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就说40年前吧，除了少数专家，有谁了解智术师呢？这个词没有什么好名声：它迷人眼目，说的是一群好吹毛求疵的知识人，他们的演说既动听，又似是而非，他们想用言辞收买你。总之，智术师的话在真理方面的价值相当于一张银行里的空头支票，因此这类人又好似满口格言警句的骗子。然而，这个词并不总是贬义的：在柏拉图以前，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知识的拥有者，而“哲人”一词反倒尚且语带贬义地指“渴望知道的人”，因为“渴望知道”意味着无知。
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些人是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们是一群来自希腊各地的知识人，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雅典从事教育。其时的雅典，伯里克利风头正盛，斐伊迪阿斯（Phidias，约公元前480—前430年）
、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苏格拉底，群贤毕至，不久以后，柏拉图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总之，这座城邦在短期内将处于权力和荣耀的巅峰，这些教师们率先产生了凭知识牟利的想法。于是，他们来到雅典，向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兜售语言的艺术。
懂得面对公众进行演说不仅意味着能够流畅地表达自己，最重要的是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并在必要时让论点像射出的箭头一样正中靶心。没有什么比“认准时机”（Kairon gnôthi）这句格言更具有希腊特色了！普罗塔戈拉、高尔吉亚、希琵阿斯、璞若迪科斯（Prodicos）、安提丰、忒剌叙玛科斯等人的教学所提供的这种新的、精致的商品在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需求，并且引起了思维习惯的彻底改变，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过敏反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其影响延续至今。
事实上，这背负了坏名声的遗产可由其环境得到解释：智术师们的大部分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失传，如今人们只能通过他们当年的对手来了解他们。试想，一个极端右派的政治家的传记若由一个极端左派的政治家来撰写（或者反之），佐以各种语录，其结果要么发人深省，要么可资消遣，这取决于读者怎么看，但它几乎没有可能被认为是客观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发生在智术师身上的事情。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他们进行了抨击。柏拉图在许多对话中将他们塑造为苏格拉底的对手，但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评价则像福音书中对文士或法利赛人的评价一样，充满了同情。那么，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吗？幸运的是，事情近来有了发展，人们开始修正对智术师的看法。
这种变化首先是由于少量遗存的文本和学说志（doxographie），也即历代关于这些智术师的记述，得到了更广泛的披露。为了参阅狄尔斯及克兰兹的权威著作《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
、马里奥·温特泰施泰纳的《智术师》
或其弗里曼的英译本
，读者必须同时通晓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当然，由伊夫·巴梯斯替尼（Yves Battistini）1968年3月刊发于“观念”文集（Idées，伽利玛出版社）的增订版《三种前苏格拉底哲学》（Trois presocratique），适合于所有读者。1969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在当时的法国，读者们可以读到由让-保罗·杜蒙（Jean-Paul Dumont）组织编译的完美评注本。正是由于他的贡献，“七星丛书”才有可能拥有整套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作品、残卷和可征的文献。整本书的编写、翻译和评论均显示出严谨的态度，以及充满趣味和幽默感的写作风格，使得这位学者声名大振。另一方面，人们能够很容易地了解这一雅典的哲学—文学冒险而不乏乐趣，这一巨大的反响归功于源自同一视角却怀有迥然有别之精神的两项研究。
在《智术师》（Les Sophistes, P.U.F., 5e éd., 2002, coll. Que sais-je ?）中，吉尔伯特·侯梅耶-德赫贝（Gilbert Romeyer-Dherbey）采用了一个精通希腊古典思想的哲学家的观点来看待智术师：这些从四面八方而来贩卖知识的商人并非像陨石一样坠落在雅典的广场上，在高度成熟的文明的滋养下，他们熟知荷马和赫西俄德——在当时，他们被称为“神学家”。他们曾在学校跟随大师学习，但没有效法照搬，而是就那些哲人们所揭示的关于事物的本质采取了自己的立场，诸如运动、存在与现象，以及那个令古人着迷的“一”与“多”的著名问题。
