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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是人文主义晚期到启蒙以前在德国上演的戏剧，有教学剧、耶稣会戏剧、流动剧团剧、雅剧、歌唱剧及歌剧等。
本书研究的巴洛克戏剧是耶稣会戏剧（das Jesuitendrama）和雅剧（das Kunstdrama）。17世纪上半叶，耶稣会戏剧和雅剧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共同铸就了德国巴洛克戏剧的辉煌。
17世纪的欧洲在政治秩序、政治形态和政体形式上发生了剧烈变革。从政治秩序来看，罗马教宗在属灵领域和属世领域的双重至上权力秩序已成明日黄花，教宗作为属灵领域的宗教领袖和属世领域的政治领袖的双重权威性地位遭到了质疑，其对世俗政治权力所施加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从政治形态来看，“基督教王国正在分裂为教会和国家”
。换言之，中世纪的神圣与世俗、国家与教会的统一风光不再，西欧各国内部渐次兴起一种独立于教会的世俗国家政治样态。从政体形式来看，西欧各国逐渐完成了从中世纪神权政制向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的过渡。英国从中世纪封建等级制过渡到近代议会君主制，法国由中世纪封建等级制转型为近代绝对君主制，荷兰从中世纪封建等级制转变为近代联省共和制，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完成了由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到近代绝对君主制的转变。
与西欧各国对比，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状况相对落后且复杂。帝国内外主要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同时也是两种不同信仰、不同教派和不同政治观念之间的对抗。在天主教方面，教宗的权威性地位依然得到普遍承认，教宗依然以其领袖身份对世俗君主施加影响；在新教方面，世俗君主在各邦国内部实行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ie）
统治，发展独立于教会的世俗国家政治样态。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对抗导致神圣罗马帝国未能像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完成从中世纪神权政制到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的转变。
17世纪是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各国逐步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社会各阶层对此拥有不同反应、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当时在欧洲，几乎每个著名的学者无不关注着世俗政治权力的发展，对教会与世俗政治权力等权力要素之间的关系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他们围绕教会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观念派别。从此，不同政治观念派别针对权力问题的探讨与辩论，诸如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君权的起源与性质、抵抗权及政治理智等，不仅在神学、法学、政治等领域被深入地展开，而且在文学中被生动地呈现。身处教会与世俗政治权力等权力要素旋流之中的德国文人学者回应时代关切问题，取材政治历史事件，创作政治历史剧。通过在戏剧中型塑理想的君主形象，他们表达了各自的政治观点，为君主提供镜鉴。
尼古拉斯·冯·阿旺西尼（Nicolaus von Avancini, 1611—1686年），耶稣会士、神学家和教育家，17世纪耶稣会戏剧的代表作家之一。阿旺西尼共创作过四部帝王剧：《萨克森对话》《帝国合约》《凯撒的元老院》以及《虔诚的胜利》。
帝王剧，拉丁语为ludi caesarei，德语为Kaiserliche Spiele，即有关帝王宫廷政治生活的戏剧。
在这四部帝王剧中，阿旺西尼以展示帝王将相的宫廷政治生活、探讨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问题为创作的核心旨趣。若要论及阿旺西尼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帝王剧，还属《虔诚的胜利》。
该剧不仅是“耶稣会戏剧发展盛期帝王剧的代表作”，而且“其戏剧艺术达到了耶稣会戏剧舞台艺术的顶峰”。
在戏剧中，阿旺西尼选取欧洲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君主——君士坦丁作为塑造对象，将君士坦丁塑造成基督教君主的典范。在戏剧终场，阿旺西尼不仅对信仰罗马公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进行了赞颂，而且倾尽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展示了国家与教会统一的政治统治模式的辉煌。阿旺西尼将该剧敬呈给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并将该剧搬上维也纳宫廷舞台。
