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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教育，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早，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广。初等学校教材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我国教科书作为现代教育发展的产物，是学习借鉴西方的结果。一般认为，我国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起始于教会学校。1877年5月，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开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又名益智书会，傅兰雅、狄考文等负责编写教科书。新的教科书逐渐代替原有的启蒙读物，“教科书”这个名称也逐渐流传开来。中国自编教科书始于19世纪90年代。清末是现代写作教科书的起步阶段，这时期以文言文教科书为主导，也有少量的白话教科书。当时出版白话教科书最著名的机构是施崇恩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彪蒙书室。1905年，“杭州彪蒙书室率先用白话文印行了各种初级蒙学用书，如《绘图蒙学识字实在易》《中国地理实在易》等”
。另外白话文教材之前已出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钟天纬在上海办三等学堂，以语体文编教本，开国语教科书之先声”
。虽然这些不是专门的写作教材，可是依据当时写作在语文中居主导地位推测，最早以语体文编的教本应该包含写作内容。如从白话文写作经验的社会传播角度看，早期传播白话写作经验的流行读物（广义教材），胡适认为是《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之类的小说。“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为此胡适建议道：“我大胆的劝大家不必迟疑，尽量的采那些小说的白话来写白话文。其实那个时代写白话诗文的许多新作家，没有一个不是用从旧小说里学来的白话做起点的。那些小说是我们的白话老师，是我们的国语模范文，是我们的国语‘无师自通’速成学校”
。只是当时的白话写作教材还处在边缘地位。
作为教科书的起步阶段，清末一方面继续沿用“三、百、千、千”等传统教材，为引起学生兴趣，加以适当改造，如绘制插图、添加注释、更新内容、调整体例等，另一方面增添新品种，如《三字经图说》
《绘图增释百家姓》
《千字文图说》《绘图增注千字文》《绘图千字文》《新增绘图一万字文》《三百千神合壁》《千家诗音释》
。茅盾在自传中提及了这类教材，他五岁（1901年）开始念书，“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不管……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其中《字课图识》是当时上海澄衷学堂的新教材，《天文歌略》《地理歌略》抄录于《正蒙必读》。
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文言向白话转化，这些“三、百、千、千”传统教材才渐渐淡出学校语文教材领域，在民间流传延续。因为随着现代学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类教材很难融入分科分级的体系，此外学习白话文与这类教材存在扞格。当然也有少数地区将其重新改造，继续在新式学堂使用，绵延很长时间，如1913年8月上海鸿才书社出版《五族共和新百家姓》（陆肈鼎编），1918年学福堂梓出版《千字文》，1919年上海锦章图书局出版《龙文鞭影：初集》，1927年1月上海中原书局出版《绘图白话注解千字文》（高馨山编），1934年上海沈鹤记书局出版《三字经注解备要》。1939年5月河北昌黎美令小学教育股出版《教学做儿童千字课》（王耀真主编，戴珍珠校阅），北师大馆藏有第2册（93页）、3册（106页）、4册（106页），1940年再版，供小学语文教学使用。另外沈百英还编写过《民众千字课本》，时间不详。
清末“三、百、千、千”传统教材主要面向小学低年级，《东莱博议》《古文观止》《古文笔法》《昭明文选》、唐宋诗词、唐宋八大家作品等传统文选教材继续为小学高年级、中学堂所普遍使用。根据1910年清学部颁布的《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并表》规定，中学文学课程“应遵奏定章程择读《御选古文渊鉴》。此外如蔡选《古文雅正》、唐选《古文翼》、姚选《古文辞类纂》、黎选王选《续类纂》、梅选《古文词略》、曾选《经史百家杂钞》、贺选《经世文编》，皆可选读，不复列入书目”。
通过这种方式接续古代选文的文言书面表达经验。其实清末文选教材里的许多选文，在文白转化以后以单篇形式编入语文教科书的文言文部分，成为语文文言教学的基本篇目，如《左传》、《史记》选文，还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的选文，一直沿用至今。
借鉴国外（如日本、美国）教科书编写体例，尝试编写的新式教材，包括识字教科书、文法教科书、蒙学读本、国文教科书、尺牍教科书、女子教科书等，涉及识字、习字、阅读、写作、文法、听说等各种类别，还包括不少没有严格学级分类的蒙学课本。1897年，南洋公学朱树人按照德、智、体三类编写的《蒙学课本》，影响比较大，其中包括故事60课，德育30则，智育、体育各15则。上述语文教材类别繁多，形式不同，可大多与写作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时语文教材名称非常混乱，缺乏统一规范。这显然难以与现代学制的教学体系相适应。现代语文从独立设科到独立成科，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对教科书编写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各种分项教材（如识字、习字、阅读、写作、文法等）特别注重相互关联、彼此呼应，这为后世语文教科书编写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作为我国收藏中小学各学科教科书的重点单位
，其馆藏有大量中小学普通语文教科书（含写作教科书）。本书以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珍藏的中小学写作教科书及普通语文教科书为主，通过整理分析，试图勾勒出我国中小学写作教科书的发展概貌，并以此为背景，尝试研究写作课程的发展演变。下文统计、分析的写作教科书及普通语文教科书，除特别说明外，均以本人亲眼所见为依据。
