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思考育人价值是理解写作课程变革的根基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写作课程变革的灵魂与方向，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课程变革都会充分体现对育人价值的追寻。可见从育人价值这个层面来研究与反思写作课程变革是必要且重要的。百年来我国写作课程建设一直效果不彰，写作教学不仅“浑身软塌塌”，而且还迷失在“虚假的繁荣”当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写作课程改革的价值自觉。所以有必要来探寻百年来我国写作课程育人价值的“河床与地基”。叶澜先生首次从课堂变革的层面提出“育人价值”的概念，并将“育人价值”作为“新基础教育”的标志性概念与理论主张。“学科、书本知识在课堂教学中是‘育人’的资源与手段，服务于‘育人’这一根本目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育人价值丰富、复杂的内涵，必然受到来自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清末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渴望借清末新政力挽狂澜，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背景下，清末新政以来影响写作课程育人价值的变革因素异常复杂。
晚清社会思潮变革有两个源头：一是国内思想界针对明代理学空谈心性、义理的陋习而兴起的实学思潮，以及后来的今文经学，求真务实、通经致用的改良维新思潮等；二是“西学东渐”背景下兴起的启蒙文化，以科学理性和人的解放为特征，追求平等、自由、博爱、民权等观念。晚清社会思潮的变革，正是造成八股文写作危机，乃至整个文言写作式微的思想源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文言八股写作一直居主导地位，为科举考试练习八股写作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学童从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练习属对，学作八股文，为的是在科考中能够一战成名、光耀门楣。随着国家走向衰败，强敌入侵，文言八股写作的意义开始不断遭到质疑与批判。
明朝中叶出现了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得到充分的发展。罗钦顺、王廷相开实学先河，“提出将物质性的气作为本体，取代精神性的理，否定精神、心性的第一性地位”
，为重视社会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延续实学思想的还有吕坤、李贽等人。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对宋明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激烈反对死啃书本，皓首穷经，死记注疏，倡导关心社会与民生，立功济事，谋利求实。
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见识过洋人的“船坚炮利”，开始全面搜集、介绍西方的各类科学知识，讲究实务，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改良主义思想，冯桂芬、容闳、王韬、薛福成、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陈虬、郑观应等人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后来还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揭示科举制度的很多弊病，积极提倡西学，要求改良封建教育，其中就包括对文言八股写作的批判。
郑观应将“废时文”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中国文试而不废时文，武试而不废弓矢，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平日之所用，已与当日之所学迥殊矣。……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其辙耳！”
他主张将文科分设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其中文学科、言语科属于语文教育学科。“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
后来，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阐发对新式教育的总体设计
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可见在改良维新派看来，语文科归属于艺科，这可算是较早地认识到语文科具有工具技艺属性的观点。这时期对文言八股写作的批判主要是基于经世致用的实际考虑，这种实用主义倾向的写作教育观深刻影响百年来我国写作教育的走向。
随着西学东渐的全面推进及由此带来的科学理性、自由人权、民主平等观念的全面输入，启蒙文化逐渐成为影响文言八股写作的另外一个思想源头。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知识的海量输入，万难撼动封建义理的根基，万难动摇四书五经的独尊与权威，这样也就难有追求自由表现的现代性写作。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等传教士的来华，不仅带来了西方宗教，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他们通过翻译书籍，设立报馆，开设学校来传播西方文化。他们也不认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如李提摩太不赞同科举制度，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1876）中对科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中国士人何食古不化若斯哉？终年伏案功深，寻章摘句以为束身于名教中也，而实为八股文章束缚其身耳。天下所望于士者安在哉？……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
严复在启蒙文化的传播上功不可没。他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为解放国人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立下赫赫功勋。梁启超说过“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
；胡适也说：“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自1895年至1908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T.H.Huxley）的《天演论》（1898年）、亚丹·斯密（A.Smith）的《原富》、斯宾塞（H.Spencer）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J.S.Mill）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斯（E.Jenks）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
（商务印书馆，1904年）、耶芳斯（W.S.Jevons）的《名学浅说》、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1914年）、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原理》（1798年）等著作。严复还认真研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黑格尔哲学，他发表过《述黑格儿唯心论》
（1906年8月）。他“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并且还是将西方社会学理论输入中国的第一人
，“严复的文章，特别是译文，曾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