安德里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 1616—1664年）是17世纪德国巴洛克文学中的重要剧作家，被称为“德国的索福克勒斯”。
他受过人文主义的古典教育，创作过多部政治历史大剧，分别是《拜占庭皇帝利奥五世》《格鲁吉亚女王卡塔琳娜》《查理·斯图亚特》及《帕皮尼亚努斯》。
其中，《拜占庭皇帝利奥五世》《格鲁吉亚女王卡塔琳娜》及《帕皮尼亚努斯》取材于过去的历史和中世纪传奇，《查理·斯图亚特》取材于当时发生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事件：1649年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将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arolus I）送上断头台并废除君主制政体。格吕菲乌斯取材同时代发生的政治事件，“在事件发生的次年便投入了创作并立即付梓”。
在剧中，格吕菲乌斯为读者和观众展示了查理效法基督殉难、为“君主的神圣权利”殉难的殉道者形象。由此看来，与阿旺西尼相同，格吕菲乌斯在戏剧中着重塑造君主，展示了理想的君主形象。与阿旺西尼《虔诚的胜利》不同的是，《查理·斯图亚特》是格吕菲乌斯献给新教世俗君主的一部作品，其中所体现的君主形象以及君权观念与耶稣会士不尽相同。
达尼埃尔·卡斯帕尔·冯·罗恩施坦（Daniel Casper von Lohenstein, 1635—1683年）是17世纪德国巴洛克文学中另一位重要剧作家，被誉为“德国的塞涅卡”。
他与格吕菲乌斯的戏剧被称为“德语最完美的呈现”，“为德语作为一门语言提供了最佳的范本”。
罗恩施坦也创作过多部戏剧，其戏剧作品按地理和历史标准划分可分为三类：一为“土耳其悲剧”，有《易卜拉欣·帕夏》和《易卜拉欣·苏尔丹》；二为“罗马悲剧”，有《阿格里皮娜》和《埃琵喀丽斯》；三为“非洲悲剧”，有《克里奥帕特拉》和《索福尼斯伯》。
其中，《克里奥帕特拉》被视为除格吕菲乌斯戏剧以外所有巴洛克戏剧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
同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一样，罗恩施坦在剧中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塑造，融入他对时代政治问题的理解。在取材上，罗恩施坦以古罗马历史上亚克兴海战后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被屋大维打败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与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相同，罗恩施坦在《克里奥帕特拉》中以塑造君主形象为主，展示了安东尼、克里奥帕特拉和屋大维三种不同的君主形象。然而，罗恩施坦在君主形象的塑造与君权观念的表达上，与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有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可见，这三部剧作具有诸多共性：一是皆为宫廷剧，呈现了帝王将相的宫廷政治生活；二是均以君主为主要的塑造对象，展示了剧作家理想的君主形象；三是都探讨君权问题，表达了剧作家对君权问题的理解。然而，由于受到出身背景、宗教信仰、从政经历和政治处境等因素的影响，三位剧作家在戏剧的选材、君主形象的塑造、戏剧形式的使用以及君权观念的表达上，各有独特性。
阿旺西尼生于信奉罗马公教
的贵族家庭，全家都是罗马公教信徒；他是耶稣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教阶做到耶稣会会长“日耳曼事物助理”；阿旺西尼主要为帝国皇帝、教会诸侯和信仰罗马公教的宫廷政治精英写作，其作品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罗马公教领地和耶稣会学校中。格吕菲乌斯生于信奉路德教的市民家庭，其父是牧师；他不仅创作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同时也在新教世俗邦国中担任法律顾问；格吕菲乌斯主要为信仰路德教世俗邦国君主和宫廷政治精英写作，其作品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路德教领地和路德教的人文高中。罗恩施坦生于市民等级家庭，其父是皇家税务官；罗恩施坦不仅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而且还担任过信仰路德教的世俗君主的行政顾问和法律顾问，不仅如此，他还被任命为信仰罗马公教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者的皇家顾问；罗恩施坦主要为市议员写作，但也曾多次为帝国皇帝写作。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选取德国巴洛克戏剧中较有代表性的三位剧作家塑造君主形象和探讨君权问题的戏剧——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和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三位作家及其作品在德国巴洛克时期较有代表性，更是因为三位剧作家活跃的时代及其作品产生的时代，是帝国从中世纪神权政制向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他们作品中关切的政治神学、政治哲学以及法哲学问题反映了同时代智识者们的深切旨趣，正如魏德曼所言：
