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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虽然还没有出现定型的白话文写作课程，可是白话文写作已经开始渗透到教育系统当中。晚清白话文写作教育的起点何在？根据笔者已经读到的文献资料，可以推断晚清白话文写作教育的起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杂字书的流通使用与应付日常应用的古白话社会性写作实践。
杂字书的流通使用，预示老百姓在谋生应世的社会活动过程中对文字的需求不断加强。这既包括阅读需要，也包括简易的书写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杂字书越来越多，间接体现出社会对文字的需求日渐增长。当然这是比较隐蔽的宏观现象，不容易为人所察知，但我们从字典收录汉字的数量递变，可以感知到这个特定趋势。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整个社会对文字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字书中汉字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可以佐证上述判断。例如，中国古代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许慎，100年）收录9353字，《声类》（李登，230年）收11520字，《字林》（吕忱，400年）收12824字，《字统》（杨承庆，500年）收13734字，《玉篇》（顾野王，534年）收22726字，《切韵》（陆法言，601年）收12150字，《唐韵》（孙愐，751年）收15000字，《韵海镜源》（颜真卿，753年）收26911字，《龙龛手鉴》（释行均，997年）收26430字，《广韵》（陈彭年等，1008年）收26194字，《集韵》（丁度等，1039年）收53525字，《类篇》（王洙等，1066年）收31319字，《字汇》（梅膺祚等，1615年）收33179字，《正字通》（张自烈，1675年）收33440字，《康熙字典》（张玉书等，1716年）收47043字。还有很多“碑帖字”“手头字”等没有被收入字书，粗略计算，汉字总数超过6万。从东汉最初的9353个汉字，发展到晚清的47043个，这就是社会对汉字的需求不断增长的宏观态势。
除字种悄然增长之外，汉字使用频率也在发生变化，一些日常用字的使用频次越来越高，其中就包括许多杂字。根据周有光的研究，因汉字使用频度不平衡，少数字常用，多数字罕用，其中最高频度1000字的覆盖率大约是90%，以后每增加1400字大约提供覆盖率10%，这就是“汉字效用递减率”。南朝起形成“千字文”传统、“初学汉字”1000字，正是暗合汉字使用的客观规律。
这1000多个汉字正是杂字书的主要部分，同时汉字的简便化、规范化、有序化也是适应杂字频繁应用的必然要求。“杂字”又称为民间的识字教材，多用来记录俗语俗话，供日常书写之用。“多为日常生活所见事物名称或经验的汇集……它兼有混合、掺杂和聚集的意思。”
可见熟习杂字，有助于习得简单的日常记录、书写，可以归属于广义的白话写作范畴。
杂字书的起源很早，“‘杂字’作为书名，早在汉魏时代已有所见，《隋书·经籍志》就著录有多种杂字，如后汉太子中庶子郭显卿的《杂字指》、魏掖庭右丞周氏的《杂字解诂》、邹里的《要用杂字》、密州行参军李少通的《杂字要》之类，这表明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杂字”
。之后杂字书继续发展，“根据现有的记载推断，杂字书在宋代已广泛流行，在社会上是有很大影响的”，“明、清流传的杂字书种类非常多。但是这种书由于特别通俗，一般只流行在当时的中下层社会，仿佛是‘正式的’启蒙课本‘三，百，千’以外的‘非正式’读物”
，仅供满足谋生应世之要需，与科举功名并无瓜葛，故使用杂字的书写与文言文作文法也互不关联。
张志公对“杂字”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跟‘三，百，千’并行的还有另一路识字课本”
，即杂字书。根据他所收集到的十几种“杂字”，他认为杂字书的编法大致有四种。（1）分类词汇。“如《益幼杂字》，分五谷、蔬菜、杂货、身体、人物等六十类，共五千多词”
，还有清康熙年间王相编的《世事通考杂字》。（2）分类韵语，如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本《鳌头备用杂字元龟》。（3）分类杂言。每一类杂字尽可能连属成文，二言、三言、四言、六言交错运用，如《群珠杂字》《人事类》。（4）杂字韵文。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对象来编写，“全书一贯，连属成文，收字不多，不分类，都用四言、五言或六言的韵语”
，如《山西杂字必读》《山东庄农日用杂字》《六言杂字》。这类杂字书通俗易懂，简单实用，带有显著的地域色彩，“实际上，也确是靠了这一路土教材，才真正解决了中下层社会人家（也包括只想作土财主不怎么巴结功名的上层人家）的子弟只用短时间学会识字，以应付日用需要的问题。任何一种编得好些的杂字书，大致都能用一次（顶多两次）冬学的时间学完；学会那些字，记记账，写写信，看看通俗小说和唱本的确可以对付对付了”
。可见，杂字书产生于特定区域，针对当地人群，以解决当地日常情境下读写使用的实际需要为目的，体现“言文一致”的要求，讲究“工具性”“语用功能”，并不追求儒家的微言大义、人伦教化。学习杂字书，“记记账，写写信”，如此罢了。这与最初白话文写作的要求正好一致。
杂字书的流行与世俗生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主要原因如下：
1.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拉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在乡村和城镇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租地、雇工、借贷等活动，这就对民众读写能力的需求日益增长，杂字流行正好顺应了这种经济发展的趋势。”
2.科技进步带来闲暇时间的增多。科技发展带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民众的闲暇时间普遍越来越多，这在推动俗文学的发展的同时，间接带动了杂字书的流行。“清代除翻刻古书和清人诗文集外，还出版了俗文学、弹词、宝卷、鼓词、子弟书、民歌等小册子，多至数万种，包括在民间流传的各类杂字课本。例如墨海堂于清同治五年（1866）印行《增订日用便览杂字》，南京李光明庄印行《增订释义经书便用通考杂字》等。”
3.印刷技术的发展为杂字书的流通提供了可靠保障。印刷技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社会文明传播都起到关键性作用。杂字书的流行，推动了社会文化下移。
4.简体字的广泛使用。“这种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上面，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我们现在应该将它竭力推行，正式应用于教育上、文艺上，以及一切学术上、政治上。”