《天演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进化论的专著，一定意义上可被视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分水岭。在《天演论》的影响下，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开始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也是从以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输入为主转向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输入为主的转折点。严复的“天演哲学”（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给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天道观”以毁灭性的打击，为人们观察、解释社会人生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进而取代旧的“天道观”成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受《天演论》影响的人很多，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天华、邹容、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天演论》所传递的思想观念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写作教育的精神面貌。严复以进化论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铁锁，“道”不再是神圣权威之物，于是所谓“道器”“体用”“本末”之争也基本平息。所谓“道”“体”“本”其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它作为专制政治的根本原则与基础原本是不可更易的，但在《天演论》中的科学思想广泛传播之后，这些争论也就停止了，在变革“专制制度”这个“体”，使之转变为“自由民主”之政体上，思想界基本达成共识，只是在转变方式，即选择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上还存在争议。这种社会思想状况，对以“文以载道”为基本原则的文言八股写作教育必然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动摇“代圣人立言”的正当性、合法性。可见，文言写作并不仅仅是技艺之学，它具有自身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语言基础，也具有体制依赖性。《天演论》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很大，曾被众多的中小学堂选作教材，有些语文教师还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作文题目。此外，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原理还被人编入启蒙教材，如庄俞编撰的《蒙学初级修身教科书》（文明书局，1903年）。1902年，鲁迅在南京读书时买了《天演论》来阅读，并沉迷其中。另外《原富》也曾被南洋公学选为教材。
严复于1900年前译完《论自由》（On Liberty），初名为《自由释义》，1903年改为《群己权界论》出版。《群己权界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1859年出版的作品，他阐发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卢梭、密尔顿等人关于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他认为，为了防止民主政治下可能产生的“多数人的暴政”，政府和社会应当保障公民享有三大自由：一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二为自己追求个人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即个性自由；三为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严复认为，崇尚自由是西洋社会最深层的文化底蕴，民主也只是捍卫自由的一种手段。“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是近代西方社会运作的基本框架精神。比较而言，严复认为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是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被动挨打的最根本原因。自由思想的传播，对现代性写作教育发展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
严复高度重视西方人的逻辑学，曾引培根的话说，逻辑学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认为逻辑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之关键”。他翻译的《名学》（又名《穆勒名学》，A System of logic），《名学浅说》（A Primer of Logic）都属于逻辑学著作。《名学浅说》曾被列为中小学堂教材，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第9次印刷该书时即注明“师范学堂小学堂用”。严复认为，我国旧学的根本问题是不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归纳出发，也不用客观的事实去验证，偏爱演绎；他认定我国旧学一是“无实”，二是“无用”，“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为此他批判了宋学、考据学、词章学等三大学问。可以说，严复是我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逻辑学的人，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名学会，系统宣讲西方逻辑。
在他的影响下，我国思想界开始重视经验和实证，重视观察、归纳，重视逻辑实证思想，也为我国现代性写作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国先秦时期出现了逻辑学思想的萌芽，如名家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知识等，这主要归功于自由争鸣的文化氛围：“秦汉时代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上下级只有服从的关系，平等自由的争鸣被皇帝裁决所取代，刚刚萌芽的逻辑学就被扼杀了。”东汉的王充曾运用逻辑学知识去批驳当时流行的错误思想，但是无法抵抗封建专制的强大威力。“多数文人从尊圣读经中寻找出路，而逻辑学却被长期地冷落了。”
这种民族文化的缺失，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传统文学（社会性写作），颜元叔在《朝向一个文学理论的建立》一文里说，“大体而言，中国的传统纯文学大都缺乏理智基础与哲学深度”，“传统的中国文学看重的是情感，此外，便是看重文学中的美学成分”。对此夏志清非常认同颜元叔的观点，他认为，自古以来，很多作者的写作目的往往是“载道”或“言志”，或者是娱乐大众等。
应该说，西学东渐以来引进的逻辑学知识体系，逐渐在深刻影响、改变着民族的精神气质，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小学写作教育的思想基础。
严复借助启蒙文化的传播，深刻抨击文言八股写作的弊病。甲午海战惨败后，严复在天津《直报》（1895年2月4日至5月1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政论，宣传启蒙文化，希图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严复从发展科学、培养新型人才的角度，猛烈抨击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深刻剖析八股写作及诗赋写作潜在的严重弊病，倡导科学理性的思想。他提出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词章之学，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在《原强》中提出：“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他主张学习西方“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
等思想方法，以西学来代替封建旧文化。他认为，变法维新最急迫的莫过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其大害有三：第一，“锢智慧”。无视儿童的接受能力，强令其死记硬背，待做写作练习时，满足于抄袭模仿，“剽窃成章，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
。第二，“坏心术”。八股之士，沉湎于抄袭，掠他人之美，薄于羞耻之心；“专制统治者还以科举制度牢笼天下，使天下士子从做童生之日起便开始因袭剽窃作伪之事，羞恶之心全无”
。第三，“滋游手”。“语言文字二事，系生人必具之能”，唯独“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耳”
