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作为哲人的一生

柏拉图式的爱、理念的世界、洞穴、理想国中的共妻制（这一点总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或多或少是人们在日常谈话中所能引用柏拉图的全部内容。然而，这一切都不足以令人思及柏拉图是一位“入世”的（engagé）思想家，作为2400年来获得最广泛阅读和评论的哲学家之一，很少有人能想象他曾一度着迷政治，且其一生堪称一部真正的冒险小说。这个年轻的阿瑞斯托克勒斯 ^[1] 将保留“柏拉图”——意为“宽阔”——这一别名，他于公元前427年出生在鼎盛时期的雅典，刚好是伟大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2—前429年）去世的两年后，这位民主派领袖将这座城邦引向繁荣，在雅典卫城，崭新的帕特农神庙在灿烂的阳光下赞颂雅典娜的荣耀，作为雅典的守护神，她的威望令众多城邦匍匐其下。

柏拉图出身贵族。据说，从他父亲阿瑞斯托恩（Ariston）的血统算起，他应该是科德若斯（Codros）——传说中雅典的最后一位国王——的后裔。至于他的母亲佩瑞克媞欧内（Périctionè），则是民主政治的创始人梭伦（约公元前640—前558年）的一位远亲，她的一个兄弟以及一个堂亲后来都声名鹊起：卡尔米德（Charmide）和克瑞提阿斯（Critias），他们是专制制度的支持者。柏拉图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即成为寡妇，并改嫁给柏拉图的一个舅舅 ^[2] ，一位伯里克利昔日的外交使节和顾问。因此，在这所讲究的宅邸中，青年时期的柏拉图被最为对立的政治圈子所围绕。在接受了其所置身的这个阶层的年轻人所需的完整的精英式教育后，这位雅典贵族后裔的前途一片光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尝到了在国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滋味。他在中年时回顾自己的成长岁月，如此写道：“过去，在我的年轻时代，我同许多年轻人一样：计划着一旦成了自己的主人，就立刻投身政治。”（《柏拉图书简》，7.324b）社会环境的变化——一场无休止的战争带来的变故和战败的后果——将彻底改写这位年轻人业已确定的命运进程。

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冲突已酝酿了好些年。这两个势均力敌的城邦为了各自在希腊——这片土地上分散着大小不等的城邦——的霸权争执不休，其面积由小至大相当于今天法国的一个大镇和一个省。这些彼此敌对的城邦实行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在雅典是民主制，在斯巴达是寡头政治……因此，公元前431年（柏拉图尚未出生），继无休止的势力冲突所导致的事端之后，战争终于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这两个国家各自成为自己联盟的领袖：民主阵营跟随雅典，斯巴达背后则是贵族寡头集团。既然每一城邦本身就分为彼此对立的不同派别，这场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长期冲突期间发生了怎样的争斗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对于雅典来说，战争的结果十分不妙。在经历了大约27年之久的得胜和败退、围困、沉船、虚假的和平和真实的背叛之后，公元前404年，雅典不得不向斯巴达将军吕撒恩德若斯（Lysandre）投降：斯巴达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对柏拉图这位23岁的年轻男子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要知道，除了战争及其政治影响外，这个时期的柏拉图还不曾了解别的事情。早在公元前411年——那时他16岁——因频繁的挫败而极不稳定的民主雅典曾一度实行温和的寡头制（即“四百人会议”制），但是这种制度只持续了一年。失败的结果导致政权发生了新的更迭：得胜的斯巴达将寡头制强加给雅典，即所谓的“三十僭主”寡头制。

柏拉图并没有感到失望：他的背景没有让他倾向于民主。接下来，他的舅舅卡尔米德以及卡尔米德的同辈亲戚克瑞提阿斯加入了一个“强人”新团体，柏拉图寄希望于这些“强人”，以期在新的基础上复兴国家。然而，事实上，它所带来却是恐怖统治：政治清洗、排除异己、流放；不是建立正义，而是打击报复、清除宿怨。克瑞提阿斯在这种权力强有力的行使中崭露头角，因此，8个月后，当三十僭主被特剌叙布洛斯（Thrasybule）废黜（公元前403年夏），民主得以恢复之时，柏拉图的家族因这一事件受到牵连，柏拉图本人也对此感到沮丧，且遭到怀疑。这可以解释这位年轻贵族传记中的某种模糊性：尽管特剌叙布洛斯颁布了赦令，柏拉图还是选择了在这一刻开始游历。

