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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已经建立起相对发达的全国官学网络，“据史籍记载，至1825年，全国有包括府、州、厅、县、旗、卫各类官学1788所。”
此外民间办学机构如书院、社学、义学和私塾就更多了。正是凭借官学、民办两套学校系统的运转，清代识字人口大幅提升。根据文献推算，乾隆年间“大致具有进入官学学习所需文化程度的人当占总人口数的9%左右”
。据此推测，当时具有写作才能的社会成员还非常少，大多数百姓依旧生活在文字世界之外，沉浸于口语文化之中。对今天的人来说那是“无声的存在”，是“沉默的历史”。
这时期写作教育严重依附于科举制度，“朝廷以科目取士，士亦竭毕生精力沉溺于诗赋时文帖括之中。书院介乎官私之间，虽宜能作养人才，而其所传习，宜不离乎三者”，许多书院也沦为八股文写作的训练基地。
“未几山长以疲癃充数，士子以儇薄相高，其所日夕咿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
，八股文章，陈陈相因，相互模仿，难有创新，可谓“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
在这种教育环境之下，大多数写作练习纯属应付了事，“搭起空心架子”，满纸“假、大、空”，尽是“伪写作”。“文期将到，先愁明日何题。交卷已完，脱却自家干系。搭起空心架子，或可欺同类之人，究其实在根由，终难对先生之目。”
其实对八股文写作的批判由来已久。明末清初不少开明之士就严厉抨击八股取士，追求经世致用，承续明代中叶以来的实学风气。“明代尤其是晚明学术界给人的印象是侈谈心性，不宗实务。就理学来看确实如此，但明代中叶以来出现的实学风气也不容忽视。此处实学取其狭义，是指与谈人性、个体精神修养相对而注重研究各种实用的科学技术、求学以致用的一种学术思潮，是与理学空谈相对而言的。”
在实学思潮背景之下，明清之际出现了学术转型，批判揭示儒学以伦理取代一切的弊病，但是没有突破经学笺注的学问形态。
清代出现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
、汉学与宋学的论争。桐城派与阳湖古文派写作理论可以归入宋学派。乾隆初年，方苞尊宋学，“与同邑姚范、刘大魁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创立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
。桐城派始于方苞，光大于姚鼐。“桐城始祖方苞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故可归入宋学一派”
，姚鼐推尊程朱，不认同考据派“不论理之是非”的做法，但他同时也强调要精通考据，主张以考证为文章、义理的附庸，曾欲从学戴震而遭谢绝。与桐城古文派并称的还有常州阳湖古文派，有张惠言、恽敬、陆继辂、董士锡等人，“桐城、阳湖渊源同出唐、宋大家，以求上窥史、汉，皆未标新立异。且两派同不满于汉学家对政治的冷漠态度而倾向积极的经世立场”
。他们尊孔尊道、推崇韩欧的写作思想，对晚清文言写作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今文经学派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他们在反对原来古文经学的基础上，积极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龚自珍持改良主义的文化教育观，他主张“文化教育应当为政治服务，极力反对当时风靡一时的古文经学家的寻章摘句、专事考据、不问政治的不良学风……他要求恢复西汉以前的今文，并且努力寻求古代经典中之微言大义、‘经世致用’之学
”。这为写作教育附庸道统、委身于政治话语埋下了伏笔。与梁启超后来讲的“政治为体，艺学为末”相一致，语言文字逐渐沦为社会统治的工具性存在。魏源也主张“废除书法试贴，学习有实用的学问”
。“善言心的必须要证之于事，善言人的必须依靠于法，善言古的必须取证于今，善言我的必须依赖于物——一切都应当从现今实际的事物出发。”
以叙事来言心，以外物来言我，一切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这对写作教育注重联系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后来改良派如康有为、梁启超也积极提倡变法维新，改良社会。在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之下，写作教育的社会意义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科举取士、维护封建道统、专制之外，开始注重经世致用，为变法维新、国家富强服务，不再满足于“代圣人立言”。这样写作教育的技艺功能得以强化，工具理性得以彰显，“文以载道”的内部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
总之，从今文经学的思想路径来看，其注重从实际出发，倡导经世致用，强调写作的技艺功能，这有助于摆脱“代圣人立言”的痼疾。从一定意义上说，今文经学可谓清末以来现代白话文写作教育兴起的思想源头之一。从强化技艺功能的实用角度来理解写作教育，为日后引进美国实用的写作经验埋下伏笔，也为接受日本生活化写作经验清除障碍。
