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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品的推进，孟德斯鸠阐明了专制政体可能且已然呈现出的各种类型。这些强大或曰残暴的专制类型，广泛分布于诸如罗马帝国、古代与现代波斯、日本、现代俄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迥然不同的国族。但是，在孟德斯鸠对“专制国家之性质”（2.5）的最初展现中，他所举的诸多案例表现出一种引入注目的、怪异的单一性和惊人的奇特性。孟德斯鸠写道，因为“行使专制权力的人”，“被自己的五官不停地告知：他即一切，其他皆为虚无”，他由此“自然而然就变得懒惰、无知且奢靡”。他“于是不务正业”，将所有政务交付给他人。但是，孟德斯鸠马上补充道，君主不能同时将政务委托给“几个人”，因为这些人会争着“当第一奴隶”，难免引起“纷争与阴谋”——而这种争斗迟早会迫使君主重新亲自掌权。所以，“他不如把权力抛给一个维齐尔（vizier），维齐尔就立即拥有了和他一样的权力”。“设置维齐尔”取代专制者进行统治，乃是“这种国家的基本法”，孟德斯鸠总结道。
稍作反思就足以看到，在真实存在的专制政体的谱系中，君主事实上退位让权给维齐尔这样的情况只占很少的比重。
而且，这些并不常见的专制样本往往既脆弱又短命。毕竟，一旦维齐尔真正掌权，他就如孟德斯鸠在别处所说的，发现自己处在了这样的位置——他有能力灭掉自己软弱无力的主人，然后完全取而代之。
不过，孟德斯鸠反常地坚持将这一不寻常的案例作为自己的模板。在其中，专制者完全受一个或多个维齐尔支配：他要么“无法离开逸乐的宫闱”，要么“年事已高，日渐衰弱”。他被隔绝于世，如同“宫中的第一囚犯”：
这样的君主毛病太多，人们必然唯恐将他与生俱来的愚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隐匿宫中，无人知晓他身处的境况。所幸，在这个国家里，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统治他们的名号而已。（5.14）
关于专制政体“性质”的这一怪异特征，孟德斯鸠的确切证据或来源是在一处轻巧而模糊的脚注中给出的：“东方国家的国王都有维齐尔， 沙尔丹 （M.Chardin）如是说。”然而，如果查阅沙尔丹的原话，我们会发现孟德斯鸠对这一证言的呈现容易引起误解。尽管沙尔丹确实说到了维齐尔，但在他的描述中，他们并未常常因自己主人的主动逊位而成为接替者。
孟德斯鸠最初对决定专制政体本性的
这一
“基本法”的呈现（在2.5）还有其他不切实际之处。
但略过那些不谈，这一“基本法”还公然违背了孟德斯鸠在若干行之前所作的评论。在上一节（2.4）的末尾，孟德斯鸠对比了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并强调称，“在专制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基本法”（这一判断，他还将在5.14处大谈特谈）。他接着解释道，正是因为完全没有基本法或确定的体制，所以在专制政体下——与有限君主政体相反——“宗教通常有着很强的力量”：因为宗教“构成了某种永久机制的贮藏所”——“如果不是宗教，受到尊崇的便是习俗，而不会是法律”。
这意味着，要么是 宗教 ，要么是某种根深蒂固的、类似宗教的习俗，凭借其力量部分地提供了维持稳定的要素，以弥补基本法与体制的 缺失 。而界定专制政体之“本性”的正是这种基本法与体制的缺失，而不是那一条规定必须要设置一名维齐尔来弥补专制者出于懒惰而主动退位的“基本法”。由此，孟德斯鸠在短短几行中对专制政体的“本性”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更为明确的版本强调的是设置“维齐尔”来接替一个自我隔绝的君主，这一论述取代了一开始（更似是而非地）赋予宗教或准宗教的习俗的地位。孟德斯鸠由此促使那些困惑的读者怀疑：他的意思是不是这二者——设置维齐尔以取代 隐匿的 （absconditus）君主，宗教在专制政体下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
孟德斯鸠随后给出的唯一一个关于“维齐尔”体制样板的具体历史例证，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这一例证是教皇制（！）——或者说，某个隐名的教皇。孟德斯鸠并没有鲁莽到明确地将这个匿名的教皇作为维齐尔的例子，当然也不会把教皇制当作 那种 典型的维齐尔制度，而是将之暗含于对教皇的如下描述中：由于教皇自己不愿意真正承担起处置事物的责任，这导致了“数不清的麻烦”；“深深陷于自身之无力感”的教皇突然想到把一切事务交给自己的侄子（当然，教皇并没有把他称为自己的“维齐尔”）。而后，这个自知无能的教皇感叹：“我从未想到这会如此简单！”换言之，这个教皇突发奇想得来的方法（他以之来解决自己无力作为统治者的问题），被证明完全符合统治着基督教教会的权力（教会统治灵魂所凭借的也是这一权力）的本性。这个教皇真切地发现，在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所幸，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统治他们的名号”。在引述这个匿名的教皇之后，孟德斯鸠立即补充道：
东方的君主也是如此：在监狱般的深宫里，阉人们消弭他们的心志与精神，乃至常常使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当他们被人拽出来放上王位时，他们首先会惊愕不已。