1600年以来，随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在大学中地位的逐渐提高，新时期的文学开始针对马基雅维利、博丹、路德、利普修斯及苏亚雷斯的政治理论进行探讨。这一时期文学的深切旨趣在于，探究如何加强或保障君权。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探讨君权的起源与性质（社会契约还是君权神授）、君权民授、国家与教会的关系、错误和正确的国家理性、帝国宪法的本质、皇帝的地位、君主德性等。与君权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个时期的宫廷历史小说和悲剧中，得到了广泛和深入探讨。
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君权的起源与性质、抵抗权、政治理智
等与君权相关的问题，不仅是近代早期政治语汇的中心议题，而且是三位剧作家在戏剧创作时关注的焦点。本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探究三位剧作家戏剧中与君权有关的主导论题，挖掘德国巴洛克戏剧的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国内外研究综述有四个部分，分别聚焦于耶稣会戏剧、耶稣会士阿旺西尼、雅剧作家格吕菲乌斯以及罗恩施坦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将结合论题，重点关注并梳理国内外学界在巴洛克戏剧政治向度上的研究现状，并在最后阐述本研究的意义。
德国学界第一位将目光聚焦于耶稣会戏剧的是德国思想家及文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年）。赫尔德指出，应该有人“用无派别的视角对耶稣会士的作品分期分域研究，并撰写一部耶稣会士的文学史”。
然而在19世纪末以前，耶稣会戏剧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重视。19世纪末起，德国研究者开始在各地方人文中学年鉴中收集与耶稣会戏剧相关的研究资料。自此以后，耶稣会戏剧的研究才在基础文献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目前德国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耶稣会戏剧史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四部。首次全面介绍和梳理耶稣会戏剧史的是赛德勒的《耶稣会喜剧和修道院戏剧史的研究与贡献》。
该书的重要观点是，耶稣会戏剧的发展中心在罗马，在罗马上演的耶稣会戏剧为所有地区上演的耶稣会戏剧树立了样板。
但是，赛德勒并没有对耶稣会戏剧进行分期分地域地梳理。第二、三部对耶稣会戏剧的研究来自弗莱明的《德语地区的耶稣会戏剧史》
以及穆勒的《从巴洛克早期（1555年）至巴洛克盛期（1665年）德语地区的耶稣会戏剧》。
两位研究者不仅全景式地勾勒了耶稣会戏剧发展的轮廓，而且也不乏对耶稣会戏剧各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梳理。两位研究者均认为，耶稣会戏剧在精神层面上具有共同性。穆勒指出，“所有的耶稣会戏剧都被赋予宣传罗马公教信仰的功能属性”。
弗莱明表明，“所有的耶稣会戏剧都被打上了罗马公教信仰和观念的烙印”。
两位研究者的区别在于，穆勒的研究以一手文献为基础，而弗莱明的研究以二手文献为基础。第四部关于耶稣会戏剧史的研究来自瓦伦丁的《1554年至1680年德语地区的耶稣会戏剧》。
瓦伦丁以萨罗塔《德语地区的耶稣会戏剧》
和莱德尔《16世纪的拉丁语修会剧》
的研究为基础，对耶稣会戏剧的手稿和内容简介进行了系统地整理。不仅如此，瓦伦丁还从神学、哲学、政治和历史等多个维度对耶稣会戏剧进行了扼要的概述，梳理了耶稣会戏剧发展的起源、脉络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著述甫一问世便赢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除上述研究之外，金德曼在《欧洲戏剧史》中对耶稣会戏剧在全欧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
另有沙伊德的《德语地区的拉丁语耶稣会戏剧》
，该研究篇幅较短，是对德语地区拉丁语耶稣会戏剧的简略介绍。
二是从地域角度对耶稣会戏剧的研究。耶稣会士在地域空间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空间，创作了大量富有地域色彩的剧作。巴尔曼的《下莱茵修会省耶稣会戏剧》
、阿德尔的《奥地利的耶稣会戏剧》
与《维也纳耶稣会戏剧和欧洲巴洛克戏剧》
、哈斯的《英格尔施塔特的耶稣会戏剧》
、哈达莫斯基的《维也纳耶稣会学校的戏剧（1555年至1761年）》
以及德罗茨的《克拉根福耶稣会人文中学的教学剧和修会剧》
等分别结合奥地利、萨尔兹堡、英格尔施塔特、维也纳以及克拉根福等地区的地域文化，对耶稣会戏剧在各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
三是关于耶稣会戏剧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关系的研究。鲍尔《信仰斗争时代的耶稣会修辞学》
中关注耶稣会戏剧的修辞形式，阐释并分析了耶稣会戏剧的修辞形式在教派斗争中的影响与功能。这部作品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耶稣会戏剧的修辞形式的专题研究。正如鲍尔在引言中所写，“本研究的任务是立足于人文主义时期的教育理念，考察耶稣会士语文教科书中的教派斗争特征”。