可见简体字是杂字书的重要品种，简体字的使用促进了杂字书的流通。
总之，“杂字书……在不被‘官府’认可的情况之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大大扩展了普及识字的对象，使识字教育得以深入城乡中下层百姓之中”
，这为晚清民国推广普及初等教育创造了积极条件。
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陆续建成，杂字书逐渐被学堂所采用，这为清末白话文写作萌芽创造了条件。
杂字书与清末学堂章程的旨趣要求相一致。《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国文字”科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
在会写“日用常见之字”的基础之上，正式提出“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这就从生活语用与社会交往的角度提出运用“杂字”，学习白话写作的目标，作为文言写作教学的补充。
杂字书与简易识字课本相一致。清末简易识字学塾及新式学堂所使用的简易识字课本与过去的杂字书有诸多相通相融的地方，这类识字教材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至今收藏着一些清末民国时期的杂字教材（如表1-1所示）。
总之，从汉魏到晚清，杂字书从民间传播到学堂使用，这反映出广大下层民众对文字使用的需求不断上升，这也是初等教育普及的社会动力之一。可见，晚清用俗语叙事，写作白话文，其功劳不能简单归因于少数开明绅士宣传、推广，它有内在的社会动力机制与广泛的群众基础。
与杂字书及简易实用写作相呼应，社会语境下的通俗文、白话文写作不断发展。宋朝平话
就是口语的记录；程颐、程颢、朱熹的讲学记录也属于“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元朝可说是白话最盛行的朝代，关汉卿、马致远、贯云石等，开始用漂亮朴素的白话文，来编杂剧，写小曲，几乎压倒了历来公认为正统的文言文。但最有趣的是，连那时候的皇帝的诏令，也都满纸土话”
。元末明朝白话小说也开始发达起来，“从元末明初以来，有意用白话来写的小说，也正在开展。《水浒传》就是这时候的作品，胡适称之为标准白话文，要大家采取这里面的白话来应用了”
，《水浒传》出世以后，白话小说在民间广泛流行，历明清而不衰，如《西游记》《金瓶梅》《醒世姻缘》《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这些书里不但有漂亮的北京话，有些还间杂苏白，对于语文虽然算不得积极的贡献……却又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尝试，因为它的确捣乱了文言的天下。”
明清时期使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也越来越多，金圣叹
是明末秀才，他“极力推崇通俗文学，曾批点《水浒传》、《西厢记》，并编选历代散文为《天下才子必读书》。他的评点文字，皆通俗浅易，夹杂大量口语词汇”
，他的其他文章也很通俗。清代思想家颜元（1635—1704）曾用白话作论说文，他的哲学著作《四存编》有一组文章《唤迷途》，就是用纯白话写的破除佛教迷信的讲稿。郑燮（1693—1765）所作的通俗唱词《道情》，开场白也是纯白话。
这为晚清以来的白话文写作提供了宝贵的优质社会资源，也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太平天国运动推动了白话写作发展。他们“对文言型书面语言进行了从繁到简、从难到易、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的改造，使之容易学习，能为劳苦大众所理解和接受，使之成为工农革命的工具”
。具体措施包括推行白话文，太平天国的公文、谕告等都用白话文书写；使用标点符号和简化汉字；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反对“浮文巧言”。
在内忧外患、危机频发的时代，士人乡绅、开明地主放弃空谈心性，强调经世致用。曾国藩改造姚鼐“义理、辞章、考据”三端的提法，特意提出“经济”一项，并将“经济”置于治学根本，付诸文字实践，“他的杂著，其内容多为实务应用之属，从淮盐运行章程、房产告示，到军制、营规，包括用方言白话撰写的《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等，无不亲自创制，刻意求俗”
。“刻意求俗”反映出这时期士人心态的变化，社会书面交往从文言书写，开始转为文言与白话书写兼顾的局面，书写所欲传达的内容也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为后来的文章变革埋下伏笔。
务实、求俗的近代白话写作经验开始向新式学堂延伸。1811年以来，第一本中文西书（马礼逊著），第一个中文印刷所，第一家中文杂志社，第一部英汉字典，第一所新式学校的创办，预示着新型写作时代即将来临。
新式学堂的创建为近代白话写作经验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制度传播空间。19世纪仍是官学、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传统学校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随着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教会学校的陆续建立，以及后来洋务学堂、新式学堂的逐渐发展，新型学校与传统学校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竞争关系，可是在强大体制束缚之下难以获得发展。19世纪晚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张之洞、袁世凯等开明地主派，还有傅兰雅等传教士都以各自的方式积极呼吁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科举制度被紧急废除，新式学校才在全国迅速铺开，原有书院、私塾纷纷改造为新式学堂，传播白话写作经验的全国性制度空间逐渐建构、成形。
科举制的废除为近代白话写作经验的传播扫除了最大障碍。随着新式学堂、教会学校的发展，读经讲经地位下降，“为文”与“道统”开始剥离，这为探索新的写作教育提供了机遇与可能。可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士子儒生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取功名，传统文言写作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科举制废除之后，写作教育不再是“唯庙堂之高”，而是转向世俗生活，为社会书面交往服务。写作的主导动机开始从“科举”转向“语用”，这也就增强了写作教学的技艺属性。故新式学堂写作教育呈现出新的精神面貌，散发出现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