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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一次次地造访罗马，以至于他最终留在了罗马。罗马与之缓步前行。罗马？我想说的是公元前1世纪希腊思想的衰落，以及它对基督教现代冒险的开放态度，近20个世纪以来，希腊思想一直欢迎并庇护着基督教。从柏拉图的学园到教宗们的梵蒂冈，罗马将所有时代和西方的所有传统交织在一起，在那里，母狼回应着雄鹰；角斗士与光荣的殉道者共同沐浴鲜血，注定要戴上永恒的冠冕；苏厄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69—122年）
笔下的美斯撒利娜（Valeria Messalina，约17/20—48年）
与米开朗基罗的《圣母怜子》相映成趣。在凶杀与祷告、阴谋与大公会议共同造成的气氛中，罗马长久以来是地中海的——因此也是世界的——首都，它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地承担起了治理寰宇的使命：艺术，法律，军事。尽管一度被野蛮人击败，但是毕竟，罗马先后两次征服了世界——先是由凯撒，然后是耶稣——雅典却未能在古代落下帷幕之后继续存在。此外，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细微差别正是流徙与隐蔽的差别：人们为了逃离或避难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作出选择；其中的一个属于过去；而另一个，却是自我孕育的永恒现在的一部分。在数个世纪间，尽管威尼斯和它的商人曾吸引着中世纪的亚洲，佛罗伦萨和它的银行家们把15世纪的欧洲团结在一起，更不用说18世纪的巴黎、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但罗马始终是天主教的中心。然而，在天主教——其对耶路撒冷遗产的重新发明并不比它对加图和西塞罗的利用少——的背后，总是有另外一段乐章若隐若现，这是一段在数个世纪间反复奏响、由若干段音程构成的乐章。我们确实有必要——哪怕是在想象中——去到环绕着罗马斗兽场的碎石路上行走一次，也确实有必要顺着无法计算年龄的道路漫步，直到恍若仙境的广场，在那里，泉水和大理石雕像交相辉映：让我们瞻仰那些使得这座城市胜过博物馆的事物，欣赏这座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的规模上都最伟大的城市，它是一个需要被跨越的门槛，这扇门的钥匙既不在凯撒们手里，也不在圣彼得手上，而是属于那些尽兴欢愉的人。目光所及，皆是体育场、温泉、别墅，象牙色的教堂，黄色、赭石色或者茶粉色的墙面，一群群椋鸟刺破云层，飞向天际；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者是平等的，奇迹正在于这些与宫殿和住宅相错的废墟让记忆和预言在同一片喧哗之中得以延续。
但是，究竟是何种记忆，又是怎样的预言？在罗马，有皇帝从事哲学：马可·奥勒留和他的《沉思录》；亦有主教俨然皇帝：圣奥古斯丁和他的《上帝之城》。这实在是双重的奇迹。人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中最震撼人心的一座大教堂里发现这些奇迹，其构造在吕西安·热法尼翁的著作与思想中得以反映——你看到耸立着的拉特朗的圣克勒门圣殿了吗？然而，如果不是因为只有在门打开之后才能见到的数层深邃结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栋气势恢宏的建筑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罗马共和国时期一座庙宇平地而起，2世纪时，另一座叠在了它的上面：这座寺庙供奉着密特拉（Mithra）
，关于祂，人们只知道当罗马人祈祷的时候，祂是基督的一个东方对手。一幅壁画描绘了这位年轻的神献祭公牛的场景，这一幕因出现在地下数米处而更显可怖。当你重新回到地面，教堂看起来会很明亮，这是从事壁画创作的马索利诺（Masolino）的功劳——他是马萨乔（Masaccio）的一位朋友，二人同为布兰卡契（Brancacci）小堂壁画的作者。让我们不要那么快就谈论这种诸说混合（Syncrétisme）的现象，也不要急于打乱次序。因为这座大教堂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信仰发生了变化，信仰仍是信仰；至于它选择用另一种它认为更伟大的教义来反对一种教义，这无疑是随着问题自身的展开而发生的一些关乎罗马、关乎未来、关乎永恒的问题。然而，此时首要的是去了解是什么样的不安宁引发了这样的变化，以及，去创造一个空间来汇集那种支配我们的教义。同样，吕西安·热法尼翁也是双重的：他兼涉古今；他遍览百家而不捐弃沉思。无论他写的是什么，他都懂得兼顾讽刺与崇拜
