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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特定形式的创造”：诗人的措辞让人想起了钦定本《圣经》的“无形和虚无”。对于常识和自然语言来说，无形的创造这一想法就像数学理论在黑洞内部假定的物理定律之外的特殊状态一样难以驾驭。然而，这种难以驾驭的状态似乎让人着迷。在神学、哲学、艺术和最近的科学中，作为在16世纪中期前已经人物化的词语，“无”和“虚无”是不会被否定的。
消极神学一直扮演着秘密分享者的角色。它致力于概念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力图通过孜孜不倦地思考，进而揭示因上帝的回避或缺席而产生的空虚的精髓。他留下的真空，就像终极不存在的某种余波，所具有的负能量电荷在核物理中可与某些没有质量却被激发的“奇异”粒子的负能量相比。东方的冥想训练关注绝对的空虚。操练自我悬置以及心灵和精神定力的西方大师已经见证了触摸虚空以及那纯粹虚无的“白光”。在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消极神学中，对存在的神圣克制，以及廷代尔（Tyndale）在《腓立比书》的第11和12章的译文中所写的那句“现在更多的是在于我的缺席”是其核心。犹太神秘诠释学和深奥的传统调用了“虚无的深渊”，而这正是造物主唯信仰论的居所以及他隐退之地（他的自我隐退之所？）。在犹太教中，末日后的神义论明确地唤起了神的缺席的可能性，神的缺席如此激进以至于就像引力陷入黑洞一样将生命和世界的意义“吞食”，使之成了他自身。一个掠夺性的真空将使创造“虚无化”（nihilates）。
早期希腊哲学和宇宙学都厌恶虚无。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颂扬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赞美理性和逻辑的如日中天，因为它们使得“让大脑放空”成为不可能。真空的惊悚感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传给了西方科学，通过不断的比喻也传给了我们的政治和思维模式。潜隐的和神秘的传统不仅遮蔽了道统，还冲击正统，比如帕斯卡（Pascal）对“深渊”的痴迷。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潜隐的和神秘的传统，否定性和“无”的问题在柏拉图的《智术师》之后很久又重新进入哲学。黑格尔的逻辑不单单驯服了“一无所有”（das Nichts）和“非存在”（das Nichtsein）。它指出，人类断言“无”的能力和“无”命题中明显的矛盾修饰法，对严肃的认识论以及我们从天真的经验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回到黑格尔的重要发现，即“开始不是一个纯粹的虚无，而是一个‘将会存在的’的非存在”。在黑格尔看来，“
开始
”（incipit）是“虚无”（nothing）和“存在”（being）的统一；确切地说，“
开始
”就是“存在”（is）。因此，起始（initiation）否定了一种特定的否定性，这个动作最好的翻译是法语词“anéantir”和“anéantissement”
（在这里，首字母“a”后面加连字符会有强调的意义）。就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中的景况一样，存在与虚无严格地说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经常在诗学中遇到一种黑格尔的观点，即“生成也是一个走向虚无，走向灭绝的过程”。在有关存在的辩证法中，
恩斯特恩
（Enstehen）和
威格恩
（Vergehen）是分不开的。真正的开始是“
一种无法被分析的
（Nichtanalysierbar）未完成的直接性”。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
非常之空
”（das ganz Leere）。这个短语是极基本的，但在某些方面却是无法翻译的：它既表示“完全空无一物”，也表示“这种空无一物的整体性存在”（黑格尔在虔诚神秘主义的遗产中很自在）。
然而，在扭转普通语言和理性句法的轮廓方面走得最远的是海德格尔。在对本研究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语境中，以及在道德祈愿的长期泯灭和将来时态的错位时期，海德格尔创造了一个表征“无”的动词，即“nichten”。这个新词远远超出了“摧毁”（Vernichten）的意思。它预示着现存事物的毁灭。值得注意的是，“影子”（shadow）的概念在这里至关重要。粒子物理学将物质和与之对称的反物质之间的虚无碰撞理论化。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越界也是类似的。它所探讨的正是废除“存在”（being）之本身与某个具体“存在”的特殊性之间的著名本体论区别。正如犹太神秘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如果“存在”要“融入”到某个最终的统一中，那么就会“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作为消极神学的继承人和尼采自相矛盾的虚无主义的诠释者，海德格尔绕着“零”（zeroness）这个漩涡不断旋转（我们的词典落后于我们的需要；然而，数学家是自由的）。
艺术的光辉在于创造和创新性。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他们会描绘出别样的崭新世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努力用他们的再创造和再呈现的表现方式塞满给定现实的每一个裂缝。然而，他们也一直深知来自非存在的挑衅。“虚无”（Nothing）和与之对应的“永无”（never）贯穿了《李尔王》（King Lear）。从马拉美对空白（blankness）和文本中留白空间（white spaces）的运用（马拉美间接地借鉴了黑格尔的否定直觉），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古典美学的终结以及对丰富性的偏爱。这部戏剧对现代性的影响一直是广泛的。在音乐中出现了有效的沉默。在康定斯基（Kandinsky）之后，绘画通常以一种明确的神秘冥想的风格去寻求“绝对之光”的纯粹性。
