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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维度”，是司马迁观察历史又一重要视角。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历来即被视为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论“《史记》创造之要点”，列在首项者即为“以人物为中心”，并论云：“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以长也。”（《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二）梁氏此论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本纪及世家的内容，还有记全国或一地方政权政治、军事大事的成分），但从总体上讲，却明确讲出《史记》的著史格局“以人物为中心”的特点，而且他们都与“发动社会事变”密切相关。
从今天来看，以人物为中心，是对“人”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发现和充分肯定，是记载历史的巨大进步。而这一进步，又根源于观察历史能力的重大推进和哲理思考之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这恰恰是在战国以来出现的历史变局推动下取得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客观历史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旧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遭受沉重的打击，平民力量迅速崛起，能否发现和任用文武贤才，往往能直接导致国家的盛衰存亡。历史的空前变局，使司马迁对人物在时代前进中起到重要作用形成了新认识，这无疑是他创造以人物为中心的著史新体裁之认识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再陈言：他作为史官，若果“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将是莫大的罪过，而作七十列传的明确目的，为记载“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便是明证。
以人物为中心，展现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这一历史视角贯穿于“本纪”“世家”的大部分篇章和全部“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时间跨度极大、范围极其广阔的各种类型的历史人物，包括有作为的帝王、贤臣、勇将、谋士、起义的英雄、睿智的思想家，以及出身下层的人物，以丰富具体的史实、生动的手法，描写他们在特定历史场面中个性鲜明的行为，表现其对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这里略举两个典型例证。
商鞅是战国时期在秦国成功地实行变法的著名政治家，司马迁为他立了《商君列传》，集中而详实地记载他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骤致富强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突出地记述了以下几项：
（一）商鞅变法的原委。商鞅选择由卫入秦，正当“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秦国急于寻找强国的良策，这就为商鞅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商鞅求见孝公以后，前三次是以“帝道”“王道”“霸道”进说，孝公起初根本不感兴趣，“语事良久，孝公时时作睡，弗听”。次说“王道”之时，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再次说“霸道”，孝公则“善之而未用也”。最后商君进说“强国之术”，孝公乃兴奋异常，如饥似渴，“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月不厌”。于是君臣目标一致，决心以变法求得秦国之强盛。
（二）围绕变法与否，秦国朝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商鞅引用历史经验阐述变法主张，驳倒保守派人物的阻挠。甘龙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商鞅予以有力的驳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商鞅在秦廷上这场激烈的辩论，充分显示出商鞅的政治远见和实行变法的坚定性。他着眼于实现秦国强国富民的时代课题，依据无可辩驳的历史经验，有力地阐述实行变法的必要，大受秦孝公赞赏，立即任命他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三）尤其重点记载了商鞅两次变法的内容和取得的巨大成效。第一次变法在孝公六年，其中的关键点是：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让民众劳动致富，同时改变旧的氏族大家庭形式，变为普遍的小农户制度，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秦国的物质基础；废除贵族的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的制度，加速旧的氏族制的瓦解；推行连坐法，严究犯罪行为，加强城乡的治安管理。变法过程中，遭到旧势力的反对阻挠，太子犯法，商鞅决定重办治罪，以树立法令权威。篇中更强调变法取得的巨大成效：“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于是孝公任命商鞅为大良造，掌管最高军政权力。至孝公二十年，秦国由雍迁都咸阳，商鞅第二次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是：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颁布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度。司马迁同样充分肯定第二次变法的卓著效果：“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总之，《商君列传》站在纵观战国时期历史前进方向的高度，以详确的史实，记载了商鞅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基础这一秦国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商鞅这位成功的改革家的形象。《太史公自序》中更明确赞赏商鞅变法的巨大功绩：“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秦孝公死后，商鞅遭贵族势力诬害，车裂而死。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对商鞅受诬而死并未表示同情，篇末“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司马迁学术思想的主导面是儒家，崇尚“仁义” “德政”，同时，他又受到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明显影响。因此，他最为赞赏的是如汉文帝的“仁政爱民”“不烦劳百姓”，而对法家学派的人物持严厉批评态度，称他们“刻薄少恩”，商鞅也在此列。但更加重要的是，司马迁不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事实，在记述中如实反映商鞅变法致使秦国富强，充分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由此证明司马迁是一位忠实地记载客观历史、具有高尚史德的史学家。
再一个典型例证，是司马迁为反秦起义英雄陈涉立了“世家”，表现出他准确把握秦汉之际历史动向和歌颂人民大众反抗压迫的卓越见识。《史记》“五体”中设立“世家”的标准和意图何在？后人每以己意猜测，所言未必切合司马迁之原意。实则《太史公自序》中对此已有明白的交待：“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讲明“世家”是用以记载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般的辅弼股肱之臣，即周代的十二诸侯和汉代的侯、王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名号、地位在国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像孔子、陈涉，虽然没有诸侯的名号，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司马迁也破例立为“世家”，以彰显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司马迁对于通过记载人物的活动来展现“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已达到相当程度的自觉。十二“本纪”，不但记军政大事，而且记述了秦始皇、项羽、汉高祖、汉文帝等不同历史时期核心人物的活动和性格；三十“世家”，分别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周公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政治家的活动，以及孔子、陈涉和西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重要人物的活动；七十“列传”中既有专传，又有合传、类传，记载了大量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各阶层代表人物。“本纪”是《史记》全书纲领，其余篇章围绕“本纪”展开记事，表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进化史，就是各个时期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个性鲜明的人物创造的！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这是司马谈临终前执司马迁之手含泪嘱咐，司马迁郑重承诺的庄严使命。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建树功勋的人物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目标之一。司马迁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和杰出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他确定的目标，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众多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人物表现各时期特定历史面貌的成功典范，因而被后世史家尊奉为著史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