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3月）无锡三等公学堂编纂的《蒙学读本全书》（1—7编）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到宣统三年（1911年4月）学部编译局编纂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1—8册）由北京京华印书局出版，清末的10年间出版且现存的小学语文教科书至少有70种220册，其中写作类教科书至少有18种43册，分别占总数的25.7%和19.5%。这时期写作类教科书大多数是文言文，包括文言文法、虚字法、造句法、蒙学尺牍、论说文、作文教授法等多种类型，其中论说类写作教科书居主流，笔者亲见有9种28册。这期间参与编纂语文教科书的人包括朱树人、朱维梁、吴闿生、王绍翰、王建善、王立才、张元济、高凤谦、庄俞、蒋维乔、陈大复、庄景仲、施崇恩、程宗启、程宗裕、钱宗翰、戴克让、戴克敦
、顾倬、杜亚泉、何明生、俞复、丁福保、丁宝书、李士贞、黄守孚、何琪、华国铨、陆基、陶守恒、何荣桂、严良辅、褚奇澜等，参与编纂的机构包括学部编译图书局、彪蒙编译所、国民教育社、城东女学社、无锡三等公学堂、育材书塾编辑处、上海春风馆、国学保存会等。相关主要出版机构包括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广益书局、上海南洋官书局、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作新社、上海新学会社、上海会文学社、文池堂梓、上海国粹学报馆、上海（或杭州）彪蒙印局、上海春记书庄、上海公兴铅板印书局、上海学部编译图书局、上海中国图书公司、上海国粹研究会、浙江学务公所、上海时中书局、上海科学书局、北京京华印书局等。清末小学阶段语文教科书及专门写作类教科书分年度出版发行情况，可见下面的表格。教科书详细目录可见附录1：清末小学阶段的语文教科书目录（1902—1911）。
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8月），杭州东文学社出版日本的猪狩幸之助的《汉文典》（仁和、王克昌译），到宣统二年（1910年11月）吴曾祺评选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第1—5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清末现存的中学语文教科书至少有25种57册，其中写作类教科书有7种10册，分别占总数的28%和17.5%。写作类教科书多为文言文，主要包括文言文法、尺牍、作文教学法、作文选等，其中有3种尺牍写作教科书专供女子使用（如《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中等女子尺牍教本》《最新商务尺牍教科书》，均出版于1907年）。清末的10年间参与编纂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人包括张美翊、伟庐主人、许贵、苏民、陈东极、许朝贵、许贵、杨千里、丁福保、江起鹏、王纳善、廉泉、潘博、吴筠、董金南、顾鸣盛、周天鹇、周唚、杜芝庭、马仿周、吴曾祺、许国英、唐文治、缪文功、蔡国璜、林纾、汤振常、章士钊、薛福成、（日）猪狩幸之助、仁和、王克昌等。涉及的出版机构有上海文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杭州）彪蒙书室、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杭州东文学社、上海南洋公学、上海新学会社、上海会文学社、上海群学会、上海广智书局、上海时中书局、上海会文书局、绍兴奎照楼书坊、绍兴聚奎堂、北京茹薏书室、萧山陈光淞石印等。清末中学段语文教科书及专门写作类教科书分年度出版发行情况，可见下面表格。相关教科书详细目录见附录2《清末中学阶段的语文教科书目录（1902—1911）。
根据清末小学语文教科书出版情况年度统计表（1902—1911年）、清末中学语文教科书出版情况年度统计表（1902—1911年），可以得出清末中小学写作教科书出版的总体情况。
依据目前所搜集到的文献，清末写作类教科书有25种53册，大多是文言类。下面就查阅过的清末中小学写作教科书目录做个汇总归类，具体如下：
除上述笔者亲见的写作教科书之外，还有相关研究专家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文献信息，如郑国民先生的《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收录了1902至1935年出版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目录
，王有朋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
一书，亦收录了清末写作教科书目录信息。经细致比对后，关于写作教科书的文献信息补充如下：
此外，还搜集到一些信息不全的清末写作教科书，具体如下：
小结：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清末写作类教科书（不含出版信息不全的）有25种53册，分别占语文类教科书总量的26.3%和19.1%。其中小学段写作教科书有18种43册，中学段有7种10册。如果对中小学写作教科书进行比较，小学段写作教科书的品种和册数分别是中学的2.6倍和4.3倍。参照相关背景材料推测，清末小学段写作（尤其是初等小学）被列为优先发展地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成立“编译图书局”，教科书编辑章程规定：“编译教科书，初等小学最先，高等小学次之，中学与初级师范又次之。”
事实上小学段写作课程发展速度也比较快。总体而言，清末中小学以文言写作课程为主导，包括基础类写作知识（字法、句法）、文法知识类、论说文类、应用文类、女子写作、模范作文选本等。
需要说明的是，清末写作课程不仅借助写作教科书来实施，普通语文教科书也较多涉及写作内容。当时语文教科书名称多样，显得散乱，写作课程内容难以严格区分，遑论形成体系。加上受“文史哲”不分家等传统观念影响，写作课程与读经讲经、修身、历史、地理等诸多课程多有关联，甚至于宣统元年（1909）初等小学还“将历史、地理、格致3科并入国文科内”成为小学五年制学生6种必修科目之一。
从写作语言来看，文言写作课程居主导地位。白话文写作尚处萌芽状态，主要在小学阶段，为满足应世谋生之需，提高日常书面交往能力。
下列文献资料提供清末及民国时期写作教科书及语文教科书的学术信息，供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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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有朋.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3.京师大学堂.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M］.湖广督署，1903.（内有字课作文、词章等16个门目的教科书）
4.教科书之发刊概况［M］//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上海：开明书店，1934：120.
5.黎锦熙，王恩华.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M］.北京：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1937.