。而这些“文士”，务虚不务实，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
。可见在严复看来，写作就是要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具有强烈的事功之心。可以说，这是强调写作的社会性功能的先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贴
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中提出“立废八股”“改试策论”的主张。“惟垂为科举，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
可见，康有为认为：采用八股取士，代圣人立言，其实就是从维护皇权及封建集权统治出发，树立儒家经典的绝对权威，以此来限制作者的思想自由，进而消解作者的独立人格。此外通过限制阅读，也就在更深层次上限制了思想自由、写作自由，这可谓文言八股写作的致命缺陷，于是有了“谢绝学问，惟事八股”这一自然结果。从上述意义来看，文言八股写作教育存在某种反智倾向，是封建愚民教育体制对写作教育过程的全面压制。这种倾向容易导致文言八股写作徒具形式、只是“空心架子”，并不能真正培养作者的真才实学。文言八股写作“以窃科第”为目的，难以造就现代国际化背景下中西会通、具有创新精神的写作人才。
梁启超对文言八股写作的批判也很犀利。他认为，科举八股写作教育空疏无用，不仅于世无补，还戕害人才，祸害国家富强之大业。“国有大学，省有学院，郡县有学官……而问其所以为教，则曰制义
也，诗赋也，楷法也”
；“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自余一二占毕咿㕱
以从事于《四书》《五经》者，彼其用心，则为考试之题目耳，制艺之取材耳，于经无与也，于教无与也”
；所以“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任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制艺楷法，未尝有人奖劝而驱策之，而趋者若骛，利禄之路然也”
。这里梁启超把19世纪晚期文言八股写作的取材内容、写作方法、考核方式及写作动机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病都揭示得一览无遗。简要言之，天下士子拼命学作文言八股，不过为奔利禄之途；皓首穷经，研习程朱理学，不过为对付八股考试题目及准备写作材料罢了，文言八股写作只是批量生产“帖括词章
之辈”。这种写作教育究其根源，实乃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愚民政策使然。“故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弭内乱之道，未有善于此者也。”
于是，从“开民智、育人才”
的角度，梁启超提出写作教育改革的建议，如反对过于注重论说文，提倡注重叙事文字，培养观察能力、科学思维能力等。
此外，梁启超对民权思想的传播也严重冲击着文言八股写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蔽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
。可见，19世纪末期已经开始向大众传播民权思想。后来梁启超接受了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民约论（上海译书局于1899年2月出版了日本人中江笃介用汉语译注的《民约通议》）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甲午海战惨败后，严复于1895年3月在天津《直报》发表了《原强》，他吸收斯宾塞的理论，第一次从正面介绍了进化论思想，提出强国富民的三条根本措施，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首次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问题；梁启超受其影响，写了《新民说》，以后改造国民劣根性成为焦点问题），他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一文中说：“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至日本，开始全面研读西方哲学思想，先后写下了《卢梭学案》（1901）、《霍布士学案》（1901）、《斯片挪莎学案》（1901）、《论希腊古代学术》（1902）、《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1902）、《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1902）、《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1902）、《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1902）、《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政治学大家伯伦在理之学说》（1903）等，从此他的思想为之大变。
受改良维新思想影响，光绪帝于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1898年6月23日）诏令下科始废八股为策论，后来又下诏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恢复八股取士制度。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人民思想进一步解放创造条件。经过这次斗争，封建伦理纲常开始发生动摇，‘民权’思想深入人心，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当时维新人士的‘维新觉世之功’，在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上是不容忽视的”
。这也给文言文写作教育带来根本性的冲击，预示了文言八股写作的严重危机。
随着新式学堂越来越多，我国翻译人才队伍逐渐成长，他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述人才，如李善兰、王韬、徐寿、华衡芳、徐建寅、赵元益、钟天纬、沈毓桂、蔡尔康等；第二类是西译人才，如袁德辉、严复、马君武、周桂笙、伍光建、舒高第、颜永京、李杕等；第三类是日译人才，如樊炳清、戢翼翚、梁启超、杨廷栋、章宗祥、麦鼎华、赵必振、张相文、范迪吉、陈国镛、吴启孙、罗普、孟森、丁福保等。林纾属于中译中述。
大量翻译人才的崛起，为广泛译介西学、传播西学提供了根本条件。从此大批西学翻译作品开始涌入国内，这不仅大力推动着现代汉语的形成，也为白话文写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仅提供了崭新的思想参照系，还创制了大量现代汉语词汇、句式等，这为白话文写作提供了思想内容及语言形式方面的基础条件，这对文言写作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特别是1898年（戊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前后，‘变法’的中心人物和一些开明人士曾经把西方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一般西方文化传播进来，于是汉语词汇里更需要增加大量的哲学上、政治上、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学上的名词术语”；“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
现代汉语的新词大多数在西洋语言的影响下诞生，“多数的新词是由新的概念产生的”，“现代汉语中的意译的词语，大多数不是汉人自己创译的，而是采用日本人的原译。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吸收西洋词语是通过日本语来吸收的”
，因为“中国早期留学生以留学日本的为多，他们很自然地把日本的译名搬到中国来”，“其次，中国当时为西洋语言（特别是英语）编词典的人们由于贪图便利，就照抄了日本人所编的西洋语言词典的译名。这样，利用日本译名就成为一种风气了”。
作为翻译大家，因读者对象主要是士大夫群体，严复翻译时虽然仍采用文言文，但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文言与白话为写作所带来的内在制约作用，他认为要传达“精理微言”，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如果用世俗白话，则“求达难见”。
也就是说，在严复看来，文言与白话具有不同的表达功能，文言文（尤其是先秦文言字法、句法）适合于表达精细微妙的圣人至理，而世俗白话则不具备这样的表意功能。这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从语体形式角度，提出文言与白话具有不同表达功能的论述。与此相关，白话写作教学与文言写作教学也就具有不同的要求及理路。此外，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文标准，其中“雅”某种意义上确实与桐城派古文相呼应。严复认为，桐城派古文才是“文章”正轨，