鸦片战争以来，教会学校在我国大陆越来越多，并逐渐从沿海城市向内地延伸。
教会学校普遍重视自然科学技术教学，兼顾“中学”课程。最初多采用“三、百、千”、四书五经等我国传统教材。后来独立编写各科教科书，供全国教会学校使用。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成立益智书会，负责教科书编写。到1890年，益智书会出版学校用书98种。除识字、阅读之外，他们也教授中文写作。
1839年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开设的课程英中兼备，既包括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也包括数、理、化、生、史、地等。《马礼逊教育协会章程》：“第三款、课本。1.本校课本旨在教导学生学习阅读、写作、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并以英语及华语教授，以期获得最佳效果。”
在中文阅读课、写作课等方面，他们的探索在新式学堂中文课程设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844年，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立女塾，开设有圣经、国文、英文、算术等课程。1864年，长老会狄考文在山东登州设立文会馆，“中学”课程设置情况
如表1-2：
其中写作课程包括：备斋第三年的“作文作诗”课程，正斋第四年、第五年的“赋文”课程。
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中学”课程
“包括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和书法”
，还特别注重文法学习，“练习文法”“考查文法”；到高年级设有“翻书作文”练习。
1884年，美以美会
设镇江女塾的课程。“中学”课程
如下：
第一年 蒙学捷径初编上、游艺、诗歌。
第二年 蒙学捷径初编下、分字略解、三字经、百家姓、游艺、诗歌、读故事书（地理风俗，训儿真言，识字初阶）。
第三年 蒙学捷径二编、官话问答、三字经、诗歌、读故事书（亨利实录，蒙学浅说，安乐家）。
第四年 蒙学课本、千字文、写字、诗歌。
第五年 蒙学课本、四书易知摘要、读故事书（天路历程）、写字、诗歌。
第六年 蒙学课本、背讲四书摘要、读故事书（女训喻说，郭娜喜传）、写字、诗歌。
第七年 蒙学课本、诗经、读教士列传、尺牍、作论、写字、诗歌。
第八年 背讲左传摘要、大美国史记、尺牍、作论、写字、诗歌。
第九年 左传摘要、尺牍、写字、诗歌。
第十年 背讲古文、尺牍、策论、读万国通史、写字、诗歌。
第十一年 东莱博议、万国通史、尺牍、策论、写字、诗歌。
第十二年 读泰西新史、尺牍、策论、写字、诗歌。
（根据《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1904，第十集，第42—43页编成）
其中写作课程包括：第七年、第八年的“尺牍”课程、“作论”课程，第九年的“尺牍”课程，第十年、第十一年、第十二年的“尺牍”课程、“策论”课程，同时辅之以“读教士列传”“背讲左传摘要”“左传摘要”“背讲古文”“东莱博议”，另外“诗歌”课程延续12学年。
由上可知，教会学校的中文教学比较注重“官话问答、游艺、读故事书、诗经、诗歌、左传、背讲古文、东莱博议、作文作诗、赋文、对联、尺牍，作论、策论”等诸多内容。这既延续“中学”传统，体现汉语文学习特点，又融入西学精神，呈现西洋教学风格。如比较重视文法知识学习、“是非学”（逻辑学）课程
学习；能够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循序渐进地设置课程，在低年级安排游艺、读故事书等游戏类课程，高年级学习“心灵学，是非学，富国策”等系统知识课程。写作方面主要沿袭过去，略有变化，侧重于作诗赋、对联、尺牍、作论、策论等文体写作，没有安排八股文训练，注重读写结合、研读及揣摩古文写作技法。
随着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相继开展，洋务官员、开明乡绅、维新变法人士积极提倡兴办新式教育，教授科学技术，传播维新思想，培养洋务、维新人才（如翻译、工商、技术人才等），也兼顾启迪民众。新式学堂以同治元年（1862）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发端，随后一大批新式学堂陆续建立，如同治二年（1863）成立上海广方言馆；光绪二年（1876）成立格致书院；光绪四年（1878）张焕纶与沈成浩、徐基德等人在上海创办正蒙书院，后改为梅溪小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北洋大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钟天纬在上海创办三等公学堂；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稚晖、俞复、丁宝书等人仿照日本学制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光绪二十五年（1899）叶澄衷在上海创办澄衷学堂