鲍尔指出，耶稣会士在学校的修辞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将修辞课堂视为宣传信仰的阵地，让修辞课堂成为服务教派斗争的手段”。
鲍尔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辞术出发，对耶稣会戏剧中的修辞手法与反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紧密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二部关于耶稣会戏剧与反宗教改革运动关系的研究，来自维默尔的《耶稣会戏剧：教学法与庆典》。
维默尔将研究视角集中于16世纪耶稣会诞生之初至耶稣会解体前的这段时期，从埃及约瑟夫题材入手，考察这一时期内耶稣会戏剧中出现的约瑟夫形象的变化，由此揭示了不同时期的耶稣会戏剧的特征。维默尔指出，耶稣会戏剧从最初是一种服务于修辞教学的手段，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为哈布斯堡皇帝歌功颂德和证明皇权合法性的媒介。
除了以上两部专项研究，瓦伦丁的《耶稣会文学作为反宗教改革的政治宣传》
、莱德尔的《耶稣会戏剧的反宗教改革责任》
、《反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
和《戏剧作为布道》
、萨罗塔的《耶稣会戏剧舞台上的改宗》
及巴尔纳的《作为修辞手段的耶稣会檄文和戏剧》
等也是对耶稣会戏剧与罗马公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的研究。
四是关于耶稣会戏剧修辞、戏剧形式和戏剧理论的研究。该类研究关注耶稣会戏剧的文学特征，揭示了耶稣会戏剧在除政治宣传和传播信仰功能以外的文学审美功能。相关研究主要有萨罗塔的《耶稣会戏剧作为大众传媒的先驱》、莱德尔的《神的严肃剧》、瓦伦丁的《耶稣会戏剧与文学传统》和克鲁普的《感性的灵魂引导》
等。
以上是德国学界对耶稣会戏剧进行规模性和系统性研究的介绍。还有一些微观研究，例如耶稣会戏剧发展分期
、耶稣会戏剧思想背景
以及专门论述耶稣会戏剧剧作家及其作品的著作，在此仅列举几部重要的文献
。
综上，德国学界现有的关于耶稣会戏剧的研究虽涉及耶稣会戏剧发展史、耶稣会戏剧舞台形式、耶稣会戏剧修辞、耶稣会戏剧理论以及耶稣会戏剧与反宗教改革的关系，但是缺乏在近代早期政治秩序和政体形式大变革的背景下对耶稣会戏剧进行政治向度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对耶稣会戏剧中的重要剧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专题研究尚有待启动；其三，与同时代雅剧的对比研究依旧是空白。比较德国，国内关于耶稣会戏剧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还没有关于17世纪耶稣会戏剧专题的论著或论文问世。
关于阿旺西尼的研究最早来自施拉格。施拉格的《中世纪维也纳概览》
中首次提到了阿旺西尼的戏剧《虔诚的胜利》，并肯定了这部作品在耶稣会戏剧中的重要地位。自此以后，学界对阿旺西尼的关注逐渐增多。韦勒
系统地梳理了耶稣会士在欧洲戏剧领域中的贡献，其中提及阿旺西尼。斯托格
在其整理的奥地利教会省耶稣会目录中也提到阿旺西尼。然而，以上的研究只是对阿旺西尼生平及其作品的笼统介绍。
第一部对阿旺西尼生平及其作品详细的介绍来自索莫沃格尔。
除了莫沃格尔以外，韦伦在《维也纳戏剧史》
中不仅对耶稣会戏剧在维也纳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耶稣会戏剧的舞台装置，例如边幕、音乐以及芭蕾舞等元素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其中对阿旺西尼及其戏剧作品的介绍较为丰富，但仍不属于关于阿旺西尼的专题研究。
对阿旺西尼生平和作品首次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沙伊德。在《阿旺西尼：一位17世纪奥地利作家》
中，沙伊德将阿旺西尼的所有戏剧进行归类，分为寓意剧、圣经剧和历史剧三类。在《作为戏剧家的阿旺西尼》
中，沙伊德详细地介绍了阿旺西尼的生平及其主要作品，其中包括阿旺西尼创作的所有布道文、演讲词、利奥波德一世的编年体传记、戏剧及诗歌等，然而仍缺乏对具体问题的阐释与分析。
关于阿旺西尼的专题性研究，主要有以下两部。第一部是卡比尔施的《耶稣会士阿旺西尼和1640年至1685年的耶稣会戏剧》。
卡比尔施主要从舞台风格、芭蕾舞、音乐、观众和导演等方面入手，对阿旺西尼所有在维也纳上演的戏剧从戏剧演出的视角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第二部是弗莱明的《阿旺西尼与托雷里》
。弗莱明在书中将阿旺西尼和17世纪著名舞台设计师托雷里（Giacomo Torelli）进行对比，揭示了当时意大利歌剧与耶稣会戏剧在舞台设计上的紧密联系。
总体来说，德国学界对阿旺西尼的研究还停留在基础的介绍层面。关于阿旺西尼《虔诚的胜利》的专项研究，以及剧中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鲜有涉猎。国内尚无关于阿旺西尼及其戏剧作品的专题研究。
格吕菲乌斯是巴洛克时期最为重要的剧作家，针对其所有戏剧作品，德国学者都予以了充分的关注。《格吕菲乌斯手册》已提供了详尽的关于格吕菲乌斯的研究成果。
德国学者对格吕菲乌斯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例如格吕菲乌斯的生平
、诗学
、修辞学
、戏剧学
、政治学
、伦理学
、法哲学
、历史哲学
以及教父神学