然而，在战争和动乱的背景下接受教育的这些年使他了解了政治的艰难。雅典人过着密集的知识生活；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操纵语言、择取那些在恰当的时机切中肯綮的论点。这是因为，在直接民主的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在集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公开演讲是实现他们利益的最可靠途径。这项技术是那些所谓的诡辩家（即智术［sophia］的专家）的专长。柏拉图有充分的闲暇来倾听那些名家的高谈阔论，他后来对这些人的评价非常糟糕。 这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古怪的老者，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卓越的人，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却十分危险：一个名叫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前399年）的人，他将成为柏拉图的人生导师。

传统对苏格拉底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宽宏的：他是一位饮下毒芹汁的智者，为哲学而献身。他同代人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我们对他的了解源于三个方面：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5年），苏格拉底曾经的学生，后来成了一位军事将领和业余的历史学家；柏拉图，他自视为苏格拉底的精神继承人；以及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前386年），他在自己的谐剧中恶作剧般地捉弄过苏格拉底。

把苏格拉底的这些形象凑在一起时，人们会感到困惑。这个其貌不扬的人把年轻人吸引到身边而不利用他们对自己的青睐。苏格拉底是丈夫，也是一位父亲，没有私产，曾在战场勇敢作战，每当参加宴会时，他的举止总是非常适度。他向雅典人宣扬公民的美德，本人却不参与公共生活——在当时，这样一种态度是不可原谅的。他声称德尔斐神谕赋予他使命去成为智者当中更有智慧的人。这本可以为他赢得尊重，事实上却使他陷入困境，为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这一神圣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苏格拉底又是如何履行的呢？苏格拉底终日向人们提问，寻求完美的定义：他询问将士何为勇气，询问著名的卜者何为虔诚，面对向雅典青年传授演说艺术的智术师，他询问美德是否可教……当然，没有人能够确切地回答他的问题。苏格拉底也同样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却引以为豪，细微的差别在于：他知道自己并不知道，而其他人却大言不惭，并企图在政府中谋得一个职位。

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那种故作天真的调查背后的动机：他不支持任何一方，并把两方都打发走。在他看来，无论民主派还是寡头派，两者都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责任。两者都缺少一样东西，即知识（la science）。既然苏格拉底发觉专家们不具备定义各自专业的目标的能力，他便很乐意为他们把缺陷记录在案。那么，民众呢？苏格拉底对他们不抱幻想：在没有牧人的情况下，羊群难道能够自己领导自己吗？那么，谁来治理呢？“那个懂得怎么做的人。”（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3.9—10）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柏拉图的方案。

在战争失败的背景下，在三十僭主短暂的独裁和民主恢复——由于一个阴谋，民主制于公元前401年再度摇摇欲坠——之后，苏格拉底的反民主立场引起了新政权的注意。但这还不是全部。以撒多·费恩斯坦·史东（Isador Feinstein Stone）敏锐而生动地列数了人们对这位哲人的长期不满。苏格拉底被认为受贿于斯巴达和克里特岛，为其专制和军事所诱惑。他因在战争期间与一些人过从甚密而遭到指控：如克瑞提阿斯，三十僭主中之最忍心者；阿尔喀比亚德，一个花天酒地的冒险家，两人一度成了敌人……这一切令苏格拉底确信，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没有人能在不脱离政治的情况下保证灵魂的健康。因此，他被指控“不信城邦神，引入新神，败坏青年”的罪名。不是说苏格拉底多年来以智慧之名教导年轻男子、嘲讽雅典名流吗？他鼓动风华正茂的青年反对民主，而许多中间阶级——更不消说底层人物了——正为民主的恢复而欢欣鼓舞。所以，他不得不接受法庭的审判。

假如苏格拉底积极配合，做出让步，结果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但他不遗余力地惹恼了法官，他说：“我相信自己即便不是雅典人中唯一一个，也是为数不多的那个实践政治学问的人。”（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为此他将自己的命运交给雅典公会堂（Prytanée） ，那是英雄和在职行政官的所在地，最后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一项不公正的审判：苏格拉底什么也没有做，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是在一个视言论自由为绝对权利的政体中，说了一些什么！在判决和行刑的间歇里，他有足够的机会可以逃跑，但是，出于对城邦法律和自己的人格所抱的忠贞，他选择了饮下毒药。如此，他令那个给他定罪的政体颇为难堪。苏格拉底用这种最高程度的公民责任感，以及面对死亡时镇定自若的勇气，证实了他终生捍卫的价值观。