。这类新式学堂与私塾、书院风格迥异，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可谓后期公办学校的前身，为清末新政期间颁布新学制，设置作文、词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等现代学科创设了积极条件。与新式学堂相伴而生的有译书局、报馆、出版社、研究会等新型组织。据统计，晚清西书出版机构有100多家，主要分三类：（1）教会办的，如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上海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益智书会、土山湾印书馆；（2）政府办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编译局；（3）民间办的，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从维新运动起，开始了一次文化革新运动：大量翻译西书，出版了许多新的书刊，并且采用了一些比较通俗易晓的文体，借以介绍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
就教科书来说，在商务印书馆
成立之前，文明书局
出版的教科书最多，“是出版教科书的第一家”，广益书局次之。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商务印书馆逐渐壮大，各学堂纷纷使用商务版教科书。
受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及影响，写作教学方向在变化。过去写作训练是以四书五经、圣贤思想为底色，追求“文以载道”“代圣人立言”。维新运动以来，“文以载道”之内涵发生改变，康有为“他们心目中的孔子与洋务派的孔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认为孔子是‘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万业’的大圣人（《新学伪经考·序》），是非常重视‘民权’的。梁启超还给孔子涂上了浓厚的资产阶级的色彩，说什么孔子的思想是：‘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爱身主义，博包主义（亦谓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论支那宗教改革》）”维新派与洋务派虽然都是尊崇孔子，但实际上却是两个孔子在斗争。”
可见虽同为“文以载道”，可是康梁改制背景下为文传道已经有了时代特色，写作性质也大为不同。新的写作之道适应维新改良文化的社会语境及思维方式，在写作意图、表达内容等方面都焕然一新，非八股文写作与纯粹雅训的古文写作可以比拟。
1891年起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除与写作有关的课程“词章
之学”“劄记”（每日课之）外，还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如游历、演说（每月朔望课之）、体操等。
他教学常用比较法，“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证明之”，“万木草堂的学生除听老师讲课外，主要靠自己读书与笔记。每人有一本功课簿，记录读书之心得或疑问，半月呈缴一次，康有为亲自批答，有时还要面授解答。学堂每逢初一、十五举行学习讨论，鼓励学生开展辩论和批评”。
这已经呈现出现代写作的浓郁氛围。梁启超也重视吸收西方教育经验，针对八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中等程度的学童，拟定了一份功课表，规定每天“十一点钟，受文法，师以俚语述意，令学生以文言解答之，每日五句渐加至十句”
。这种训练有助于强化方言口语（“俚语述意”）与文言书写的转化，可见当时小学仍注重文言写作，只是方法有变化，渗透文法知识与口语翻译。可见晚清受西方文化影响，新式学堂写作课开始疏离古典写作的训练规范，呈现新的精神面貌。
同治元年（1862）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正式的新式学堂。从课程设置来看，同文馆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确实是学习西方的产物。“19世纪70年代以后，学校规模渐渐稳定，先后有几百名学子进入馆内接受西学熏陶，西方近代教育制度
、教学方法被首先在馆内试行”，京师同文馆也“成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播西学、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另外也是晚清译书重镇之一。同文馆外语教学模式是从“识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练习文法”，到“翻译条子”