思想等。本书仅对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的研究现状进行扼要梳理，同时列举几种关于格吕菲乌斯及其戏剧《查理·斯图亚特》的经典研究文献。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学界以不同的路径和方式，论及格吕菲乌斯悲剧《查理·斯图亚特》中体现的君权观念。
在所有关于该剧的研究中，薛讷的《预表塑造模式》
和贝尔格豪斯的《格吕菲乌斯悲剧〈查理·斯图亚特〉的原始材料》
是关于该剧的两部重要研究文献。两位学者针对格吕菲乌斯《查理·斯图亚特》到底是一部艺术剧还是一部政治倾向剧持有不同观点。薛讷从“后喻”（Post-Figuration）模式出发，对戏剧的基督受难结构进行阐释和分析。薛讷指出，格吕菲乌斯写作这部戏剧的意图并非干预现实政治，而是旨在传达普遍性的真理。
薛讷始终关注格吕菲乌斯作品的文学性特征，其研究思路影响了德国的很多学者。姚曼的《安德里亚斯·格吕菲乌斯：〈查理·斯图亚特〉》
中遵循薛讷的研究路径，强调该剧的超验维度。与薛讷和姚曼不同，贝尔格豪斯坚持实证的研究方式，在充分挖掘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坚持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对格吕菲乌斯剧中的政治观念进行深度剖析。
贝尔格豪斯质疑薛讷的后喻命题，反对薛讷将后喻塑造模式视为作家“最根本的形式理念”
。贝尔格豪斯搜集了事件发生后在德国发表的檄文、演说词以及诗歌等资料，在此基础上以历史学严格的实证方法来论证《查理·斯图亚特》是一部政治倾向剧的观点。受贝尔格豪斯影响，哈伯塞策在《政治类型与历史范例》
中结合格吕菲乌斯的政治经历，对《查理·斯图亚特》是一部政治倾向剧进行了论证。
关于格吕菲乌斯对绝对君权和绝对君主制政体的态度，德国学者莱谢尔特在研究中指出，格吕菲乌斯的戏剧表达了他支持绝对君主制的立场。
莱谢尔特还指出，格吕菲乌斯受新斯多葛主义哲学的影响，借鉴了新斯多葛派中的政治观点。但遗憾的是，莱谢尔特并没有将二者展开论述，而且缺乏结合文本的深入分析和阐释。除了莱谢尔特以外，希尔德布兰德对格吕菲乌斯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虽然或多或少触及了“绝对君权”与格吕菲乌斯戏剧之间的关联，但是没有结合文本深入分析和阐释格吕菲乌斯戏剧中触及与“绝对君权”相关的关键性概念，例如君权神授、人民权利及抵抗权利等，也没有将格吕菲乌斯的君权观念与同时代的耶稣会士和罗恩施坦进行比较。事实上，格吕菲乌斯的戏剧上承耶稣会戏剧，下启罗恩施坦的戏剧，因此在研究格吕菲乌斯的戏剧形式及其君权观念的过程中，若将其与耶稣会士和罗恩施坦进行对比，使得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显示出三者之间在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上的差异性，不仅有助于理解格吕菲乌斯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的独到之处，而且还有助于在整个17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创作的思想史的背景中，在帝国从中世纪神权政制向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大变革的背景中，触摸三位作家作品中的君权思想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脉动，以及戏剧形式的本质特征。
由此看来，德国学界对格吕菲乌斯戏剧作品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包含其中的戏剧理论、修辞学、神学、政治学、法学等各个领域。但是，从君主形象入手，结合戏剧形式的分析，聚焦格吕菲乌斯剧中体现的君权观念，并与同时期的耶稣会士阿旺西尼与罗恩施坦进行比较，梳理三位剧作家在君主形象的塑造、戏剧形式的使用以及君权思想的表达之间的异同，德国学界目前还没有展开。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关于格吕菲乌斯戏剧的专题论著问世。
历史上相关学者对罗恩施坦有许多评价。在17世纪同时代学者眼中，罗恩施坦及其作品在德语文学中拥有极高的地位，无人可与其相提并论；
巴洛克作家克诺尔（Christian Knorr）将罗恩施坦封为德语文学之神
；巴洛克学者莱姆曼（Jacob Friderich Reimmann）将罗恩施坦称为继格吕菲乌斯和霍夫曼斯瓦尔道以来最伟大的德语作家
；剧作家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Gryphius）将罗恩施坦的戏剧视为榜样，称其戏剧可与塞涅卡比肩
。罗恩施坦的碑文上这样写道：
罗恩施坦在这里安息。他是德国的华冠，西里西亚的珍宝，阿斯特里最可爱的儿子，他是时代的凤凰，当他的阿尔米尼乌斯从灰烬中被发掘，他将在未来获得永生。
然而在18世纪上半叶德国启蒙学者的眼中，罗恩施坦的戏剧是有伤风化的。其戏剧因大量的情欲和恐怖场景的描写为启蒙学者所诟病。启蒙早期重要文学批评家哥特舍得（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这样评价罗恩施坦：“他遵循了意大利人好色的足迹，没有控制欲望的能力！”
瑞士语文学者博德默尔（Johann Jakob Bodmer）针对罗恩施坦的文风做出这样的评价：“他在比喻的词汇中种植比喻，编制永无止境的意义链条。在这个意义链条中，词语与其他词语相互连接，但是永不指明清晰的意义。”
18世纪德国启蒙学者对罗恩施坦的批判影响了19世纪学界对他的接受。浪漫派作家蒂克（Ludwig Tieck）认为，罗恩施坦在他的作品中“倾向于展示暴力和淫秽的场景”，“比意大利巴洛克诗人马里诺（Giambattista Marino）还要夸张、油腻、矫揉和浮华”。
