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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那么，自然民族和文化民族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进化论者对我们欣然宣称，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解决了；谁能怀疑自然或野蛮的民族是现存人类最古老的阶层？他们是未开化时代的幸存者，在为生存而斗争的过程中，其他人类被迫获得更高的天赋，并获得了更丰富的文化财富，早已摆脱了那个时代。这个假设使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文化财富在哪里构成？难道理性——这一切的基础，不，一切的源泉——不就是人类的共同财产吗？语言和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崇高的表达形式，我们必须将其作为重中之重，并把它们与理性紧密地联系起来。 哈曼 （Hamann）说得好：
如果没有言辞，我们就没有理性，没有理性就没有宗教，如果没有我们天性中的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就没有智慧，也没有社会的纽带。
可以肯定的是，语言对人类精神的教化已经产生了超出我们视野的影响力。正如 赫尔德 （Herder）所说：
我们必须将言辞的架构看作是我们理性的舵，谈论中产生的火花则可以激发我们的感官和思想。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开化程度更低的民族宗教本身包含着一切胚胎，这些胚胎将来会在开化民族之间生发出精神生活高贵的繁花森林。
[21]这种宗教既是艺术，也是科学、神学和哲学，无论从多远的地方努力达到理想，都包含着理想所接受的东西。在这些民族的祭司之中，这句话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有益——他们是神圣奥秘的守护者。但随后在人们中间传播这些神秘的东西，从最大程度上推广它们，是对文化进步最明确、最深刻的表现。现在，虽然没有人怀疑他每一民族、每一层次的同胞普遍拥有的理性，虽然语言同等的普遍存在是一个事实，它也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较低的民族语言结构较简单，最高的民族语言最丰富；野蛮人民族是否存在宗教经常受到怀疑。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个假设毫无根据。就目前而言，目前，我们要大胆地假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具有普遍性。
在与政治和经济制度相关的事务中，我们注意到自然民族在其文明总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不仅要看文明的起源，而且要看其发展演变的那一大部分，并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差异不是指天赋的差异，而是指发展条件的巨大差异。交流也发挥了作用，在事实的呈现中，对事实的认同往往比分歧更能打动无偏见的观察者。 查普曼 （Chapman）在考察达达马拉人的习俗时感叹道：
这令人惊讶，全世界人类大家庭的举止和做法真是太相似了！即使在这里，两个不同等级的达马拉人也会和新西兰人一样举行仪式，比如切掉门牙和小指。
[22]如果真像旅行者查普曼所言的那样，他们与 贝专纳人 （the Bechuanas）的认同更进一步，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既然文明的本质首先在于积累经验，那么针对保留这些经验的稳定性、最后是能够进一步推进或增加经验的能力，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必须是：如何才能实现文明的首要基本条件，即以便利、知识、权力、资本的形式积累文化的储备？长期的共识是，第一步是从完全依赖大自然免费的供养转换到有意识的开发，用人类自己的劳动，特别是在农业或畜牧方面去开发对人类最重要的自然成果。这种转变一举穷尽了大自然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从迈出第一步走到现在的高度，是一段很长的路。
介于天赋及外部环境影响上的不同，人的智力和整个民族的智力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内在连贯性的程度不同，智力储备的稳固性或持久性随之有差异。连贯性的匮乏、智力储备的解体是低阶文明的特征，正如智力的连贯性、不可剥夺及其成长的力量是高阶文明的特征。我们发现，在低阶文明里，积贫既不能让这些民族在任何可观时期内保持对其早期财富的意识，也不能通过购入个人杰出的思想或采用和培养任何激励措施来巩固和增加其智力储备。如果我们没有完全弄错，那么这就是民族之间最深层差异的基础。历史性和非历史性民族的对立似乎与之密切相关。
