载上古史，面对两类史料，一类是儒家典籍《尚书》《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较为可靠；另一类是百家杂记，互相矛盾、多有歧异。司马迁经过比较、甄别，乃采取《尚书》等儒家典籍的史料，同时效法孔子“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慎重态度。
《十二诸侯年表》以下四篇，应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因为司马迁精心撰写的这四篇的序，即是论述四个历史时期演进大势的纲领。《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讲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的历史趋势是，周王室陵夷，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而春秋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齐、晋、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分散在东、北、西、南四徼，地处偏僻，且原先力量微小，但能奋发有为，因而更番为霸：“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同时司马迁说明编纂这篇年表主要依据的史料，除孔子所修《春秋》之外，还有《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以及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书中的记载。并且交代编纂的方法，是删去夸张枝蔓之说，主要依据儒家典籍《春秋》《国语》，著其“盛衰大指”。
再看《六国年表·序》，同样提挈了战国时期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先是“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再经过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司马迁在序中又明确揭示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应以秦由崛起西陲至统一全中国为总纲。这篇序首句言太史公读《秦记》，载秦襄公始封为诸侯，至文公逾陇、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司马迁对于秦国历代君主相继内修国政，外挫群雄，而最终统一六国表示慨叹：“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序》的末尾尖锐地针砭汉初俗儒极力抹杀秦朝所作贡献的偏见，对秦的历史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而嘲笑俗士的迂腐之见是“此与以耳食无异”！
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司马迁高屋建瓴地概括秦汉之际巨大而急剧的历史变局，并且深刻地揭示出秦朝实行的严酷统治恰恰促成民众的猛烈反抗，加速其专制统治灭亡的历史辩证法：“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更以“形势”二字为纲，论述汉初分封同姓王，再经过景帝和武帝相继实行“削藩”“推恩”政策，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大势。汉初根据天下初定的形势特点决定政策，广封同姓为王、侯，镇抚四海，以承卫天子：“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经过景帝削藩、武帝实行推恩令，铲除了诸侯王借以对抗朝廷的力量，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奠定了国家一统、长期安宁的局面：“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对于自汉初至武帝一百年间解决长期威胁全国统一局面的诸侯王问题的历史走向作了简洁、清晰的阐释，遂成为此后自班固以下史家论述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的依据。
总之，《史记》十表，与十二本纪相配合，构成全书的总纲领，其史学功能至为巨大！诚如宋代学者吕祖谦云：“《史记》十表，意义宏深，始学者多不能达。《三代世表》以世系为主，所以观百代之本支也。《十二诸侯年表》以下以地为主，故年经而国纬，所以观天下之大势也。”（《大事记解题》卷一）
十表又有收复杂事项、补充纪传体记载之未备、化繁为简的史学功用。清初学者顾炎武对此阐述尤详：“盖表所由立，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其功名表著者即系之以传，此外大臣无积劳亦无显过，传之不可胜书，而姓名爵里、存没盛衰之迹要不容以遽泯，则于表乎载之；又其功罪事实传中未悉备者，亦于表乎载之。年经月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而范书阙焉。使后之学者无以考镜二百年用人行政之节目，良可叹也。……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欧阳公知之，故其撰《唐书》有《宰相表》，有《方镇表》，有《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始复班、马之旧章云。”（《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条）顾氏诚深有体会之学者，举出年表有三项功用：表与传相配合，次要事项入表；补充功罪事项；记载简明，一目了然。因而他感叹《三国志》《后汉书》以后无表，而盛赞欧阳修《新唐书》恢复设表，可谓见识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