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

司马迁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非凡创造力的又一突出体现，是选取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撰写“八书”，作为历史著作的重要部分，与记载政治军事人物和记载人物活动相结合。《太史公自序》中对于设置“八书”的作用有明确的表述：“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司马迁“八书”所记均为当时“国之大政”，而《历书》以下五篇确是司马迁原作，历代学者对此并无疑问。现以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尤为重大的《天官书》作简要论述，以见司马迁选取社会情状视角记载历史的重要价值。

《天官书》是总结古代天文学知识和对“天人之际”发表系统看法的篇章。“天人关系”一向是观察历史和处理现实关系的重大问题，在西汉时代更是如此。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极其密切，天体运行、各种复杂的气象乃至种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都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人类对天体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艰巨的过程，有关“天人之际”的探索同样是复杂艰难的课题。司马迁创立《天官书》作为“八书”之一，将记载、总结天文学知识作为其恢宏的史学著作的一部分，证明他具有过人的见识和渊博的学识。而同时，又与他父子两代相继担任“太史令”官职直接相关。司马迁曾经形容“太史令”的职务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太史令即身兼史官和执掌天文历法两种身份。《天官书》就是结合西汉皇朝建立一百年来官方的天文记载资料而撰成的，因此殊为珍贵。

记载天文学知识的篇章为何以“天官书”命名呢？这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是天上与人间互有对应关系的观点：“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司马迁对此也是相信的。在古代，不管是专职的天文学家或是其他人，都认为天上的列宿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亦有尊卑等级，有不同的官位、职掌。如司马贞《索隐》解释的：“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实际上，天官等级就是人间等级的投影。很显然，当时的时代环境是科学观测、科学思想的发端，与弥漫朝野的迷信、附会的观念相并存。所以我们阅读《天官书》，就要细心下一番剔别的功夫，将流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观念与司马迁超出世俗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见识相区分开来。

《天官书》的主要贡献有三项：

一是，开创了中国史学系统地记述天文学史料的优良传统，从而使我国丰富的天文学资料得以很好地保存、流传。特别是，司马迁记载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由于他的记述，“这个体系才能为我们得知，而今天我们在研究重要的汉代天象时就不能不依仗《天官书》的记载”。（薄树人：《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观测起源很早。《天官书》中很清楚地梳理了汉代以前从事天文星象观测的人物：“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传说时代就有开始从事观测天象的人物重、黎、羲、和，至夏、商有掌天文之官昆吾、巫咸。发展到战国，更产生了著名的占星家甘公（名德，著《天文星占》八卷，《正义》引《七录》 “谓甘公为楚人”）、石申（石申夫，与甘公齐名的占星家，著有《天文》八卷。但甘石的著作已佚，今传《甘石星经》是宋人所辑录）。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完成了相当完整的星官体系的记述。

《天官书》将天官分为五大星空，即中宫紫微，东宫苍龙，南宫朱鸟（又称朱雀），西宫咸池（又称白虎），北宫玄武。五宫的星宿，都与人间君臣等级有对应关系。如称中宫紫微：“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北极星是北半球星宫环绕运行的中轴，所以被称为天帝常居的所在（太一即天帝）。旁三星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或称为天帝诸子。后面四颗星曲成钩形，即是正妃和嫔妃。环绕天极星的十二星就是朝臣。

篇中记载的有关中宫星座位置、构成、亮度变化和运行特点的记载，是司马迁总结历代星官观测的成果而得；而将天上的现象与地上人间的现象相比附的说法，则是按照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所作的种种解释。前者是古代天文学的宝贵成果，具有科学价值；后者则是当时社会情状的一个方面的反映，凸显了时代的特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为在当时，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论议，往往都以特殊的天象作为依据。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根据“天人感应”说对天象所作的种种解释，就无法深刻了解汉代社会。

二是，观测并记载了五大行星运行中的逆行和留的规律。

《天官书》把布满南北天空的恒星（五大星官系统）和东西运行的五大行星，形象地譬作宇宙中“经”和“纬”的关系：“故紫宫（中宫）、房心（包括东宫七宿）、权衡（包括南宫七宿）、咸池（包括西宫七宿）、虚危（包括北宫七宿）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土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经］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五部天官都是恒星，不易观测其移动。五大行星的出现或隐没（“伏”指行星运行隐没地下，实际是被太阳遮没了），趋前（运行趋过它应到的舍，为“赢”）或退舍（未达到舍，为“缩”）都有其周期性规律。五大行星运行的这种规律，乃是古代天文学家长时期观测积累而得，司马迁第一次对此作了明晰的记载，这同样是《天官书》的重要贡献。如关于木星运行：“岁星（按，木星由西向东行，约十二年一周天，古人用以纪年，称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司马迁已观测到木星绕日岁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一度，堪称记载精确。《天官书》对月食的观测和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交食周期数据，更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三是，对“天人关系”这一时代课题作了深刻论述，提出了具有唯物论倾向的进步观点。

