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的时间性

太初不再（We have no more beginnings）。指称开始的拉丁语单词“Incipit”曾经荣光万丈，而如今它也只能通过寄身在冷僻之词“创始”（inception）中苟延残喘。中世纪的抄写员常常用一个醒目的大写字母标记新章节的起始行。手稿的配图师们也往往在金色或胭脂色的旋风中手绘一些带有纹章的野兽、晨曦中的飞龙以及歌唱者和先知。在起初（the initial）这个词表示太初（beginning）和首要（primacy）的地方，它扮演着开场小号的功能。然而，这也绝非不言而喻地在向人们宣告柏拉图的格言，即原初之物在所有自然物和人造物中都是最美善的。如今，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在这个词中观察和体味晨光的无声和柔美时，所引发的反应和感知体验却可能是午后或黄昏时的情景。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我的整个论证在被克尔凯郭尔称作“消极的创伤”（the wounds of negativity）面前就显得不堪一击了。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一直对日落有先在的终结感，并对之产生迷恋。无论是在罗马帝国秩序遭受严重危机时，还是在公元1世纪前的末日恐慌期，抑或在接连而至的黑死病和三十年战争中，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极富情感地见证和报道了“西方花园的关闭时刻”。凄凉的衰变、凋零的暮秋和即将熄灭的烛光等种种变化往往都与人们对物理性的破败不堪和道德的沦丧等方面的关注密切相关。甚至有道德家们在蒙田之前就曾指出，即便是新生儿，也已经到了足以老死的年龄了。不管是在最自信的形而上的建构中，还是在最积极阳光的艺术作品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种死的象征和操劳，为的就是阻止致命性的时间和信息熵渗入每一种个体生命形式之中。哲学的论述和艺术的产生正是从这种角力的较量中得到了其信息张力，亦即使逻辑和美成为各种形式模式的绵延不绝的张力。即便在那些被我们认为乐观主义精神过于保守的社会中，“神灵已死”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然而，我认为，在20世纪末的精神环境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疲倦。内隐在我们心里的计时法，亦即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人类意识的时间之约，以反映其本质和机理的本体论方式指向了傍晚。因此，我们要么已是晚来者，要么感觉自己将会成为一个迟到者。当碗碟正在被人清理时，空中传来了告别语，“时间到了，女士们先生们，时间到了”。因为与发达经济体中个人寿命和预期都在不断增加的事实背道而驰，所以这样的担忧也确实更加令人信服。然而，夕阳斜影渐渐长，光阴似箭暗自伤。我们似乎像向日植物一样向大地和夜晚弯下了腰。

人类对阐释和因果关系的渴望可谓本性使然。我们确实想知道如下这些问题，如为什么以及有什么样的可靠假说能使我们从迷乱而丰富的表达和终极意义中将某一现象学阐明为某种感知体验之结构。这些问题值得认真地探究吗？抑或它们只会引来更多空洞的流言蜚语而已？对此，我并不确定。

我们所知的历史表明，非人道主义是长久存在的。换言之，纯然正义和仁爱的社会或乌托邦并不存在。我们当前对街头暴力、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饥荒以及倒退到野蛮的种族冲突和大流行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的警惕，必须被放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予以看待。大致从滑铁卢时期到1915—1916年西线大屠杀时期，欧洲资产阶级经历了一段与历史休战的特权期。正因为对国内以及国外殖民统治下的工业劳动力的剥削，欧洲人见证了一个充满进步、自由分配和理性希望的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余晖无疑是被理想化了的。其中，我们注意到了我们不断将1914年8月之前的年份与一个“漫长的夏天”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恰恰在此时刻遭遇了我们当下的不安。

然而，考虑到人们会有选择性地怀旧和幻想，真相依然存在：对于整个欧洲和俄罗斯来说，本世纪如同身处地狱。据历史学家估计，从1914年8月到巴尔干半岛的“种族清洗”期间，因战争、饥饿、驱逐、政治谋杀和疾病而死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人数超过7000万。在此以前，人类也遭受过可怕的瘟疫、饥荒和屠杀。人性在20世纪的崩溃有其特殊的谜因。它不是来自遥远草原上的骑士，也不是来自城门边的野蛮人。在或基督教式或启蒙性的文明、教育、科学进步和人性化部署的建构下，人类社会形成了各种高地，而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正是在那其中的某些特定环境、场所、行政性社会工具中产生的。我不想以某种有损人格的方式卷入有关国王独特性的争论。[在古希腊，“大屠杀”是对宗教性殉道的一种颇具技术性的高贵称呼，而不是用来形容受控制的精神错乱和“来自黑暗的风”。]但是，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奇点”（singularity）——与其说在规模上，不如说在动机上。这里有一类人都被宣告为有罪，甚至连他们中的婴儿也不例外。然而，他们的罪过就是生存，即对生命的索求。