但是，当历史的记忆没有以书面形式保存时，历史事实是否会迷失在历史中？历史的本质在于最终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回忆和记录已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倾向于将这种区别带回原子形态的国家生活和组织形态的国家生活之间的对立，因为最深刻的区别似乎表现在历史事实领域内部的连贯性，因而主要表现在智力领域。人类的思想史不亚于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从个人到统一行动这一进程里的第一位。事实上，人的智力首先是在外在自然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因为人努力使自己以一种承认的态度对待它，其最终目的是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种大自然的有序的表现，即艺术、诗歌和科学的创造。
[23]这些“自然”民族表现出民族亲缘的各种可能，不能说它们在解剖学或人类学意义上形成了一个确定的群体。因为在语言和宗教问题上，他们分享文化所能提供的最高利益，我们不能在人类家谱的起源上给“自然”民族派一个位置，也不能将他们的状况视为原始民族或童年的状况。孩子的迅速成熟和在许多方面停止发育的成年人的有限成熟不一样。我们所谓的“自然”民族更像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称之为缺乏文明的民族，因为内部和外部条件阻碍了他们在文化领域实现这种永久性发展，形成真正的文化民族和进步保障的标志。然而，我们不应该冒险称任何一个“自然”民族没文化，只要它们中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语言、宗教、火、武器、工具——来升级到更高阶段；而充分保有这样那样的手段，如饲养家畜和栽培植物，则证明“自然”民族与那些完全文明的民族有着多种多样的交往。
[24]他们不利用这些天赋的原因有很多种，较低的智力禀赋通常被视为首要原因。这是一个方便但不太公平的解释。在今天的野蛮人民族中，我们发现禀赋差异很大。无需争议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就算是禀赋略高一点的民族也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手段，并为其进步获得稳定和安全，而禀赋不足的人仍然落后。但是，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和估计外部条件，即它们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先对此命名更公平也更合乎逻辑。我们可以设想为什么野蛮民族的居住地主要分布在人居世界的最边缘地带，即寒冷和炎热的地区、偏远的岛屿、僻静的山区、沙漠。我们了解它们在地球上部分地区的落后状况，这些地区能供给的农业和畜牧设施很少，如澳大利亚、北极地区或美洲最北端和最南端。在资源未完全开发的无保障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挂在野蛮民族脚上的沉重锁链，这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因此，他们的人数很少，并且由此又导致其没有多少智力和体力的成就，缺乏杰出人才。周围群体没有对个人活动和筹谋施加有益的压力，这种压力作用于社会的阶级分化，促进健康的劳动分工。资源无保障的部分后果是自然民族的不稳定。
游牧的压力贯穿了他们所有人，使他们更容易感到他们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全然的不完整，即使惰性的农业似乎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有充沛且精心的文化手段，但他们的生活依然杂乱无章、浪费精力、毫无成果。这种生活没有内在的一致性，没有安稳的增长；这不是在我们所谓的历史开端经常发现的生活，不是首先生发了文明萌芽的生活。野蛮民族的生活充满了文明的堕落，以及文明领域的朦胧记忆，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记忆早在我们拥有历史开端之前就肯定存在了。总之，如果我们简述我们如何设想这些民族与我们所属民族相比的地位，我们应该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些民族形成了我们之下的一个阶层，而就目前所见，在自然界中，他们在某些方面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平，在其他方面并不落后太多。
但是，这种阶层的概念不能理解为形成下一个更低的、我们必须穿越的发展阶段，而应该理解为那些持续存在的因素，与那些被排挤或被抛弃的因素混合在一起并建立起来的阶层。因此，在“自然”民族中存在积极属性的强大内核；这就是研究它们的价值和优势。只看到他们与我们相比所缺乏的东西就是鼠目寸光的低估。
我们所说的“文明”或“文化”，通常是指人类智力在一定时期内全部造诣的总和。当我们谈到更高和更低、半文明、文明和“自然”民族的阶段时，是在把我们自己所达到的程度作为标准用在地球上的各种文明上。文明意味着 我们的 文明。假设一下，我们所设想的该术语的最丰富和最崇高的表现存在于我们自己中间，并且它必须显示出对理解事物本身的最高重要性，以将这朵花的盛开追溯到萌芽。当我们理解从一开始就形成的推动力时，我们只能达到洞察文明的本质和实体的目的。