、罗马长袍和主教冠。他是一个本可以生活于2世纪或3世纪之人的绝佳例子，他可以在与哲学家们一起发出惊叹的同时好奇地倾听基督徒的宣言。他并非不希望挑起论战，只是这样一种对话有其代价。如前所述，人们能够想象他本可以是一位关心日常事物的高级教士，或者一位思考事物发展过程、思考其虚妄与许诺的政治家。
这是一位神圣的思想家——我们可以立即肯定他也是一位神圣事物的思想家——同时是一位受过让·奥赫希巴勒（Jean Orcibal）学派训练的历史学家，这位出色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他是哪一派的呢？他是柏格森（Bergson）的直系弟子，因为他是柏格森的弟子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avitch）——后者推崇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以及圣方济各·沙雷氏（Saint François de Sales）——的得意门生。伯格森重于笑，扬科列维奇重于讽刺，这两种方式提防形式的呆板，且能同虚伪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二人都像智慧的诗人那样思考，无论他们本人多么严肃，他们都更喜欢曲线而不是直线。同他们一样，吕西安·热法尼翁的思维以这样一种方式运动：随着对本质之物（l’essentiel）的发现而自我发明。这种思维的运动随着他内心最深处的追求而不断扩大；因而这种自由的音调，其发明是连续的，其线路（ligne）是曲折的，其间的智慧是高傲的。哪怕他经常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突出同一事物，这一事物总会呈现出变了样的、不同的、独特的形象。这一无限的思维运动在承认了某种探寻的正当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其深度，这种探寻如同赫拉克利特的神那样，只在隐藏时出现。这样一种悖论是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吕西安·热法尼翁早期为之投入过大量研究——在神秘主义领域也曾充分使用的。“假如你不曾发见我，就不会去寻找我……”
事实上，吕西安·热法尼翁之所以是一位如此重要的思想家，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某个统一体的核心进行双重思考，正如他所选择的主题——罗马。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表象之下不断发掘。作为现实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他知道如何笑得恰到好处而真正地心醉神迷——只要我们严肃起来，古希腊语学者会在此处认出两个拉丁词“en theos”
——为神所摄、神灵附体。那些令人钦佩的观点标志了一种罕见的思想，表明他是一位难得的朋友，继蒙田和孟德斯鸠之后，吕西安·热法尼翁是第三位来自波尔多、致力于研究罗马的学者；不过，我们须把这些观点与尼采和海德格尔在类似模式下的天才之举联系起来。事实上，尼采之所以在思想领域如此重要，是因为他是第一个押注让前苏格拉底时代彻底回归希腊的人。至于海德格尔，自1927年《存在与时间》开始，他接过尼采、然后是荷尔德林的话头，解释说，本质之物（l’essentiel）并非在于旅程结束时就可以收集到的智慧之光（la lumière），而在于起点：我们必须超越柏拉图主义的传统。真理并不在于传统之中，而在于使传统成为可能的东西——不在光晕（halo），而在光源（foyer）。因此，无休无止而又极具启发性的论战就出现了。
当然，作为一位真正的大师，吕西安·热法尼翁尽力让自己在一切问题上自由无碍，他既非海德格尔的弟子，也非任何学派的门徒，但是，他称得上深谙如何扭转对事物的看法，从而找到必要的方法来讨论以往的难题。阅读吕西安·热法尼翁的研究时，我们能够猜到，引起他兴趣的从来都不是某种思想或者某个历史事实如何流传下来，他的兴趣在于了解它之前的事物如何使它成为可能，或者说，那些不太可能的事物如何促成了意料之外的事物。没有什么比从较轻微者的角度出发更具革命性的了；没有什么比不给人以教条之印象更深刻的了——使用法语写作而引用皮埃尔·达克（Pierre Dac）
