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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将专制政体定义为这样一种政体，在其中，“独夫一人根据其意志与任性（caprices）处置一切，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则”（2.1）。这一政体的“原则”是“畏惧”，它灌输“极度的顺从”（3.9）。因此，对于人最为基本、原始的自然需要（对个体安全与消除恐惧的需要）而言，专制政体是一种粗陋且极不完善的回应。“君主漫无边际的权力”（孟德斯鸠经常如此形容专制者）确实压制了战争状态，且确实因此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尤其对广大臣民而言，“君主”成了他们的“保护者”：
人民应受法律审判，而大人物则受君主的幻想制裁；底层臣民的头颅应该安全无虞，而帕夏（Pashas）则要引颈待戮。
然而，这意味着专制政体的原则摧毁了任何拥有勇气、雄心或独立的自我价值感的人的精神，“能够高看自己的人面临的处境是，只能去革命。因此，必须以畏惧打倒一切勇气，消除哪怕一丝雄心”（3.9）。教育。
在专制国家，不过是设法降低心志。在那里，心志必须是奴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这样的心志将是一件好事，即使对发号施令的人亦如此：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在做僭主的同时，不做奴隶。（4.3）
专制政体窒息或扭曲了人所习得的、进行理性地自我认识的能力，“在那里，芸芸众生如同牲畜一般，有的只是本能、服从和惩罚”（3.9）。
在专制政体中，“人的本性受到了凌辱”（8.8）。由此而来的结果是。
专制政体的原则不停地腐化自身，因为这一原则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就是腐化的。其他政体之所以消亡，是因为特殊变故违反了它们的原则：专制政体则不然，倘若某些偶然因素未能阻止其原则的腐化，那么它将因其内在的恶而消亡。（8.10）
不过，即便如此——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如此——专制政体仍在世界上横行。孟德斯鸠称，“似乎人的本性会不断地揭竿而起，反对专制政体”。
但是，尽管人们热爱自由、憎恨暴力，大多数民族却屈从于它。这不难理解。要建立一个宽和的政体，需要整合各种权力，需要规范它们，缓和它们，使它们运转起来；也就是说，要给其中一种权力增添力量，安排它制衡另一种权力；这是立法上的一件杰作，好运极少达成它，审慎也鲜有建树。反之，专制政体则一目了然；它在任何地方都一模一样：因为要建成它并不需要什么，只需要激情，这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5.14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