[25]每个人都具有智慧的天赋，并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天赋。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一定数量的知识和权力，这代表 其 文明。但是不同的“获得智力的总量”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的数量，而且在于它们增长的力量。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文明的民族就像一棵巨大的树，经过几个世纪的生长，在体量和恒久性上远超文明匮乏的民族所处的卑微和无常的环境。有些植物每年都会枯萎，其他植物却从小草长成参天大树。区别在于保留、堆积和确保每年的收成。因此，如果这种保存和巩固的冲动在其中起作用的话，即使是野蛮民族的这种无常的增长——实际上已被称为人类的灌木丛——也会产生某种永久的东西，把每一代的人引向更高的光明，并在前辈的成就中提供更坚实的支持。但这不够；所有这些注定要长得更好的植物都留在地上并在苦难中消亡，为了头顶上他们本可能充分享受的空气和光照而挣扎。文明是许多代人的产物。
这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将茅屋、村庄、民族一代又一代隔离开来，这是对文化的否定；在其相反的情况下，同时代人的交往以及古往今来的相互依存则存在着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代人的结合确保了文化的维系，让世世代代开枝散叶。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要一种留存的力量监视着人们时，他们自己的文化就会积累。在人类创造和行动的所有领域，我们将看到交往的所有更高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合作和互助，无论是在同代人之间，还是不同世代之间，人类才能成功地攀登到其最高成员现在所处的文明阶段。这种成长有赖于交往的性质和程度。因此，在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众多同等重要的小群体里，个人没有自由，比现代世界较大的社区和国家更不利于促进个人竞争。
我们注意到，人们内部间以及与后世同胞间相互依赖性最强、最亲密，这是文化最高发展的基本特征；其结果是取得了最多的成就和收获。在另一相反的极端与此之间，有我们称之为“半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这种 毛坯房 （half-way house）的概念值得一提。我们看到在最高文明中，不仅那些维系的力量在积极地发挥作用，与扩展和重塑有关的力量也是如此；但在半文明中，基本上是前者在大多数活动中起作用，而后者则未能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事物的低劣状态。“半文明”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在于智识的进步，而在物质方面的发展则更快。
[26]200年前，在欧洲和北美尚未因使用蒸汽、铁和电力而大步迈进之时，中国和日本通过他们在农业、制造业和贸易方面的成就，甚至他们的运河和道路——虽然现在已经走向破败——让欧洲旅行者大为震惊。但欧洲人及其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后裔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仅快步赶上，而且还远拔头筹。在这里，呈现在中国文明身上的谜题可以从其达到的高度和其静止性的角度，或说从所有“半文明”的角度来解开。除了自由智力创造的光芒之外，是什么让西方到目前为止还远远超过东方？伏尔泰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自然赐给中国人的感官用以发现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事物，而不是用以让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在实际生活的技艺中更有用；我们承蒙中国人照拂，因为他们没人能更深入地透视现象间的联系和原因，因为没有一种专门的理论。
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禀赋不足，还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僵化？难道僵化的社会政治组织支持平庸、压制天才？由于中国通过组织的所有变化而得以维持，我们必须对其禀赋的缺陷做出决定，这也是其社会制度僵化的唯一原因。毫无疑问，只有未来才能给出一个决定性的答案，因为首先必须证明这些民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在欧洲和北美竞相向他们指出的文明道路上取得进展；因为长期以来他们无疑会或必然涉足于此。
但是，如果我们从完全文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找不到解决办法，因为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完全文明中，我们看到了整个生命处在彻底的较低阶段的迹象，同时，我们也频频看到他们试图飞跃而毫无希望的迹象。如果他们自己只具备半文明的能力，那么对进步的需要将使他们的头脑中产生更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并逐渐通过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移民来修正人口主体。这个过程可能首先引起了今天许多文化民族的发展；可参俄罗斯人和匈牙利人，以及数百万德国人和其他移民在很多方面刺激了这些在欧洲的“半蒙古人”的进步。