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认为，“这位作家降低了人民的鉴赏力”。
施密特称，“罗恩施坦是一位没有能力的作家”，“他只能靠色情场面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戈德克在文学史中也表示，罗恩施坦比霍夫曼斯瓦尔道更矫揉造作，“他在道德律例上是粗鲁的……其戏剧向观众展示了最野蛮的兽性”。
另有人称，罗恩施坦是“麻木和萎靡时代里一个毫无鉴赏力的怪物”。
启蒙学者对罗恩施坦的批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学界对罗恩施坦的认识。在20世纪的文学史书写中，人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对罗恩施坦的负面评价，例如谢尔在《德国文学史》中将以罗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西里西亚派”定义为“毫无节制的作家”：“处决、监狱场景、魂灵显现和暴力刑讯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用矫饰的语言和僵硬的亚历山大体，描绘强烈的感官印象。”
20世纪的大部分研究者遵循了这一研究思路，探讨罗恩施坦剧中的语言风格和诗体形式。瓦尔特在研究中指出罗恩施坦语言的三种特征：压迫感、堆积感和夸张感。
尤斯特在研究中关注罗恩施坦戏剧中的亚历山大体和隐喻。
这类研究虽然对罗恩施坦的语言风格和诗体形式进行了研究，但是并没有触及罗恩施坦戏剧语言风格和诗体形式的本质。
此外，受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一些研究者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解释罗恩施坦戏剧中的情欲和恐怖场景，例如弗雷明《西里西亚雅剧》中将罗恩施坦定义为心理学家，称罗恩施坦向观众展示了“角色的行为动机”。
除弗雷明以外，卡茨在其研究中也使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分析并阐释罗恩施坦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并将罗恩施坦定义为德语文学中的第一位心理学家。
肖费勒伯格、吉莱斯皮以及施塔赫尔也遵循这一研究路径，用现代心理分析法分析并阐释剧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色情和恐怖场景。
17世纪剧作家罗恩施坦成为了现代人们眼中的“心理学的革命者”。
事实上，无论是德国启蒙学者对罗恩施坦的批判，还是用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分析罗恩施坦剧中的人物形象、情欲和恐怖场景，都没有回归罗恩施坦创作的历史语境，触及罗恩施坦戏剧内容和形式的本质。卡尔库斯《情欲与暴行——罗恩施坦〈阿格里皮娜〉中的情绪观和情绪描写》
中指出，罗恩施坦戏剧语言的矫饰风格，以及戏剧中大量的情欲和恐怖场景描写，与他的情绪观（Affektlehre）和君权观念息息相关。卡尔库斯规避现代心理分析方法，强调罗恩施坦的情绪观是对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承袭，以及与16世纪西班牙学者的“政治理智”观念相结合的结果。卡尔库斯指出，罗恩施坦在戏剧中展示各种色情和恐怖场景不是为了向观众展示角色的心理特征，而是通过展示悲剧角色的各种不良情绪以及各种不良情绪造成的后果，警谕观众妥善处理情绪与理智的关系。在卡尔库斯看来，以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和16世纪西班牙学者的政治行为理论为基础对罗恩施坦悲剧中情欲和恐怖场景进行的分析，才是研究罗恩施坦悲剧的正确方式。
其他有关罗恩施坦戏剧，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罗恩施坦生平的研究。
穆勒的研究
为学界所认可，是学界第一部关于罗恩施坦生平和作品的系统性研究。伯博拉格
在对罗恩施坦的生平研究中将他定义为“毫无鉴赏力”的作家，这种评价没有跳出18世纪德国启蒙学者对罗恩施坦“鉴赏力批判”的框架。二是关于罗恩施坦戏剧诗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部作品。施塔赫尔《塞涅卡和德语文艺复兴戏剧》
中揭示了塞涅卡对德语巴洛克戏剧的影响。但是施塔赫尔的局限性在于，他也使用了现代心理学的方法阐释并分析罗恩施坦的作品。尤雷茨卡在《罗恩施坦的戏剧形式》
中分析罗恩施坦戏剧中的徽志形式，
而在这一方面薛讷
已做过充分地研究。另有关于罗恩施坦在巴洛克时期和启蒙时期的接受，马提诺
的研究充分且翔实。
从政治角度研究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希尔德布兰特、伦丁、凯泽尔和慕拉克。希尔德布兰特
关注罗恩施坦戏剧中的绝对君权和抵抗权问题，但是他未涉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政治理智”。伦丁
在研究中指出，与“理想主义者”格吕菲乌斯相反，罗恩施坦是一名“政治现实主义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其戏剧展现了“一个无视伦理、无视理想和无情的政治游戏的世界”
。凯泽尔
反对伦丁的观点，认为罗恩施坦戏剧中的主人公并不是“只追求政治实用主义的政治人”