将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粗陋。正如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为了理解最早以希腊文写成的福音书，相比阅读托马斯·阿奎那，最好是阅读亚里士多德，吕西安·热法尼翁提醒说，为了深入理解圣奥古斯丁，相比詹森（Cornelius Jansen，1585—1638年）
，西塞罗是更好的选择。没有哪种做法比这更无忌惮、更叛逆了，但这是真理提出的要求；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颠倒顺序；重要的显然是从根源上去把握它们，以便更好地接近它们。
罗马是合二而一（deux en un）的，我们需理解其分裂的对立两面：每一形象只在反照中得到反映，彼此丰富、彼此延伸、彼此纠正。与吕西安·热法尼翁一起踏上旅途，就是否定学术意义上的古代，就是理解下面这件事：研究之下复活的不是学问，而是生活本身，或者如他所言，复活的是“时代精神”（l’air du temps）：有血有肉，有情绪，有冲突，有笑有泪——这样一种不安宁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产生的，然而，它却有着迥异的音调——既不太相似，又没有差得太远，这正是它的魅力：这是一种同我们谈论历史的声音，却仿佛谈论的是现在；是一种同我们谈论思想的声音，就好像没有什么比这更为了然，没有什么比这是更自然、更自发的了。如果这有原因的话，是什么呢？那便是古代从来都不是过去，吕西安·热法尼翁告诉我们：古代同未来一样，是不死的。
在吕西安·热法尼翁研究的那些遥远时代的人物中，有两个人物尤为突出，那就是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他们彼此对立，如同双面神雅努斯。但与其说他们彼此对立，不如说他们相互补充。一方面，普罗提诺是一位老式哲学家，却热衷于神秘主义，他来自狼之城艾斯尤特
，说到这座城市，我们不得不提一句在那里受到尊敬的神乌普奥特（Oupouaoût）
；另一方面，圣奥古斯丁则是一位对哲学和神学满怀热情的基督教修辞学家。普罗提诺来自上埃及，圣奥古斯丁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边界；他们走在了古罗马文明（la romanité）的最前面。他们之间相隔一个世纪，一个不同寻常的世纪！这个世纪目睹了罗马帝国的崩溃。普罗提诺于270年去世，而直到354年，圣奥古斯丁才刚刚出生。410年，罗马被入侵。430年8月28日，当圣奥古斯丁死于被围困的希波时，他深信自己将在汪达尔人之前得到上帝的启示。人们当然可以列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之间的对立。根据波菲利（Porphyre，约234—305年）
的说法，普罗提诺以身体为耻——正如吕西安·热法尼翁所解释的那样，这个说法是为了与耶稣的狂热信徒进行论战，他们是一群敢于宣称耶稣为上帝所造之人的人；至于奥古斯丁，他是这个主题在西方的发明者，他在《忏悔录》中使用了第一人称“我”，作为一种创举，将罪过与赞颂（louange）公之于众。对于普罗提诺来说，“太一”（l’Un）超越了“存在”（l’Ètre）及其现象，更不用说——如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年）
说的那样——它们的“一点儿沙子就能抹去的兴衰变迁”了。然而，在圣奥古斯丁看来，太一与存在合为一体，由cor inquietum，即“被剥夺了安宁的心”——亦即灵魂寻求救赎的燥热不安——所揭示。普罗提诺一直都希望“孤身遁向那独一者”
，正如他在《九章集》结尾所写的那样；而圣奥古斯丁则凭借理性（raison），即“信仰的智慧（intelligence）”，来战斗、书写、布道。如果说普罗提诺是神秘主义的一座高峰，那么，圣奥古斯丁就是另一座，但我们这样说的依据是一组相反的字母组合，这一对组合的功绩在于提出了“神—人”的问题。这两个人受到了同一种文化的滋养，他们一前一后都生活在古代晚期，这一历史时期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因奥古斯丁的援引而得以留存。假使可以说，普罗提诺从伟大的希腊人那里汲取力量，那么，奥古斯丁则从未来的见证人——诺拉的泡利努斯（Paulinus Nolanus，约354—431年）
