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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推行分科教育，设置字课、习字、读经、读古文词、作文、词章等课程，标志着现代语文课程的开端。据此，现代语文课程至今已发展了120年。整体而言，我国现代语文课程在实施识字教学、阅读教学，推广普通话，形成统一、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方面均已取得历史性的进步，为提高国家人民的通用语言能力搭建了坚实基础，也为提升国民素质打底奠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及认同感做出突出贡献。但是就语文课程的内部架构来说，其发展非常不平衡，呈现出狠抓识字与阅读，弱化口语及写作，一手硬、一手软，跛足前行的发展倾向。百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小学写作教育的“真经”，可是付出很多，成效不佳，一个能得到行内认可且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写作课程框架至今没有建构起来，总体上写作课堂“广种薄收”的局面依旧，问题严峻，合理高效的全国写作教学体系亟待建构。正如王荣生先生所言：“这早就不是秘密：在我国中小学的语文课里，几乎没有写作教学”
；潘新和先生也认为：“‘应试’教育仍为写作教育的主流”
。这种情形与家长的殷殷期待、学生成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究其根源，还是我们写作课程与教学的理论研究不够，关于儿童写作奥秘的认知尚为肤浅，关于儿童写作课程的一系列问题还亟待研究解决。譬如各学段写作课程及教学的具体目标定位如何？写作课程及教学的内容体系如何选择、组织？与目标、内容相匹配且儿童喜欢的方式方法有哪些？基于儿童发展的写作课程评价系列如何操作？如果对这些基本问题缺乏深刻认知，单凭一线教师的激情探索及想象建构，我们的写作课堂终究难以走出泥淖，难以行稳致远。要解决上述写作课程及教学建设的难题，有多条研究路径：（1）原理研究，致力于研究写作课程及教学的内在机理，系统架构；（2）比较研究，致力于借鉴国外先进的写作课程观点、方法以及成功经验；（3）历史研究，主要是摸清写作课程及教学的来龙去脉，把握现代写作课程及教学经历过的基本史实，以史鉴今，昭示未来。本研究主要是借鉴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试图从写作课程史的角度来研究我国中小学写作课程的基本史实，重点从文言文写作转化为白话文写作的转变视角切入来探索现代写作课程及教学的演变规律，期待为改变现代写作课程长期滞后的状况、实现理性突围提供历史参照。
“会写，这是作为文明社会一员的最本质的成分。在每人都会写的文明社会中，是把不能写出自己感觉的儿童排除在外的。”
英国语言学家皮特·科德说过：“一个人的社会行为的自由程度取决于他的常用语言手段的幅度大小。如果不掌握某种代码或某种语体，就会严重限制他在某些方面的行为的自由程度。……我们常用语言手段的不足，可能造成社会生活缺乏保障，就象我们在社会生活技能方面的其他缺陷，可能造成相同的后果一样。”
可见，合格的写作能力是现代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公民素质的关键指标。只有学会写作，自由表达，公民才能够较好地适应现代生活，谋求更好发展。缺乏基本写作能力必将长久限制儿童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从民主社会建设来说，实现有效沟通的写作能力是现代公民主体素质的必然要求。我国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型的根本动力就是为全体国民熟练使用民族共同语、实现有效沟通创造便利条件。通过掌握民族共同语，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感、参与感，从而建构国家公民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借助书面表达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交往，显得越来越重要。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公民，必然需要注重培养儿童的基本写作能力。试想如果自己的意愿无法通过书写方式，正式向社会公众传达，他怎么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呢？实现自由地表情达意、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既是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基本要求。由此可知，如果中小学写作课程长期滞后，人们普遍缺乏有效的写作能力，也必将在深层次上制约我国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
综上所述，培养儿童的写作能力不仅仅是语文科的问题，也是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基本责任。要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我们需要强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支撑。加强写作能力建设，造就亿万合格公民，这是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必然选择。
