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昔人有云：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也。惟人之先，必有大音焉。夫大音希声，先王之乐象之，肃且平也。近代以郑为雅，盖枢于古今之巨变。人心唯危，厚己薄它，既驱策天地以自奉，万物又岂得其情哉。

元始幽渺，玄风畅达，鸟迹垂文，郁乎民心，大圣刻符，时贤立教，诗书兴也。绝地天通，儁爽不忒，上下相往，炳焕于韦编，文学肇兴，以润丕构，文人命世，以助经纬。八音之属，虽与同源，六代之舞，虽与同宗，弦歌三千，尼父永之，然礼崩乐坏，物极不反，师饭之徒，与屈、宋、扬、马，遂为二涂。

史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记其铿锵，而不晓其义；必待后之君子发明，虽渊博者如荀、郑，犹不能尽得其杳旨，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词，音乐取节，阙而不备，而里巷条陌之讴，如池塘春草，已竞于庙堂，魏文周武等君，皆好之而不能罢、乐之而不知疲。盖中古以降，文是一体，乐分雅、俗。士大夫放言遣词，以文自娱，且欲达其本心；而文人失意，乃以乐自娱，混迹倡优，白璧入涅。士之能文，犹鱼目之附珠也。

运尽时迁，典坟多故，太西之学，复入斯土，其烈有甚于曩之象教。吾人先遗其体而求其用，恒不相及，殆得其体，方悟与我为云泥，不足恃也。其学术中，复有音乐一门，初奇其海客瀛洲之奥，遂穷其变，有度曲如作文之道，乃取法前则，宣乎斯文，欲以音声之态，成经国之章，且有微言大义寓焉。复观彼近代之乐论，同符仲伟彦和，亦天文之人镜也。

余尝闻文中子之说，云：李伯药见子而论诗。子不答。伯药退谓薛收曰：“吾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分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音若埙篪。而夫子不应我，其未达欤？”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盖为文者，意在辞先，其法于古者，非托其形，要近其心。又读《怀麓堂集》，茶陵有“古乐府”多篇，其序云“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此辅政之余，挥洒寓感，与前后七子剽模营造之什有别。若以之视作曲之法，其造境亦与之略同耳。古云：禽兽知声，士庶知音，惟君子能知乐，况经始宿构，志存润色，欲观古今之须臾而收四海于刹那者耶？若乐与文相类，当有鸣道宗圣者，有干谒自媒者，亦有诡说异端、画地为牢者，则世道人心，亦系于此，世之望此辈者，或有甚于文士也。

又乐之为文，既覆盖三才万有，必以情采相称，镕裁为优。太西衡文之法，与中土殆分异同，其制乐之旨，亦自成其雅，与我颉颃两艘。若释教西来，唯识述之，最胜诸法，然数世之后，寂而无闻，视禅学之流布区宇，何啻千里。余观近代治小说史者，每以西人之法绳中国之说部，以为摹写状形，虽得妙谛，结构章法，则未入堂奥。盖彼之视文学，犹若窥画，方寸之间，必得机锋；至吾人，则若观景，大块烟霞，止取所需也。慕景之人，泥沙在前而不伤其兴，然其心每游艺于苍茫沟壑间。余读旧小说，虽凝尘满席，居之湛如，不期而生冯虚御风之感；而读西人之作，反觉画地为牢，略似时文制艺之属矣。小说如此，音乐亦然。但以吾之文心，制吾之音声，则六义纲常，可为之体，风雅逸兴，可为之用。惟以古为心，即蓄变俗之志也。又岂若今之事乐者，向泣一隅，辱食自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