（参考《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基本上属于从字词句到篇章，从阅读讲解、文法知识到翻译写作的教学思路。这种外语写作教学影响了晚清汉文写作教学的路径选择。同文馆也特别重视本国语的经学、写作教学。“京师同文馆在开办14年之后制订两份课程表时，还在有关说明中强调：‘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向来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而福建船政学堂，“没有将汉文经学的讲习列为正课，只是作为一般性要求：‘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
由此可见，虽然新式学堂对汉文经书的要求有所降低，可是都非常注重写作教学，策论是当时的常用文体。
当时语文课被称为汉文课程。据就读于同文馆的学生回忆，“汉文授课为《古文评注》、《东莱博议》、《资治通鉴》和《唐诗》，每月作文一次，甲、乙班学生出色的文章选出贴堂，分为三等给予奖励，一等奖一元五角、二等奖一元、三等奖五角。同文馆虽没有明白定出校训，但当局和中国教员经常勉励学生要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外则鼓励学生认真学习，准备做钦差大臣，公使、领事。这时期学生为了做官，学习一般是较为认真的”
。
上海广方言馆成立于同治二年（1863），存世42年。最初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四类”。根据总办冯焌光、郑藻如新拟《广方言馆课程十条》和《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涉及写作内容的有：“五、课文。即做作文，每七日一篇，限即日交卷”，“七、考核日记
。设立读书、行事日记两本，按日登记，在规定时间交给先生，先生据以了解学生是否遵守馆规”。
根据母忠华的研究，“日记”一词可上溯到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一》中的“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他认为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被看作是最早的日记，写的是作者马第伯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五日侍从光武帝刘秀登泰山，举行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的经过，基本上是按日记录其间的一切仪式、活动。宋代日记在汉唐日记的基础上走向成熟，分别有宦游类日记、出使类日记、日常生活类日记、史事类日记等，具体如文天祥《指南录》（1276）。
明代刊刻有《新刊明日记大全》，不著撰者姓名，现存9卷，归入类书类。
在新式学堂时期，考核日记很普遍，要求学员勤写日记，以备考核。1873年3月，严复与其他同学在远航实习时，就被要求详记日记。严复等留学生从出洋到回国，所有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用晋接之事，都必须写出详细日记。
日记练习及考核从那时起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国，《钦定小学堂章程》（1902）也把日记列入正式的写作学习内容，如高小第二年“作文”课就要求学习“作日记、浅短书札”。《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1912）要求“儿童日常闻见与处世所必需者，令记述之”，《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1923）规定小学毕业的最低要求包括能用语体写日记。
此外，上海广方言馆还兼顾学生时艺及八股作文。由于广方言馆虽属官办，却不能给予功名，要想取得正式功名，还要参加科举考试。广方言馆的毕业生可去做翻译，只是翻译只能谋利，不能获取功名，学堂内不少学生仍热衷于参加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这种情形与同文馆一致，学生表面上研习西学，可骨子里还是想着写好八股文谋取功名、地位。这种情况到1881年林乐知创办中西书院时开始有所改变。中西书院虽然秉持中西并重的宗旨，可是绅商捐资助学，看重的只是西学，学生也对中学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国语文，因他们盼望藉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
。
格致书院成立于光绪二年（1876）。从光绪十二年（1886）起，格致书院每年举行4次考课。季考是当时书院通行的评价方式，一般都是命题作文，评定等第。格致书院的考课与其他书院最大的区别在于作文内容，“格致书院以讲求科学知识为主，所出考题主要环绕科学与时事，这又与一般书院钻研科举辞赋大异其趣”
