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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西尼创作《虔诚的胜利》时，神圣罗马帝国无论在帝国外部，还是在帝国内部，都存在着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在帝国外部，“德意志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奥斯曼帝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的威胁逐渐加大。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是欧洲各王国争夺权力范围的战争。1663年起，奥斯曼帝国对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进行施压。
为此，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采取一系列防范外敌措施，抵御奥斯曼帝国异教文化的入侵。然而，法王路易十四加入了支持奥斯曼帝国的阵营，与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共同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对路易十四而言，他在欧洲实现霸权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对路易十四而言，支持奥斯曼帝国入侵维也纳，一方面出于宗教目的，即削弱教会在欧洲属世事务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进一步实现在欧洲的霸权。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一世面临着来自奥斯曼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双重威胁。
帝国内部同样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同时也是两种不同信仰、不同教派和不同政治观念之间的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信仰罗马公教，而帝国内部西里西亚地区的各邦国君主大多是路德教信徒。整个帝国内部被分裂为新教和罗马公教两大阵营。新教与罗马公教的分道扬镳，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为肇端。自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宗教与君权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宗教各派系的主张在君权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形成了教派立场与君权观念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具体而言，有的宗教派别支持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倡导脱离教宗的绝对君权。与之相反，罗马公教反对绝对君权，致力于恢复教宗的领袖地位。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教宗的权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罗马教会筹划反宗教改革（Gegenreformation）的举措，于1540年建立耶稣会，并任命依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担任耶稣会总会长。如沃格林所言：“欧洲的精神统一是耶稣会士所关注的问题。”
耶稣会建立的目标即是恢复教宗的领袖地位。作为罗马公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坚实壁垒，耶稣会士的第四誓约就是毫不质疑地服从教宗，阻止世俗邦国君主在邦国内部实行脱离于教会的绝对统治，遏制世俗邦国君主发展独立于教会的世俗国家样态。阿旺西尼就是耶稣会重新争夺由新教占领的属灵领地战役中的重要一员。
1611年，阿旺西尼出生于瑞士特里安（Trient）附近布雷兹（Brez）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先是特里安望族，全家信奉罗马公教。1627年，阿旺西尼继承家族传统，前往格拉茨（Graz）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攻读当时学校规定的“七艺”。16岁时，阿旺西尼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所有考核，成为耶稣会一员。此后，他服从修会规定，先在特里安的人文高中担任语法老师，后在阿格拉姆和卢布尔雅那
担任修辞学老师。1664年起，他开始了晋升之路。他不仅担任过帕绍、维也纳和格拉茨大学的校长，而且担任过波西米亚的视察员。1676年至1680年，阿旺西尼担任奥地利教省大主持。作为奥地利教省代表，他曾参加过耶稣会努瓦耶勒（Noyelles）第十二届耶稣会修会领袖选举活动，辅佐努瓦耶勒修会领袖在罗马发挥其影响力。1682年，阿旺西尼成为罗马耶稣会“日耳曼事务助理”。总体来说，阿旺西尼为官做到教廷所在地罗马，是耶稣会中较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三十年战争后，帝国的精神基础开始动摇，教宗在属灵领域的至上权威逐渐减弱。由于巴伐利亚宫廷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表现得踟蹰不定，耶稣会士把目光从巴伐利亚宫廷转移到维也纳宫廷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身上。
同诸多耶稣会士在皇室担任告解神父、传教士、牧灵神父及皇子太傅一样，