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民族所获得的文明的总和由物质财富和智力财富构成。由于物质财富和智力财富对于整个文明的内在价值，尤其是发展职责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因此将二者分开很重要。物质财富和智力财富不是用同样的手段获得的，二者费力不同，时间上也不同步。物质基于智力的基础之上。在满足身体需求后，智力创造成为奢侈品。因此，关于文明起源的每一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问题：什么有利于文明物质基础的发展？
[27]现在，我们首先必须宣称，致力于人的目标的自然手段一旦开辟了发展之路，那必须充分评估的就不是大自然在物质上的财富，而是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刺激的力量。对人来说，自然最有价值的恩赐可以让他潜在的力量之源向着永久的活动敞开。显然，这至少可以通过财富或所谓的自然恩赐来实现，这使他免于某些其他情况下必要的劳动。热带地区的温暖使得住房和穿衣的任务比温带地区要轻得多。如果我们将自然所能提供的可能性与人类精神中的那些可能性进行比较，区别将非常明显，并且主要集中在以下方向。
从长远来看，大自然的恩赐在种类和数量上不可改变，但必要的供给每年有所不同，不可忽视。自然的供给与某些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局限于某些区域、特定海拔、各种土壤。人类战胜它们的力量最初受限于狭窄的障碍，他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但这些障碍不会因人智力和意志的力量长进而分解。相反，他自己的力量完全属于他自己。他不仅可以处理力量的应用，而且可以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增加和强化力量，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在利用自然的方式取决于人的意志方面，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在地球所有地方、所有气候下、所有海拔地区的所有蛮族生活条件的相似性。
“文化”一词也指土地的耕作，这并非偶然。这是它的词源所在；这也是我们所理解的事物最广泛意义的根源。
以劳动的方式在一块土地上储存一定力量的方法，是不依赖自然的最好的和最有希望的开始，它的标志是凭靠智力对自然的支配。因此，在发展的链条上，最容易把一个环节加在另一个环节上，因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的劳作集中了创造性的力量，传统得到保障；这就是文明诞生的基本条件。
因此，自然条件无疑是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它准许拜土壤肥力和劳动所赐的财富积累。但是，同意 巴克尔 （Buckle）的说法也不稳妥，他说找不出历史上的例子，有哪个国家仅凭自己的努力，而没有拥有某一优越自然条件就文明起来。对于人类的最初存在，温暖潮湿的地区农产丰富，这无疑是最令人向往的条件，也最容易将原始人设想成热带地区的居民。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文明视为人类力量借助自然并超越自然的发展，这只能通过强行设置一些对人不利的环境来实现，在这种环境中，他必须比在热带的柔软摇篮中更小心地照顾自己。这就指向了温带地区，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看到和热带地区一样的文明摇篮。
[28]墨西哥和秘鲁上游高原地区的土地不如周围的低地有肥力，因此这些高原地区在全美洲发展程度最高。即使是现在，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与低地或不远的梯田上许多繁茂的自然美景相比，高原看起来像草原一样干燥和贫瘠。在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土壤的肥力在高海拔地区通常会削弱，而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高原都不会像低地、丘陵国家和山坡那样高产。现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文明都位于高原上；其中墨西哥的中心和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墨西哥现代城市——高度为7560英尺，而秘鲁的库斯科则不低于11500英尺。在这两个地区，温度和降雨量都远低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这使我们认识到以下事实：尽管文明的最初发展与土壤的耕种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随着文明的发展，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其文明将自己从土壤中解放出来，并且在发展过程中，文明会为自己创造新鲜的构造，这些构造可以用于其他目的而不是帮文明生根。有人可能会说，农业存在着天生的弱点，不仅可以说对武器不熟悉，还可以解释为对占有和安定的生活的渴望削弱了勇气和进取心。相反，我们发现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中政治力量的最高表现在很多方面都是农耕民族的天然反面——特别是游牧民族，他们团结一致地运用群体的机动性以及有力的纪律性。这些阻碍农耕民族实力发展的根本的架构可以转向有利的解释——缺乏稳定的居住地、流动性、力量和勇气的运用、使用武器的技能。而且，当俯瞰地球时，我们发现实际上所谓的半文化民族中最顽强的组织来自这些元素的混合。