他还曾向桐城派吴汝纶学习古文写作。这时期白话文尚处于边缘状态，白话文写作为士大夫所不屑或干脆鄙视。
虽然严复仍以文言形式来翻译西学名著，但是他的翻译文与文言八股文差异巨大，两者所蕴含的认识论假设与文化概念完全不同。
（1）认识论假设差异。写作实践内在包含认识论的前提假设。写作活动存在一个信息输出过程，需要对外在信息进行综合摄入和加工整理，可将之理解为认识过程。作者的认识观念、认识习惯、认识方法策略及认识水平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都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在写作过程及其结果之中。
严复的文言翻译和文言八股写作在认识机理上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严复强调观察实证、归纳分析，强调事实的力量和逻辑的力量，其认识机制属于科学反映论，明显具有西方认识论背景。而文言八股写作讲究“文以载道”，以道驭文，强调记忆领悟，演绎推理，强调义理道德、沿袭道统及“述而不作”（对经典的阐发），其认识机制属于“社会道德认识论”（侧重明道、体道）。比较而言，严复倡导的写作认识论具有现代性价值，如刘锡庆认为：“由事物到认识，再由认识到表现——这就是写作过程所必须完成的所谓‘双重转化’……它可以说是写作过程的本质属性，是启开写作奥秘的一把钥匙。”
相反文言八股写作更侧重于道德教化。谭家健认为，“中国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与伦理道德修养紧密结合”，主张“主客合一”，“西方哲学教人求知，目标是成为智者。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认识，求知，只是手段和道路，道德教化才是目的和实质”。
文言八股的“伪圣化”写作与古典的伦理道德修养紧密结合。
（2）文化概念的差异。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文言八股写作，要求儒生士子日夜捧读四书五经，以宗经为要、义理为先，借“代圣人立言”，图钳制思想之实，最终剿灭独立人格，以培养奴性来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服务。但是严复的翻译写作，却是以大力倡导西学为要，推崇科学理性，推崇自由民权，宣扬逻辑实证，宣扬平等博爱；整个写作过程灌注为救亡图存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精神追求，致力于为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服务。这种浸透现代启蒙思维的文言写作，给文言八股文写作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严复是借助雅致的文言形式，打入“敌人内部”，在士大夫心中播下“革命的种子”，从而消解文言八股写作被赋予的神圣性、权威性。事实证明，他的启蒙活动是极有成效的。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这种现代启蒙文化因子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除了严肃的启蒙读物，翻译文章还包括大量的小说读物。翻译大家如林纾（1852—1924）翻译的外国文学著作达170余种（各家所说不等，因散佚之作无法确计），如《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欧洲文学名著输入中国的第一部”）、《黑奴吁天录》《王子复仇记》等。这些翻译作品中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用“弗朗”代表法国货币franc（法郎），用“礼拜”代表week（星期）等，对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这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直接促进了新文学创作，“五四前后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的中国文学家，几乎没有人没受过林纾小说的影响”
。有很多作家正是读了林纾的翻译文学作品才步入文坛并成为大作家，如钱钟书。
印刷媒介的发展以及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也是影响清末写作课程育人价值的重要潜在因素。
随着现代印刷技术的改进及推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先后有170多种白话报刊（见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种白话报刊》）问世，最早的白话报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1月7日）创刊于上海的《演义白话报》。
同时期的白话报刊还有《无锡白话报》（1898年5月11日—1898年8月21日），《杭州白话报》（1901年6月20日—1910年2月10日），《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1904年10月），《安徽白话报》（1904年1月—1905年秋），《直隶白话报》《京话日报》《天津白话日报》《江西白话新报》，此外湖北、湖南、四川、山西、山东、福建、广东、广西、蒙古、新疆等地皆有白话报刊出版。
白话文章越来越广泛的流通，加速了报刊文章的通俗化趋势，读者群体也在发生变化。最初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士大夫、贵族，乃至皇室成员，后来逐渐面向普通儒生、社会大众。加上版税制度的推行，使报刊撰文的作者从依附权贵
逐渐转向独立写作，面向大众说话。其实西方也有过这类社会性写作现象，“文人逐渐脱离贵族或出身并不高贵的保护人的赞助，转而由那些形同读者大众代理人的出版商提供支持。……在英国，豢养制度在十八世纪初期已明显地开始崩溃。有一个时期，文学由于丧失了其早期的支持者而又未能得到读者大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到了十九世纪，当司各特和拜伦对大众的趣味和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作家才得到经济上丰厚的报偿。伏尔泰（Voltaire）和歌德大大地提高了作家在欧洲大陆的威望和独立性。读者大众的日益增多，像《爱丁堡评论》和《季刊》等大型评论刊物的创刊，使文学日渐成为一种几乎是独立的‘事业’。而巴郎特（P.Barante）在他的182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则声称，文学的独立性在十八世纪就逐渐形成了。”
随着现代思潮、大量科技著作的广泛输入，以及读者对象的变化，现代意义的新名词、术语越来越多，旧的文言体式也难以表达这些丰富的现代知识内容，总之诸多因素都促成了清末白话写作的发展。
与启蒙思想传播、白话书刊发行相呼应的是晚清白话小说的流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这五十年的白话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说。直到近五年内，方才有他类的白话作品出现。”北方多是评话小说，语言生动漂亮，南方的多为讽刺小说。
1922年，他曾说：“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
如北方的《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小五义》等，南方的《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等。“这一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一千年来，白话的文学，一线相传，始终没有断绝”。
这反映出清末市民阶层对白话小说的消费持续增长。此外晚清还出现了科学小说的翻译与创作，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版的法国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逸儒译，秀玉笔记，世文社出版），光绪三十年（1904）发表了我国最早的科学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荒江钓叟，连载于《绣像小说》），之后还有徐念慈等人的《新法螺》（1905），支明的《生生袋》（1905），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1906），毅汉、天笑的《发明家》（1914）等。
白话小说的流行与清末市民社会的兴起趋势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教育世俗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为白话小说、白话报刊流行创设了有利条件。在世俗化过程中，不可能要求老百姓茶余饭后去阅读“四书五经”，而通俗类的白话小说等正好满足不少市民的日常精神需求。这无形中为白话文写作的萌芽、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也是探讨清末新政以来写作课程育人价值的社会前提。