，考题如《中国创行铁路利弊论》（1886年冬），《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1887年春），《食物、环境与人身关系》（1891年春），《水稻品种问题》《中西医理孰长》（1892年秋），《中国能开议院否》《开设技艺书院与技术发明问题》（1893年冬），《西学分科问题》（1894年春），《中国如何取法西方兴办学校》《如何采取西方改良农田》（1894年冬）等。王韬将历次课艺材料，逐年汇集印行，便有《格致书院课艺》（15册）。从《格致书院课艺》来看，当时的作文评价方式也有不小的变化。“王韬、傅兰雅以及各位命题、阅卷人，对课艺采取的是只加评论、眉批，不予改动的方式；对课艺等第的评定，只问其是否言之成理、自成一说，不问其观点是否合乎阅卷人本人的见解。我们在课艺的评语和眉批中，随处可以见到他们对学生意见的反驳、对修辞文法的批评。这种只批不改的存真态度，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生课艺的真实面目。”
从《格致书院课艺》来看，当时格致书院的学生对西学的掌握已经相当深入。比如“1889年，李鸿章在春季特课中，让学生们叙述从古希腊到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蒋同寅、王佐才等30人获奖。青年学生从亚里士多德、培根，到达尔文、斯宾塞，叙其生平，述其业绩，旁征博引，娓娓道来”
。可见，19世纪70、80年代，许多青年学生对西学确有心得。
光绪四年（1878）张焕纶在上海开设正蒙书院，后改为梅溪小学，分设国文、诗歌、外语、格致等科目，“并废去一般书院的帖括制义等功课”，采用新式教育方法，“这是由中国人私人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分科设教的新型普通学校”。
在当时废弃“帖括制义等功课”，革新力度很大。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的外院即师范院的附属小学，这是1897年11月9日创办的，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主要由师范生轮流任教，这是“近代中国创办最早的一所公立小学校”。
外院设有国文等学科。师范院招生考试，只考命题作文，这也是当时新式学堂常用的招生考试方式。“在1900年以前这两所学校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学校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也是比较进步的。它也注意到用新法教儿童识字和造句等，不采用完全要儿童死记、死背课文的传统教学方法。”
此处提到“用新法教儿童识字和造句”，从字词的语法功能出发，进行造句练习的写作方法，这是小学作文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我国古典作文的起始环节是属对训练，即从一字对、二字对……直到五字对、七字对，逐步学会联字积句。实践证明，属对契合汉字特点，注重把握韵律与锤炼语感，走的是感性习得的路径，效果明显。仿照西方的“识字造句法”注重文法知识、语言搭配训练，选择的是语法认知的路径，实践下来抵牾比较多。“识字造句法”与当时马建忠文法研究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学，以古汉语语料为研究对象，提炼出一套汉语文法体系，于1896年完成我国第一部文法书《马氏文通》
。他试图以揭示文法规律来提高汉语学习效率，走科学化道路。这一思想对清末以来的写作教学影响很深。白话文运动时期，胡适也认为白话写作“须讲求文法”，“文法乃教文字语言之捷径，当今鼓励文法学，列为必须之学科”。胡适的观点就受到马建忠的深刻影响以及英文写作学习的影响，“讲求文法是我崇拜《马氏文通》的结果，也是我学习英文的经验的教训”。他还试图探索出一套标点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意义之确定不易”，为此1915年6月写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规定符号十种”。
应该说这种以文法知识为纲、采用字词句篇来实施写作训练的思路，是对白话文写作教学独特性、科学化的可贵探索，可是从《马氏文通》开始，至今实验一百余年，其有效性、科学性值得深入反思。
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8月），俞复与裘廷梁、丁宝书、吴稚晖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仿泰东设学之级”，分中学、高小、初小三等，第三等初小即日本的寻常小学校，“堂中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
。光绪二十八年（1902），无锡三等公学堂将所编之《蒙学读本》七编，付上海文澜书局用石印发行，同时请官厅存案，载明为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使用教科书。这套读本是在比对中西教育优劣、汲取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德育、智育、美育三大部分来设计的，“此读本实为我国自有教科书以来之最完备者”
，“光绪二十八年后流行于全国”
。