智术师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所有的理论都持相反的观点；但我们不应将此看成是对唯恐天下不乱的简单喜好，或是知识人迷恋新奇事物的游戏行为：面对那些自命不凡（也许有些太自命不凡了）的思辨，他们决定采用一种“为有用的东西说话的人”的观点。他们认为被理解的和流传中的言辞才是真实的。阅读侯梅耶-德赫贝，我们即可得到验证，“古希腊文化并不是结构紧凑的（compact）”，“某些文本得以留存，而另一些则消失了，这让我们的视野忽视某一方面而偏重另一方面”。智术师们被认为是夸夸其谈的人，就跟哲人一样，总之，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雅克利娜·德·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是不可取代的。她通过社会现象（《雅典伯里克利时期的大智术师》［Les Grands Sophistes dans l'Athènes de Périclès, 2e éd., Le Grand Livre du mois, 2000］）为我们揭示了智术师与雅典公众间的对话。这一切发生于公元前450年（普罗塔戈拉抵达雅典的大致时间）和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遭审判及被处刑的不祥之年）之间。这半个世纪使雅典从荣耀的巅峰滑向没落，而智术师的后世声誉也与之不无关系，这些知识人被认为是万恶之源。
在直接民主制下，说服是政治博弈中的基本原则，智术师声称他们所教授的正是成就事业所需的东西：以同等的机智来支持或反对某个论点，将自己的弱势转化为进攻的基础，通过倒转对手的优势来打垮他。换言之，智术师深谙通过使用辩证法和修辞学的全部技巧来说服和战胜对手。为此，他们教导一切知识，保证在发生纠纷时、在法庭或在公民大会和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取胜。他们的成功立竿见影：“雅典毫不犹豫地投入这些大师的怀抱，以至于雅典的文学作品永远打上了他们的烙印。”
我们必须得说，他们是被时代精神带着走的，人们并不期望他们对一切都产生好奇：天文学、生理学、人种学、比较法律学。人们为技术的进步而欢欣鼓舞；由于发现了对那些迄今为止归因于神之任意性的现象的自然解释，且意识到法律和习俗并非在任何地方都相同，人们开始认为也许没有什么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神圣的或必然的。
从这时起，智术师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他们为那种对传统价值的潜在批判赋予了明确的哲学形式。对于这些被比作启蒙哲学家的“新哲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先验地被接受下来的。由于除了在每个人可变的印象层面上，真理并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正如普罗塔戈拉那个著名的口号所肯定的那样：“人是万物的尺度”，所以下面这些事不再明了：神明是否存在，以及，正义这一“希腊道德的黄金法则”是否仅仅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智术师们清扫了迄今为止占据绝对性之位的一切（神话、传统、过去的真理大师揭示的所谓宇宙秘密），并从一种有利的偏见中受益：在哲人宣扬真理的地方，他们倡导效率，毫不掩饰对私欲的满足。
当大师们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适度的时候，他们的这些门徒，则如同人们能够料想的那样，越了界，而且常常过度得厉害。其大胆的说教进一步分裂了雅典人：有些人视之为一种解放而表示欢迎，并且从中发现了所谓“大混战”在哲学层面的原因，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25年中该城邦罹患大难的原因——连年的战争、阿提卡遭到入侵且很快被占领、瘟疫以及最后的内战。死亡不计其数，有权势者走向没落，低位者却走了好运，履登高位。神的正义开始受到质疑，人类力量的大能正在变得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可想而知人们对这些破坏公民秩序、颠覆神圣城邦的外邦人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一些人，如阿里斯托芬，拒绝一切类型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isia）；其他人则自谓尚能区分智术师与哲人，如色诺芬和柏拉图：一方掌握的是真理，另一方不讲道德的技巧（science sans conscience），这种技巧在价值的天宇中没有根基。
然而，智术师们并不以这种击落木偶的游戏为乐，他们深知没有人能在无政府状态下真正找到对己有益的东西。因此，他们开始在其他基础上重建他们曾如此轻率地毁掉了的东西。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打算“定义一种只以人为中心的新道德”，并且表明正义能够从共识、从社会契约中诞生。“法律不再有神明为之担保，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找到了新的担保人，正义就这样被重建了。”这种富有远见的人文主义并未流传后世，反而是关于智术师的某些传言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和修昔底德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正如柏拉图的对话所表明的那样，哲人也不得不修改自己的提问法，以便为新的问题找到新的答案。“自智术师之后，哲学不再启示人，相反，它必须进行推理和证明。”这是一场变革。
这是历史上一宗引人入胜的平反案。倘使人们希望了解更多，或至少想要知道一些另外的事情，他们可以在芭芭拉·卡森
的“瑟里西会议文集”（les Actes du colloque de Cerisy）中发现一些有趣的论述。与会者们依照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努力从智术师的作品残篇中识别出语言隐而不露的哲学要素——一切哲学必事关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