随着清末白话报刊、白话小说的流行，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不断拓展，重心逐渐下移，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开始了解社会公共事件，参与社会公共话语，也逐渐渴望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了解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也带来了现代性话语形式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源自西方的词汇开始流行，如“人民”“预备立宪”“平等”“权利”“义务”等，还出现了半文半白、欧化句式等语言形式。在审美情趣上，开始不再追求雅驯、高古、深奥等风格，即便是文言写作范文也开始走向浅近，反映市井生活。随着语言形式的变化，社会主导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渐渐发生改变。严复、林纾等早期翻译家，借镜日本，把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的相关书籍大量译介到国内，这既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提供了大量词汇语汇，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影响写作课程育人价值的宏观因素，还包括清末王朝所面临的危机，以及中体西用的治国宗旨。作为基础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官方性质的写作课程必然与当时的政权性质及意识形态相一致，也会体现历史背景与时代需求。自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就不断走下坡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之下，尤其是遭遇甲午海战之后，清王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挽救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末当权者曾经试图推行新政，积极改革。当时采取的治国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皇权统治的根本利益。为此在教育宗旨上推行“忠”“孝”为本，以维护家国同构的皇权天下。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清末写作课程的价值取向。
晚清政府先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光绪三十年（1904）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上述章程设置的写作课程，是我国现代最早的汉语文写作课程，这标志着现代写作教育
的发端。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分别对学堂章程进行修订。现代写作教育是基于现代学制而设置、实施的分级分科的写作课程形式，本文仅指中小学的写作课程与教学。现代写作课程以《奏定学堂章程》中“作文科”的设定为起点，一直延续至今。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颁布由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为“壬寅学制”。这是我国参照西方制度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学制，在借鉴日本学制的基础上，设计出完整的现代公共学校教育体系。《钦定学堂章程》的出台，可谓从维护皇权集团统治出发而采取的自救行为，以“中体西用”之宗旨为指导思想。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框架内，清廷政府极为重视儒家经典的灌输，将“读经讲经”列为各门学科之首，
体现以“中学”为本的宗旨观念，也很注重语文学科教育。当然，随着对外国的依赖的增强，对英语、日语的社会需求剧增，外语课程的地位随之上升，与语文学科构成竞争关系，也影响到写作课程的长远发展。
《钦定学堂章程》包括6个章程系列，前后设计20年的教育年限，初等教育10年
，中等教育4年，高等教育6年，学生入学年龄自6—7岁至10岁。蒙学堂（4个学年）设置字课、习字、读经等课程；寻常小学堂（3个学年）安排读经、作文、习字等课程；高等小学堂（3个学年）安排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等课程；中学堂（4个学年）安排读经、词章等课程。可见，基础学段（含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共设置6门与汉语文学习密切相关的课程，即“字课、习字、读经、读古文词、作文、词章”，从而建构起我国最初的现代语文课程结构。一些人不主张将读经纳入语文课程范畴，认为读经是独立的。其实从课程内容来看，古代语文的核心就是经书，而且经书还深刻影响着古代写作教学，延续这个理路，清末将读经纳入语文课程结构并不为过。
中小学堂设置的“作文”“词章”可谓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写作课程。
蒙学堂设置的“字课”“习字”属于写作预备课程，“字课”包含一些写作课程内容因素，比如前3学年教学生实字、静字、动字、虚字知识，第4学年教“积字成句法”，为寻常小学堂作文教学做准备。另外在检测学习效果时，也包含写作练习，“凡考验蒙童之法，皆取其平日曾经讲授之字课等项，随举问之，使之口答或笔答；第三四年学过句法之后，可以纯用笔答。以上考问，须常日或间一日用之，以提醒孩童之知识”
。这里的“笔答”“纯用笔答”都属于日常写作练习。可见写作教学其实是从蒙学贯通中学。
虽然清末还没有统一关于语文的课程名称，语文课程设置显得比较随意、散乱，但相比过去笼统的古代语文教育（含经史子集等）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种分级分科的语文课程设置标志着现代语文学科诞生，“作文”“词章”课程的设置标志着现代意义的写作课程诞生。
《钦定学堂章程》对各学级的写作课程分别提出具体的学业要求及内容安排。
可见，《钦定学堂章程》中写作课程已经涉及“口语”，如“第一年教以口语四五句使联属之”“第二年授以口语七八句使联属之”。显然这里的“口语介入”只是为降低写作教学难度，更好地从口语向书面语过渡，最终为文言文写作“铺路搭桥”。具体方法可能包括：（1）教师说几句俗话，要求学生用文字记录下来，属于白话文写作练习；
（2）教师以口头形式说几句文言句子，要求学生用文言贯通起来，属于文言文写作练习
；（3）教师以口语形式说几句俗话，然后让学生把这些俗话转化为文言形式，属于俗话转文言的翻译练习法，为文言记事短篇的写作练习服务。这种翻译练习法是训练学生将口语、俗话转化为文言句子的技能，通过反复进行这种言文互译练习，为以后的文言文写作打好基础。由此推断，教师说的是俗话、俗语，再要求学生依据俗话意义翻译为文言文，通过这种“文白互译”练习不断提高文言写作能力，为高年级接受专门的文言写作训练打下基础。
这种“俗话翻译文言”练习法很可能是在西书翻译模式的影响下形成的。明末清初西学输入之际，利玛窦就开创了中西结合的译书方法，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籍，从此中西结合的译书模式一直沿用下来。清末民初傅兰雅与徐寿、伟烈亚力与李善兰都合译过化学、数学西书，后来才有中国学者独立译书，如颜永京、严复、马君武等。“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译中述是西书中译的基本模式，即由外国学者口译西书意思，由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
总之，这种俗话翻译文话的写作练习属于清末常用的写作教学方法之一，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已经针对不同年级提出过明确要求，进而运用俗话作文。
根据《钦定学堂章程》的课程规划，蒙学堂（4个学年）的写作练习属于预备阶段，正规写作练习从寻常小学堂开始。在中学高年级，还具有“高级”应用文写作和古典诗词歌赋写作课程内容，如“第三年学章奏传记诸文体”，“第四年学词赋诗歌诸文体”，这与古典写作教学关联密切。中小学堂（10个学年）写作课程的内容流程设计如下：
蒙学堂（1—4学年）阶段学习字法、句法、习字，为小学接受正规写作练习做准备。从寻常小学堂到中学堂，写作课程内容从句子练习起步，以记事文、日记书札、说理文等写作练习为主体，以章奏传记诸文体写作、词赋诗歌诸文体写作为高阶教学目标，整个课程流程设计都是文言文写作教育。章奏传记诸文体写作属于高级应用文写作练习，词赋诗歌诸文体写作属于古典文学写作练习，这些属于古代士大夫必备的写作技能。
小结：寻常及高等小学堂“作文”设置6学年，中学堂“词章”设置4学年，故写作课程在基础教育中连续设置10个学年，如果包括蒙学堂4学年的写作预备期，长达14学年。
