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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历史，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演变发展的进程；经过历史学家思考、记载下来，便是书写的历史，即历史著作。正因为历史是人类社会进程的记录，它就不是单线式的演进，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也即是多维构成、不断变化发展的空间图景。人类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演进，人类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能力也由简单到复杂，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逐步发展。其体现，便是观察历史由单一视角而发展到多重视角，所得的结果，是由比较朴素、简略的历史记载，逐步发展为复杂、丰富的记载。
人类远古的祖先实行“结绳记事”，就是最早的历史记录。《周易·系辞下》: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郑玄注：“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何以知道大结所代表的大事、小结所代表的小事？就得靠口说相传。近代社会学家调查所得的某些后进部落的记事方式正好与此相印证。如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佧佤人，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还没有文字，记载本族史事的方法，就是用刻木头刻的痕迹深浅表示事件大小，靠本族老年人口说讲解。到了殷商时代甲骨文上记载的事件，就已有明确的年、月、日要素。由此发展，就是编年史。我国先秦时期的两部最主要的历史著作《春秋》《左传》，都是编年体裁，完全不是偶然。它表明早期的历史学家是采取年代先后的历史视角，即以“时间维度”观察历史，以年、月、日为线索，叙述春秋各列国的政治事件、会盟攻伐，以及各诸侯国的政权更迭、盛衰变化等。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
(1)时间维度；
(2)人物活动维度；
(3)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
（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件的发生、演变、结果，二者密切不可分，“时间”是记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连贯事件的发生与始末。《左传》是编年史，而杜预概括其记事方法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从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视角看，“时间维度”的实际内容即是历史事件的演进。）
由此表明从先秦史学的初具规模，到汉武帝时代《史记》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现的。《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确实令人叹服！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两千年均奉为圭臬。再从历史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的得失言之，自东汉初的大史学家班彪父子，到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都作过精当的评论，予以高度赞扬。班氏父子主要赞誉司马迁善叙事理，才华过人，史德高尚。班彪云：“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班固又加以发展，谓：“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至唐代刘知幾以后，评论者更加重视的，是司马迁创造的著史格局气魄雄伟，容量广阔，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如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史通通释》卷二《二体》）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学之极则也。”（《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章学诚则赞誉《史记》的著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文史通史》内篇一《书教下》）。
正因为司马迁在哲理思维上能发现构成历史演进的时间、人物、社会生活（制度沿革是社会生活中的要件）三大要素，所以才能达到如赵翼所言“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并且以著史之“极则”来表达《史记》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最高典范意义。上述精到的评论，集中地说，都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在观察历史和表现历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