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太初的叙事性

“创造”（creation）周围的语义磁场是异常带电的和多相复杂的。任何宗教都有关于创世的神话。宗教可以被定义为对“为什么存在的不是虚无”这个问题的一种叙事性回答，亦即以一种结构化了的叙述方式来表明上述问题无法回避的动词“存在”（to be）之本身的矛盾性存在。关于连续创造和未分化的永恒性存在，我们并没有叙事性的故事。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正是某个“奇点”或时间之开端的假说使得创造的概念成为必要。这是人类心灵固有的假设吗？难道没有缘起的存在，我们在直觉的即时性层面上就无法想象和理解那些实质性的意义吗？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一直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症结。托马斯和笛卡尔所坚守的信仰认为，我们可以用无限的单纯概念来证明上帝的存在。然而，这些意识的经典模式却很巧妙地坚信，只要我们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能够进行推理，无限的有限性就是真实的。由于我们虚弱的或堕落的本性，我们只能在一个没有起点的数学平面上对事物进行概念化的建构。有讽刺意味的是，像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那样的宇宙学家也在不断援引不存在的“上帝之心”（mind of God），某种存在于我们意识和语言之根基上的东西使我们不断在问：“大爆炸前一小时的情况如何？”在这些“不合理的”或幼稚的问题中，儿童和创造的语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太初的创造令人信服的玄想。在第一次 要有[光] （fiat）的设想中，计算机的算法可以设计出这样的种种情景，即宇宙是一个可逆的或一个“未开始”的时间性存在。在自然状态下，在自然语言中，人类的智力及其心理矩阵也许能够达到前意识的最深层次，所以将能提出那种根本性的问题。孩子努力去揭开关于生成的事实或神话。

我们的神话和隐喻表征没有一个是不关乎天神创世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些神秘的和颠覆性的思想实验在神学上有时会归因于上帝对创造的后悔，进而从创造中退出，抑或走向毁灭人类的冲动。显然，这就是许多大洪水或宇宙之火的传说赖以存在的深层次背景。但是，我们对神的定义并非是逻辑上的，而是一再与创造力的属性保持一致性。许多神学家和形而上学者甚至认为，上帝和创世行为之间的绝对对等是辨明上帝自由受限的唯一契机。上帝不得不创造。按照上帝的自身定义，他应是勒内·夏尔（René Char）所说的那位伟大初创者（le Grand Commenceur）。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一个没有生养之力的上帝便是一个不会否定之否定的存在，他将比某个邪恶的荒谬更糟糕。也就是说，他将是最后的地狱，亦即毫无意义的、荒谬的和逻辑上无法分解的流言蜚语。（卡夫卡从骨子里就觉得，太初之力在创世的工作完成后显出的“疲乏”是另一回事。）

在康德之前，神学和哲学话语之间的界限是不固定的。 显然，这两种奢侈的人类事业有着相同的根源。人类相信，源自观察、科学和理性分析等可以进行组合和排序的所有感官经验数据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内涵。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格言来说，世界的事实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事物的尽头”。人们怀疑，即使在科学和技术统治的时代，绝大多数人类仍以直觉为核心坚持认为，上述信念是我们文化的开创者和生产者。从字面上来说，它激活了我们脆弱的身份结构；从其他方面来说，那便是我们人类的兽性本质。是不是有比直觉更深层的东西？这一猜想是如此奇怪地抵制了伪造之功，所以某种遥不可及的“差异性”使我们人类的基本存在始终无法实现。我们人类是充满了极度渴望的生物。我们一心想回家，回到一个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地方。为此，先验直觉的“非理性”便美化了理性。升腾的意志不是建立在任何“因为它在那里”之上，而是建立在“因为它不在那里”之上。这个实用主义的否定可以从多个角度予以阐释。正如我们所见，“因为它 仍 不在那里”是弥赛亚和乌托邦式的假设。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宗教、历史和社会心理学模型而言，“因为它不再存在”确实是一个公理。这个否定中充满了有关时间和历史意义的不同抑或彼此对立的寓言。然而，它无法抑制我们的不安，更不用说终结我们心中的惶恐了。与 智人 相比，我们是不断探寻的 奎尔人 （homo quaerens）。在我们人类的信念和雄辩的或未成形的、玄学式的神秘中，抑或直接像小孩们的哭闹中，那里聚集了语言和形象的边界。它表明“他者”就“在那里”。似乎只有音乐跨越了这些边界吗？对此，拉丁语副词“除此以外”（aliter）和“依据其他来源”（aliunde）对我们的理解是有帮助的。正如我们将在《圣经》以及哲学家、诗人和画家们的作品中所见到的“陌生人”形象一样，传统认知一般认为，先知和史诗歌手往往都是盲人，因为他们如此确信光就在附近。