。凯泽尔以罗恩施坦的《索福尼斯伯》为例，从“机运”概念出发，探讨主人公索福尼斯伯的悲剧性所在。凯泽尔的主要观点是：同格吕菲乌斯戏剧中的主人公一样，索福尼斯伯不只是追求世俗利益的政客，而是追求超验性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其在道德上的过失导致其不能摆脱机运的束缚，从而成为一个悲剧人物。
慕拉克
关注罗恩施坦政治思想的来源。慕拉克反对希尔德布兰特的观点，即罗恩施坦的戏剧创作主要受信仰路德教的文人学者影响。慕拉克指出，罗恩施坦的悲剧皆为哈布斯堡家族而作，“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君权观念上，他都更接近西班牙学者”。
总体而言，德国学者对罗恩施坦及其戏剧作品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比较而言，国内对罗恩施坦的研究尚处于介绍和概述阶段。关于罗恩施坦的生平与作品介绍，仅见于安书祉的《德国文学史》第一卷
和王建的《德国近代戏剧的兴起》
。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三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不足：一是从君主形象入手，考察剧作家的君权观念的研究较少，虽然个别研究涉及格吕菲乌斯和罗恩施坦的政治观念，但都不是从君主形象入手对剧作本身展开具体和深入的分析与阐释；二是国外学界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两位剧作家之间的比较，尤其是集中在格吕菲乌斯与罗恩施坦的比较研究上，针对信奉路德教的格吕菲乌斯与信奉罗马公教的阿旺西尼的比较研究较少，而把阿旺西尼、格吕菲乌斯和罗恩施坦三位剧作家进行比较的研究呈现为空白；三是已有的研究多侧重于对语言风格、诗体形式以及戏剧形式单一维度的研究，均未能将巴洛克戏剧的修辞和政治视为一个整体，在政治语境中考察三位剧作家所使用的戏剧形式和修辞手法，以及戏剧形式与君权思想的内在联系；四是缺乏基于教派斗争背景对耶稣会士阿旺西尼、路德教的格吕菲乌斯和出身市民等级罗恩施坦的戏剧进行深入的分析与阐释。
基于以上梳理，本书将对耶稣会士创作的耶稣会戏剧和由文人学者创作的雅剧进行研究，从中择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剧作家及其作品，即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及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作为研究对象，从君主形象入手，结合戏剧形式的解读，聚焦剧中所体现的君权观念，分析并阐释三位剧作家在君主形象的塑造、戏剧形式的使用以及君权观念的表达上的不同，填补国内外德国巴洛克戏剧研究的空白。
本书力求在文本构建的政治语境中，探究德国巴洛克戏剧中的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的内在逻辑关联，不仅有助于理解德国巴洛克戏剧形式的本质特征，而且为理解近代早期欧洲政治大变局背景下与君权相关的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问题提供了生动、具体且典型的参照。
本书以语文学和文学解释学为主要方法，采用文本与政治语境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三部戏剧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进行比较分析。主体分三章，即第一章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第二章格吕菲乌斯的《查理·斯图亚特》，以及第三章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最后结语部分综合三章的考察，总结性说明三部戏剧在君主形象、戏剧形式和君权观念上的区别。
第一章阐释并分析阿旺西尼《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共四节。第一节首先梳理《虔诚的胜利》创作的历史背景，即三十年战争前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王国、奥斯曼帝国之间展开的权力博弈。不仅如此，帝国内部各教派势力斗争不断，体现在罗马公教和新教就君权问题展开的政治观念对垒。阿旺西尼的《虔诚的胜利》是他在中世纪神权政制模式衰微之际对教权与君权关系的思考。第二节阐释并分析阿旺西尼戏剧中所探讨的君权思想的渊源与脉络。由于阿旺西尼是从耶稣会士的神学思想出发，所以本书在探讨阿旺西尼君权观念之前，首先追溯对阿旺西尼的君权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贝拉明、马里安纳及苏亚雷斯著作中的相关思想，梳理并重点阐释和分析贝拉明、马里安纳及苏亚雷斯有关君权的理论。本节基于耶稣会士贝拉明、马里安纳及苏亚雷斯的法学和神学著作，考察在近代早期绝对君主制政体发展之初，耶稣会士是如何秉持“间接权力说”“反君权神授说”“诛杀暴君说”来反对绝对君权观念的发展，以及如何捍卫中世纪罗马公教传统政治观念的，进而尝试阐发“温和的教权至上观念”对于阿旺西尼君权思想的意义与影响。第三节阐释和分析《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首先，介绍《虔诚的胜利》剧情梗概。其次，以《虔诚的胜利》中的关键词“虔诚”为中心，考察并追溯“虔诚”在中世纪神权政制模式形成之初的内涵，尝试展现“虔诚”概念的深刻意蕴，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虔诚”在17世纪的全新涵义。