柏拉图躲在暗中地出席了苏格拉底的审判，但他回避了判决的执行——他绝望地接受了这个结局。他哀悼的不仅是一个朋友、一位逝去的导师，还有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希望，他的幻想：雅典杀死了一个“最好、最明智也最正义的”人——这是《斐多》的最后一句话——唯一能够超越党派间的对立而将政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柏拉图因家庭名誉所受的损害而选择流亡，他决定远行，以期获得更多的经验，研究其他民族的政体。

我们对柏拉图此后数年的生活经历不甚了然：这期间柏拉图所写的东西不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公元前399至前388年间，有一段11年之久的空白，这段空白借由传说得以填补，尽管这些传说并不可靠，而且大多是些抄袭之作。根据3世纪的一个资料汇编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有人曾经在雅典附近的美伽剌见到过柏拉图，跟随他的还有一些弟子；不久以后，他又出发去了昔兰尼（今利比亚境内），在一个叫忒欧多若斯（Théodoros，公元前465—前398年） 的人的指导下学习数学，接着又从昔兰尼进入意大利南部——那是毕达哥拉斯派特别钟爱的地方，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数字的科学可以为有关世界的最终解释提供依据。在那里，他遇到了塔剌斯的阿尔曲塔斯（Archytas de Tarente，公元前5—前4世纪），一位受人尊敬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无疑影响了柏拉图对政治的思考。接下来，他是否如第欧根尼·拉尔修断言的那样留在了埃及？尽管这不是一件容易确认的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在这些年中已经着手第一批对话的写作，被理想化的苏格拉底形象在其中昭然若揭。

公元前388年，在叙拉古僭主迪欧尼西欧斯一世的邀请下，柏拉图抵达西西里岛。他曾尝试令这位君主接受自己有关国家治理的哲学，其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老迪欧尼西欧斯一声令下，将他驱逐出境。不过，柏拉图不算白跑一趟，他与君主的连襟迪翁结为好友，后者很快成了他的学生。返回雅典的路途可谓颠沛：柏拉图在埃吉纳被俘，而后在西西里与雅典的战争中被当作奴隶贩卖，迪欧尼西欧斯一世无疑脱不了干系。值得庆幸的是，在奴隶市场上，一个昔兰尼人认出了这位哲学家，他买下柏拉图并当场释放了他。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凭借丰富的生活经历，他在城外购得一处地产，创办了自己的学校——柏拉图学园。

学园的课程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意大利毕达哥拉斯学派兄弟会的影响。在柏拉图学园，人们研习数学和政治。柏拉图的第二批对话（《王制》，即《理想国》，亦包括在内）正是从这时开始写的。在年轻人的陪伴下，柏拉图达到了最佳状态：他们共同思索、讨论，交流每个人的直观与假设。学园的成功令人深受鼓舞：大批年轻人前来求学，不止一个城邦通过的宪法受到了学园所倡导的原则的启发。

柏拉图有机会在现实中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尽管第一次西西里冒险已经过去了20年，迪翁仍然念念不忘柏拉图。公元前367年，他将柏拉图召回叙拉古，彼时老迪欧尼西欧斯刚刚去世，王位由他的儿子迪欧尼西欧斯二世继承。这是一个用学园的原则教育年轻君主的大好机会。然而，情况却很复杂：人们难免揣测，迪翁是否觊觎王位，或者，假如柏拉图终究觉得较之于迪欧尼西欧斯二世，迪翁具有更出色的才能，会否鼓励他推翻现有的统治……不管怎样，迪翁最终遭到流放，柏拉图则先是被软禁，然后被允许离开，并作出了重返叙拉古的承诺。就这样，柏拉图回到了雅典。正是在这期间，柏拉图进行了第三批对话的写作。