因此，正如在神学或诗学中一样，哲学中的故事开端也是关于开始的故事。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本体论的叙述，即对存在如何起源的叙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宇宙论是关于理性的种种寓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前苏格拉底学派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物理学神话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诞生和构建，如“火”、“水”、大地的运动以及光明与黑暗间富有孕育功能的相互作用。这在20世纪的思想中显得如此明晰生动。然而，他们依然迷恋创造的形而上学。在描述世界的形成中，对人和人的城市进行柏拉图式的探究是有其根基的，就像《蒂迈欧篇》的开篇所写的那样。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逻辑中，他也假定有一个其本身静止不动的原动力。使存在的时钟运转起来的正是这个原动力。同样，也正是这个假设在调和奥古斯丁等基督教教派与异教之间关系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康德专心思考的就是那些“起初和最后的事情”。柏格森主要关心的问题却是创造力的 冲动 （élan）。在或多或少有点两面派和伊索寓言式的启蒙运动自然神论中，“缔造者”往往被简化为“工程师”。坦白地说，在孔德和达尔文之后，唯物机械论的宇宙论和生物论将彻底驱除造物的幽灵。然而，我们如今看到它从这些科学本身内部重新上升。人们也会问：“是什么赋予了生命以生命？”（就像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在《提香之死》[Death of Titian]中所写：“这样赋予生命以生命吗？”）

这也许正是像神学和哲学这样的艺术在本质上试图对之予以回答的某种尝试。

在美学语境中，“创造”不断受到宗教和哲学等邻近学科之价值的影响；抑或它们的语义场彼此重叠和介入。词源意义上的三重出处使词典显得更加复杂。在《摩西五经》中，创造（creation）、描述制陶轮上的塑造（shaping）、促成（causing to be）等词汇显然极其重要。在希腊语中，“poieō”及其派生词“poiēseō”的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语义场异常稠密。它包含行动的即时性属性和复杂的因果关系，以及物质性的建构和诗意。拉丁语“创造”（creatio）一词根植于生物学和政治学，即该词语寄身在孩子的产生和治安官的任命之中。引人关注的是，在《牛津拉丁语词典》（Oxford Latin Dictionary）赋予facio的三十种主要语义中，那些诗意的语义与从希腊文学中借用而来的词语的含义密切相关。例如，特伦斯以告诫性的言语说，“有很多的美善之事都来自希腊和拉丁文学”（ex Graecisbonis Latinas fecit non bonas），西塞罗更是用颂词说道，“索福克勒斯精妙地概述了生命衰变的悲剧”（Sophocles ad summam senectutem tragoedias fecit）。拉丁语单词“找”（Invenio）及其派生词“发明”（inventio）和“发明家”（inventor）与斯塔提乌斯（Statius）在《创作者与发明家》（auctor et inventorque）中用“创始者”（inceptor）所呈现的诗意“一唱一和”。罗马人的特点是注重物质、公民、立法、建筑的“发现”和“设计”。然而，我们所关注的是“伪装”（fingere）。伴着不太稳定的道德光环，这个可怕的多义动词以不起眼却又极具启发性的形式出现在英语中。 创造者 （fictor）实际上正是祭司仪式上的随从。他捏制了圣物，但他也像曾为克里特国王建造迷宫的代达罗斯（Daedalus）一样是个想象（意象）的制造者。以其自给自足的力量，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立即反对并要求相互转换。就我们的西方遗产而言，有关造物的文法之争论起源于三种语言之间语义交换的强度和缺陷。

