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两节课的课间,我不再急匆匆奔往教师办公室,加入喝茶闲聊的队伍,而是搬出教室里的椅子,抱个开水壶,坐到宽敞的走廊边,静静地阅读近旁的树——樟树、棕榈、合欢,以及四五十米之外的两棵木棉。
这些树,20年前我来学校时就在了。樟树,是众树中最年轻的。大概我毕业前几年刚种植的。合欢树,则从来一副老态龙钟相。好几次,见它干巴巴、光秃秃的模样,我断定它气数已尽。孰料,每年春天,它从最高的树梢开始,一笔一画地描上绿意,最终把整棵树包裹在巨大的绿蘑菇里。资格最老者,当数木棉树。至今无人说出它们的年龄。而手栽它们的人是谁,更无从知晓了。反正,独坐走廊,眼前被一团一团的绿色烘托着,心头飞扬再多的尘埃也转眼被吸附得一尘不染。每棵树浑圆的心脏里,似乎蕴藏着无数的奥秘,我与之对视越久,越对其一无所知。
课间来问问题的学生不多,我因此常获得独处的宁静,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我在两个班级任教,其中一个,学生和我熟悉些;另一个班级,却还陌生得很。也许我神情严肃,不苟言笑,教过的每届学生,刚开始都如此,再相处一年半载,便好了。
就这样,我一动不动地盯着树,若有所思又无所思。树,也一样,静穆而立。在世间几乎所有的树上,我都能汲取某种力量。每棵树,都能使我对它乃至对万物肃然起敬。泰戈尔说:安静些吧,我的心,这些大树都是祈祷者呀。而赫尔曼·黑塞说:树木是“具有说服力的传道者”“所有的树木都是神灵”。是的,我相信每棵树都具有人类无法察觉的灵魂,正直、优美而高贵的灵魂,即便最丑陋的树。
树如此,微小的一花一草亦然。据说,有人做过实验,让花儿欣赏音乐,花儿会开放得更早。《水知道答案》一书里,日本科学家通过高速摄影的方式拍摄和观察水结晶,发现听到“爱”与“感谢”,水结晶则呈现完整、美丽的六角形;被骂为“混蛋”,水几乎不能形成结晶;听过古典音乐,水结晶风姿各异;听过重金属音乐,水结晶则歪曲、散乱。
这些我坚信不疑。我家最爱养吊兰。院子、客厅、卧室、书房,随处可见,一盆盆长得丰美。吊兰,仿佛成了我家的第四个成员。但长得最有气质的,却是我书房里的那两盆。老婆颇不服气,认为这是我常浇灌茶水的缘故,便如法炮制,结果依然如故。我建议把其他吊兰分批搬进书房寄养,保证两月内让其脱胎换骨。老婆将信将疑地照做了。奇迹一次次出现。从此,书房成了吊兰的寄养基地。我告诉老婆养吊兰的秘密:“我常在书房里陪它们,每天至少朗读诗文一小时,吊兰能不喜欢吗?熏陶日久,气质自然与众不同。”
我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的树,生长在校园的不同位置,长势和面貌也有差异。教学楼前后左右的树,特别茂盛、活泼,有精神。而食堂旁、行政楼旁的树,则颜色发暗,即使在春天里也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大约教学楼旁的树,常得学子们天真笑声的点染。
上语文课时,我爱与学生聊聊天,说点儿心事,或者读读文章。诚然,并非所有的学生都爱听——毕竟这些与考试不是直接相关。但我始终坚持着,有时近乎偏执。我守着一个信念:总有喜欢听的学生,而且还会越来越多。况且,我至少还可以“说”和“读给”另外的“学生”听,他们不坐在教室里,他们是窗外的树——樟树、棕榈、合欢,以及远远的木棉。只要我说心里话,只要我朗读文字,他们就一定听得到。他们是我最忠实的倾听者。于是,在课堂里,每当我偶然想及这一层,心里总摇荡起自信与欢喜,不知不觉将眼睛投向窗外……
昨晚,在床边翻看董桥的《青玉案》,一段文字让我如遇知音。
我还记得爱德华讲他老师的书房。他很会讲故事,老师的口音也学得滑稽,他说秋天窗外梨树长出几枚青梨的时候,老师总是枯坐窗前不说话,谁都不敢惊动他。“老师在给青梨上课!”村子里的人说。我小时候的英文家教老师也喜欢跟树上的果子说话,说是树木有情,跟树木说话果实会甜些,说完闭目喃喃背诵几句济慈的《夜莺颂》。有一回,这位英国老先生带我到他家观赏他的小花园,一株苍老的菠萝蜜不算,满园是又矮又茂密的花树,艳阳下一派高更彩笔的胆识。“你试试。”老先生摘了一枚小橘子给我,入口润得要命也甜得要命,到老我再也没吃过这样奇怪的橘子。
我抛下书,久久沉浸在遐想中:枯坐窗前给青梨树上课的英国教师,喜欢跟树木说话的英国老先生,该怎样的自在、萧疏呢?还有那些英国村子里的人,竟容忍一位老师无端地给青梨上课。而酿入了济慈的《夜莺颂》,甜得要命、甜得让作者永志不忘的小橘子,味道又当如何呢?
终于,我忍不住坐起,摸出纸笔,写下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并做梦般地想:明天,我也将给我的树们上课……
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