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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首先，我们将经常使用“自然”民族一词。他们是那些比我们所谓的“文化人”或“文明人”更多地受缚于自然或依赖于自然的民族。“自然”民族这个名称所表达的是生活方式、心智才能和历史地位的区分；它在这些方向上没有任何假设和偏见，因此对我们的目的双倍适用。因为，读者习惯于把这个概念附在“野人”一词上，我们也许必须使这个中立的名称包含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与此截然不同的概念。我们谈论自然民族，并不是因为他们与 自然 （Nature）关系最密切，而是因为他们受缚于自然。自然民族和开化民族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地位，而是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文化是脱离自然的自由，不是完全解放的意义上，而是一种更加多样和更广泛的联系。把谷物储藏在谷仓里的农民也依赖于自己田地里的土壤，根本上和在沼泽地里不劳而获就能收割水稻的印第安人一样；前者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小，因为他们有利用智慧存储食物的条件，他们的食物链更长，因此压力也相应更小；而后者的生活则是雨打浮萍。我们不能通过更彻底地利用和探索自然而变得更自由；我们只是通过增加接触点来减少对自然存在或进程中偶发事件的依赖。正是由于我们的文明，实际上我们今天比以前的任何一代更依赖自然。
[15]我们不应该把自然和文明对立，不应该只注意到他们之间似乎存在难以逾越的巨大差距就心满意足了；我们的职责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民族在人类中的地位是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被搁置，一旦人们对事实、叙述和描述的渴望得到满足，就会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建立“野蛮人”与其他人类的关系。这些黑人和棕色民族非常陌生，令人好奇；听他们的趣事就足够了。我们嘲笑这种态度会不合时宜；我们自己对旅行描述的喜悦与此类似。这个国家越缺乏文明，故事听起来就越迷人。但是 库克 （Cook）、 福斯特 （Forster）、 巴罗 （Barrow）和 利希斯坦 （Lichtcnstein）等人在对自然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清晰的看法之后，他们的研究做出了一些努力，这对同时代人来说包含着浪漫的兴趣，并为哲学家提供了一些课题。上个世纪末旅行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多、作品的质量出色、广受欢迎，只有这唤起了更深刻的情感，卢梭将自然尊崇为最理想的存在，此后，在这种深刻的情感里，对自然极乐状态的信念就动摇了，即美妙的精神只能在原始森林的孤独中或幸运岛的海岸上实现，人们寻找这种状态，但从未找到。《印度的棚屋》（ The Indian Wigwam ）或 乔治·福斯特 （George Forster）描述的天堂般的幻境，真是令人拥有无尽的向往。
对野蛮民族的考察慢慢地从情感领域走向了智力领域；与此同时，对这些民族的估计也降低了很多，相应地，我们是在智力上领先他们，而不是在和善的性情和表情上领先于他们——迄今为止人们还有这种偏见。然后到了进化论观念的时代，民族划分成了不同的阶层；必须指出的是，把未开化的民族归并为种异质的基础，与其说是基于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不如说是基于普遍的情感。可以理解，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几乎强烈的激情需要，在现实世界里给进化论的大胆构想提供支持。
如果我们不能在各方面有这种感觉，那就不得不承认，进化论在研究民族生活方面和在研究所有生活方面一样，发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正在揭示卓有成效的真理。在所有领域中，最困难的研究是对起源的研究；但正是这个曾经被忽视但却最深刻的问题，进化论者令人钦佩地统一了目标，在民族志和其他领域对其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值得我们感激。对他们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把大量的事实置于科学的处置之下，从他们掌握它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必须一探到底，这种研究被过于仓促地称为人类原始状况。