远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出中国人的写作能力培养问题，他说：“我们主张文学革新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中国有一种国语的文学；是要使中国人都能用白话做诗，作文，著书，演说。因为如此，所以要纯用白话。”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五四”运动之后，现代意义的白话文开始大量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从此社会生活实践客观上要求培养儿童的写作能力，“纯用白话”来作文、演说，改变社会上流以文言文垄断写作的局面。1920年1月，民国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这样社会白话文写作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基础教育写作课程的自觉要求及长久实践，如何培养儿童的语体文写作能力也就逐渐化为基础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当代基础教育改革承续历史传统，需要将儿童写作能力培养列为育人的战略目标，这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现代公民素质的奠基工程。尤其要抓好基础教育阶段1—9年级学生的写作能力培养，因为这是人一生写作能力发展的根脉。如果这期间写作教学得法，把语体文写作障碍消除，将有助于实现学生写作能力不断提高。
从西方教育历史来看，西欧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以本族语为教学内容和教学语言的初等学校。这类学校最初被称为“书写学校”（Writing School）、“歌咏学校”（Song School）、“德语学校”（German School, Deutsche School）、“拉丁语学校”（Latin School）、“本族语学校”（Vernacular School）等。最初本族语学校“仅仅是教授本族语的阅读与书写，目的在于记录一些商业往来上的文书和账目”，随着宗教改革的推进，宗教教义逐渐成为这些本族语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本族语学校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初等教育机构的产生，也标志着西方近代初等教育的出现”。德国不仅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而且其初等教育发展也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最早在初等教育领域提出和实践了义务教育、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
。“当时出现的男女生兼收，而不用拉丁语授课的‘德语读写学校’，完全是私人设立的；这种学校到中世纪末已普通存在于各大市镇，有时数量还是相当多的。有些地方当局对它们也很关心，并曾制定了管理规章。这些学校乃是现代初等学校的先导。从上所述，似乎可以断定，到了中世纪末期，都市的广大群众，除最下阶层的以外，都有了读书和写字的能力。”
西方工业革命以来，“3R”（读、写、算）学校逐渐兴起，这与西欧及美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将儿童写作能力培养化为基础教育的光荣传统。
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超过85%……全国青壮年文盲由1990年的6171万下降到3000万以下，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成人识字率由77.7%上升到85.5%，如期实现了‘两基’奋斗目标”。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我们需要乘势而进，加强书香社会建设与儿童写作能力的培养。当今融媒体时代，人们借助多样化的信息媒介进行跨时空的书面交往需求越来越旺盛，这类社会交往需求为我国儿童的写作能力培养提供强大动力，同时也提出更高要求。培养儿童写作创造力、想象力已经纳入写作学研究的视野。董小玉认为，现代写作的第一特征就是个体创造性，“个体创造性，是由写作这种特殊劳动的个体化和主观性决定的……写作的目的就是产生创造性的精神‘成品’，这一‘成品’只有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才是成功的写作……个体创造性是一个贯穿写作始终的特性”
。建设创新型国家，就需要大力培育创新精神、孕育创新能力的肥沃土壤。全面加强儿童写作能力培养，促进个体言语创造力的发展，这是当代中国提升民族创新素质的关键着力点。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扭转过于重视阅读本位的思想，坚决改变忽视儿童写作教育的状况，切实将儿童写作能力培养列为当代基础教育改革的战略目标。我们迫切需要跳出语文科的局限，在更高的历史站位，从整个基础教育的宏观视野来看待儿童写作能力培养的战略价值。
我国当代写作课程建设要想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就要不断回望过去，借鉴历史智慧。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当代写作课程改革固然需要整体创新，但更需要延续过去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扎根本土创造性的写作教学经验，以中化西，融通西方写作理论，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超越。回首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写作课程改革没能取得重大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过于强调改革创新，过于注重引进西方写作方法，但是却没有很好地梳理、总结自家百年来的本土写作教学经验，没有重视汲取前辈们的写作教育智慧。任何课程教学改革创新，如果忽视积淀、传承，终将无法达成创新目标。“当今的考试制度迫使语文教师不得不围绕应试殚精竭虑，所谓的写作教改，基本上是在对前人的写作教育实践及其成败得失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作的往往是重复性的低效劳动，甚至重蹈覆辙。——对自身历史的忽视和无知，已成为写作学科发展的一大障碍。”
回望历史，我研究百年来我国写作课程的系统演变，就是希望弥补这个缺憾，也借此机会向百年来写作教改的先驱、前辈致敬。
分析清末民初以来我国写作课程的大转型，是破解我国当代语体文写作教育瓶颈的钥匙。百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写作课程教学的本土经验，是当代写作课程改革的宝贵资源，也是理性改革实践的有力支撑。