基于读写结合的整体设计理念，全书前三编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注意兴趣和实用读写能力培养。后三编以智力开发为基础，从“修辞”与“达理”两个方面推进，最后通过研读、诵习、领悟有兴会的古典佳作，实现拓展提升；这一部分一直注重“论理学”知识的运用、注重学生的逻辑思维训练，富有现代写作色彩。第四编课程编制具有单元教学雏形。“循《论语·弟子》章次第”，分纲提目，设置先后课次；每一课其实就是一个单元，含一则《弟子》章义理，三五篇短文（印证义理的历史故事等），小结（“每课示以指归”），还补充一些国外材料，“并译东西前哲懿行，示良知良能，为中外古今所同具”。第四编还从德育、修身角度，对文章写作提出根本性要求，延续古典写作教育传统观念。全书呈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设计思路，不仅注重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更有助于引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不过相比现在的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内容容量太多，难度较大，超出一般小学生的接受能力。虽然这套教科书供读书科之用，可是它自始至终贯彻一个根本理念，即读写结合，以读促写，透过这套读本能够了解当时写作课程的情况。
以读写结合来编写教材，可谓我国语文的基本传统。《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选集。向来士子读此书，主要是为了模仿作文，应付科举。宋代有谚语“《文选》烂，秀才半”。此后文选教材可谓长盛不衰，出现如《唐文粹》《文章正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御选古文渊鉴》《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骈体文钞》《续古文辞类纂》《钦定四书文》《明文海》《百二十名家选》等。使用这类教材的学习方法多为背诵、揣摩、领悟、模仿、写作，读写融通，指向作文。应该说《蒙学读本》虽借镜于日本，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我国古典文选的主流模式。
（1）学习日本经验，注重联系儿童生活，培养学习兴趣。
“日本儿童作文，往往令叙述眼前事物，因其体会真切，能发达自己经验也。是编略登《说牛》《说犬》等十数首，品察物情，状写形模，略示作文之程度，兼为物理学一科，示之先导。”
也就是说，小学低年级写作教育要引导学生从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体验入手，从而一开始就将写作内容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为此，《蒙学读本》在选文上注重联系儿童生活、激发学习兴趣。“前三编多就儿童游戏细事，及眼前浅理指示之，附入故事、短笺数首”
，从第一编前七课编目来说，总体上也开始体现从“我”出发，然后逐渐向周围人际关联拓展的编排思路。第六编“仍就儿童心裁所有”安排内容，考虑到儿童学习的特点、需要。插图设计
上，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可见，这套读本的编写吸收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滋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尊重儿童、培养学习兴趣的教育理念。这应该是19世纪后半期我国语文教材编写的普遍特点。
（2）注重智力开发，引进论理学知识，努力探索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与论说文写作教育相结合。
《蒙学读本》以论说文为主要写作文体，在论说文写作教育过程中注意融入逻辑学知识。《蒙学读本》第五编注重启迪思维，开发智力，为学习“论理学”打基础。第六编“前半为修词，后半为达理”
，“为学作论断文之引导”。第七编研习名篇名作，特别突出引起儿童兴会，“开张意境”。
“第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每课系以答问，剖理精晰，引儿童渐入思想阶级。第六编前半为修词，以奥衍富丽之文，写游戏习惯之事，为儿童读‘史汉’巨篇之引；后半为达理，即以游戏之事命题，演为议论之文，为学作论断文之引导。第七编，选‘史汉通鉴’最有兴会之文，暨‘左国周秦诸子’隽美之篇，以及唐宋迄近代名家论说。”
（1）应用文写作内容。第三编从第61课到70课，附有“附入启事便函”，内容涉及学生如何给老师写请假函，如当时对老师的称呼是“夫子大人”“某师老爷”，自称受业。在书信范文内还提到“塾中规矩极严”等；如何给父母、爷爷奶奶、叔伯、兄弟、姑父姑母、舅父舅母、表兄弟、同学等写信。如第66课是如何给姑父姑母写信，特别提到“凡寄女人信，信面住址必须格外详细注明，因不若男人之有名字可问也”
。应用文不仅介绍写作格式（正文格式、信封面格式、信封背格式），称呼知识，各类规范的信函，还介绍需要注意的事项，培养学生简单应用文的写作能力。第二编还提到应用文写作教育，“坊间所刻书牍，半多芜秽，不适于用，是编列入启事便函十首，务取通俗，不涉鄙俚，书函编入读本，例昉于东西洋，惟彼则分列，此则并列，取其便也”