虽然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开创性的成就，但我们无法同意他们的结论。他们到处寻找起源和“发展”。在科学领域，我们难道没有资格对这样一种事先就很清楚会发现什么的研究产生某种怀疑吗？经验告诉我们，此时过早设论的危险是多么近在咫尺。头脑中充满一种可能性的人会轻视他人。如果探索者沉浸在进化论的思想中，发现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甚至许多方面落后于周围的人，那么 落后 （behind）就不由自主地转化为 低下 （below）；它被当作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高度这一阶梯的底端。这是一个片面的、不可能的、夸张的观点，即人类进入世界就是一个文明的存在，但退化使他成为我们今天在“自然”民族中所发现的东西。正如进化论在物理学者那里发现了其主要支持者一样，由于我们可以轻易推测原因，这种倒退的概念吸引了宗教和语言的学者。
[16]与此同时，在我们看来，退化的观念目前已被远远抛在了后面。与最坚决地反对它的意见相比，探究并不那么可怕，它最基本、最抽象的概念如此：“在人类中，只存在向上的努力、进步、发展；没有退缩、没有衰退、没有灭亡。”这不是一种片面看待事物的方式吗？确实只有极端主义者会走向这个方向。达尔文作为一种伟大观念的创造者，对自己的观点有着最充分的把握，他承认许多国家的文明无疑倒退，有的甚至陷入了极端的野蛮状态；虽然他谨慎地补充说，他没有找到后一种情况的证据。即使是达尔文，他在《人类的起源》（ Descent of Man ）中也禁不住去想象人类本身更大的多样性，以至于人类的最低层成员更达至野兽世界，而非冷静思考所可能达到的境界。
[17]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极端的自然民族（Naturvölker）概念。我们可以明白，考虑其存在的各个方面与估计其过去和未来的最终模式根本不同。因为有一种观念把低级人类定位在远远低于我们的位置，其间所有的空间酿成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横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他们还不具备走完这漫长道路才能完善的能力；另一种看法认为他们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处于相同或相似的进化阶段，但由于运气不好，他们的文化大部分被剥夺，因而贫穷、悲惨、落后。有什么能比这两种观念的区别更大呢？但愿我们能被允许直接检验事实，并且比这些假定所赋更接近事实所在。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因为这些必须使我们能够就人类应该观察到的普遍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形成最值得信赖的结论。但那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问题，因此涉及人类学家而不是我们。对于单独的事实和该领域的所有更广泛的涉猎，读者必须参考有关这个主题的书籍。从我们民族志的观点来看，人类文明的伟大区别及其重要结果，将会得到最明确的承认，我们首先希望的是，就人类而言，文化民族（Kulturvölker）的观点可以比之前得到某种更彻底的检验。可以保险地预测，由于开化民族文明的事实，首先会发现他们的身体结构中出现了各种优良素质；另一方面，自然民族的身体具有某些特征，清楚地表明了一种我们习惯于称之为文化缺失的生活模式的运行。
对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民族进行研究的解剖学家
弗里奇
（Gustav Fritsch）认为，只有在文明的影响下，人体才有可能发展得线条优美；他对霍屯督人、布须曼人甚至卡菲尔人
的描述使读者信服，像雕刻家所说的美丽身体，在他们当中比在我们这些“大不如前”的文明之子当中更为罕见。他在一篇文章中清楚地指出，健康的、正常发育的德国人，无论是比例还是力量和形式的完整性，都远超班图人的平均水平。
我们可能会补充说，班图人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卡菲尔人的分支，是最顽强和最有力的非洲民族之一。近来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判断；一位美国民族志学者曾说，印第安人是
阿波罗丽城
（the Apollo Belvedere）的最佳典范，即使是华丽的辞藻也无法描述。
更深入的调查显示，在一种情况下，骨架的差异与开化的影响有关，而另一种情况则与不开化生活的影响有关。魏尔啸清楚地指出 拉普人 （the Lapps）和布须曼人是“病态”的民族，也就是因饥饿和匮乏而导致贫穷和退化。但是，解决民族差异价值的最重要的实验——这一实验可用的科学资源太少，仅存在世界历史之中——现在开始首次启动。将所谓的低级民族引入更高文明的圈子，并把曾经高度反对这种引入的障碍给推翻，不仅是人性的辉煌壮举，同时也是科学兴趣最深的大事件。数百万被认为是最低级民族的人——黑人——首次拥有所有优势，最高文明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向他们敞开；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采用一切必然转型的自我形成的手段，而这一过程的人类学意义就在于此。
