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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智慧
Intempestiva sapientia
——塔西佗，《历史》，3.81
任何社会都不会希望自己的思维方式及日常生活被打乱，担心这种变化对政治、宗教或二者可能产生的影响。理想就好像是，一言以蔽之，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完全重合，这一重合即使不是被现行权力的价值论塑造的，至少也合它的意。总之，我们应该恭敬地思考。这正是马塞尔·埃梅（Marcel Aymé，1902—1967年）
所谓的“思想的安逸”（le confort intellectuel），也是今天被置于“政治正确”这一概念下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哲学诞生于惊奇，这一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的事实，本身也必然导致那些生发这种惊奇的人思维方式的突变。于是，这一预料之外的事件所产生的有关世界的新看法或多或少将对之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旧观念带来冲击。因此，如果这一启示的受益人敢于传播它，甚至倡导将其作为看待世界和人类的正确方式，那么他就会置身风险之中。顶风行船或逆流而上总是困难的，往往危险重重。
当罗马的领土扩张使两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情况当然就是这样的。这两种文化各自的特征已在保罗·韦纳（Paul Veyne）的一部作品中得到说明，它们数百年来的关系促成了一个“希腊—罗马帝国”
的建立。这样两种集体意识间有着怎样精彩的对峙啊！一边是罗马人，他们确信，如维吉尔所歌唱的那样，自己是受神的委托来统治世界的；一边是希腊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是不证自明的。这是两种优越感间的对峙，每一方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对峙。在希腊方面，普鲁塔克、爱比克泰德以及埃利欧斯·阿瑞斯忒伊得斯（Aelius Aristide，117—181年）
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稳定的好处。在罗马方面，如同贺拉斯所说，被征服者逐步征服征服者，正是希腊化的罗马促成了西方的希腊化。在罗马统治的地方，雅典将大放异彩。
天生有很强适应性的罗马人很快就认识到，希腊化并不是丧失自我，而是成为自己。希腊的建筑艺术、装饰艺术，然后是演说的艺术，逐渐使人敬服，遭到的抵抗越来越少。在玛尔提阿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约40—104年）
和尤维纳利斯（Decimus Iunius Iuvenalis）
生活的那个时尚罗马，人们谈论任何事时都喜欢引用希腊语，这引起了两位诗人的嘲弄和讽刺。然而，在数个世纪的进程中，哲学所经历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读者可以从我将要提到的几个例子中看出这一点。
我们从奥路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约130—180年）
那里得知，公元前173年，“元老院表决通过了一项有关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法令”，法令决定“裁判官（préteur）庞珀尼乌斯（Marcus Pomponius Matho，约公元前275—前204年）在他认为符合公共利益且在其职权范围内确保罗马境内不存在这两类人”。革利乌斯接着告诉我们，12年之后，罗马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这一次只针对修辞学家，因为法令是这样说的：“这些新奇事物与祖先的传统习俗格格不入，令人不悦。”革利乌斯说，这一切发生“在那些过于粗野的时代，彼时希腊文化尚未完善”（《阿提卡之夜》，15.11）。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这两种职业被划上等号充分说明了问题，善于思想者和善于言辞者同时受到波及。换句话说，通过对两者的混淆，被禁止的即使不是关于思想，至少也是关于意见——要知道罗马人对思辨不很热心——的辩论。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破坏一个以严格遵循“祖先的习俗”（mos maiorum）为基础的社会的稳定性，换句话说，这种社会建立在价值观的无限延续之上，其祖先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正是由这一价值观决定下来的。
西塞罗、普鲁塔克、革利乌斯以及玛克若比乌斯（Ambrosius Theodosius Macrobius，约385/ 390—430年）
提到了第二个事件，而他们的记忆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公元前156至前155年，三个希腊人肩负使命抵达罗马：他们必须捍卫雅典的利益，雅典被指控掠夺欧若珀斯（Orôpos）
城邦而被处以罚金。值得注意的是，雅典人将这项重任交给了哲学家：廊下派的巴比伦的第欧根尼，逍遥学派的克瑞托拉欧斯，还有新学园派导师卡尓内阿得斯。这三个知识人在罗马举办的演讲大受年轻人的欢迎。卡尓内阿得斯的演说尤其成功：他谈论正义，在一夜之间用同样的才华横溢论证了正义的利与弊。
在老加图的影响仍然占上风的时候，人们发自内心地依附于作为所有教育之基的“祖先的习俗”，因而这桩公务不会被拖太久。老加图会从元老院批准雅典的请求，从而缩短这群可恶的人在罗马逗留的时间，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他们传播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学说。
然而，随着罗马开始接受希腊的文化，尽管存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人们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在共和国时期，仅有两个人物最富盛名：熟悉所有知识的西塞罗，以及伊壁鸠鲁学派的卢克莱修。直到由凯撒们统治的时代到来之后，哲学才会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