。可见，应用文写作课程的内容编排吸收国外经验，注重实用，还涉及白话文使用。
（2）写作知识内容。涉及文字知识、文法知识，造句训练等。如第一编末所附的《字类备温》包括单字、词组等。“文字归类：是编共六十课，单见之字约逾四百。每课之前，既列单字，以便讲解；复于篇末，总汇诸字，分隶七类，备终卷之后，温习演句之用”；将400多单字分为七类，可以用来做造句练习。
（3）文体内容安排。第一编多为叙述、描写类的句子，由短句发展到长句、短篇，不超过50字，注意营造话语的情境及意趣，“酌采韵语”，“间杂歌谣，便小儿口诵”，而不像“坊间蒙书多用短句、散语，殊少意趣，小儿诵而思倦”
。第二编主要是记叙类短文，一般也是50字以内，第三编既有记叙文，又有议论文，为以后学习论说文做准备。第四、五、六编主要是论说文，第七编是诸子散文、唐宋古文，还有策论文。
（4）读本语言为浅近文言。“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然彼有通国所习之假名，故名物皆可用之。我国无假名，则所谓白话者，不过用这个、那个、我们、他们助成句语。儿童素未习官音者，与解浅近文言，亦未见有难易之别。况儿童惯习白话，后日试学作文，反多文俗夹杂之病。是编一用浅近文言，不敢羼入白话。”
参照日本国小学采用“国音白话”，鉴于当时我国白话文不成熟，词汇量太少等实际，虽然仍采用浅近文言，“不敢羼入白话”，但是相比当时主流的文章观念，已算不小的进步，在使用文言方面开始松动。吴汝纶
在《与严复书》一文中提出是“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
。由此可见，当时士大夫的主流看法并不认可白话文，所以提出“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观念。
（5）选文选材范围。第七编所选择的篇章，绝大部分来自《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通鉴》《国策》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此外还包括一些策论。编者在文中加注，文后有案语（一般都是从内容层面，提炼中心，升华主题）。这里所选择的篇章，至今读来仍然意味盎然。从模范选文来看，当时以文言文写作教育为主。
无锡三等公学堂及其课程体系是仿照日本寻常小学校建立起来的，全套《蒙学读本》是在仿照、汲取日本及泰西教科书编写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但不是照搬，既体现中西融合的编辑思路，又体现出独立探索的精神，注意比较其与我国传统蒙学的差别，然后从实际出发来确定教科书内容。如第一编，虽了解到“日本寻常小学读本一、二编，皆用国音白话”，但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仍采用浅近文言，“不敢羼入白话”。第二编在教科书编写形式上学习日本，而思想内容上则取我国原有资源，这样才容易引起儿童兴趣，切合我国文化心理。课后设置问答题也是学习泰西教科书编写制例的结果。第三编学习日本教科书推广爱国主义教育经验。第四编学习日本修身教科书经验。第五编充分汲取泰西读本“多喻言，趣博而旨显”的优点，选取我国古代故事、寓言，精心设计问答，来启迪学生思维。第六编注意从泰西吸取论理学知识，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第七编回到我国古典名篇佳作。其主要启示如下：
（1）德行修养是根本，写作学习是衍生，写作与修养相互滋养。
《蒙学读本》沿袭古典教育观念，体现“忠孝”的根本观念，并将这种“忠孝”观念深刻地融入写作教育过程中，提出文人要以修行为基。语言既是人的本能，也是需要后天习得的，写作学习亦然。任何写作学习都需要依托母体文化系统，不同的母体文化体系具有不同的写作规范及内涵要求。此处是延续古代传统，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与写作教育捆绑在一起，通过儒教话语系统的复制来维系封建礼仪和道统文化，从而维持封建家国天下的政治统治秩序。爱德华·萨丕尔曾分析过“走路”和“语言”这两种人类活动，他认为：走路是人类遗传的生物功能，而语言却是在社会环境中后天习得的能力，人“出生在社会怀抱之中，而社会一定会，大概一定会，领导他走向社会传统。没有了社会……可以肯定，他永远不会说话，就是说，不会按照某一社会的传统来传达意思”；“言语这一人类活动……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
如第四编“约旨”部分提到“古人事实，见知见仁，随学者之寻求。惟儿童识量有限，裁判决择，茫无畔岸。是编每课加以结尾，发明书中目的，举一反之，即为后日论事之助”
。这里实质上是致力于打通德育与写作之间的关联，通过在每课结尾处“发明书中目的”，从而为学生以后“论事之助”。以此方式，将“忠孝”等观念引入学生写作立意的过程。又如第四编第5章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部分，从正反两方面来表达编者的写作教育观。第19课《文行兼美》提出理想的学生应是“读书能解大义”，这才是“顺子”“贤弟子”。第20课《有文无行》从反面立意，讲到“赵姓儿能作文，书算敏捷”，但在同学之间显得骄傲，父母的话也不听，师长的教导也不接受，结论是“其所谓有文无行，终为人所贱弃者与”