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置“作文”课以来，我国中小学写作课程可谓变化巨大，比较直观的表现如：从竖排书写、不加标点符号，发展到横行书写、文必加点；从使用毛笔、石笔书写，发展到使用铅笔、钢笔、圆珠笔，现在更是普遍使用电脑写作、网络写作；从采用文言文写作，发展到采用半文半白的汉语文写作，再到采用标准语体文及普通话来写作。更为关键的是，写作教育的根本理念、目标追求都经历了重大转型。研究我国写作课程的演变历程，有助于为当代语体文写作课程改革提供新的育人价值参照系，这可谓关乎写作课程改革的“灵魂”。
清末民初以来，中小学写作课程逐步改变过去的私塾、书院模式，从“师傅带徒弟”的个别教学制，发展为班集体授课制；思想上开始摆脱“代圣人立言”的古老束缚，逐渐被纳入现代公共事业体系。这期间受现代启蒙思潮影响，先后制定或修订10余部语文课程纲要（标准），提出新的写作课程目标、课程理念，体现全新的价值追求。这是理解我国20世纪整个现代写作课程变革的关键。研究百年来我国写作课程的演变，有助于从育人价值层面把握现代写作课程的实质，从而为当代写作课程的目标定位、方向选择提供参照系统。
百年来先辈们在引进西方写作教育理论，探索新的写作课程方面做出了艰辛努力与可贵探索。据不完全统计，仅清末民国时期参与小学写作教材编写的研究者便达330多人次，涉及的出版机构有90多家；参与中学写作教材编写的研究者达240多人次，涉及的出版机构达90多家。其间合计编写的中小学写作教材达253册以上。
可以说，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写作课程资源，为当代写作课程内容研制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研究这些写作教材，合理开发、综合利用这笔独特的写作课程资源，可以为当代写作教材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为研制新的写作课程内容体系、编写新的写作教科书，为写作课程规划等工作提供直接帮助。
百年来先辈们在引进西方写作教育理论，改造文言文写作教学，建构语体文写作教学体系方面不仅显示出深刻体验、独到思考，还做了很多新式写作教学实验，积累了大量的写作教学经验。他们是探索现代语体文写作教学的先驱，是建构基于现代汉语特性的写作教学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在写作教学方面的艰辛探索，已经构成我国写作教学的本土经验。在课程的视野下来系统梳理、研究百年来写作教学经验，可为当代写作课堂改进提供重要借鉴。
通过调查我国主要的语文教育史专著不难发现，我们在语文教育史领域对现代写作课程史的研究还非常薄弱。除徐林祥、武玉鹏的《语文教育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在下编“中国现代语文教学”设有专门章节介绍“现代写作教学的历程”之外，其他著作都没有集中介绍过写作课程方面的内容，仅涉及一些写作教材、人物的写作教学思想及实践，往往还不够深入。这些语文教育史著作对于写作课程如何从文言文写作教学转化为白话文写作教学集体忽视。
所调查的语文教育史著作信息如下：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陈必祥《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王松泉、王柏勋、王静义《中国语文教育简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陈黎明、林化君《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学》（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林治金《中国小学语文教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李伯棠《小学语文教材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饶杰腾《近现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等。
近30年来，我国从事中小学写作课程教学研究的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高校文学院的写作教师群体、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及研究生群体，中小学一线优秀语文教师及各级语文教研员群体。高等院校研究者主要围绕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在写作学理论、写作教学体系、写作测量与评价、写作发展历史、实用写作技法、写作语言、写作心理、写作文化，古代写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西方写作理论以及中小学写作课程与教学改革等诸多方面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小学写作课程改革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背景。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及教研员也进行了不少关于写作课程改革的实验，围绕写作课堂教学做了广泛的探索，这方面的探索基于经验总结式的研究偏多，揭示写作教育本质规律的学理研究很少，总体而论研究的科学性还有待加强。无论是高校从事写作理论研究，还是中小学教师、教研员从事写作课堂的实践研究，如果缺少对我国现代写作课程发展历史的了解，总是难以走向深刻。
此外，关于汉语写作实践的历史研究，可分为社会性写作实践史和学校写作教育史。社会性写作实践史（包括古代社会性写作实践、现代社会性写作实践）蕴藏汉语写作实践的传统特征和基本规律，这正是汉语写作民族特色之所在，可为当代写作课程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这方面古人有极其丰富的体认，多散见于各代诗文评，对这方面的研究总结还很不够。在学校写作教育史方面，因我国现代学校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如果从现代学制算起，至今不过百年，以公立学校写作课程演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成果还很少见。
就笔者查阅的文献来看，郑国民先生在《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