6.司琦.小学教科书发展历史［M］.国立编译馆主编.台北：华泰文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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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9.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近代二编·现代甲编·现代乙编·现代丁编（上、下）·现代丙编·补编（8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0.陈江.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下册）［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11.汪家熔.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二、三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12.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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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洪宗礼，柳士镇，倪文锦.母语教材研究（1—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16.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7.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18.石鸥，吴小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19.闫苹，段建宏.中国现代中学语文教材研究［M］.郑州：文心出版社，2007.
20.闫苹，张雯.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价［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
文言写作教科书包括基础知识类（字法、句法）、文法知识类、叙事文类、应用文类、论说文类、女子写作类、文言名篇范文等多种类型，其中文言论说类写作教科书居主导地位。
基础知识类写作教科书主要为文言文写作打基础而设计，包括字法（尤其是虚字）、句法（尤其是文言文法）等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笔者查阅过的包括《蒙学求通虚字实在易》（施崇恩，上海彪蒙书室，1—9册），《蒙学文法教科书》（朱树人，上海文明书室，上、中、下册），《最新小学虚字教科书》（褚奇澜，杭州彪蒙书室，2册），《蒙学虚字法》（杭州彪蒙书室，4册），《绘图速通虚字法·初编》（施崇恩，上海彪蒙书室，第1册），《绘图速通虚字法·续编》（施崇恩，上海彪蒙书室，第5册），《造句实在易》（杭州彪蒙书室，4册），《绘图蒙学造句实在易》（上海彪蒙书局，现存1—4册）等。一般普通语文教科书也较多涉及写作基础知识。此外清末教科书广告页也见有其他写作基础知识教材，如《中等国文典》（章士钊，出版信息不详，1册），《汉文典》［（日）猪狩幸之助著，仁和、王克昌译，杭州东文学社］，《桐城吴氏文法教科书》（吴闿生，出版信息不详），《速通文法教科书》（王绍翰，上海新学会社，上下册），《国文教科文典》（汤振常，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初等小学中国文学教科·文法总教授法》（刘师培，上海国粹研究会）等。其中，文法基础知识类写作教科书呈现出偏重文法知识传授和偏重文法技能训练两种倾向。
在《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有些蒙学教材如字课用书，往往也会考虑写作教学的实际需要，如1901年出版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编者态度严谨，编写水平很高，影响比较大。这套书的结构包括“目录、凡例、检字附检字、类字、图说卷一、图说卷二、图说卷三、图说卷四”。这套书在选字时注重从世俗生活需要及应用文写作的角度来设计，如“选字共选3千余字，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从而为日后写作提供文字储备。识字习字之后，主要是学习文法知识，这是19世纪末期以来在《马氏文通》影响之下形成的编写趋势。
《马氏文通》最初对写作教材或教学的影响并不大，“近有《马氏文通》一书，盖模仿泰西文法书而作者，其义至正，而其例至详，惜其书未大行”
。后来在不少文法教科书的仿效之下，《马氏文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吕叔湘认为，马建忠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语法和修辞是邻近的学科。把语法和修辞分开，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把语法和修辞打通，有利于作文的教学。后者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也是晚近许多学者所倡导的，在这件事情上，《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启后之功”。
时隔六年，来裕恂受《马氏文通》影响，将语法、修辞和文章学结合起来，写成了《汉文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语文教授来看，戴克敦《汉文教授法》之“例言”中有：“是书于汉文则采诸《马氏文通》、《蒙学课本》、《文学初阶》等书，于西文则采诸司温吞氏、耐司非耳氏、麦格司活耳氏、克赖格氏、门由耳诸文法书，虽双语单词间参臆说，而宏纲钜目，悉有折衷的”
，另外王绍翰的《速通文法教科书》
、朱树人的《蒙学文法教科书》、施崇恩的《蒙学求通虚字实在易》等都明显受到《马氏文通》的影响。当然，还出现对《马氏文通》的质疑和批判，如《速通文法教科书》编者王绍翰（光绪甲辰孟夏）认为，中国向来没有文法教科书，《马氏文通》虽有文法，可是不合教科书体例，不适合蒙童使用，“中国向无文法书，实为学界之一大缺点。自马氏著文通，而中国始知讲文法。可谓思想特别之作矣。但其书引据宏博，辨释精微，不合教科书体例，而于蒙学教科之程度尤相去甚远”
。
清末结合文法知识传授，还出现过对文言与白话表达效果的比较，可见当时白话文的文法知识及写作经验也在积蓄。下面介绍几套典型的基础知识类写作教科书。
由王绍翰编纂，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王绍翰认为，文法知识是小学教科书的要素，学习文法是小学写作学习的捷径，于是专门编写《速通文法教科书》，供入塾学习一二年，已经认识千余字的学生使用。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探讨如何教授白话文写作的小学教科书。
（1）采用白话解说。从方便童蒙接受的角度出发，《速通文法教科书》开始采用白话解说。《速通文法教科书》例言第一条即“此编既为训蒙而作，不得不求粗浅，故全用白话解说，但求易知，不嫌其措词之土俗也”