。编者的观点是“余力犹言暇日，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德行本也，文艺末也”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章句之儒，有志者羞为之矣”
。可见，在编者看来，德行修养是根本，写作仅仅是附庸。
时代不同，“文以载道”也有了现代内涵。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方向，学生个体也拥有言说自我的权利。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这种自我言说功能得到无限放大，“微博”“微信”等软件随时随地、瞬息之间，使个人言论影响成千上万的人，影响公众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培养学生负责任地表达、理性写作，成为学校写作教育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将德行修养与写作教育打通，以现代人格塑造为基础，培养、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显得尤为必要。写作不仅仅是一项技艺，也是学生记录生活、反思生活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写作活动，学生进行深入思考，理清个人的观念和态度，能有效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在他生命成长历程中，只要经历过或体验过的事情，尤其是使他的内心世界发生过‘震荡’的事，他就有将其表达出来的愿望，并从‘事情’发生之后，他就处在各种可能的解释、说明以及‘观照’自己的空间中。如果他的这种需要通过生命叙事得以满足，便有助于形成一个人的情感素质。”
生命叙事模式也成为现代学校德育的主要方式之一。总之，现代写作教育需要以现代人文内涵为基础，使学生的人格养成与写作实践结合互通，相互促进。
（2）关注儿童的主体接受心理，渐已成为现代写作教学的新传统。
《蒙学读本》作为清末影响全国、内容“最完备”的语文教科书，已然注重关注儿童的主体接受心理，从多个方面促进儿童的语文学习。这种尊重儿童主体地位的理念，一反古代教育忽视儿童心理的传统，对现代写作育人观念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书整体上呈现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设计思路，不仅注重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更有助于引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在写作课程理念上，尊重儿童主体地位，从儿童生活出发，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如引导小学低年级学生从对日常生活的感知经验入手，然后以“我”为出发点向外拓展，注重密切联系儿童生活。在写作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从叙述、描写类的句子起步，注重营造儿童话语情境及意趣，然后过渡到记叙类短文，再往后学习记叙文、议论文、论说文，最后才学习诸子散文、唐宋古文、策论文。在范文选择上，特别留意“有兴会的古典佳作”，入选作品即使现在读来也兴味盎然。另外，吸收国外写作教育经验，写作教育应考虑到儿童谋生应世之需，满足他们日后世俗生活的需要，注重培养简单应用文写作能力，还涉及白话文的使用。
（3）将现代知识引入写作课程，开辟汉语写作教育新航道。
《蒙学读本》一方面延续古代写作经验，非常注重读写结合、以读促写，全书也是基于读写结合来整体设计的。另一方面重视将现代逻辑知识、文体知识、语言知识引入写作课程，开始改变着古典写作学习模式。如将400多单字分七类，供造句练习用；按照记叙文、描写文、议论文、论说文等文体知识来编排相关内容。逻辑学知识的引入，为现代议论文写作创设了积极条件。逻辑学知识当时称为“论理学”，属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知识类型，这将学生逻辑思维训练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是议论文写作课程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为开展逻辑学知识引入到写作课程中来，为现代汉语写作教育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当然，这套教科书受时代局限，在培植封建道统的同时，对一些现代启蒙观念予以反击。如第四编提到“今年少诸生，气质为纯者，略涉外国语言文字，辄以傲其父母昆弟，一若东西诸国，无亲无长者然”，“少年轻薄者略涉旁行文字，辄挟其无父无君之概，凌轹老成，岂知员舆之大”，“大哉圣言，合全球而为不易之公理也已”。
并希望通过“文以载道”的方式来延续、坚守封建道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