在当时，天人关系，即探究天与人间治乱兴衰的关系，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以及思想家、史学家都极为重视。汉武帝为了神化皇权统治，有意提倡“天人感应”观点，这从他对董仲舒的几次策问都反映出来。董仲舒遂依照武帝的旨意加以推衍：“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样，天就是支配帝王和人间的万能的神，天人感应决定着国家盛衰、人间祸福。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更是满篇充斥阴阳灾异笼罩人间一切角落之说，助长了唯心主义的蔓延。加上武帝好鬼神，为了求仙，走遍关中各地、天下名山峻岳，耗尽巨量财富。他一次次中方士的圈套，却始终执迷不悟。《六韬·文韬·尚贤》载，武帝时，方士和神巫多聚京师，女巫出入宫中，教宫人埋木偶祭祀免灾。由是盛行巫蛊诅咒之术。天人感应说、方士巫术、淫祀风气三者交互作用，推波助澜，为害甚烈。所以，吕思勉称汉代是一个“鬼神术数之世界”。（《秦汉史》）封建社会的上升景象与鬼神迷信气氛并存，时代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相交织。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如何阐释天人关系，直接涉及对政治、社会生活根本问题的看法，也涉及对历史发展根本问题的看法。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命题，即要针对到底是天命、天意对历史变化和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还是人的力量起支配作用的问题作出回答。司马迁担任太史令，他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天象，以揣测所谓天之意向，为朝廷服务。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他并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相信天上与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因此，司马迁认为“天人感应”确实是存在的，在那个时代有这种思想并不足怪，无须加以讳饰。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是他在人们普遍地慑服于天意、神灵的时代，却敢于对感应、灾祥的迷信说法表示保留和怀疑，并且从总体上强调人事起根本作用。他对迷信学说的起源有所识破，指出一方面是由于当权人物在现实苦闷中寻求精神上的麻醉。即如《天官书》所说，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方士之有意捏造，为的是用以猎取禄位。如《封禅书》所说，自“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史记》不可能从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上彻底解决神秘思想产生和存在的问题，但已揭露了一部分真实的原因。司马迁对占星术为迎合当权者的需要不断变换手法加以贬责，是他朝着否定占星术走出可贵的第一步。所以《天官书》篇末又强调国君的行为作用更加重要。这同《封禅书》中针对着汉武帝好鬼神，通过记述一系列历史事件揭露其诬妄的实质正相呼应。方士李少君、公孙卿等相继使出各种花样向武帝欺诈，明明每次为遇神、求仙耗去大量资财，其结果都“莫验”“无有效”“终无有验”，武帝却仍沉溺不醒，“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以此表达对武帝迷信行为的深刻讽刺！尤其是，一到记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则是从人事角度总结成败兴亡的原因和教训。这与《天官书》篇末议论中强调国君的作为和政治的清明是国家兴亡的最主要原因正相呼应，表明司马迁在“天人关系”这一时代课题上所具有的可贵的唯物主义倾向。由此可见《天官书》在其“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为了写出华夏民族自黄帝以来全部的历史，创造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有机配合的史书体裁。这种“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依据是什么？其成功的奥秘又在哪里？其根据和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苦心擘画，其著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笼罩《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度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运用“多维度历史视野”这一新概括、新表述，无疑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史记》何以被称为著史的“极则”？何以其成就“笼罩了两千年的中国史学界”？又何以人们一致对《史记》所具有的“永恒的魅力”推崇备至？

探讨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这一课题还具有突出的当下价值，能更加恰当地评价《史记》历史编纂成就对二十世纪史家的深远影响。近代以后，时代环境、著史观念、史著的受众对象等，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都早已迥然而异，但是，司马迁构史体系所具有的见识和气魄，却仍然令有作为的史家受到深刻的启迪。现以梁启超对撰著中国通史体裁的探索和由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成就为典型例证。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是激烈地批判旧史、倡导“史界革命”的著名革新派人物，但他恰恰对司马迁在构史体系上的伟大创造力作了高度评价。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论著中，一再赞叹《史记》从多方位、多角度反映历史，强调要从其兼综众体、容量广阔、伸缩自如和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等方面得到启示。而从史学实践上，梁氏发愿著《中国通史》，从其已经撰写的部分篇章看，其体裁正是由“载记” “年表”“志略”“传志”四者配合而成。其基本格局和灵魂，明显是继承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的观念和方法，而加以发展。白寿彝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全部出版，从白先生对“新综合体”进行探索到《中国通史》完成，半个世纪的史学实践证明，其构史体系正是从司马迁运用“多维历史视野”的智慧得到宝贵启迪，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成果。 68ckmY/fBXjGje8VGlH53yW9jJ0qAsskMmfskj3k+4XXVsnc5Oukrw9K3ySwwf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