。正是考虑到童蒙的学习需要，才“全用白话解说”，以便学生理解学习。
（2）文法知识与写作教学。在文法知识与写作教学的关系上，王绍翰认为文法就是“作文字的道理”，“作文字”就是作文活动，可见文法即作文法则；主张借助文法规律，实现读写发展，最终实现学会读书、学会写作。部分观点摘录如下：
问：何谓文法？
答：作文字的道理，谓之文法。
问：何谓作文字？
答：大凡人要发达心中的思想，所以有语言，要传播口中的语言，所以作文字。
问：何故讲文法？
答：文字中的字眼，个个都有法则，因为文法不通，不能通晓文字的道理，便不能看书，看书尚且不懂，哪能自己作文字，所以读书最要讲文法。
问：通文法有捷诀否？
答：用平常说的语言，学做粗浅文句，再从粗浅文句中，寻他文字的道理，然后所读所看的书，渐渐明白起来，就是自己亦能作文字了。
问：文字与语言何以不同？
答：文字是文话，语言是白话，文话说得雅，白话说得土，字句间自然不同。
问：文话与白话道理相同否？
答：白话要说得有理，文话亦要说得有理，道理总是一样的，有如白话火最热，冰最冷，天最高，地最厚。若说道火最冷，冰最热，天最厚，地最高，便错了。或说道火不热，冰不冷，天不高，地不厚，又错了。文话亦是这样的。
问：文话与白话语气相同否？
答：白话要说得通气，文话亦要说得通气，语气总是一样的。
问：文话与白话句式相同否？
答：文话的奥秘无穷，不比白话的便捷，若单单讲一句话，总是相同的居多，试列表如左，以示大略。
（白话句式）：1.你要吃酒么？2.十岁以里的小孩子。3.一个小孩子进学堂里。4.他很会读书。5.是什么缘故？
（文话句式）：1.尔欲饮酒乎？2.十岁以下之小儿。3.一小儿入学堂中。4.彼甚能读书。5.是何故耶？
问：文话与白话字句长短相同否？
答：话的长短，本无一定，有时白话只一句，文话可说得多句，有时白话多句，文话只说得一句，便可赅括了。若单单就一句话比来，白话总不如文话的减省，试列表如左。
（白话长句式）1.是哪一个人笑？2.鸟儿飞进树林里去。3.巴结的人不怕用力。4.小孩子在路上赶来赶去。5.张先生会讲英国话。
（文话短句式）1.谁笑？2.鸟飞入林。3.勤者不畏劳。4.小儿相逐于道。5.张生通英语。
问：单句文字与叠句文字相同否？
答：这个字和那个字相连成为句，这几句和那几句相连成为段，总不外上下联属之一法。
问：何谓联属？
答：上下一气，谓之联属。有如白话你既要读书，为什么这样懒惰呢？是两句话一气的。若说道你既要读书，为什么这样巴结呢？是上下气贯隔断了，便是不联属。
问：用文法的功夫先后若何？
答：先解字，次分类，三辨用，四造句。
问：何谓解字？
答：一个字必有一个解说，先要识得某字作某解，解得字字通透，才有用处。
问：何谓分类？
答：一个字必有一个种类，既识得某字作某解，又要识得某字属某类，分得字字清楚，才有把握。
问：何谓辨用？
答：一类字自有一类的用场，有如要描摹人的形容，须用形容字，要表明人的动作，须用勤作字，这便是辨用。
问：何谓造句？
答：就是造成单句叠句的文字。
问：文法字类有几？
答：细目甚多
，非数语所能说完。
（说明：在《速通文法教科书》原本里面，每句话的每个句读之间都以空格符自然隔开，而不用任何标点符号，这与当时其他语文教科书的编排方式很不相同）
上文提到了白话文写作的许多文法知识。其中提到通文法的“捷诀”，其实就是在介绍白话文的写作方法：①“用平常说的语言，学做粗浅文句”，即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言文一致；②“再从粗浅文句中，寻他文字的道理”，即文成法立，揣摩文句，领悟文法；③“然后所读所看的书，渐渐明白起来，就是自己亦能作文字了”，即多读多想，多练习，以读促写。随后又从风格、功能、语气、句式、长短、文法等多个方面对文言与白话写作进行比较分析，供作文学习参考。平心而论，1904年的作者能有这些认识实属不易，虽然白话作文全面推开是16年之后的事情，不过这里表明当时文言作文与白话作文已构成竞争关系。
（3）文法书的编写体例。根据《马氏文通》及其他中国文法书（关于字词分类知识），来分类编排，最后以造句结束。具体章节目录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名字》，第三章《代字》，第四章《动字》，第五章《状字》，第六章《副字》，第七章《接字》，第八章《转字》，第九章《止字》，第十章《造句略说》。对于这套文法教科书，王绍翰认为：“此编不及叹字者，以其非紧要字也”
，此外还认为静字、介字、助字等也不甚重要。从实字、虚字的语言功能及童蒙学习的特点出发，王绍翰提出“此编详虚字而略实字”
的观点。
（4）文法的教学方法。主要包括问答法、讲解分析法、辨别字类法、仿造句式法等，试图通过“教以文法之结构之体例”，掌握文法知识，仿造句式，实现“以触发其文字之理想”
，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见清末最初的白话作文教学法包括问答法、讲解分析法、辨别字类法、仿造句式法等，这显然与文言作文法迥异。传统文言作文法强调积累背诵、揣摩领悟、勤加练习，注重字法、章法及起承转合，并不会强调文法知识的讲解分析之类。此外，白话作文教学还注重知识讲解与技能训练的有机结合，如“教者将此编逐条讲解以后，必须令童蒙练习或举数实字以令其分别字类或举数虚字以令其仿造句式，如此方见功效”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朱树人编纂的《蒙学文法教科书》
（上、中、下册）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包括名字、静字、动字、代字、介字、状字、连字、助字等类别，每一类别又根据文法特点，归纳提炼各类字词的语式类型，在同一种语式类型内部还注意文言体表达与白话体表达之间的差异特点。可见《蒙学文法教科书》也是早期探讨白话写作教学的教科书之一。
《蒙学文法教科书》（上册）第一课介绍的是两名字并列的语式类型，采用的方式是文言体与白话体两名字并列语式对照的形式。首先呈现具体语料。第一行是文言体两名字并列语式：“江河、草木、鸟兽、楼阁、冠带、笔砚、父母、男女。”第二行是白话体两名字并列语式：“太阳和亮月、花和木、桃花和杨柳、笔和墨、衣服和鞋子、哥哥和弟弟、主人和客人、牛和羊。”
其次示范文言体两名字并列语式的翻译，还要求学生模仿练习，如“（译例）长江和黄河、草和木 ◎日月、花木”
。最后以按语总结两名字并列语式的文法知识。
《蒙学文法教科书》特别注意同一语式、不同表达之间的相互比较，既包括文言体之间，也包括文言体与白话体之间的细微比较，这对于提高语言敏感性及驾驭力都很有帮助。此外能够从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中将基本语式提炼出来，这本身就表明当时对文言表达与白话表达的差别已经有深入的研究，在《马氏文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光绪三十四年（1908），施崇恩所编《蒙学求通虚字实在易》
（1—9册）由上海彪蒙书室出版。这是清末很有代表性的一套虚字教科书。此书中有几点值得注意：全书以纯粹的白话编写；从举例说明、示范练习所列举的语句来看，本书集中体现传统文化和启蒙文化相互杂糅的特点；编排很有特色，每句话的每个句读之间都用空白符自然分隔，不用任何标点符号，与王绍翰《速通文法教科书》的编排方式相类似，这种编排方式在当时极少见。
（1）虚字知识要目
包括：分量词、代名词、推量词、命令词、过去词、未来词、层复词、抉择词、设想词、疑问词、直拒词、断定词、禁止词、接续词、转折词、停顿词、指定词、赞叹词、根究词、急迫词、舒缓词、原谅词、历经词、总结词等共计24类343个。正文部分根据虚字要目，依次展开介绍。