人们厌倦了持续百年的内战，古老的共和国众多行政官的权力被交到一人手里，这种大权在握的人在历史上将被称为凯撒-奥古斯都，以第一任在位者命名。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哲学会经历不同的命运，这取决于当时的形势和在位者。因此，用罗纳德·赛姆（Ronald Syme）爵士的话说，“罗马革命”
并没有让统治阶级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剥夺了以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这一权力的没收被权贵们视为对自由本身的攻击，他们援引犬儒学派和廊下派的论点，以此为反对新政权提供哲学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哲学家之间难免存在许多私人误解，有人甚至因此丧命，如尼禄统治下的特拉色阿·派图斯和韦斯巴芗统治下的赫珥维迪乌斯·璞瑞斯库斯，犬儒学派和廊下派也曾奋起反抗弗拉维王朝的皇帝。他们的反抗以93年图密善颁布诏令将哲学家逐出罗马和意大利而告终。根据革利乌斯的说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爱比克泰德永久地隐退到了尼科珀利斯。塔西佗表示：“不仅仅作者遭到了猛烈的反对，他们的作品也是如此，三执政（triumvirs）奉命将那些最杰出思想者的作品在广场上烧毁。”（《阿格瑞科拉厄传》，第2节）塔西佗提到，通过情报机构收集的消息，图密善对长期以来对哲学家相当不利的形势善加利用：太多可疑的人声称自己是哲学家，这引来了不止一位作家的嘲讽。
尽管经历了被尤维纳利斯称为“秃顶尼禄”（《讽刺诗集》，4.38）的统治时期，哲学在罗马世界仍继续蓬勃发展，尤其廊下派备受皇帝们的青睐。厄克法恩托斯（Ecphante）
、第欧根尼和斯忒尼达斯关于王权的新毕达哥拉斯主义论调也风行了数个世纪，他们将在位的皇帝视同希腊时代设想的理想君主：其权力授自天神而得哲人保驾护航。
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终于改信了基督教。正像安妮-玛丽·马岚戈瑞（Anne-Marie Malingrey）
以极其谨慎的方式说明的那样，这一新的宗教被看作一种哲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观。但是，如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斯、奥古斯丁和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其他学说既属异教，基督教便会逐渐被认为是唯一的真理而被强加于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重视这项研究中的最后两个插曲。
希帕媞阿（Hypatia）在5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从事教师的职业，她是数学家忒欧恩（Théon，约公元前335—前405年）
的女儿。这是一位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年轻女学者，她遵循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传授柏拉图的学说，同时也教授亚里士多德以及廊下派的理论。她的课堂上挤满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知识分子。昔兰尼的叙内西欧斯就是在她那里接受了哲学教育，成为基督徒后，他始终对她心怀尊重与感激。但是到了415年3月，一对仇家——他们中的一个是行政长官俄瑞斯忒斯，此人是希帕媞阿忠实的门生，另一人是宗主教基里尔（Cyrillus，376—444年）
——的追随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骚乱，就在这之后，一支由僧侣组成的暗杀小队在这位年轻女学者的归程上拦截了她的马车。这些肇事者把女哲学家拖进一处教堂，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用碎石片将她击杀。然后，他们将尸体切成碎块，并在广场上焚烧。（索克剌忒斯，《教会史》7.15）
最后一个插曲：这次我们来到了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尽管帝国已日薄西山，却仍在为收复和统一数个世纪以来四分五裂的领土做最后的努力。这体现在所有方面：军事、治安、法律，当然还有宗教，在罗马的传统中，宗教统一是政治统一的保证。由于担心异教思想的威望带来的巨大危险，查士丁尼于529年下令关闭雅典学园，3年后，又没收了柏拉图学派的财产。查士丁尼的通谕如此写道：“那些害了希腊人的渎神疯病的人不得教授任何课程”
，而这显然是指哲学和法律。达玛斯奇欧斯（Damascios，约462—538年）
及其后的思想家并未皈依基督教，而是选择流亡波斯。
这份名单不可能是详尽的。这类事件的发生，与个体间的纠纷无关，而是如不止一次发生的那样，它是两个整体间的冲突。一方面，政治权力总是力图确保它所选择的价值观念、它的梦想和它的制衡作用在一般人的头脑中占据主导，使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那些分属各种思想流派的知识人证明了另一种世界观是可能的，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态度。哲学家孕育了一种不同的组织世界的方式，在他们看来，一切也都被认为是不言自明且永远如此。共和制的罗马、专制的罗马和东方的基督教帝国，这些如此不同的政权全都了解这一点。所有这些政权都评估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范围和实际后果，每当它们构成威胁之际，便借助于法令来消除隐患。诞生自惊奇的哲学，其智慧能否令统治者感到安心呢？至少，用我在此篇序言中引用的塔西佗的话来说，哲学是不合时宜的。让我们回顾廊下派哲学家穆索尼乌斯（Musonius，约30—101年）
的冒险经历：他在政权的危机时刻混入士兵当中，为的是向士兵们进行道德说教，结果差点没能逃过此劫。由此可见，哲学若出现得不合时宜，那将是致命的。而事实上，哲学的经历难道不是一贯如此吗？对于这一点，苏格拉底比任何人都了解得深刻。
吕西安·热法尼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