贝克特和贾科梅蒂（Giacometti）这两位艺术大师接近零度（zero-point）的创作，把物质变成了阴影（比如，贾科梅蒂将火柴男人或女人放在有灯光的表面上），语言从清晰的表达转变为赤裸裸的呐喊，再从赤裸裸的呐喊转变为沉默。极简主义与海德格尔一起断言，“虚无永远不是无”。在解构的“断裂”（breaks）、“擦除”（erasures）、“裂缝”（cracks）（如墙上的裂缝）和“掩饰”（disseminations）中，它找到了自己的理论话语。
然而，潜在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在科学领域，探索发现、理论提议和关键实验无疑都是在个人才能或天才的推动下完成的。但是，在科学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匿名的集体惯性运动。如果这个人或那个团队没有“发现”（一种暗示性的表达），另一个科学家或团队可能会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发现。就这一点而论，微积分、自然选择理论或DNA结构的发明都是极好的例子。虽然物质的可能性、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的空缺对审美创造都有影响，但诗歌、绘画、奏鸣曲的创作仍然是偶然性的。在任何情况下，事情可能都不是这样的。这让我们回想起莱布尼茨提出的问题。艺术作品和诗学作品似乎都存在着某种危险的流言蜚语，即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复无常的洞察力。无论其产生的心理和私人动机多么迫切，它的必要性是没有逻辑的。艺术、音乐、文学的创造者们都曾体验过这种令人信服的不必要。对他们而言，这种不必要（needlessness）要么是一种威胁，要么是一种解放。某些情感和表达形式本能性地具有“持久的强烈欲望”。在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的诗集《持久的强烈欲望》（Le dur désir de durer）中，它就呈现在对丢勒（Dürer）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的文字游戏之中。因为某种短暂的念想，或担心自己的作品注定会被最终遗忘，有些作曲家、作家、雕塑家、建筑师会为此发狂。相反，有些人却奇怪地感到安慰，因为他们会意识到“事情可能不会发生”。的确，在成品面前，美学意识到一种罪责感和激进的不安感。这不仅仅是诗歌、交响乐或画布可能所需要的；然而，它们却又可能一直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应该的，它的构成和完成完全极度缺乏和背离了它所追求的真理、和谐或完美。即使是最完美的审美对象，它也是对更伟大的创作潜力和内在设想的某种贬低。维吉尔（Virgil）希望摧毁《埃涅阿斯纪》（Aeneid）的不完美之处。艺术家们抹杀了自己的作品，或者发现他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回顾这些作品。廷格利（Tinguely）的“自我毁灭”（self-destructs）是一种动力构念（kinetic constructs），它把自己摇晃或烧成灰烬，幽默地演绎着严肃创造中深刻而复杂的负罪感和幻灭感。与之类似的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对人类生存的判断，即“不存在最好”（it would be best not to be）。存在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妥协。
因此，正如我们经常注意到的那样，艺术现象学与西方对待死亡的方式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也许，它不是睡眠，而是艺术，尤其是音乐。正如名称上所表征的那样，睡眠是“死亡的兄弟”。艺术作品是生机、生命力和创造的奇伟之力的本质表现，它同时也有两个影子与之相伴：一个是对它自己而言极具可能性或优先性的非在的影子，另一个是它自身消失的影子。我猜想，艺术以及主张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与科学不同，它们正是在“存在”的最活跃的触点上与消亡结合在一起。在《最后的晚餐》中，达·芬奇对技术和材料的选择似乎是很清楚的，而它事实上已经长时间地处于隐身的边缘状态。显然，这也例证了这一点。音乐中许多使我们感动的东西似乎都是在挑战终结，不仅把终结拉近，还庆贺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卡夫卡对米丽娜说，“没有人能像那些在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粹地歌唱：我们所认为的天使之歌其实就是他们的歌”。这是唯一必须要唱的歌吗？
然而，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发现虚无和非存在的压力难以维持。在我们现代艺术博物馆里，马列维奇（Malevich）的《白色上的白色》（White on White）和莱因哈特（Ad Reinhardt）的《黑色上的黑色》（Black on Black）都扼杀了神话。“混沌理论”是20世纪后期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最突出的进步之一。“混乱又来了”完全体现了我们在这个历史时刻的道德、政治和心理状态。然而，它在创造的时候就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