阿旺西尼为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写作，目的是对统治者进行教育，坚定统治者的信仰。
如上文所述，阿旺西尼曾为利奥波德一世创作《虔诚的胜利》。除了《虔诚的胜利》以外，阿旺西尼还曾为其他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创作过三部帝王剧，即1647年为费迪南德四世（Ferdinand IV）加冕匈牙利国王而作的《萨克森对话》、1650年为庆祝威斯特伐利亚合约通过而作的《帝国合约》及1653年为费迪南德四世当选帝国皇帝而作的《凯撒的元老院》。
除上述四部帝王剧外，阿旺西尼还曾为利奥波德一世创作过颂词，对利奥波德一世的统治进行了赞颂。
对人文主义时期以降的文人志士而言，在政治领域对公众施加影响力的最佳方式，便是采用雄辩术（Rhetorik）。耶稣会士继承人文主义理念，将戏剧视为提高雄辩术的重要途径。罗耀拉曾提出，戏剧是宣传信仰、救赎灵魂以及影响社会的主要手段。
耶稣会教育体系的系统论著《教学大纲》
（Ratio studiorum）
也曾明确提出，戏剧在反宗教改革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戏剧可以避免不良行为的产生，降低犯罪几率，通过展示圣徒的典范，让读者和观众效仿之，从而达到德性上的完美。”
耶稣会士大力提倡戏剧阅读与戏剧表演，因为在他们看来，戏剧是敦风化俗的重要手段，并不会败坏风尚，只会有益于灵魂教益。对耶稣会士来说，戏剧表演是“学习动机”（incitamenta studiorum）的一部分，因为“如果在拉丁语课堂上没有戏剧表演的话，那将是非常枯燥和无聊的”。
在戏剧教学过程中，耶稣会士以维护“经典文学”（bonae litterae）为依托，通过让学生阅读经典的戏剧作品，提高学生的雄辩术。不仅如此，耶稣会士提倡学生自己创作并表演戏剧来提高雄辩术。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耶稣会士不单重视学生在雄辩术上的造诣，而且有意识地在雄辩术的教学中融入神学关照。耶稣会士创作戏剧和表演戏剧，最终以宣传公教信仰为旨规，这是他们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关切。
学生通过阅读和表演戏剧来提高雄辩术，而提高雄辩术的目的在于抑制并超越新教。换言之，耶稣会士以戏剧教学为契机，在戏剧教学中以提高雄辩术为手段，最终的旨趣在于布道。阿旺西尼贯彻罗耀拉的教育理念，重视戏剧的创作与表演。他不仅提倡学生们通过学习经典的拉丁语戏剧作品来提高雄辩术，而且他自己也将戏剧的创作与上演视为宣传罗马公教信仰的重要手段。
如前文所述，17世纪欧洲各国逐渐发展绝对君主制，法王路易十四将绝对君权发展到顶峰。伊利亚斯曾在《文明的进程》中指出，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廷的统治缔造了绝对君主制的典范。
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无论是在君主形象的塑造、皇室建筑风格的确立，还是在宫廷庆典的展示等方面，路易十四几乎成为欧洲所有君主效仿的对象。在节日庆典中，凡尔赛宫廷通过化装舞会、烟火、雪橇以及划船比赛等诸多展示形式，展示绝对君主统治的辉煌。
利奥波德一世也十分重视宫廷节庆文化。自17世纪40年代起，耶稣会士成为维也纳宫廷节庆的主要举办者，影响并主导了哈布斯堡宫廷的文化生活。其中，耶稣会士创作的耶稣会戏剧是展示哈布斯堡宫廷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耶稣会士在戏剧表演中借鉴各类表现形式，骑术、体操、烟花以及意大利歌剧中的音乐及芭蕾舞蹈等各类形式，展示哈布斯堡统治的辉煌。
在耶稣会士看来，戏剧不是局限于文本、枯燥无味的案头剧（das Lesedrama），而是极尽豪华、演出规模巨大的视听艺术作品，是包罗万象的整体艺术（das Gesamtkunstwerk）。1640年，在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 III）的支持下，阿旺西尼将其戏剧《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us Xaverius）搬上维也纳舞台。
在戏剧上演时，阿旺西尼从舞台装饰、效果（海洋、飞行器、光影效果、声音、火、血及动物等）、道具及服装等全方位入手，打造耶稣会的豪华舞台。
如果说这一阶段的耶稣会戏剧是一种整体艺术，那么阿旺西尼的戏剧就是这种整体艺术的典范。德国研究者弗莱明这样评价阿旺西尼：
阿旺西尼是巴洛克盛期的代表作家。在他的戏剧中，真实事件比灵魂活动更为重要。宏伟的政治场景充分地展示了宫廷的繁荣，陆地和海洋战场让历史变得真实无比。剧中的术士、飞翔的天使和魔鬼，符合那个时代人们对奇迹的嗜好。在剧中，人们常常能看到电闪雷鸣……所有的元素移动，让人恐惧，力量与运动、闪光与声音，无一不展示了巴洛克盛期的生活感受。
阿旺西尼试图通过耶稣会特有的豪华舞台表现形式，在近代早期教权影响力走向衰微的时刻，重现中世纪罗马公教神权政制的辉煌。然而，阿旺西尼生活的时期是教宗至上权威逐渐减弱的时期，这种教宗的至上权威的减弱不仅体现在属灵领域中，而且发生在属世领域中。如萨拜因所言，“欧洲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个民族国家，它们在属世事务方面都实施着有效的自治”。
可以看到，随着近代早期政体形式与政治观念的剧烈变动，耶稣会士清楚地意识到，中世纪的“神权政制”逐渐被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所替代：越来越多的世俗邦君捍卫的是世俗君主的至上权力，而不是教宗的至上权力。由此看来，恢复教宗在属灵领域和属世领域的双重至上权力的尝试变得越来越行不通。因此，耶稣会士把目光投向属灵领域，着重关注欧洲在精神上的统一。
然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是“通过普遍承认教宗的精神领袖地位而使这种统一在制度上体现出来”。
换言之，耶稣会士不仅要恢复教宗在属灵领域的至上权力，而且要恢复教宗在属世领域的至上权力，即教宗在属世领域和属灵领域的双重至上地位。那么，近代早期的耶稣会士们是如何通过理论的建构来重塑教宗在属灵领域和属世领域的双重至上权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