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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采尔
（Friedrich Ratzel, 1846—1904）是现代德意志帝国（1871—1918）崛起时期的著名人文地理学家，但更以
地缘政治学
的先驱人物闻名后世——他的《政治地理学》（
Politische Geographie
, 1897, 715页）被誉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作之一。
拉采尔的成名作是两卷本的《人类地理学》（
Anthropo-Geographie
）（1882/1891）和三卷本的《民族志》（
Völkerkunde
, 1885—1888），史称现代“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的奠基之作。《人类地理学》关注“人类分布的共同因子”，《民族志》则致力于呈现世界各民族在地表上的具体
地理分布
和生活习俗以及文明迁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基于现代地理学的人类学志（Ethnography）。
按今天的学科分类，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和《民族志》都属于
文化人类学
。可是，在如今的文化人类学教科书中却找不到拉采尔的大名，在人类学简史一类读物中，他甚至没有获得值得一提的地位——《民族志》篇幅巨大，却无缘进入“西方人类学名著”之列。
即便在专门论述德国的人类学发展史的文献中，拉采尔也仅被附带提及。按照一种大而化之且有失偏颇的说法，拉采尔是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秉持“以天才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论，把历史中的文化迁移视为穿越“时空”的主要动力。由于他对历史上文化迁移过程的探究并没有“依靠实践经验这一要求”，他的历史人类学显得是一种“冥想史”。
将拉采尔《民族志》的长篇“导言”与
杜尔哥
（1721—1781）的《普遍历史两论提纲》尤其《政治地理学论著纲要》对比，
人们很容易看到，拉采尔的《民族志》不过是为杜尔哥的文明进步论普遍历史图表添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而已。
三卷本《民族志》出版不到十年就有了英译本，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牛津大学设立人类学教席时的首任教授
爱德华·泰勒
（1832—1917）亲自撰写导言，给予很高评价，而拉采尔的其他著作迄今没有英译本，这是为什么呢？格莱德希尔从人类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现象时说，“没有一位人类学家曾经能够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一个从未受到过西方文明影响的人类社区，更不用说那些实际上先于旧世界和新大陆的最早的文明所形成的社会”。
格莱德希尔若读过《民族志》的英译本——《人类史》，他断乎不会做出这样的断言。当然，格莱德希尔所揭示的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诞生与欧洲大国殖民扩展的关系，倒是能够解释为何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有热情翻译如此大部头的《民族志》。
拉采尔在 文化人类学史 上仅有边缘地位，但在 政治地理学史 上的地位却相当显要。如此差异引发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拉采尔后来发展出的政治地理学与他的历史文化人类学是什么关系？政治地理学真的是从属于文化人类学或 人文地理学 的分支学科？拉采尔曾有过从历史文化人类学向政治地理学的转向吗？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转向又意味着什么呢？
《民族志》篇幅巨大，长达2254页（新式排版也有近1600页）。第一卷题为《非洲的自然民族》（ Die Naturvölker Afrikas , 1885, 660页），第二卷题为《大洋洲-美洲-亚洲的自然民族》（ Die Naturvölker Ozeaniens, Amerikas und Asiens , 1886, 815页），第三卷题为《古代和近代世界的文化民族》（ Die Kulturvölker der Alten und Neuen Welt , 1888, 715页）。
显而易见，“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区分是这部民族志的基本主题。拉采尔力图表明，人类诸民族在从自然人向文明人演进的历程中并不同步，有的很早就成了die Kulturvölker［文化民族］，而有的直到19世纪还是die Naturvölker［自然民族］。如何理解这一世界历史现象？
全书的总括性长篇导言题为“民族志的基本定律”（Grundzüge der Völkerkunde），用今天的说法应该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定律”，因为，拉采尔在描述人类从自然人向文明人演进的“文化迁移”历程时，始终紧扣世界地理的自然区域和自然民族的变迁。显而易见，拉采尔试图结合18世纪至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哲学和历史语文学以及自然进化论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文化民族如何历史地形成。由于拉采尔致力于描述“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在地表上的分布（配有1160幅展现民族特征的素描）及其相互斗争，这部大著又具有人文地理学性质。
在长篇导言临近结尾时，拉采尔提到了国家作为“文化民族”政治组织的作用，并对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文明进步论所理解的“文明进步”提出了质疑：
战争不断不就是最低级人类的原初状态吗？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迄今为止，我们自己的和平除了靠武装之外别无他法。但在我们中间，战争冲动的迸发打破了文明状态所要求的那种更长的休战间歇。在我们说到的民族中，像中世纪“暴力统治”这样的状态通常很持久。即便如此，也必须指出，野蛮人中也有和平的民族和爱好和平的统治者。我们不能忘记，自然民族打得最血腥和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不是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而是与欧洲人进行的战争。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奴隶贸易那样在他们中间掀起如此腥风血雨，造成了猎奴的可怕后果，而正是更文明的陌生人的贪婪煽动起了奴隶贸易。
“更文明的陌生人的贪婪”除了指盎格鲁-美利坚人的“贪婪”还会指谁呢？现代欧洲民族的确“更文明”，但也更贪婪。事实上，人们已经能够从拉采尔的这一长篇导言中看到他的政治地理学思想萌芽。
全书篇幅巨大，这里译出的仅是长篇导言部分。拉采尔生前曾单独刊行这篇导言，可见它具有提纲挈领的内涵。
中译依据英译本迻译，而英译本实为德文本的意译，未必句句紧扣德文原文。
拉采尔晚年（1901年）发表的长文《生存空间：一项生物地理学研究》通常被视为其政治地理学基本原理的最后归纳，我们收作附录，便于读者对观。这篇文献晚近才被译成英文（2018），表明英语学界已经意识到，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拉采尔的文化人类学。
刘小枫
2021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