5年后，即公元前361年，迪欧尼西欧斯二世将柏拉图秘密召回西西里岛。但是，柏拉图仍忠诚于迪翁的友谊，而迪欧尼西欧斯二世却拒绝赦免迪翁。面对软禁和死亡的威胁，多亏了塔剌斯的阿尔曲塔斯的大力干预，柏拉图才得以解脱。然而，这其实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成功。4年后，迪翁率领一小队人马在西西里岛成功登陆，但他的政策遭到了民众的强烈抵制，公元前354年，迪翁死于暗杀，而凶手……恰是柏拉图的另一个学生卡珥利珀斯（Callipos ）。至于迪欧尼西欧斯二世，他将自己安顿在科林斯，伺机重登王座。柏拉图的实践早在这场最终的混乱之前就已经完成。返回雅典后，柏拉图坚持将探索局限于理论，从此永远不再向当权者提出任何建议，并写下了最后一批对话。80岁的柏拉图于公元前347年去世时，卷帙浩繁的《法义》尚未完成：对政治的热情无疑支撑着他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那么，柏拉图的思想究竟何为？我们的确有必要好好谈论这一点，因为这位活了80多岁的哲学家其思想演变贯穿了他的一生。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大约2400页的作品中，研究者们有时发现很难就这些内容的含义达成一致。苏格拉底与对话者间常有迷人的对话，织络着几何、政治、物理、形而上学、辩证法和神话——这样一部作品，显然不鼓励任何对其作出总结的企图。

如果我们持守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就必须了解，在他看来，所有的恶都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城邦的政府是由与利益相关的激情——富人爱掠夺的本能和大众的贪婪——随机产生的。至于决策前的审议则往往会陷入混乱，因为人们依据的不是一种无可争辩的科学，而是他们各自的意见。总之，治理城邦的不是理性，而是欲念（appétits），但由于最强者的理性总是最为可取，政治便成了一场你争我夺的大混战。如果由那些最优秀的人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就是贵族制（aristocratie，希腊语“aristos”，意为“最好的”）的定义——自然对每个人都有裨益，但人之为人，权力总是很快被那些渴求荣誉的人所独揽，如此，贵族制便蜕化为勋阀制（timocratie，希腊语“timè”，意为“敬意、荣誉”）。

勋阀制又演变为寡头制，由少数富人一手遮天，呼风唤雨。他们的无所节制难免引起变革，以实行民主制（希腊语“dèmos”，意为“民众”）或曰由民众自己管理的政府。但是，民主就其易于落入无政府状态（anarchie）的本质而言，为僭主政治（tyrannie）提供了温床，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滥用职权、政治清洗和肉体消灭。由于这一切皆非公民所向往的，柏拉图意欲去除这些制度，以便从另一种视角重新思考政治，即理性至高无上的视角。

同那个时代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一样，柏拉图十分明白，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个人唯有在其同类所组成的关系中才能实现自己。城邦与个人休戚相关，所以考察国家就是观审个人。因此，公民地位的下降会加速城邦的解体，而城邦的衰弱亦将败坏最好的公民，这一点是十分显然的。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必须同时在城邦与个人两个层面进行反思和行动——这就是名作《王制》的旨趣。

根据一种三阶等级制，柏拉图认为城邦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类比关系。从根本上说，人的灵魂由基本的冲动构成。这些冲动必按照次序形成于对价值的欲求，并由理性主导一切。灵魂马车的著名神话说明了这种分布，这是一辆由两匹马所拉的带翅膀的战车：黑色的马强壮有力，但任性顽劣、难于管束，白色的马则高贵温顺，整辆马车由一名驭夫引导（《斐德若》，246a及以下）。同样的结构也存在于社会之中：身处底层的是生产者，他们以经济为业；中间是卫士，负责维护国家秩序和对外防御；位于顶层的是那些能够实现理性之理想的人，也就是哲人。政府应当属于哲人，因为——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话——他们是唯一“懂得治理”的人。

因此，一个理想的城邦由美德统治：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卫士是制度的支柱，对于这支精英队伍的训练需极其谨慎。他们的灵魂必须非常坚定，能够抵御任何形式的诱惑：黄金和白银会滋生腐败，所以他们绝无私产。家庭关系会导致分裂，使人脆弱，故而他们既没有自己的妻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可以拥有由国家根据生育能力拨给他们的女性。这些高育种的儿童将会确保成为他们共同父亲的接班人。这一计划还需配合高强度的体育和运动，以及良好的艺术熏陶和扎实的理性思考的训练。诗歌是禁忌，因为诗人不能正确地谈论神明。音乐是必要的，但须得是进行曲。

我们已经说明了卫士的情况，现在再来看看下一个等级：哲人-治邦者。在柏拉图看来，哲人知道什么是实在之物（le réel），而别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他能够触碰到那些因超逾感官之上而永恒不变的实在（réalité）：数字、形状，总之是一些数学上的事实。在我所画的圆之外确实存在着那个圆，以其合乎理想的完美性引导着我的手。因此，柏拉图在学园的入口刻下了著名的铭文：“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