——直到他们任命了自己的维齐尔，才得以返回后宫的声色犬马。
正如编者 格兰仕 （Brethe de La Gressaye）的评论所言（I. 250, n. 43），孟德斯鸠突然使我们记起遍布于《波斯人信札》中的那种放肆的渎神讽喻。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孟德斯鸠作为一个善于讥讽的、哲学的小说家的声名。然而现在，孟德斯鸠使人忆起他早前的讽刺寓言，乃是将之作为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分析专制政体之本性的奇特开场的一部分。
[原注]在《波斯人信札》中，我们听到两个人——郁斯贝克，作为“有着强烈嫉妒心的”“主人”（Lord）的形象；以及塞丽丝（Zelis），作为那些被他的爱的僭政奴役的妻子中最为聪明的那个——同时称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个独特的闺房是由阉奴守卫的“神圣的地方”，甚至是“神圣的庙宇”（《波斯人信札》描述的闺房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那些妻子绝少表现出作为穆斯林的特征）。那些阉奴在被阉割而后进入主人的“内阁”（ministry）之后，他们称自己“重获新生”。通过他们不在场的“主人”寄给他们的书信（scriptures），这些阉奴听到“雷霆霹雳”——如果他们无法落实那些“在神圣院墙之内，即贞洁（modesty）居住的地方，提供一种神圣教育”的“律法”，他们将面临恐怖的惩罚威胁。这些阉奴推行的是一种“不自由的德性”的“义务”，包括对“爱”的“忠贞”、对“嫉妒的主人”（即使他不在场）及其“神圣意志”的“神圣敬意”。这个闺房被认为是一个“幸福不会错失”的地方，而那些居住其中、受到阉奴监管的人被认为有如生活在“无辜的居所，不受任何人类罪孽侵扰”；但是，她们的“主人”用书信告诉她们，他怀疑她们心中有“不纯洁的欲念”，“千百次地夺走了忠贞的德行与报偿”（第15、20-22、26、62封信。Schaub已经敏锐地破解了这个讽喻的细节，参《爱欲的自由主义》，第5章；另参Krause，《〈论法的精神〉中的专制》，第252-253页）。同样根据郁斯贝克的说法——不过，这时他是以另一种形象说话，作为一个受启发的异邦旅行者和观察者，根据他在欧洲生活7年之后所获得的经验——“在基督教徒中有着大量阉奴”：“我说的是男女教士和修道士，两者都立誓永守贞洁（ 自制 [continence]）：这是基督教徒中最为卓越的德性”（第117封信；另参在第82封信中的黎伽，并比较《马太福音》19:12）。将郁斯贝克的闺房视为上帝之国或城的讽喻，一个很大的困难在于，闺房的法律中没有任何关于“爱邻人”或“爱彼此”这一诫命的回响，或者任何看似这一诫命的象征。不过，有人可以说，孟德斯鸠之所以将圣经信仰中的第二条支柱抽去，是为了表明他认为第二条诫命本质上相悖于“第一条大的诫命”——“用你整个心灵、整个灵魂、整个思想去爱你的主人，你的上帝”——因为根据人的本性或心理，后面这一条更为根本的诫命必然会在[“主人”的虔诚“爱者”]中导致可怕的嫉妒、不合以及怨恨（参第123封信以及《论法的精神》12.4）。
孟德斯鸠最初对于专制政体的“维齐尔制”特征的论述语带讥诮。这一特征在随后一章对于专制政体之原则的分析中变本加厉（3.9；另参3.3开头）。因为在对后者的讨论中，孟德斯鸠就政治性专制在现实中运作时所需要的东西，作了一番严肃或者说现实的描述。他强调，专制者本人必须积极有为，在处理自己与最高臣属们的关系时当尤其如此。当“君主把无限权力全部转交给他委托的那些人”，孟德斯鸠说，恐惧（terror）作为专制政体的“源泉”（spring）需要变成对君主 本人 的手臂的畏惧（fear）。这种恐惧必须让每个高级下属最为真切地感受到，尤其是最高下属：
在专制政体下，当君主在某一时刻放下高扬的手臂，当他不能立即消灭那些占据头把交椅的人，一切就完了。
在此，孟德斯鸠不再多提“维齐尔”的设置（而随后当他讨论到维齐尔制度时，他对之作了更为合理而准确
的描述：“在专制政体下，权力完全落入受委托的那个人手中。维齐尔就是专制者本人；
而且每个官员都是维齐尔
”——5.16，强调后加）。现在，孟德斯鸠将“军事贵族制”（military aristocracy）作为专制政体的首要案例。这种军事贵族制可见诸奥斯曼帝国，而罗马皇帝
图密善
（Domitian）的“恐怖暴行”则是其在古代的绝佳展现。在这些政制下，“经常发生”专制者“立即消灭那些占据头把交椅的人”的事情。后宫在这里甚至都没有被提及；我们也不再想起《波斯人信札》中那个有着强烈影射意味的幻想世界；而且相应地，对于波斯专制者的描画也变得极为现实：“在我们时代被
米利维伊斯
（Miriveis）赶下台的波斯萨非（sophi），看到自己的统治随着被征服而消亡，这是因为他没有让人流足够多的血。”最后，孟德斯鸠的确描述了后宫生活的声色犬马会完全腐蚀每个专制王朝的
第四或第五
代传人这一趋势；不过，他表明，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种革命的循环，这一循环会把一个新的王朝推上宝座，其头领将残暴地再兴有效的独夫统治（7.7）。
孟德斯鸠邀请我们通过一种令人困惑的双重透镜（bifocal）来审视专制政体：只有在最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专制政体的奇异讽刺画之后，他才对处于暴乱循环中的专制政体作出持续而严肃的详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