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育人”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新时代“协同育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做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三个注重”）建设的重要讲话，唤起全社会对家庭教育的全新认识和关注。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三个注重”“四个第一”等重要论述，凸显了新时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地位。同时，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这一重要论述将家校社协同育人定格为全党、全国重要新工程，全面开启了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系统性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的新征程。

回望近现代中国发展史，无论是抗战时期“统一战线”，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多民族大家庭”，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一体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大协作理念建设“协同共同体”是国家振兴与发展的“密钥”，而这在教育领域尤为显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教育计划、纲领、条例和政策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不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连接不同省份、区域、民族及其内部关联的教育主体进行跨区域融通，以大协作理念为指引构筑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群策群力、精准施策的教育共同体推动教育振兴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显著体现，是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的典型表征。“协同育人”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教育发展战略，是中国教育的一种“创举”。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教育举措，但是，只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通过制度建构，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真正让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不同主体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与专长，群策群力、凝聚共识，推动育人事业转型升级、内涵发展。

“协同育人”话题十分丰富，从学理的角度上讲，主要涉及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相关理论和综合知识。同时，“协同育人”更是创新社会治理与教育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是贴近实践场域的一种重要范畴。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2014年1月，教育部强调“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式揭开我国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的序幕。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再次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社会治理全局考虑强调教育治理的时代意义与行动方案，即探索治理能力与体系建设。其中，“协同”是“十四五”规划的高频主题词，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提出，让“协同育人”成为推进优化教育变革实践，提升教育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选项。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石，而扎实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2021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而“职责”与“协同”是其显性亮点。其中，教育现场学校教育功能增长与快速提高的多元化教育需求错位，需要发挥不同教育主体的优势，开掘家庭、学校、社会等相关教育主体的教育资源潜力，建构一种与时代教育需求匹配的协同育人新生态。

2023年1月发布的《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事关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 这一政策文本，全面布局了迈向新征程的中国教育综合改革扎实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方向和新路径。宏观的政策布局和战略部署需要微观的区域实践予以落实和转化。其中，基于“社会治理”和“教育治理”两个视角，立足区域样本来探讨“协同育人”这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把它置身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中去研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选择，既要传承已有的教育经验、教育基础，又要按照新时期新时代的新任务要求去回应，可谓是价值与挑战并存。探讨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上是要站在“两个一百年”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围绕目标的实现这样一个高度上去思考。将一个大命题聚焦到一个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点”上去实践和研究，从而体现教育研究的实践性、理论性和创新性。那么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就要“落地”，落地到具体的“点”，广度、深度和精度都要体现。

鉴于此，本研究在整体结构布局层面共分为“三篇”，分别是“协同育人理论篇”“协同育人能力篇”“协同育人实践篇”，从理论到实践，主要回应的核心问题是：新时代的协同育人应该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开展？具体讲，本书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最后服务实践的论证思路，按照理论篇、能力篇和实践篇进行架构，系统深入地对协同育人理论和协同育人“三大核心能力”进行了阐述，并且以作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的上海市奉贤区十年的丰富实践为例，精练地对区域整体、学校群体和教师家长个体提高协同育人能力进行了论述。本研究既有完整的理论架构，又有丰富的案例，还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初步构建了一幅新时代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全域式教育景观。

协同育人成为教育的时代主题，学界当仁不让地作出了贡献。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协同育人”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多聚焦“理论思辨”，较少对“实践现实”的近距离、贴地式分析与呈现。本书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协同育人”的重要论述出发，既梳理、回应和补充国内对于协同育人的理论研究，又扎根全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验区——上海市奉贤区，对奉贤十余年的实践探索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提出协同育人原创性实践与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同时对苏州、南京、潍坊、成都、保定、弋阳等地的实践探索进行分析，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思路，提出新时代推进协同育人的“能力建设方案”和“区域推进方案”。因此，本书带有一定的“首创性”。它既可以为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协同育人知识生产提供补益，又可以为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环境改善提供决策支撑，还可以为家长、校长、教师及行政管理者改进协同育人提供实践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创造性论断，为未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路向，而“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支持，协同育人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方法之一。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推进协同育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将会为协同育人的“中国实践”奠定一定的基础，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