数学是通往哲学的必经之路，但不可就此止步不前。在形象和数字之上，存在着形式（Formes），柏拉图也称之为理念（Idées）。它们是一些纯粹心智（purement intelligibles）、完美且永恒的实在，而感性世界只是其不完美的复制品。遍布于这些万物的范型之上闪耀着善（Bien）之至高理念（l’Idée suprême）的光芒，这就是绝对的“一”。我们应提防把“理念”看成一个与感性相隔的世界：柏拉图在一些作品中预先制止了我们的异见，尽管我们当前的研究不会涉及这一点。我们只需记住，哲人在柏拉图那里，是一群能够接触到诸如正义本身、德性本身、美本身之类的人。他在结束自己的工作时对那些光彩夺目之物做了沉思，渴望它们的来临给城邦带来最大的幸福。因此，哲人是一个“被照亮的”人，而不是在蒙昧状态下将就过活的普通人。唉呀！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那位试图让他们摆脱困境的人，最后将他置于死地——这说的不就是苏格拉底？这就是柏拉图为何告诉我们“除非哲人成为城邦的君主或今日的君主从事哲学，否则城邦的祸患就不会终止”（《王制》，5.473c-d）的原因。

柏拉图相信过自己的理想城邦会成为现实吗？这种提问也许是很不明智的；只要援引《王制》中的这段对话就足够了：“‘我明白了’，他说，‘你谈论的那种国家，我们刚刚为它制定了方案，它只存在于我们的谈话里，因为我相信它不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是，’我回答说，‘也许在天上有一个模型，供那些愿意思考它并根据它规范他们政府的人参考’。”（《王制》，9.592a-b）这当然是一个乌托邦，一种对终将圆满的政治的乡愁在天上的投射。除此以外，受到三次西西里岛挫败的启发，柏拉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法义》中接续了《王制》的设想。不过，如果说《王制》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温情与魅力，那么《法义》的风格就是冷峻和严苛的，它流露出某种行政气息。例如，柏拉图写作此书时已是一位老者，他认为一位司教育的总管应当是这样的：“在提到的所有行政官员中，我们仍需关注由谁来监督整个教育的问题，无论是对女孩的教育，还是对男孩的。根据法律，这种监督仍当由一位卓越的行政官员来担任，他年龄上不超过50岁，是婚生子女的父亲，最好儿女双全，但如果无法达到这种标准，育有子女便可。”

柏拉图的政治作品，由于承载了大量的形而上学，将在数个世纪中持续诱惑那些厌倦了寻常政治之丑陋——或恐怖——的思辨的头脑。因此，柏拉图去世6个世纪后，当罗马帝国陷入严重的困境时，哲学家普罗提诺（205—270年），这位雅典学园主人的远门弟子，曾经设想将坎帕尼亚一座废弃的城市从废墟中复活。他希望在那里建立一座哲人城：它将被命名为“柏拉图式的城邦”（Platonopolis），人们将按照柏拉图的法律来生活。他请求皇帝伽珥利厄努斯（218—268年）批准这一规划，但最终遭到了拒绝。

关于这次冒险最耐人寻味的是，柏拉图在历史上更多不是作为政治理论家，而是作为哲学家，乃至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被记住的。苏格拉底的死亡曾为他带来沉重的打击，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哀，无疑也是一桩社会丑闻，这一切变故促使他远行去寻找理想的城邦，这座城邦将为人们谋得生活在理性之光下的喜悦。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在柏拉图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毕竟开辟了一条道路，为思考打开了新的空间。无论忠实还是背叛、顺从抑或批判，历代皆有他的门徒各自冒险，他们的旅途总是以柏拉图为起点。

[1] 柏拉图原名 。

[2] 仅看原文“l’un de ses oncles”，不能确定是谁的叔叔，也不能确定是叔叔还是舅舅，但柏拉图在《卡尔米德》中告诉我们，佩瑞克媞欧内的第二任丈夫丕瑞拉姆佩斯（ ）是卡尔米德的叔叔，而卡尔米德是柏拉图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柏拉图的舅舅。 1C/AfUW8NHdRlAqCa9I/qkP+6SsACEeM5GRxzGWWmdMCtPV+91XOMgKK5PBTXb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