实施《钦定学堂章程》时期，写作课程与字课（4个学年）、习字（10个学年）、读古文词（3个学年）、读经（14个学年）密切关联。
（1）写作取向的字课设计。《钦定学堂章程》在处理写作课与字课关系上与随后的《奏定学堂章程》有很多不同之处。
“字课”设计思路是“实字—实字结合之法—虚字—积字成句法”，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从实字起步，虚字过渡，最终落实在积字成句。“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
这是典型以写作为取向的字课设计，与当代以阅读为本位的识字思路明显不同。在“字课”学习的同时辅之严格的习字与读经。经过4学年“字课”训练，学生（如果6岁入学，此时是10岁）才开始接受写作训练，从识字、写字向写作转化。这与属对异曲同工，绝不止步于识字，还关联用字练习，修辞、语法练习，为书面表达打好基础。可见这种“字课”、习字与读经彼此渗透的蒙学结构，为寻常小学堂的写作课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深得古典文言写作的精髓。
（2）为写作立魂的读经讲经。《钦定学堂章程》设计连续14学年的读经课程，学习时间量居各门课程之首。“义理”源自四书五经，统御全篇，既体现“文以载道”的写作传统，又体现清末桐城派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特点。读经课程除自身的价值目标之外，还为“作文”“辞章”提供“义理”基础，为“代圣人立言”做铺垫，这与现代写作教学的理路是相悖的。当时八股写作传统对写作课影响巨大，占主导地位的文言论说文写作必然需要遵从八股写作规范、延续八股写作遗风，继续扛起“文以载道”“宗经征圣”的大旗。如果缺乏严格、系统的读经训练，缺乏“义理”根基，那么文言论说文写作必然难以下笔成文。因为文言论说文的写作规范是以阐发义理为主，行文追求“代圣人立言”，以“圣人”的口吻来阐发道理。总之，“读经讲经”不仅为文言论说文写作预设了价值前提，而且为文章立意提供了基本规范，可谓当时写作课的灵魂。
（3）写作特征明显的读古文词。《钦定学堂章程》安排3个学年来读古文词，这是学习古典写作精义的必要参考。通过研读、背诵古文词，揣摩为文章法，模仿练习，这是古文写作的传统方法。清末中小学堂延续了这个优良传统，特别注重引导学生揣摩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模仿借鉴，发挥传承。当时选编或翻印了很多供模仿练习的文章读本，如《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东莱博议》《古文渊鉴》等，林纾还著有《韩柳文研究法》等。当时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经常被选作阅读范本，也供写作模仿之用，也许是因为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多为“载道”之文。
（4）为写作添彩的习字课。《钦定学堂章程》连续设置10个学年的习字课，在正常情况下足以保证学生写出一手好字。科举时代，考生能否写出一手漂亮的字，是直接关系到是否被录取的关键，所以习字训练历来是作文极为重要的事项，当时也不例外。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给光绪的奏折《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所提到的“楷法”，就是当时习字教学的重要内容。楷法是“殿试对策所用的标准书法，当时以‘黑大方光’为好”
，为练好这套标准书法，可能需要10年时间，甚至更长。“殿试”又称为廷试，皇帝亲临殿廷。可见“楷法”是写给皇帝看的，故要求最为严格。
《钦定学堂章程》所设计的基础教育体系，不仅与现代语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课程都与写作课发生有机关联，而且独立设置的写作课程贯穿中小学教育始终，可见当时写作课程绝非边缘或可有可无。这种重视写作课程的观念一直延伸到《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之“学科总义章第一”的规定中：“向来学方言者，于中国文词，多不措意，不知中国文理不深，则于外国书精深之理，不能确解悉达。且中文太浅，则入仕以后，成就必不能远大。故本馆现定课程于中国文学，亦为注重。”
由此可见，如中文不扎实、不通透，学习、理解“外国书”也“不能确解悉达”；如“中文太浅”，即便有幸做官，“成就必不能远大”，这些论断不可不谓深刻。从这个角度看，当时古典文言写作实在是备受重视。
从师范生选拔标准看写作课的重要性。从《初级师范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选录的初级师范生的标准规章来看，当时政府对写作能力高度重视。“选初级师范生入学之定格，须取品行端谨，文理优通，身体健全者”
，其中“文理优通”是必备条件，还特别强调“考取初级师范学生，专以中国文理优通为主。文理为百事之根，他项学问，即使全然不解，自可于入堂后按课学之，不在乎粗通算学西学，一知半解也。若文理未通，此堂所讲中国文，皆止浅近功夫，该生入堂后，必无暇自行深造，则永远不能读中国之书，又焉能教人乎。初基既坏，谬种流传，将使此等师范生所教各学堂，无一人能通中国文理者，为害不可救药矣。故考选初级师范学生者，尤宜深知此意”
。这里强调“文理为百事之根”，即便其他学问都不行，只要“文理优通”，照样可以“入堂后按课学之”，否则“必无暇自行深造”，“为害不可救药矣”。为此录取初级师范生，“专以中国文理优通为主”。这里从师范生选拔角度强调中文功底、写作能力的极端重要。
从课文内容选择看写作课的重要性。《绘图文学初阶》（1905年）第5卷第66课《父与子书》：“凡与他人之书，必须自署其名，惟父与子之书，则不须署其名也，其措辞亦与他人之信不同，兹设例如下：某儿览汝在小学堂读书，务以考究文学为最要，盖文理不通之人，无论何项学问，均不能入门也……以后每逢休息日，务当写一信寄我。”
其中强调“文理不通之人，无论何项学问，均不能入门也”，还将“文理不通之人”比作“推车、担粪之人”
，颇有不屑之意。又如《桐城吴氏文法教科书》，吴闿生在“叙”中写道：“中国文教之国也，后生为学苟文事之不知，则其才智不开而莫由责效于世用。”
这里强调写作不行，智力得不到开发，难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综上所述，当时极为重视语文，尤其重视写作能力。这应该与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自隋唐以来形成的文官选拔、科举取士制度密不可分。中国是诗的国度、文章大国，历来重视文章写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偏籍……而声名自传于后。”
以科举取士为特征的文官选拔制度更是文言文写作教学的强大推动力，可谓“一文定终身”，写作决定了家族命运。从应付科举考试出发，识字、习字、读古文词、读经讲经等，最终都归结为服务文言写作。如是自然形成以文言写作为龙头的古代语文教学模式。
虽然1901年废除了八股取士，“1901年8月29日，清政府命自明年始，乡会试及岁科试策论，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不准用八股程式，并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
可是科举制度尚存，而且长达1300余年所积聚形成的惯性作用还非常强大，短期内是绝不可能消解的，所以清末基础教育体系对文言写作教学的极度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完全延续了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的特征。
虽然有人说《钦定学堂章程》完全抄袭日本学制，可是从语文课程设置、文言写作特征等方面分析，《钦定学堂章程》还是保存了我国古典文言写作的民族特色，延续了我国古代语文教学的优良风范。事实上一个民族的言说实践、书写传统，是最具民族特性的存在，必然深入民族文化的骨髓，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否定或任由其消逝。真正对文言书写传统造成重创的是“五四”以来的文白对立，文言开始淡出，古典文言表达经验逐渐流逝。当时文白势不两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的白话文写作教学不尊重古典文言写作智慧及文化底蕴，不善于汲取古典文言表达的宝贵经验。这可能是百年后白话文写作教育面临危机的根源之一。
光绪三十年（1904）《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实施，成为我国颁布并实施的第一个学制文本。《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办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
，宗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别注重读经讲经教育。这一学堂章程典型反映了“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及权力关系，体现以“忠孝立国”的统治思想，其之所以强调“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是因为经史文学经过改造加工后能够集中体现忠孝本位文化，具有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独特功能。这从宏观上为写作课程奠定思想基调。