、阿维拉的德肋撒（Teresia Abulensis，1515—1582年）
、卢梭、夏多布里昂或者普鲁斯特——那里汲取他的，既然他是整个西方的“恩典圣师”（docteur de la grâce）。普罗提诺宣告了一个世界的结束，而圣奥古斯丁则拉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序幕。
尽管如此，吕西安·热法尼翁在两者身上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也许是他“神秘的不可知论”的双重性质的影响。但是，为什么选择普罗提诺？波菲利在谈到自己的导师时说，普罗提诺对一个“超越于智慧（l’intelligence）及可理知者（l’intelligible）之上”的绝对存在者有一种憧憬，这就是后来扬科列维奇所谓的“全然的他者”（le tout-autre）或“绝对
绝对的绝对存在者”（l’absolu absolument absolu）。普罗提诺的世界就像两极之间绷着一条圆弧，用以象征存在。一端是光明，普罗提诺称之为“太一”；另一端是黑暗，连接着虚无。普罗提诺的全部目标，他的整个的哲学——与其说它是一种意志（volonté），不如说是一种关切——在于向人们揭示，那种黑暗其实并非如此，并且，如果我们懂得如何识破它的缺乏（absence），这一本质上深不见底的黑暗就会变得清晰起来。黑暗是对光明的剥夺，然而，它没有任何价值
，甚至不能称之为是任何一种真实（réalité）。普罗提诺的禁欲主义是一种超越于所有思想之上的理论——用希腊语来说，这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同它所观察的事物一起，齐心谋求它们的存在之源。因此，普罗提诺将超越与反思这两种做法进行了对比，前者是所有现代事业的特点，而后者可被认作一种皈依。通过这种由己向己的回转运动，存在得以回归自身，这回转是一种重置思维（les lignes）的冲动，揭示它们并使它们面对理念，乃至超越理念。吕西安·热法尼翁认可这种直观（intuition），认可这样一种眼光与世界的统一、世界与自己的统一，认可万物各居其位；这样一种在普罗提诺以其禁欲主义牵制着的感情之流——这意味着一种超乎感官之上且把持得住其心醉神迷的绝对存在——中的对太一的双重揭示和本质（essences）间的相互移转，也正是本书作者吕西安·热法尼翁看待事物的方式。
尽管如此，如果说吕西安·热法尼翁欲使某个思想家复活，那会是圣奥古斯丁，他们有着如此多的共同之处：通过信仰寻求理性，通过理性寻求信仰。圣奥古斯丁是一位主教和哲学家；而吕西安·热法尼翁则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两人都以他们未曾料想的方式寻找和发现了对方，并成为了一个有着诸多可能性的问题。圣奥古斯丁从古代保留了他所能保留的东西，就像吕西安·热法尼翁所致力的那样，而他把圣奥古斯丁也纳入了自己的选择。这出于两个原因：毫无疑问，首先是工作的乐趣使然，但也是由于某一终结（fin）的确定性——一个被祝福的时代和一个或多或少宽仁的时代的终结。当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宣告上帝的威严（grandeur）是需要勇气的，而在今天，抵御这样一种帝国的终结之感也是需要勇气的，这一帝国的终结——如果不是以引经据典的结束为标志的话——是以古典研究（les études classiques）的结束为标志的。圣奥古斯丁和吕西安·热法尼翁相会在卡瓦菲斯（Constantin Cavafy，1863—1933年）
的诗歌《等待野蛮人》的焦虑不安中：
——我们在这广场上等待着什么呢？
——野蛮人，就在今天，他们马上会到来。
今天同以往一样，野蛮人在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思及，就内心而言，我们自己就是野蛮人。然而，倘若我们身在夜晚，吕西安·热法尼翁会邀请我们向后看，把目光投向一个受教于三千年思想之美的人。也许是在罗马的一处露台上，欣赏尤利乌斯·凯撒、维吉尔、普罗提诺和圣奥古斯丁在他们的时代凝视过的同一片天空，我们知道任何夕阳都无法与这一片天空媲美，惟其炽烈，在其渐次衰退的光芒中，希望展开了。
斯特凡·巴赫萨克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