再次，对《虔诚的胜利》中的君主形象进行剖析。通过对君士坦丁“虔诚”和马克森提乌斯“不虔”两种君主形象进行比较，进一步揭示“虔诚”在阿旺西尼剧中的深刻意蕴，即君士坦丁的虔诚，表现为他认同教权高于世俗君权。本节最后试图阐发，阿旺西尼之所以选择君士坦丁作为戏剧主人公，原因正是看重该历史人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即君士坦丁拥有在“教权至上”观念逐渐趋向衰微之际，被重新塑造为拥护“教权至上”代言人的可能性。第四节分析《虔诚的胜利》的戏剧形式，展示耶稣会戏剧形式及其与君权观念之间关系的深度探究，尝试阐发耶稣会戏剧形式与阿旺西尼君权观念表达的联系。本节追溯中世纪道德剧中的寓意剧形式和对比技术，结合耶稣会戏剧理论，探究耶稣会戏剧形式与阿旺西尼君权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第二章阐释并分析格吕菲乌斯《查理·斯图亚特》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共四节。第一节从“格吕菲乌斯与绝对君权观念”的角度再现格吕菲乌斯的生平经历，展现格吕菲乌斯信仰路德教的家庭环境及西里西亚格沃古夫的政治处境，揭示格吕菲乌斯出生和晚年活跃的西里西亚地区存在着罗马公教信仰和路德教信仰并存的现象，展现同时代学者对格吕菲乌斯君权思想的多重影响。第二节阐释并分析格吕菲乌斯戏剧中所探讨的君权思想的渊源与脉络。作为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的源头之一，路德关于俗世政权与教权及这两者关系的思考十分重要，这也是本节探讨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的出发点。因此，本节基于路德的著述文本，论述路德的绝对君权观念，考察路德如何通过“君权神授说”“两国说”和“反诛杀暴君说”来构建绝对君权理论体系，进而尝试阐发其对于格吕菲乌斯君权思想的重要意义，由此转入对于路德宗信徒的格吕菲乌斯戏剧中的君权思想的探讨。第三节阐释和分析《查理·斯图亚特》中的君主形象。首先介绍《查理·斯图亚特》的剧情梗概，接着从“效法基督”的塑造模式入手，考察保王派在查理一世被弑后创作的作品中是如何运用“效法基督”的塑造模式对查理一世进行塑造的。通过对比查理作为“基督的效法者”和克伦威尔作为“弑君派”两种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进而阐发“效法基督”塑造模式在表达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上的意义，说明“效法基督”的寓意是格吕菲乌斯文学拟制根源的观点。继而聚焦《查理·斯图亚特》的“坚韧”概念，对剧中的君主形象进行解读，尝试展现新斯多葛主义哲学重要概念“坚韧”之深刻意蕴，阐发“坚韧”概念与格吕菲乌斯君权观念表达的深刻联系，进而揭示并阐释格吕菲乌斯的君权思想。第四节分析《查理·斯图亚特》的殉道剧形式，展示殉道剧形式及其与君权观念之间关系的深度探究。本节以奥皮茨的戏剧理论为开端，追溯其代表作《德意志诗学》中的悲剧理论，系统梳理并重点阐释和分析巴洛克悲剧理论，此基础上揭示剧作家的创作主旨，探究巴洛克戏剧理论与君权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第三章阐释并分析罗恩施坦《克里奥帕特拉》中的君主形象、戏剧形式与君权观念，共四节。第一节从“市民等级在新教和罗马公教领地”的角度，介绍罗恩施坦出身市民等级的家庭环境、从政经历以及西里西亚布雷斯劳的教派斗争状况，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罗恩施坦跻身新教世俗诸侯和罗马公教哈布斯堡皇帝之间这一夹缝处境下其君权思想的特征，进而指出罗恩施坦的君权思想拥有折中主义的特征，而且从其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来看，罗恩施坦本身就是拥有“政治理智”的典范。第二节分析罗恩施坦“政治理智”观念的来源。由于罗恩施坦是从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出发研究君权问题的，所以本书在探讨罗恩施坦的君权观念之前，首先追溯对罗恩施坦君权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利普修斯、格拉西安和法哈多的君权思想。本节基于利普修斯、格拉西安和法哈多的著作文本，考察三者如何通过“政治理智”学说来构建各自的政治理论体系，并由此说明，罗恩施坦在君权观念上与三者有着相同之处，从罗恩施坦的戏剧中能看到一脉相承的痕迹，进而说明“政治理智”概念是把握罗恩施坦《克里奥帕特拉》的关键所在。第三节关注《克里奥帕特拉》的君主形象。首先介绍《克里奥帕特拉》剧情梗概。其次，以该剧关键词“政治理智”为中心，考察“政治理智”在罗恩施坦其他作品中的含义。再次，结合“政治理智”概念对《克里奥帕特拉》的君主形象进行剖析。通过对比克里奥帕特拉、屋大维和安东尼三种不同的君主形象，进一步阐述“政治理智”的内涵，即克里奥帕特拉的“政治理智”是邦国和帝国在向近现代世俗国家政制过渡过程中统治者应具备的治国之术。随后，本节将借助罗恩施坦的其他悲剧来对其“政治理智”观念进行佐证。最后总结性地表明，罗恩施坦之所以选择克里奥帕特拉作为戏剧主人公，正是看重了该历史人物对邦国和帝国统治者在政治行为方面所具有的指导意义。第四节关注《克里奥帕特拉》的戏剧形式。本节尝试说明，与其他两位剧作家不同，罗恩施坦关注历史人物在历史空间中所采取的具体的政治行动。通过为观众展示历史空间中政治行动的具体示范，演绎各种政治行为背后的情绪，罗恩施坦的《克里奥帕特拉》为君主的政治行为指导和情感教育提供了镜鉴，实现了戏剧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