在另一种意义上，欧洲和斯拉夫文明遭受的灾难是特别的。它破坏了以前的进步文明。甚至像伏尔泰这样的启蒙主义讽刺家也曾自信地预言，司法上的酷刑将在欧洲永久废除。在他们看来，全面恢复审查制度、焚烧书籍，尤其是销毁异教徒和异己者的文献资料，是不可想象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都本然地认为，教育、科技知识及其生产以及自由旅行和社区间的联系等方面的普及，都必定会稳步提升其文明程度和政治兼容性，以及人们在私人和公共事务中的道德水平。那些关于理性希望的公理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教育已经显示出它无法使感性和认知抵抗致命的非理性；更令人不安的是，有证据表明，精雕细琢的知性、艺术技巧和鉴赏能力、科学的卓越性将会积极地与极权主义的种种要求合作，抑或竭尽所能地对周围的残忍保持冷漠。华丽的音乐会、大型博物馆的展览、学术书籍的出版，以及对科学和人文的学术研究之追求，统统在死亡集中营附近蓬勃发展。技术官僚的独创性将在非人的召唤下发挥作用或保持中立。保护集中营中歌德所钟爱的小树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

我们还没有开始评估自1914年以来的种种事件对作为一个自称为智人之物种的人类所造成的损害。我们还没有开始认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共存。然而，这种共存却被全球大众媒体图文描述的即时性，以及西方的奢侈、饥饿、贫困、婴儿死亡率等当前状况所加剧，而约有五分之三的人类现在正承受着这种越发严重的共存。人类正在持续不断地疯狂浪费剩下的自然资源以及动物和植物。珠穆朗玛峰的南坡已经变成了一个垃圾场。奥斯威辛集中营过去40年之后，无辜百姓惨遭杀戮的现象却依然存在。新的武器很快从我们的工厂开始流向战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暴力、压迫、经济奴役和社会非理性在历史上都是地方性的，或是部落性的，或是都市性的。但是，大屠杀的规模、可获得的财富和实际损失之间的疯狂对比以及热核武器和细菌武器具有毁灭人类及其环境的现实可能性，都在这个世纪给绝望赋予了新的理由。这明显提高了进化逆转以及系统性兽化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卡夫卡的《变形记》成为现代性的关键寓言；同样，我们撇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实用主义不谈，上述这一点也使加缪的名言变得可信，即“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

我想简单地思考一下这种黑暗状态对语法的影响。在这里，我把语法理解为感知、反思和体验的明晰组织，亦即当意识与自身和他者交流时的神经结构。人类的直觉也几乎都是推测，而我的直觉告诉我，将来时态进入人类语言相对较晚。它可能直到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末期才得以发展。随着食物的储存、工具的制造和保存以及动物繁殖和农业的逐渐发展，“未来”才开始慢慢出现。在某种元或前语言寄存器中，动物似乎知道现在性，而动物也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进行记忆的某种手段。作为在某人葬礼后的第二天或一百万年后的星际空间中讨论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能力，将来时态似乎只有智人才会使用。虚拟语气和反事实语气的使用也是如此，它们本身与将来时可以说是同源的。就我们的想象能力而言，只有人类可以通过“如果”之类的从句来改变自己的世界。例如，他可以说出这样的从句：“如果凯撒那天没有去国会大厦。”在我看来，一种由动词性的未来时、虚拟语气和假设性表述建构的“语法学”是不可思议的和形式上不可通约的语言表达。它们已被证明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时，它们也是“语言动物”的进化所不可缺少的推手。就像我们在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情形一样，它们是由流言蜚语和个人死亡的不可理解性所引起的。事实上，人类对“存在”（to be）这个动词的将来时态的使用都是对死亡的否定，不管其力度是多么的有限。当你每一次使用“如果”之类的句子时，这都表明你在拒绝残酷的必然性和事实的专制。“应该”“将要”和“如果”都是围绕着一个隐藏的潜在中心或核心，并在其语义力的复杂疆域中不断盘旋，进而使它们自身成了通向希望的密码。

希望和恐惧是被句法赋予了力量的最高虚构情态。就像它们不可能与语法分开一样，希望和恐惧彼此间也不可分割。希望蕴含着人们对无法实现之事的恐惧。同时，恐惧中有一种希望的芥菜种子，亦即战胜困难的预兆。然而，我们当今的希望所面临的境况是有问题的。除了在微不足道的和极其短暂的层面上，希望一般是一种先验性的推理。它由神学-形而上学的假设所担保。在严格意义上，这个词意味着可能不合理的投资和购买，亦如交易所所说的“期货”。“希望”是一种言语行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交流，它所“假定”的那个倾听者可能就是你自己。在这种行为中，祈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神学的基础是在“希望”中向其神圣听众讲述所愿之物、远期风险和未来祈愿，进而获得其支持和理解。形而上学式的一再保险是世界上某种理性建构体制的保障。笛卡尔必定要赌的一种假设是，我们的感官和智力不是恶毒骗子的玩具。然而，更重要的是，押注的对象是分配公正的道德。在完全不合理的秩序中，或在武断的和荒谬的伦理中，希望是毫无意义的。希望构建了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所以希望只有在奖惩由运气决定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微不足道的作用。因此，赌徒对轮盘赌的希望正是这种空白的秩序。