中首次从语言变革的角度研究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演变，有专门论及文言文及白话文写作教育方面的内容。吕达的《中国近代课程史论》涉及一些清末民国写作课程发展情况。熊明安的《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也涉及一些清末民国写作教学改革的情况。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对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新式学堂的写作课程情况有所涉及，还提供了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情况的珍贵文献资料。此外，司琦的《小学教科书发展史》，王有朋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的《母语教材研究》（1—4卷），石鸥、吴小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闫苹、张雯的《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价》，闫苹、段建宏的《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等著作也涉及我国现代写作教材的发展情况，或提供了相关研究线索。
现代写作教育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潘新和先生。他的《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是我国第一部对现代写作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这部著作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写作教育的发展线索，对每一阶段的写作教育作出了准确、简明的描述和评价。全书设有“写作学研究述要”“写作学论著简介”，还对陈望道、梁启超、黎锦熙、夏丏尊、胡适、鲁迅、阮真、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等人的写作教育思想分别作了评价。
这部著作对晚清民国现代写作教育研究具有开创性价值，不过受研究文献局限，这部书对现代中小学写作教材、写作教学改革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硕博论文、期刊论文也涉及百年来写作教育的相关研究，如刘光成的博士论文《百年中学作文命题研究》等。
文学界从语言维度来研究文学创作的成果近20年越来越多，譬如：钱理群对周作人创作的语言研究，郜元宝对鲁迅语言体验的研究以及对20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系列研究，李敏对鲁迅语言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张颐武对20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研究，高玉对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刘琴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朱恒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关系的研究，王风对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的关联性研究，付丹关于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三次转型看文学语言的发展模式的研究，张昭兵对语言论争与作家的现代汉语体验研究，等等。由此可见，语言变革是理解20世纪现代文学转型的重要维度。
从语言维度来研究写作问题的成果也越来越多，例如：徐中玉《写作与语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朱伯石《写作和语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何明《写作语言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徐丹晖《写作与语言艺术教程》（北京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年），时煜华《写作与语言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洪妹《媒体写作与语言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此外汉语修辞学也特别重视写作与语言的问题。
遗憾的是从语言维度探讨中小学写作教学问题的优秀成果还不太多见。其实，中小学生练习写作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掌握语言文字的过程，从语言维度来研究儿童写作是很重要的，每位语文老师都应该有写作语言的自觉意识。因为语言维度的变革会从根本上决定着写作教育的基本面貌。例如随着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全社会的写作实践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正如胡适所言：“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语言来创作新中国的新文学，——来创作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此处的“死文字”是指文言文，“活的工具”指白话文，胡适显然将白话文与新思想、新精神捆绑在一起，创造人的文学，既要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又要关涉现实社会人生，而将文言文排除在新文学之外。事实证明，语言变革确实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文学发展，深刻影响20世纪中小学写作教育。白话文写作的教育旨趣与文言文写作根本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