以农业为主要依靠的中国人首先被蒙古人统治，然后被满族人统治；波斯人的统治者是土耳其斯坦的君主；埃及人先后由希克索斯或牧人国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统治——这些都是游牧民族。在中非，游牧的 瓦胡马人 （the Wahuma）建立并维持了乌干达和乌尼奥罗人的稳定状态，而在苏丹周边，每个国家都是由来自沙漠的入侵者建立的。在墨西哥，较为原始的阿兹台克人征服了更为开化的农耕民族托尔特克人。在草原与耕地之间的边界地区的历史中，有一系列确立这一规则的例子，这可以被视为历史规律。因此，土壤不太肥沃的高原和邻近地区之所以对高级文明的发展和文明国家的形成如此有利，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较凉爽的气候，从而对农业产生了吸引力，而是因为它们使游牧民族的侵略性和团结力量与农民的勤劳结合起来，后者挤在绿洲中耕作，却无法形成国家。在秘鲁的喀喀湖、墨西哥的特斯科科湖和查尔科的泻湖、非洲内陆的乌克勒韦湖和乍得的例子中，湖泊在这些国家的形成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这是一个有趣但不太重要的现象。
[29]除了气候特征在支持或反映文明方面的历史沿袭之外，气候差异最有效的干扰就是产生普遍条件类似的大区域环境——文明区域被布置成环绕地球的带状。这些可称为文明区。根据人类从古至今能掌握的所有经验来看，真正的文明区域是温带。不止一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这一区域的历史发展最重要，联系最系统，因这种联系而来的进步最稳定，外部最活跃。地中海区域被古代历史的核心击败并非偶然，即使历史圈已经扩展到欧洲之外，甚至在欧洲文化移植到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出现的新世界之后，我们可以从温带地区最高效的历史发展的持续性中吸取教训。毫无疑问，无数的丝线编织成这张巨大的网；但是，由于民族的成就最终取决于个人的作为，所以民族取得最丰硕成果的途径无疑是：在温带地区聚集尽可能多的最有能力的人，接下来将各个文明区整合成一个文明带，那里的条件最有利于交往、交换、文化的增长和巩固；换句话说，文化的维护和发展可以在最广大的地理基础上展示其活跃性。
我们在热带国家见到的古老的半文明，属于这样一个时期：文明并没有对个人的劳动提出如此强烈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文明的绚丽绽放很快枯萎。一项对新旧文明地理延伸的研究似乎表明，随着文明品位的增长，文明带缩小到温带气候与盛产成就的共容区。这一观察对于原始人类的历史及其延续，以及对热带国家文明遗迹的解释都很重要。文明灭亡的另一种方式是低级文明吸收高级文明，低级文明的优势在于更适应艰苦条件。被鄙视的斯克莱林斯人已经融入了格陵兰岛北部的人当中。难道不是每一批在北极冻土荒原上生活的欧洲人，都不得不习惯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惯，学习北极人的技艺，以便在北极地区成功地与大自然的力量抗争吗？但在热带和极地上的许多殖民活动也因降低到当地人的需求水平而告终。非洲的葡萄牙殖民者，亚洲的俄罗斯殖民者就端赖于他们比竞争对手更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
[30]然而，一种自成一体的、完整的文明，即使其途径并不完美，相比于在向上努力和成长的过程中腐烂的文明，在道德上和美学上也都是一种更高级的现象。因此，较高文明与较低文明接触的最初结果令人不快，前者以世界上的渣滓为代表，后者则来自人们在狭小空间里的竞争与固步自封。想一想在拥有丰富技艺和传统的国家（例如新西兰和夏威夷）中的捕鲸者和跑路水手最初的定居点，以及那里的第一家白兰地店和妓院所产生的影响。以北美为例，
斯库克拉夫特
（Schoolcraft）首先指出，由于白人带来了更合适的工具、器皿、衣服等，所有本地工业活动迅速衰减。欧洲贸易很容易提供迄今为止必须通过长期的重复劳动生产的所有东西；
本土活动不仅在其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萎缩，也看到了自身被削弱，自然失去了必要性和自立感，因此技艺本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众所周知，波利尼西亚、非洲以及最贫穷的爱斯基摩人也是如此。在非洲，有一个公认的规则是，在沿海地区，您会拥有一块腐烂的土地，在这块土地背后是更高的文明，其中最好的在遥不可及的内陆。即使是日本这种独立的技艺，在一瞥艺术上低劣的欧洲模式后也会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