在西方历史和个人意识中，人们直接诉诸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但对希望这一行动所赋予的正式宗教信仰几乎一直在减弱。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已退化为肤浅的仪式和毫无生气的修辞手法。但是，人们仍然会不假思索地将希望寄托于上帝身上。希望的哲学大厦是笛卡尔式的理性大厦。在这里，神学就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极其巧妙地流入形而上学和科学的大厦里。这是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其最杰出的代表便是康德所言的道德。从17世纪早期到孔德的实证主义，世界改良论和进步说的共同脉动一起推动了哲学伦理事业。其中，不仅涌现出了对希望持异议者，也有像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那样让人绝望的梦想家。但是，他们只是在边缘地带说话。盛行的精神运动不仅使希望成为政治、社会和科学行动的动力，而且使其成为一种合理的情绪。欧洲大陆上所发生的革命以及社会正义和物质福利的不断改善，都是人们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各种结晶。显然，对未来的期望正是对明天的合理建议。

从摩西和先知时代的犹太教发展出了两个主要的教派分支或“异教”。第一个分支教派是基督教，它承诺天国的降临、对冤枉之灾的补偿和末世审判以及借助圣子表明圣父的永恒之爱。动词的将来时几乎存在于耶稣所说的每句话中。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耶稣就是活生生的希望。第二个分支教派的信众主要是犹太人中的理论家和早期支持者。就其思想的本质而言，它是乌托邦社会主义，最突出的存在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对超验性存在的种种主张是极为普遍的，公义、平等、和平和繁荣的王国都被宣称为现世性的存在。以希伯来先知阿摩司（Amos）的口吻，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和马列主义者的共产主义大声疾呼，对自私的财富、社会性的压迫和无数普通民众因冷血和贪婪而深受其害的生活进行诅咒。沙漠正向城市步步逼近。耶稣在各各他遭受苦难之后，到来的应是“以爱换爱，以正义换取正义”。

20世纪对希望的神学、哲学和政治性物质保障产生了怀疑。它质疑将来时态的合理性和可信性，也使弗兰兹·卡夫卡的那句“希望无限多，我却无一个”变得可以理解。

事实上，“上帝之死”这句流行语早在尼采之先就已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赋予这句话任何可证性的意义。因此，“上帝之死”并非是一个恰当或中肯的表达。决定我们当前形势的是更多的内隐性因素。我称之为“弥赛亚的消逝”。在西方宗教体系中，无论是个性化的还是隐喻性的指涉，救世主都象征着革新、历史短暂性的终结和后世荣耀时代的到来。希望的未来时态一次又一次地寻找这个事件的日期，或是1000年，或是1666年，抑或是被当今千年至福派教徒深信为弥赛亚将要来临的千禧年。从字面上讲，希望是永恒的。西方的信仰是救赎性的叙事。然而，在种种世俗生活中，弥赛亚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想象而言，它将会表现为“国家政体的消亡”。在弥赛亚的背后，隐藏的是康德关于普世和平的思想，以及黑格尔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矛盾的是，弥赛亚可以独立于上帝的任何假设。也就是说，弥赛亚代表了人类对完美性的迷恋，以及对某个更高级和更具持久性的理性和正义之态的追求。再者，尽管这两者始终辩证地相互关联在一起，但在先验的和内在的指称层面上，我们正经历某种根本性的认知位移。除了原教旨主义者，如今还有谁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呢？除了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外，还有谁在等待历史的真正重生？

弥赛亚重要性的不断消减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将来时态。作为弥赛亚的重要阐释性概念，逻各斯（Logos）或如今被称作“语法学”（grammatology）的某种内涵（逻各斯存在于这个词之中）都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就前苏格拉底学派和圣约翰而言，“太初”中的“道”（Word）构成了一种可生成的、动态的永恒，用“即将”（shall）和“将要”（will）以某种近乎于物质性的感知体验表征当下将要发生的事情，构成一种陈述语气的表达方式，进而使时间可以向前跳跃。种种情态下的将来时就是救世主弥赛亚的习语表达。没了使人振奋的期待，等候弥赛亚的伟大命令和上述种种语法时态就会呜呼哀哉。因此，“寿命”不再是弥赛亚乌托邦式的预测，而是某种精算统计。这种对个体和集体潜意识中意义和交流的萌芽以及对有声语言的表达手段的种种影响力是逐渐形成的。日常话语中完全缺乏具体真相的各种形象，比如“日出”，就像屋里的鬼魂一样持续存在。除了诗歌大师和擅长思辨性思想的人，语言都是保守的；对于即时萌发的直觉而言，语言更是不透明的。因此，在快速发展的科学中，人类需要数学和具有逻辑形式的各种编码。但是，就像地球深处几乎难以察觉的各种构造运动切断并重塑了大陆一样，弥赛亚重要性的消减所散发出的力量将会形成明显的外在表现。虚无主义的语法似乎就在地平线上闪烁。诗人把它说得很简洁。若是我没有误读的话，我们拥有的就是艾米莉·狄金森那句“大脑的那一个个漫长夜晚”。 loYEjeve1wobzsFVsfvPhOk2sMlZcLn+9EA/Q9rmKn1xUHBmzna9xKg2N1zBR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