（2）教科书编写模式。先介绍文法知识，再依次举例说明、示范练习、仿造练习。第二册以来所列举的语例和练习逐渐增多，编者试图通过呈现大量真实且富有变化的语例，帮助学生理解虚字的使用变化及表达效果，通过设计仿造练习，巩固所学知识，并促进虚字知识向语言表达的转化，为写作教学服务。
《蒙学求通虚字实在易》试图将文言虚词运用之妙以知识体系的形态表现出来，以讲授、练习等方式供学生学习，体现科学理性的精神。透过《蒙学求通虚字实在易》，可以看到文言虚词之复杂，要在文言写作中做到准确领会、灵活运用，难度确实非常大。可见由于写作语体的不同，文言写作与白话写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速通文法教科书》、《蒙学文法教科书》、《蒙学求通虚字实在易》等文法教科书偏重于传授文法基础知识，另外还有一些文法教科书侧重于文法基础练习，如戴克敦的《汉文教授法》。
光绪二十九年（1903），戴克敦的《汉文教授法》由劝学会社出版发行。这套书注重将文法知识与基本练习有机结合，为写作能力奠基。这套书原分上下二编，上编设有138课，主要包括“识字造句、分类辨用诸法”
，按中等程度的学生6个月学完的进度来编写。“果课课不忘，定能阅粗浅者，各报各书，作句写信哉。”
这册书主要从实用读写技能来设置文法知识，特别注重文法知识的练习设计。下编包括“句中之字、句中之句、句中各字之排列、句中各字之联属诸法”
。这套书有明确的儿童意识，注意从儿童学习需要出发，循序渐进，“是书专为童蒙而设，故各字、各句皆就浅易立说，并无艰深之语，即入后稍有一二普通学语，亦曾递而进，极易领会”
。目前只见到上编。下面以名词知识为例来介绍该书的练习设计。
（1）一般学习九类词，进行分辨练习，识别名词词性，掌握名词知识。
《汉文教授法》（上编）第1课到第13课，先将“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后词
、接续词、助词、叹词”等九类词，以举例加解释的方式过一遍，让学生“略明大概”；再以此为基础来设置变式练习，“学者试将以下所列各字，指明某字属何类，或以口答，或以笔写均可”，下面在第14、15、16课分别列举14个各类词（原文称“字”），如“千、石、高、也……”，供学生分辨练习，培养其识别词性的能力。第17课对前面所学的名词知识内容，作了一个总结、提升，这是名词知识学习的第一层次。例如第1课与第17课之比较。
第一课 名词
凡地名人名及事物之名皆谓之“名词”
天 月 水 花 石 国
第十七课
名词 名字分两类，曰特别名词，曰普通名词。
凡专指一人、一地、一物、一时之名，谓之特别名词，如尧、舜、杭州等字是。
凡泛指各人、各地、各物、各时之名，谓之普通名词，如钱、币、墙、叶等字是。
问：名字分几类？何谓特别名词？何谓普通名词？
试各随举一句以明之，或自撰引书中成句均可。
（说明：这里列举的是第17课第1部分，原文没有标点符号）
（2）深入学习各类特别名词，分类辨析。
随后4课围绕着各类特别名词，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如第18课“人类特别名词、地类特别名词”，第19课“物类特别名词、时类特别名词”，第20课“人类普通名词、地类普通名词”，第21课“物类特别名词、时类特别名词”，每类名词都列举4—6个实例加以说明，这是名词知识学习的第二层次，分类辨析各类名词。
（3）名词知识分项练习。
掌握名词知识之后，进入知识练习层次，分别设置名词知识分类识别练习；名词知识填空练习；名词知识改错练习；名词知识整理练习；名词造句练习五个层次。
从第1课到31课都围绕名词知识，从多个层面，循序渐进地展开，由名词知识学习，到名词知识的变式练习，最后是名词造句练习，这就是戴克敦在“例言”中提到的“识字造句、分类辨用诸法”。从《汉文教授法》第1课至第31课的设计来看，其已经具备了单元教学的雏形，围绕着名词知识，第1课到第21课是名词知识层面的学习，第22课到第30课是名词知识的变式练习，第31课是名词造句练习。通过几个阶段的学习，帮助学生实现由学习名词知识向掌握名词造句技能的跨越，这显然具有大单元教学的特征。
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最早的单元教学设计。
从第32课到第50课都围绕形容词知识展开，编写体例同上。作者注意比较中西文的差别，发现汉语文的文法独特性，如第45课，“上文已将形容词大略言明，然所言皆就单字而论尚有‘双字双叠字’二类为西文所无，而汉文所有者，因亦列入”
，包括“双平形容词”和“双叠形容词”，如“精明、坚固”和“高高明明”。此处对汉文独特性的自觉意识非常可贵，值得继续挖掘及发扬。中文与西方分属不同语系，不同书面语类型、不同语言文化传统，必然带来不同的写作特点。在模仿借鉴西方写作教学经验的同时，切不可自我蒙蔽，食洋不化。伟庐主人在《汉文教授法》中已经提出了一些汉语文写作的特点，如“汉文有一字易所，而义理大不相类者”，例如“不敢视”与“敢不视”；还有“字句易处，而义意不殊，仅有本末之差者”，如“无用者不许入此门、不许无用者入此门、此门不许入无用者”；还有文言文写作体现“文简而理周”。
在诵读古诗文杰作时，也常能感受到一字传神，字字珠玑，神韵悄然而生的绝妙。
在字法、文法知识教学之后，一般会过渡到叙事类写作学习。因为按照学堂章程的规定，当时一般的写作教学顺序是：作文基础知识练习，记事类写作练习，应用类写作练习，论说类写作练习，章奏、诗赋类写作练习。可是有人提出不可先学叙事的主张，“叙事以记事实，议论以发胸臆，初学不可先学叙事。日报拙堂氏曰：叙事如造名堂，辟雍，门阶户席，一楹一牖，不可妄为移易，其议论如空中楼阁，自出新意，可谓知言”。如果从叙事文写作出发，“初学先用直笔为安”
。
《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寻常小学堂第三学年，高等小学堂第一学年进行文言记事文写作教育；《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小第二、三、四学年进行日常俗话的记事文写作教育，高小第三、四学年还要进行文言记事文写作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1903），伟庐主人译辑《汉文教授法》
（卷一至卷十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铅印本。王云五对这套书的评价很高：“作文之学中国向少法程，初学恒以为苦。是书遍采古大家名文，辨别体裁，区分门类；由句法而段法而篇法，逐一讲明，条理清晰，教授之法此为捷诀”
。这套书注重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余独居多暇，乃降求日本人之读吾中国书者，而编辑之。”
主要供文言文写作教学之用。
这套书将文体分为叙事类、议论类、辞令类、诗赋类四个方面，“此书于上三者，盖详言之，诗赋一体，姑从缺如”
。可见清末写作课程已经显露实用化趋向，诗赋写作逐渐淡出。这套书延续传统的文章写作观念，推崇前秦两汉文章，“唐文绌于汉，宋文绌于唐，自兹以下，作者盖鲜”
。
叙事类文章被划分为“记”“序”“叙事”“引”“传”“纪事”“墓志铭”“墓表”“行状”九类，并逐一作了解释：（1）记。“记者，记事之文也。祖于《禹贡顾命》、《戴记学记》，实为滥觞，其文以叙事为主，唐宋韩苏以下，记体为之一变，其别体有三”
，分别是“托物寓意”，“始序而闲以韵语”“题记”
。（2）序。“序者，绪也，亦作叙，叙次事理，而以言系之其体二。”
（3）叙事，包括“正叙”“变叙”。（4）引。“唐以前无以引，名其文者，班固作《典引》矣，然实为符命之文，唐时始有此体……杂褚命题，各用己意，引文之类是已。”