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宗旨，《奏定学堂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办学管理作出具体规定。整个学制分为三级七段，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9学年），分为蒙养院、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三级，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5学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6—7学年）。一般蒙养院入学年龄是3岁，初等小学入学年龄是6—7岁，教育年限为20—21年。这从根本制度上为写作课程确定了时间结构。
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为加快推广新式学堂，《奏定学堂章程》颁布的第二年（1905年），清廷正式废除科举取士制度，这从动力机制上改变了写作课程的根本动力及前进方向，对白话文写作课程的大转型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其实废除科举取士，如同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整个教育系统的动力结构。总之，科举制度的废除预示着原来那一套教育体系即将瓦解，新的教育秩序亟待探索建构，也预示着现代写作教育开启了新的转型之旅。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有5个学年，设置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语文类课程。没有单独设置写作课程，写作课被纳入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不过从这时期出版的写作教科书来看，当时写作教育具有相对独立的课程形态，并不依附于其他语文课程。与《钦定学堂章程》一致，读经讲经仍然被视为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首要目标（修身课程与读经讲经课程性质相似，也被列为最重要的课程）。
下面是《奏定学堂章程》写作课程各学段的基本要求。
（1）以写作为轴心的中国文字课。中国文字课与《钦定学堂章程》中的“字课”类似，兼顾识字、习字等内容，总体而言以写作为轴心，具体内容是由“字（识字、联字、习字）—句（积字成句、寻常记事）—章（积句成章、日用写作）—书信写作”四个层次构成。从内容设计来看，与《钦定学堂章程》所拟定的相差不大，都是从“字”开始，利用5个学年来帮助学生掌握记事文、书信、日记等简单应用文的写法，满足日常应世交往之需。
中国文字课的设计思路：注重延续传统的写作实践经验；突出为日常应世交往服务，强调写作技艺功能。《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字”的要义是，“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
，并结合年级分别提出具体要求。如初等小学堂第一学年，在指导学生读经时，“按诸实事，譬以物理，晓以俗情，期于童子能解；万不必涉于高深，是为浅近之义”；第二学年，“随举寻常事实一件，令以俗话二三句，联贯一气”；第三学年，“讲积句成章之法，或随指日用一事，或假设一事，令以俗话七八句联成一气”；第五学年，“教以俗话作日用书信”等。
由此可见，从“谋生应世之要需”的书面交际出发，开始从过去注重为科举服务转向日常书面表达与交往，从而为未来的社会交往实践做准备，致力于缩短学校与世俗生活的距离。
（2）以写作为目标的中国文学课。在接受完5学年的初等小学写作训练之后，学生理应学会以“俗话作日用书信”，具备简单的书面交往能力，随后升入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学习“中国文学”课程。写作训练是中国文学课最重要的板块或目的所在。《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要求：“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
。《奏定中学堂章程》要求：“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涩口句，三忌发狂议论，四忌用报馆陈言，五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由上可见，高等小学堂4个学年的写作训练追求“通四民常用之文理”
；中学堂5个学年的写作目标在于形成“清真雅正”的文风
。连续9个学年的中国文学课的目标从高小的“应世达意”走向“清真雅正”，要求“忌涩口句”“忌发狂议论”“忌用报馆陈言”“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当时写作课目标所在还是典雅古朴的文言写作。总之，当时在初小、高小与中学堂的写作课目标并非前后一体，而是各有侧重，前者指向实用，以求谋生应试之需；后者回归古典传统，追求典雅清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写作课目标的结构性矛盾属于西学东渐以来受外力挤压造成的错位，或可理解为现代性语境下中文写作课的派生性矛盾。这种矛盾形成的内在张力一直延续至今，从文言写作向白话写作转型，试图以实用交际的应世性动力消解古典写作惯习及审美体验，从而希望化解中文写作的现代性纠结。可是结果并不理想，也不会理想，因为完全追求应世交往的外部实用动机在无形中容易架空或掏空中文写作的历史积淀与传统文脉。
《奏定学堂章程》延续《钦定学堂章程》的思想及做法，在处理写作课与识字习字、听说、阅读（含读经讲经）等的关系上，设计思路大体一致。只是《奏定学堂章程》对语文课程结构作了进一步的调整，除读经讲经之外，将字课、习字、读古文词、作文、词章等归类合并为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课程，语文课程内容显得更为紧凑。如中国文字课的内容远远超越《钦定学堂章程》中“字课”的范围，不仅包括识字（实、虚）、习字，还包括写作训练。总之在语文课程框架内，写作课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新的形态，虽然写作课不再单独设置，可是写作在语文课，乃至整个基础教育体系内的地位并未被撼动。这与日后写作课被日渐弱化、空心化不可同日而语。
从掌握书面语的角度来看，主要涉及阅读及写作学习，阅读方面除诵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供写作模仿之外，最主要的是读经讲经。虽然当时的读经讲经课并不为语文设置，可它是阅读及写作的根基或“灵魂”。下面重点介绍读经讲经与写作课的关系。
（1）设计精致的读经讲经课。读经讲经课围绕“四书五经”展开，课程内容非常精细，教学规定极为严格，教授经验丰富老到。比如初等小学堂5个学年的读经讲经课，对每一学年、每个教学日应读的内容、字量、时间都作出精细切分，对具体的读经方法也有详细规定。“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第三四年，每日约读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总共五年，应读十万一千八百字。”
教育时间控制方面，“读经讲经时刻，计每星期读经六点钟，挑背及讲解六点钟，合共十二点钟。另有温经钟点每日半点钟，在自习时督课，不在表内。若学堂无自习室，则即在讲堂督课”
。读经讲经还注意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差异提出个性化教学要求。
（2）读经讲经的写作意义。读经讲经的目标非常明确，即通过背诵经文，灌输义理，塑造专制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王朝的统治秩序。“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每日所授之经，必使成诵乃已。”
从常理来讲，14年极其严格、封闭系统的读经讲经训练，足以摧毁绝大多数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识及反思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改造儿童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系统，而这正是儿童写作的底层系统。