我们将会看到，诗歌和艺术的创作者以及形而上学体系的创建者，把他们的创造与神圣的先例典范联系起来，是多么自然却又多么令人不适。这种类同感的推测从肖像画家的摹本感延伸到“反创造力”（counter-creativity），再到浪漫的和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族系中的“上帝-挑衅”。我希望一方面展示弥赛亚的黯然失色和上帝“陷入空洞的措辞”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想展现非具象性和偶然性艺术形式的演变。在当今意义的批判理论中，解构就是对那些经典意义模型的“颠覆”（un-building）。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经典语义模型假定存在某个先在的 权力 （auctoritas）和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在德里达的解构思潮中，既没有“父”也没有“开始”。

在审美模式的问题上，创造的概念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令人烦恼的。无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 摹仿 （mimesis）的严肃理解，还是某些新古典主义者和极端现实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对 效仿 （imitatio）的严谨解读，他们都只知道“再创造”（re-creation）。请注意“再创造”这个词转向嬉闹以及对严肃活动蛮横干涉等具有的贬义内涵。艺术家“重新评估”和清点现有的文献。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坚持认为，创作音乐的动力只不过是鸟儿的歌唱和神赋予自然界的“噪音”的一种转录。然而，创造和起源的直接意义上的反冲力是持久强劲的。它与最早的史诗歌手和希腊抒情诗人品达（Pindar）一样古老。这面指向世界和人类意识的镜子是一面“动态的创造之镜”。创造性反射的悖论可能源于扭曲，也可能源自丰富的光学“杂质”。在生理学层面上，这样的主张是用来解释希腊裔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El Greco）身上的各样“扭曲”之象。艺术可能是一种无法看到真实世界的能力，是对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的一种逃避，有时是一种病态，有时仅仅是一种幼稚。也许艺术幻想只是通过蒙太奇和拼贴的方式，将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组合、拼接、并置在一起。比如，将人的头或躯干安置在马的身体上。有画家发明过某种新的颜色吗？即使是最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意思是“未开始的”）的20世纪超现实主义或抽象的人工制品，也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从我们的感官直觉中选出形状、材料和声学元素有意地进行重新组合和无序建构。可以说，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是无中生有的。它总是紧随某个已有的存在悄然而至。现代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对这种后天性的残酷事实的一种恼怒。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曾说，诗人和艺术家“让事物焕然一新”。就像在精神分析理论和解构游戏中一样，某个既定的世界中对“父亲”的俄狄浦斯式反叛在审美现代性中也极为重要。

音乐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除了像云雀的歌声和大海的雷声等低级的模仿和声绘，音乐否认相似性。它的特质是“独一无二”。旋律是“人类科学中最高的奥秘”（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语）的发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类是以什么方式发明它的呢？但是，有些时候，创造或发明对言语行为和文学语言的影响是相当模糊的。有些诗人（如某些达达主义者和俄罗斯未来主义者）只是简单地试图创造新的语言，结果却发现想象的句法又回到了既定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的关联性、独特的心理洞察力和看似前所未有的情节等伟大的行为都是原创的。确实，它们也改变了过去和未来。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创造吗？科幻小说中有一种终极计算机的概念，它将在程序中包含所有后续创造和发现的总和。这样的电脑是“上帝”的另一个名字。宇宙的创造将是真正创造力的唯一行为和绝对奇点。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创造和发现只不过是重新认识和 似曾相识 （déjà vu）。需要重复强调的是，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但是，他只这么做过一次吗？卡巴拉（the Kabbalah）和当今的天体物理学相结合，一起推测出多个宇宙，它们要么按线性顺序依次出现，要么彼此并存。他是否厌倦了这个特殊的建造，以解释另一个创造或回到神秘主义者所思考的不可思议的内在统一？无论在什么地方，“创造”这个动词都会引起独特的共鸣和不安。

我将向您展示底层，

却无法征其意象，

我无法将它显明或说清，

只是在月亮和膀子草间编织，

一切的一切，

都超越了毁灭，

因为创造完全没有特定的形式……

——阿奇博尔德·伦道夫·安蒙斯 gWkTP7nnKkdMaPq8TFiQyrbUVFZ5s+ig++Ek78qDrmmrPwHxVjh1jOPSWe1Rot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