（5）传。如史传、家传、托传、假传，还有变体如列传。（6）纪事。“纪事者，记志之别名，野史之流也。”
（7）墓志铭。（8）墓表。始于东汉安帝元初元年。（9）行状。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杜亚泉的《绘图文学初阶》（1—6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由浅入深，先以二三字联缀成简短之句，逐次增长至以数句联属成文，略成片段而止，学生读毕是书，则浅近之文学不难自解矣。”
这套书不仅沿用并改造了原先的属对练习，还设计了多种练习形式，由分项到综合，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叙事能力。
（1）属对练习的现代性转化
《绘图文学初阶》第1—2卷专门设置属对训练，依据新的需要，对属对进行改造。属对形态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原先采用《声律启蒙》、《笠翁诗话》等专门的教材进行个别化教学，随着属对被编入蒙学教科书，实施集体教学，就需要结合其他内容进行改造。属对训练的功能，也开始从过去为诗赋写作服务转向为应用文写作做准备。“作对者，旧法也。然教法不同，则旧者可以翻新。盖名词、动词、静词，界限既清，则作对较易。”
就形式而言，出现了“二名词拼法”“三名词拼法”“四名词拼法”等。从《绘图文学初阶》第3卷开始不再设置专门集中的属对练习，多为课后练习题或安插在课文内容之间。总之，此时属对开始从过去的书馆、家塾向新式学堂渗透。下面对属对练习的改造略作介绍。
《绘图文学初阶》第1—2卷设置属对练习。
第1卷属对练习设计。第1卷有120课，从第2课开始便设置属对练习。第2课课文内容是：“白、黄、头、尾；白羊、黄牛、羊头、牛尾”，课文后面有练习设计，“法问：白○、大○（凡字旁有圈者，令学生属对，不能者教之）”这里属对练习以课后练习题的形式出现。随后课文中，属对练习非常普遍，如第3课、第4课、第5课、第6课、第11课……第21课、第22课、第24课、第28课……都设置有属对练习。不过一直到第80课，还是“一字对”。
第82课开始设置“二字对”，如用“梧桐”“小屋”“红花”来让学生进行属对练习。第98课开始出现“三字对”，如用“白蔷薇”“珊瑚树”来做属对练习，第98课围绕属对还设计了问题，如“法问：白蔷薇、珊瑚树，对玫瑰花”。
属对练习编排体现螺旋式上升的特点，第99课、第101课重新设计“二字对”，起到复习巩固的效果。不过从第98课开始逐渐过渡到以“三字对”为主。
第2卷属对练习设计。第2卷第1课设计“三字对”，如要求学生以“一本书”“书一本”属对（此时属对不全用文言），第3课、第7课分别要求学生以“昨夜月”“水涓涓”属对。第26课出现“四字对”，“法问：园内奇花”属对。第30课又是“三字对”，“法问：合我心”属对，第50课是“江滨白鹭”属对。第62课出现“五字对”，如以“青青园中槐”属对。“五字对”以后，《绘图文学初阶》第3卷里面单纯的属对练习极少见，逐渐过渡到句子及篇章练习，模仿造句、仿写短篇是常见的形式，在这过程中有时也会安插属对练习。第3卷第83课要求学生模仿、续写句子，《雨》：“细雨绵绵，吾凭窗而观雨景，拈花一枝，疏雨萧萧，吾登楼而听雨声，吟诗一首”练习设计“于各段下再续一句。”这种仿写、续写练习侧重于基本语式的灵活运用，与过去局限于死记硬背经书，再依据圣贤经典的腔调、语句来练习写作的价值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仿写、仿造练习特别注重“仿中创”，意义表达是开放的，鼓励写出个性化的句子。死记经书，模仿应用，意义表达是封闭的。总之，形成属对练习、句子练习、篇章练习的叙事练习模式，从模仿造句、仿写短篇，过渡到书写短篇训练。
（2）其他叙事练习设计
◆根据文法，设计填空练习、删字练习或换字练习。填空练习，第2卷第24课：“法问：或肥或（ ），或（ ）或智。”注意提供具体情境，贴近生活实际。换字练习，如第2卷第74课：“我常误以此箸为笔。仿末句法造句，换去箸字与笔字。”删字练习，如第2卷第83课：“我颇疑汝之所言（此句中欲删二字，何字可删）。”
◆调整字序，排列成句练习。第1卷第34课：“法问：桃李可以联用，松李联用可乎？”
第2卷第13课：“法问：（楼而登望）（行而马骑），括弧内之字令学生排好成句。”随着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后来要求学生进行调整句序，排列短篇练习。第2卷后半部很多课的练习设计思路是，围绕一个基本句式，设计很多变形，要求学生熟悉、仿造。
◆仿造示范句法，改写句子。第2卷第17课：“法问：洗衣以水（有二直线），旁有二直线者，令学生仿此句法，将课中各句均改换之。”
◆综合多种练习设计，帮助学生发现文法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逐步由字词、句子走向短篇。如第2卷第31课：“法问：若干钱（仿此句式，造句练习）；（否其轻物）括弧内之字令学生排好成句。”这还属于比较简单综合的层次。第2卷第55课开始设计变式综合题，引导学生比较句式之间的异同。第2卷第93课很有意思，课文短篇：“打狗：人打狗，此人打一狗，一狗为此人所打，狗被人打，此即打狗之人，此即被人所打之狗，狗为人之所打，狗被打于人。”
随文还配了非常有趣的插图，练习设计：“牵牛，以此二字为题，照各句仿造。”这就要求学生模仿各种句式，来编织短篇。
提供课文即提供一个情境模式，引导学生在特定情境中生成句子。第2卷第93课是一个转折点，从这课之后，一般要求学生仿写短篇。
（3）篇章练习设计
《绘图文学初阶》第3卷有107课，这一卷围绕儿童生活来选材，每课均有一个主题，还列有标题（以前各册都没有），借助一个有意义的篇章形式，综合设置第1卷、第2卷提出的各种练习形式，如属对，填空，调整字序、句序，仿写句子等，培养学生把握篇章的能力。此外，还开始设计新的写作练习。
◆练习写想象作文。第3卷第28课《图》，呈现一幅插图，练习设计：“门前停一车，车前系二马。以此意仿造此课。”
◆侧重思维训练的作文设计。第3卷第30课《高》，课文：“……地之有山，则山高于地矣。”练习：“如能反而言之，以低为题则妙矣。”（逆向思维训练）第3卷第96课《譬如》，课文：“人之心思，愈用则愈灵，譬如剑之愈磨而愈利也；人之学问，愈进而愈邃，譬如井之愈凿而愈深也。”练习设计：“剑愈磨愈利，犹心思之愈用愈灵也。仿此改第二节。”（隐喻思维训练）第3卷第101课《鸿雁麋鹿》，课文：“麋与鹿相似，大者曰麋，小者曰鹿，鸿与雁相似，大者曰鸿，小者曰雁。”练习设计：“以糖与盐为题，仿造此课。”（类比思维训练）第3卷第104课《知与能》，练习设计：“以不知者为知，以不能者为能，是欺人也。”（科学思维训练）
◆以学生体验到、观察到的日常生活来设计写作练习，如文字写生练习。第3卷第52课《寒暄语》，“试将今日天气造句”，第3卷第54课《鸟》，“试将汝所知之鸟名写出”。第3卷第59课《目所见》练习设计：“将汝此时所见者，随写数物。”第3卷第60课《耳所闻》练习设计：“戏园中何所闻……”这其实就是写观察日记文章。第3卷第82课《居家》，练习：“汝居家作何事，答：……”《绘图文学初阶》第4卷开始转到议论文写作练习，不过还间隔地设计叙事类练习，供温习、巩固之用。
◆课堂表演练习。第3卷第56课《坐与立》，“试以二人，一为兄，一为弟，照此课演之”。