此外，长期严密的读经讲经很大程度上也会决定或制约儿童写作的语言形式。通过死记硬背，积累大量的“忠孝词汇”“忠孝句式”，习得负载其上的思维、审美及情感体验，这些都会内化为学生写作的“记忆库存”，从而实现“忠孝话语”再生产，批量产出奴性写作人才。总之，读经讲经与写作课水乳相融，要实现从古典写作向现代写作的跨越，必然需要开门办学，废除读经讲经的至尊、唯一地位，以中化西，再造人文根基，否则毫无希望。当然这主要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事情了。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清廷设立学部并废除科举制度。李提摩太在1888年出版的译作《七国新学备要》（上海，广学会）中提出：国家必须先立学部；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1895年之后，维新运动时期，李提摩太曾向翁同龢递交条陈，其中包括“成立教育专部，全国设立新式普通学堂及专门学堂”，“发刊报纸杂志，介绍新知识，启发民智”，翁同龢后转呈光绪皇帝。
学部的设立对现代写作教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设立女子小学堂及女子师范。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
，设置国文学科，所有就读小学的女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写作训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出“知识技能”的教学要求，并强调“知识技能”与“德操”“身体发育”相互联络。这影响了当时写作课程的观念与实践。癸卯学制颁布后，小学堂课程分别于1909年和1910年进行过两次较大的修订。“宣统元年（1909年），分初等小学为三类：照旧五年毕业者称完全科……完全科课程将历史、地理、格致3科并入国文科内成为6种必修科目……读经一科的学时也有减少。”
此处提出“将历史、地理、格致3科并入国文科”，可见当时语文学科独立或封闭的意识并不强，相反语文与其他学科整合融通的意识比较明显。语文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建构，这个问题困扰语文界一百年，至今没有解决。
表2-6 清末小学堂课程修订后学程比较表
初等小学阶段的写作课“教四民常用之文”，文体多是书信、简单记事文等应用文及实用文，只在高小最后1学年才学习简单的说理文，以便和中学堂过渡衔接。写作课注重满足日常书面交往的实用目的，突出简易的工具技能性。出于实用理性的考虑，写作语言允许口语、俗话、俚语等介入，这又属于早期白话文写作的萌芽。
高等小学阶段“中国文学”课程规定：“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
；还专门安排“俗话翻译文话”表达训练，降低写作难度，帮助学生沟通口语、俗话与文话之间的关联，兼顾浅近文言写作教学。可见高小阶段的写作目标还是指向“应世达意”的实用目的。此外，高等小学阶段还特别注重听说教学，连续设置四年“习官话”课程，“习官话者即以读《圣谕广训》直解习之，其文皆京师语，每星期一次即可”
。这是向日本学习的结果，1902年吴汝纶去日本考察，看到日本语言统一和教育普及的效果，回国后即上书张百熙，“极力主张用北京官话‘使天下语音一律’”。之后张百熙、张之洞等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中就有“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的规定”，随后几年，官话字母“传习至十三省境”
，可谓我国现代听说教学的缘起。
从写作价值追求来看，设置系统的“习官话”课可以拉近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也可以促进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写作发展。因为“习官话”课“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
，也方便养成“言文一致”的书写方式。总之，小学段写作课总体上注重追求实用价值，供谋生应世之需，侧重于工具技能性。
中学堂侧重学习文言论说文写作，与古典写作经验一脉相承，体现“天人合一”“文以载道”“文道统一”的写作观念，注重彰显古典人文价值及专制道统文化。由此可知，中学写作课追求为文与为人的融会贯通，注重文章写作与修身养性融为一体。这可谓“学作文与学做人”观念的源头，只是其观念的内涵特征与后来有所不同罢了。后来写作课演化为“机械训练”，“为文”与“为人”脱节，这可谓写作课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严重“异化”，从源头来看是受西化不良影响的“苦果”。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学堂文言论说写作课的价值追求，注意对接古典经学，追求纯正、雅驯、深厚，具有浓郁的古典基调，还能体现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及审美旨趣。从个性自由解放来看，当时写作课也是对学生的束缚。如《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
这实际上是从写作内容及语言表达两方面来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即“写什么”必须“本乎古”，写作文字“必有来历”，而且“文法备于古人之文”
，于是写作训练为“求文法”“必自讲读始”，首先要求学生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最为善本”，“如乡曲无此书，可择较为大雅之本读之”
。显然选读《御选古文渊鉴》这类文章的目的，就是作“清真雅正”之文。这类文章有“五忌”，即“忌用僻怪字”“忌涩口句”“忌发狂议论”“忌用报馆陈言”“忌以空言敷衍成篇”
，通过“五忌”可将写作过程牢牢控制在封建义理范围之内，从而固守清廷统治集团所希冀的“忠孝”本位。总之，中学段写作课程的价值追求是以儒教义理为基，以“忠孝”为本，侧重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价值要求，体现为培养奴性写作人才的价值倾向。
小结：无论是小学段还是中学段的写作课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宗旨，可是在育人价值层面却具有结构性矛盾。小学段的写作课侧重追求简易的书面应用表达，培养用俗话来书写日常应用文、简要记事文的实用写作能力，其育人追求从属于工具实用理性。中学段的写作课侧重培养士大夫或朝廷官吏，注重为仕途晋升做准备，其价值追求可从属于封建伦理的人文价值理性。总体而言，清末写作课的育人价值可以归结为臣民写作能力取向，既包括诵读《御选古文渊鉴》，能作“清真雅正”文章的臣子家奴，也包括能写简易应用文章，为封建皇权集团所驾驭的普遍百姓。清初散文家魏叔子曾批评过类似的写作现象：“吾辈生古人后，当为古人之子孙，不可为古人之奴婢。为子孙则有得于古人之真血脉，为奴婢则依傍古人作活而已。又曰古人亦有病，学古文者，当知古人之病处，极力洗刷，方能步趋，否则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丑图。”
前文提及初等小学堂的写作课“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
，可见初等小学段已经提出白话写作要求。写作语言可以使用“俗语”，写作任务是学会如何用白话来写作简单的记事、记言文章。高等小学堂的写作课，第一、二学年训练“俗话翻译文话”，第三、四学年训练浅近的文言写作技能，即先练习百字以内的文言短篇（记事文），再练习两百字以内的记事文及说理文写作技能。中学堂的写作课，注重练习纯正的文言写作技能。从写作语言来看，前后14年的写作课呈现出“俗语”—“浅近文言”—“纯正文言”的结构序列。高小4年的写作课是中介桥梁，起到衔接过渡的功能，帮助学生从“俗语”写作向“纯正文言”过渡。这个课程序列特别注重“读写结合”，发挥阅读文本的铺垫作用，比如高小第1年“读浅显古文，即授以命意遣词之法”，第2—4年“读古文”，拾级而上，为文言写作奠定基础。
写作语言不只是媒介或工具，语言也是“本体”“世界观”。应用什么语言写作，就意味着在什么样的意义世界中思考，或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人生。清末写作语言的变迁与写作课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终归是臣民的价值取向。小学写作课虽然允许使用口语、俗话、俚语来表达，适应现代世俗社会的实际需要，可是这只是权宜之策。当时实用写作技能要服从封建义理规范，不得与圣贤之道相抵触。《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十二岁以后，为知识渐开、外诱纷至之时，尤宜令圣贤之道时常浸灌于心，以免流于恶习，开离经叛道之渐；每日所授之经，亦必使之成诵。”
可见即使侧重于实用交际的小学写作课也逃不出“圣贤之道”的“浸灌”。从当时流行的儿童读物中也可得到侧面印证，“胡适、鲁迅、周作人幼年时期，《二十四孝图》是流行最普遍的儿童读物，他们对这类故事深表厌恶，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类故事”即如“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
中学堂写作课训练文言论说文写作，讲究“清真雅正”，并不允许独立思考，训练符合封建义理框架的奴性写作技能，彰显“忠孝”的价值本性。当然在审美情趣上也延续了古典审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