[18]在过去的30年中，美洲有1200万黑人奴隶的后代获得自由，而享受着自由、获得最现代文化的黑人数量将会增加至1亿，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大致确定说这一进程带来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地回答文化对民族差别的影响这个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只能满足于一些暗示和猜测。
可以有把握地断言，近年来比较民族学的研究倾向于削弱传统上公认的人类学家“民族区分”这一观点的分量，而且无论如何，民族区分这一观点在所谓的低等人类民族身上看到了从野兽到人的过渡阶段，人类学家无力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人与人在身体结构上与野蛮人的一般相似性不容置疑；我们反对的假设是，人类的某一些个体部分更像野兽。不论我们研究什么民族的人，我们都会遇到可能被称为兽性的特征；但这只是意料之中的结果。由于人类在身体结构上保留了与类人猿非常相似的特征，以至于即使是最晚近的分类法也只重视这一点，并且可能按照灵长目动物的顺序，重新回到古老的林奈式类人猿属分类法，而不必担心因不合逻辑而受到谴责。正因为如此，人类本性中灵性仁慈的减少足以让物质基础的兽性部分以一种相当耀眼的形式显现出来。
唉！我们熟知每个人都隐藏着兽性的想法，“野蛮”、“野蛮化”之类的术语都太熟悉了，都证明了相应的图像何其频繁地呼号着我们的幻想。腐肉一直都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天然财产，当一家饥肠辘辘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从秃鹫中抢回一块腐肉，然后像一群贪婪的豺狼捕猎一样扑到肉上，狼吞虎咽后直到吃饱了才睡着，这证明他们生活方式中的残忍抑制了灵魂的所有活动。当非洲旅行者能够把一群被陌生人吓到的布须曼人与一群四散的黑猩猩或猩猩相比较时，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这些布须曼人把所有陌生人都不分肤色地看成敌人。然而，我们不能让我们所有的打击都落在这些可怜的“自然”民族身上，他们在整体上并不比我们自己生而就更倾向于野兽。
有的欧洲人道德水平退化得比澳大利亚人的还低。不幸的是，所有人都具有这种像野兽一样存在或变成野兽的可悲官能，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这种官能是否或多或少频繁、明晰地显现，仅仅取决于获得了多少伪装，这通常与文明程度相对应。但是，只有文明才能在我们和“自然”民族之间划出界限。我们可以以最坚定的方式宣布，“自然”民族的概念不涉及人类学或生理学，而纯粹是民族学和文明的概念。
[19]自然民族是文化落后的国家。可能有的民族里什么民族的人都有，每个民族生而就有高低，他们要么还没有进入文明，要么其文明已经退化。古日耳曼人和高卢人的不文明程度之于罗马，丝毫不逊于卡菲尔人或波利尼西亚人之于我们；许多今天被认为是文明俄国一分子的民族，在彼得大帝时代仍处于自然状态。
文明的差异在两种人类群体之间造成的鸿沟，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实际上都与他们的精神禀赋的差异无关。我们只需要观察，在决定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阶段的高度或其文明的总和的所有因素中，有多少 突变 （accidents）在起作用，就可以极其小心地防止我们对他们的身体、智力或灵魂的配备作出草率的结论。具有高度天赋的民族可能缺乏文明所需的一切装备，因此可能会给人一种在人类中地位较低的印象。
[20]中国人和蒙古人属于同一血统，但他们的文明差异极大。最新的研究表明，日本北部岛屿的许多 阿伊努人 （the Ainu）土著可能比高加索人更接近蒙古血统。
然而，即使在蒙古裔日本人的眼中，阿伊努人也是一种“自然”民族。民族本身与拥有文明无关。在我们这个时代，最高文明掌握在高加索人或白人民族手中，否定这一点很愚蠢。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几千年的运动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即把所有民族提升到其负担和责任的水平，并以此来真正认真地对待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特殊特征，但是其中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其现实性。我们傲慢地将简短而狭隘的事件进程称为世界历史，但让我们的目光穿越这一进程吧，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每个民族的成员都在其背后的历史，即原始和前历史时期的历史中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