◆日记写作练习。日记写作是叙事类传统项目，新式学堂一般都要求学生写日记、记书札，教员还要检查、修改。清末虽然没有见到专门的日记写作教材，可是有不少普通语文教科书都安排了日记写作训练。第5卷第41课《日记》：“凡人每日所作之事，当书于一小簿以记之，作日记有三益：能查检往日所作之事，一益也；藉此练习记事之文，二益也。如有不可告人之事，为日记中所不可写者，则戒之不可为，藉此以检束身心，三益也”
。第42课《续前〈日记〉》：“兹摘录他人所写日记一条，以示作日记之法”
。两篇课文结合，将日记写作的知识教学与基本训练统一起来，辅之以教师的检查、督促，确保学生学会写日记。重视日记写作教学反映出当时的写作训练已经很注重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对接，让学生写出自我。
◆口头问答，文白互译练习。第3卷第57课《苏州》，全课通篇是问答体，如“汝曾在苏州乎？……”，练习设计要求学生联系实际，“本课中答语，任汝改换一句”。
参照第3卷整册书的篇目，从课文内容及练习设计来看，编者有意引导学生用自己的独特视角来观察世界，鼓励学生书写自己的观察以及切实感受，而不是上来就“征圣”“宗经”“代圣人立言”。于是学生的生活体验逐渐成为写作题材的主要来源，这与后来叶圣陶等提倡的作文生活化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上述各种练习的语言材料以文言文为主（包括一些浅显文言文），还有少量白话文。这套蒙学教科书已经显示出文言文与白话文相互沟通、转化的意图。如《绘图文学初阶》第1卷第25课：“法问：‘腹’就是什么？答就是‘肚’。”第1卷第36课：“法问：‘观’字、‘视’字之意，与何字相似？”第1卷第119课：“法问：‘花开矣’三字俗语如何说法？答花开了。”第3卷第51课《而已矣》：“而已矣三字试以俗语解之。”
在阅读《绘图文学初阶》的时候，笔者能强烈感受到言文对照是主编杜亚泉的一个兴奋点，整套书涌现出许多“言文对照”的例子，不过从全书来看，由于当时白话文的势力还很弱小，还不能判断杜亚泉具有文言文要向白话文转化的明确观点。当然《绘图文学初阶》设计文言与白话的转化练习，与当时注重文字普及的时代趋势分不开，也是汲取诸多蒙学教科书编纂经验的结果。“蒙学一事不但为学生一身德行知识之基础，实为全国人民盛衰文野之根源，所关甚钜。”
教学建议方面，《绘图文学初阶》还注意到尊重各地方言、风俗等特殊情况，“训蒙之法，须随本地之语言风俗事物以为权度，我国幅员广大，语言风俗事物错杂不齐，教师课读是书，如遇书中字句有为本地所罕见者，即宜随时改易，编辑是书者所切望也”
。
《钦定学堂章程》规定：高小第二学年开始学习写日记、书札；中学第三学年开始学习写章奏传记等。《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小第五学年开始学习写日用书信；中学“当就各学科所授各项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项事理出题，务取与各学科贯通发明”
，联系生活，培养实用写作能力。就应用类写作教科书而言，笔者见到最多的是各类尺牍教科书，有蒙学尺牍、初等尺牍、中等尺牍及高等尺牍，此外，商务尺牍、女子尺牍也特别多。具体如：《蒙学尺牍教科书》《初等女子尺牍教本》
《中等女子尺牍教本》（顾鸣盛，上海文明书局，1907年）、《高等女子尺牍教本》
《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杜芝庭，上海会文学社）、《新撰女子尺牍》（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商务特别改良——普通应用教科尺牍》（著者不详，上海商务印书馆）、《改良维新——普通应用商学问答教科尺牍》《改良维新——商务简易尺牍教科书》《最新商务特别改良普通应用教科尺牍》（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商务尺牍教科书》（周天鹇、周唚，绍兴奎照楼书坊、绍兴聚奎堂）等。
在古代，尺牍仅为“文艺余事，故古人不入本集”
，可是清末对尺牍写作的需求旺盛，学校兴起尺牍的教学热潮，“自欧化输入我亚大陆，而函简亦列入学科。盖亲謦欬，通疑曲，缩重洋于咫尺，为益智之根源。书信实交通之机关也”
。从这句话来看，书信作文纳入学校教学是受“欧化输入”的影响。此外除专门的尺牍教科书之外，很多普通语文教科书也安排了书信写作内容。杜亚泉编写的《绘图文学初阶》第3卷第87课《写信》，设计的练习是“每人写家信一封，以三句为限”
，这显然是以文言文形式来写。过去书信写作一般是男子的事情，可是清末供女子学习的尺牍教材很多见。
女子尺牍写作发达源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1844年，传教士爱尔德赛在浙江宁波开办女塾，就笔者所阅读的文献来看是我国最早的女子学校。之后在大中城市相继出现教会女子学校。“到1876年时，全国已有女日校82所，学生1300多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近800人。”
清末梁启超、陈子褒积极提倡男女平等，倡导女权和女子教育。1907年，晚清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教育有了合法地位。这时清廷准许设立女学
，只是禁止男女同校。由于适用于男子的尺牍教科书，并不见得适用于女性学习，于是便有了专门供女子自修之用的尺牍教科书。因清末社会文化因素投射到男女尺牍交际差异上，造成男女尺牍教科书的明显区别。“吾国旧俗女子不得有阃外之交际，故舍致书其夫与其亲属外，其他音讯殆罕通焉。款式一切是用不讲。方今女学大兴，文化渐启资于函牍者，日益夥本馆既撰为女子尺牍，以示模范。然犹虑款式称谓之未谙悉也。爰就专属女子之事，修列一二以为取法。”
女子尺牍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
（1）语言多为浅显文言，为方便自学，有些还特别添加评注。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属于文言文尺牍，为降低学习难度，采用白话或近似白话来解释，这为后来编制白话文尺牍教科书创造了条件。尺牍教科书一般内容简单，有详细的分类说明及格式示范。
（2）女子尺牍教科书的内容选择对接我国宗族文化。不少女子尺牍教科书就是根据家族人伦关系来设置课程内容，多以“家庭”“亲戚”“友朋”三类为主，其中又以“家庭”偏多。
（3）女子尺牍教科书的内容编排模式。第一、从读者（女子）的交往关系出发，按照交往对象的重要程度，从主到次来确定学习序列。据此可以了解清末女子社会交往关系。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版的《中等女子尺牍教本》（顾鸣盛，上海文明书局）反映的多是同性交往。第二、按照女子的交往事项来安排尺牍内容。
（4）女子尺牍写作格式要求非常苛刻，折射出当时女子地位的卑微。尺牍教科书对女子写作的称呼、措辞、落款等的要求，反映出女子的社会关系及身份特征。《最新应用女子尺牍教科书》详细列举了“抬头相呼”的种种情形：
◆“女子不得称阁下足下，执事对于尊长，可用尊右慈鉴，对于平辈可用妆次雅鉴等字样。至于书中陈事对其人之称如尊长称大人称长者。平辈称左右之类尚可通用”；
◆“弟子之于业师，近世多称夫子大人，惟女子似不宜用，仍以称先生或业师为妥”；
◆“女子适人古时候称其夫为夫子或称谓伯（如诗伯也……），今世有称外子者，自称曰妾，亦有互称别号者，似以称外子为雅”；
◆“妇女无叩头跪拜之礼，故旧书信煞尾，不用顿首拜手等字样，只用裣衽二字或庄肃谨启之类以示区别”；
◆“尺牍中常用之词语，有不宜用之女子者，如盼望来客则曰企足以待，喜闻某事则曰距跃三百，若此之类，用之皆有语病，临文时最宜斟酌”；
◆“中国女子旧时多无名子，即有亦不著与函简。近自女界开通，女子俱以姓名著，则下款不妨署名”。
从这些“抬头相呼”来看，当时社会对女子尺牍的要求十分苛刻，折射出清末畸形的社会文化。可见作文不是真空书写，特定文化环境必然渗透进作文教学过程之中。
清末商务尺牍教学发达，商务尺牍教科书一般按商务交往性质门类安排教材内容，主要解决“办什么事”“如何写”“如何答复”等问题，以方便商务书信往来。一般仅仅提供实用尺牍范本，很少见到讲解相关尺牍知识。
笔者还发现一种特别的应用尺牍教科书，专为写信提供各类专门词汇，如《最新商务特别改良·普通应用教科尺牍》（著者不详，上海商务印书馆）。作为小学写作教材，按照专门分类，提供常见的尺牍写作词汇，并加以解释或提供例句。目前找到四册，即《写信必读》（卷三）、《写信必读》（卷四）、《写信必读》（卷五）、《写信必读》（卷九），分别提供问候类、请托类、求恳类、契约成规等方面的尺牍写作常用词汇及各种称呼用语。
文言论说类写作一般在小学堂高年级“作文”课中就已出现，重点安排在中学堂“中国文学”课中，一直居主导地位。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成立后废除读经讲经科才得以改变。
笔者查阅过的文言论说类写作教科书包括：《汉文教授法》（伟庐主人，上海商务印书馆，1—2册），《论说入门》（程宗启，上海彪蒙书室，1—4册），《论说入门·初集》（程宗启，上海彪蒙书室，1—4册），《论说入门·二集》（彪蒙编译所，上海彪蒙书室，1—4册），《论说入门·三集》（彪蒙编译所，上海彪蒙书室，1—2册），《论说入门·四集》（程宗裕、钱宗翰，上海彪蒙书室，1—2册），《论说入门·五集》（程宗裕、钱宗翰，上海彪蒙书室，1—2册），《论说启悟集·初编》（程宗启，上海彪蒙书室，上下册），《论说启悟集·二编》（程宗启，上海彪蒙书室，1—4册），《论说启悟集·三编》（程宗启，上海彪蒙书室，1—4册），《最新作文教科书教授法》（戴克敦，上海商务印书馆，第2册）等。
伟庐主人译辑的《汉文教授法》（卷一）对议论类文体作了说明。“议者，宜也。周爰咨谋，以审事宜也。大要遽经析理，审时度势，文主辨洁，不尚繁缛，事贵明核，无取深隐。其类二：奏议之类 私议之类。”
清末论说文写作的核心目的是学会作“奏议之类”文章，以图仕途亨通。
“论者，议也。又纶也，弥纶群言，以研求一理者也，其名始于《论语》
”，“其条列分为四品，释经宜注疏合体，辨史宜评赞一机，注文当叙引共轨，陈政当议说同科”
，这里提出“四品”，不仅将论文分为“释经”“辨史”“注文”“陈政”四类，还对每类写作要点加以说明……按论文体裁分类，可得七类，分别是“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设论”
等。
“说者，所以解述也。解释义理，以述己意，其名始于《说卦》，其体传经义，更明己见，抑扬纵横，以详瞻为上，与论大异。”
可见“说者”最初和议论密切相关，后来又有分化，“后世又有名说、字说之别，以与说异，故别为一类”
。可见，说明文可能是从议论文转变过来的。
除“议者”“论者”“说者”三者之外，清末议论类写作还包括“解”“辨”“释”“原”“赞”“箴”“铭”“戒”“规”“对”“题”等诸体。其中“原者，本也，推论其本原也”
，也就是探求本源、回溯类的文章。“规者，规其阙失也”，“问对者，文人假设之辞也”，“跋、书、读、题跋者，简篇之后语，凡经传子史诗文书图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后之贤者，或应人之请求，或因有所感，则撰词以缀简末，其名四：曰题、曰跋、曰书、曰读某题者，谛也，审谛其义也”
。在诸多文体中，清末写作教学是以论说文或议论文为主流正统。
《绘图文学初阶》［杜亚泉，光绪二十八年（1902）］第4卷除温习前3卷的内容之外，开始转向议论类写作内容。第4卷前面几课比较简单，主要围绕选文内容，引发学生对一些自然现象、生活现象的思考。第4卷第3课，课文大意是桃树开花，结果而采，练习设计：“汝等知桃子如何结成，有开红花而不结桃子者乎？”第4卷第26课，练习设计：“喜鹊欲使巢中柔软，当用何法？”这类侧重于课文理解的练习设计，一直延续到第4卷第30课，注重针对因果关系设问，同时渗透一些科学知识或科学观念，可算是为议论类写作打基础。
之后便安排简单的议论片段练习。如第4卷第36课，课文大意是介绍山羊的特点，并将山羊与绵羊比较；练习设计：“论绵羊之用，前课参看，限做三句。”第4卷第62课，课文：“鸡能司晨，犬能守夜……”练习设计：“汝辈应作之事何在？”
《绘图文学初阶》第4卷的编写模式
是，首先列举课文，引起学生思考，然后围绕课文，设计议论文片段练习。例如：第4卷第44课《论口之用途》；第4卷第48课《论秋景之美》；第4卷第50课《论过劳之害处》；第4卷第54课《论顽童之非》；第4卷第55课《论讲故事之益处》；第4卷第57课《记留声机器》；第4卷第61课《论读书以解说其意为要》；第4卷第65课《论父母之恩》等。
由上可见，《绘图文学初阶》的写作课程设计已经在挣脱文言写作教学的传统规范，注重从社会实际出发来安排作文练习，注重体现科学精神与尊重儿童的现代教学理念。除《绘图文学初阶》之外，清末还有不少写作教科书开始全面渗透来自西方的各类科学知识、自由民主观念、爱国主义等。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6）彪蒙书室出版的《蒙学论说实在易》（4册），虽然只是一本蒙学阶段的作文读本，但其中大量引进了有关科学、民主的现代词汇。“作者在编排例文时，十分注意引入科学、民主以及强国富民的内容。如《空气有各种能力论》、《万物始于质点论》……等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植国之要在法律论》、《欧西政治多博爱主义论》、《泰西国民有议政权论》……等是关于民主与政治学科的。”
还有一些外国翻译作品，被选入语文教科书，如《绘图文学初阶》（1905年）第5卷第57课《二友》，就来自《伊索寓言》的徒步者（The Hikers）。
文言论说类写作注重延续古典作文经验，如讲究字法、句法、章法，讲究起承转合的篇章结构练习。这一点笔者在翻看这类教科书时感受很深。
为方便写作教学，清末还有一些文章选本供学生揣摩、模仿之用。如陆基所编《初级古文选本》（10册），由中国图书公司出版发行。奋翮生选编的《祖国文苑》，“奋翮生取古代佳文，按深浅分为4卷。卷1以平畅为主，卷2以谨严为主，卷3以渊雅为主，卷4则取《史记》及最佳词赋数篇，以备研究高深之助”
。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廉泉所编《国粹教科书》、吴曾祺所编《中学堂国文教科书》都是文言作品选。林纾所编《中学国文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是清末最有影响力的文选之一，全套8册，共选取从秦汉三国到清代文言作品309篇，其中杂记类70篇，书牍类46篇，论辩类44篇，诗歌及骈文没有入选
。吴曾祺所编《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1911年出版），全套5册，共选取从先秦到清代的文言作品709篇，作者达266人，不选诗歌和骈体文。目前北师大馆藏第2册，自金至明的选文127篇，入选文章最多的是归有光，入选14篇。第2册文体包括游记、碑记、书序、赠序、人物传记、家训、墓志铭、寓言、书信等。
此外《南洋公学课文汇选——作文选》（张美翊，1904年），由上海南洋公学出版发行，作为中学写作教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