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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有记录的任何其他西方事物相比，“创造”（creation）和“创意”（creativity）的三个语义场——神学的、哲学的和诗学的——在但丁的精神和智慧中被有机地合为一体，呈现得更为紧密。对此，但丁在《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中给予了系统阐述。事实表明，但丁是我们的顶点。向他求助的既不是学术语言学，也不是文学批评，更不是简单的快乐，虽然这些都是合法的和可生成的。这是为了尽可能精确地测量出我们离中心的距离，测量出我们现在午后影子的长度。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影子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和不同的一天，也就是但丁自己所说的新生的一天。重复别人在论及但丁时可能已经说过的话，也许他们说得更好，但这在我的论点中乃是必要的。他的“三重性”（triplicity）说明了这一论点。就存在（being）和生成（generation）而言，但丁建构了宗教、形而上学和美学的准则彼此间的相互性，并使之变得越发重要。但丁对神学的理解是训练有素的和深刻的。没有比思想更能支配信仰的了。他在一般认知和技术的最高层次上探究哲学问题（但丁是一个凭着直觉就可获得真知的逻辑学家）。事实上，也没有比他更伟大的诗人了。没有一个人的知识、想象和形式结构所建构的总和是为了用与其目的更相称的语言来展现自己。因此，任何对宗教、形而上学和美学之意义的创造性交叉领域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但丁的重读。
我们不妨初步观察一下《新生》（Vita nuova）和《神曲》中的创造性。《新生》分析了爱情这一新奇概念的发生以及爱情对语言的限制，而这些限制都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神曲》旨在将创世的历史和来世的面貌限定在人类理解向上流动的潜力之内—— 精神运动 （moto spirituale）。世界之后的那个世界被赋予了神话。也就是说，虽然它受到了古代文学中奥林匹斯和地下世界等神话的诗意启发，但它却是错误的。在末世论上，复活的基督曾造访过这里。然而，但丁对地狱、炼狱（古代或早期基督教所不知道的）和天堂之意识的糅合，以及他对“这里”和“那里”之间无数联系的展示，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创造性行为。与之相比，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航海家们的航行简直就是散步。想想但丁创造他所发现的事物的关键：世俗旅行者，他所报道的许多事物，如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地形，也都是世俗性的。他们是“时间性的多重空间”（time-spaces）。这是《神曲》中智慧力量的奇妙转折，进而将时间映射在空间之中。朝圣者的行动使年表变得清晰，即从上帝即将创造我们的宇宙之前的时间延伸到以最后的审判为标识的时间才结束。如果说曾经有过一种显而易见的相对论宇宙论，那就是但丁的：在超世俗经验的三个领域中，空间-时间被重力、字面意义、邪恶或仁慈扭曲成了有意义的形状。在诅咒的地方，时间会变成无穷无尽的痛苦。在福乐之境，时间通向无限的光明，没有可想象的沉闷。在《炼狱篇》中，时间的加速和在空间中呈现的时间维度，随着灵魂走向永恒的进程而改变。唯有普鲁斯特能够同样地再现和传达时间对空间的吸引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普鲁斯特确实是但丁的继承者。
《神曲》显然是 创作 和充满活力之思想的产物；同时，它是对创造力的延伸性反思，也是对神谕和人的智慧之间充满极端类比的反思。史诗以其特许的大胆，创造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丁对虚构创造和启示公理之间未解决的张力予以分析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他只能告诉我们上帝通过贝阿特丽切（Beatrice）想让他看到什么。与其他世俗文本不同，虚构一定是真实的。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被早期的传说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根据这个传说，《神曲》的作者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地狱的烧痕。
但丁的创作实践是具体的。在关于《圣经》拉丁文通俗译本的论文以及《神曲·天堂篇》里，但丁在对言语传播局限性的校准式精细探索中，有计划地创造了一种新的民族语言。为此，他选择了通俗的语言（the vulgate）来创作他的《神曲》，并将他那尚未散漫而犹豫的语言整合起来并加以创新，这本身就是一项杰出的成就。我们对《荷马史诗》中特殊史诗成语的史前历史和演变过程了解甚少。但丁恢复了“粗俗的雄辩”，路德在他的圣经译本中创造了德语，这都代表了语言的创造和对一个国家和社会发表演讲的独特行为。因此，在但丁的散文和诗歌中有一种特殊的创造。在这里，工匠不仅制造工具，也制作材料。
显然，这与莎士比亚形成的对比是引人注目的。然而，据我所知，这从来都没有被强调过。当然，这也毫不奇怪。只有同行才能解释最内在的东西——柯勒律治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评普希金，奥登（Wystan Hugh Auden）论叶芝。在视野的高度和复杂性面前，普通的学问和批评是无能为力的。唯有事实可以使之澄清。通过戏剧本身的构成和某些角色的宣告，莎士比亚给戏剧、表演和舞台的性质下了定义（虽然世界是一个舞台、生活被编年史记载在戏剧的镜子里的这种潜在的比喻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莎士比亚为人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表达，让人们相信音乐具有治愈心灵、恢复精神的力量，也让人们相信音乐和性爱是相通的。当然，这些也是我们的传统观点。忒修斯（Theseus）在《仲夏夜之梦》中列举的诗人、疯子和情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我们将会看到，但丁援引了艺术家和作家的作品并与他们会面，他们都有强烈的个性。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在莎士比亚演员的众多普遍性特质中几乎不存在。《雅典的泰门》中的诗人和画家是无足轻重的。我一直在想，费斯特（Feste）在《第十二夜》中虽间接地体现了最接近艺术家莎士比亚人格的一面，但他那难以捉摸的悲伤却最接近于创作的核心。莎士比亚也没有对美学进行理论化的论述，更不用说他个人的创作经验了。人们会凭直觉去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因为这是莎士比亚能让人即时性地联想到但丁作品的唯一诗作。如果我们能够在某个地方期待出现展示自我的窗口，那就只能是在十四行诗中。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文本中，可能存在着一种“永远在运动”的动态，即在每次阅读时都有一些私人潜文本的分组和重组式的动态建构。在十四行诗的第38首，“我的诗神怎么会找不到诗料”却戏弄了我的期望。十四行诗第55首中的“没有云石或王公们金的墓碑”的贺拉斯-奥维德式的释义，承诺的比它允许的更多。
十四行诗的第76首的那行“为什么我的诗那么缺新光彩？”则变成了对爱人的夸张赞美。一些十四行诗讲述了“作家的障碍”，而另一些十四行诗则讲述了与之竞争的大师。没有任何地方能持续地思考怎样才能成为莎士比亚，怎样才能成为最高的创造者。缪斯女神的不断呼唤完全是常规的。在这第76首十四行诗中，“几乎每一句都说出我的名字”，以及“推陈出新是我的无上的诀窍”，也许存在一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讽刺。难道在“几乎”这个词里不存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吗？
与但丁相比，他们两者迥然有别，这也恰恰暗示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但丁是西方哲学神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一流的政治理论家。我们注意到，他对语言、风格、修辞、寓言的明确评论，体现了批评和语义学的巨大力量。在《天堂篇》中，有些章节由于形而上学、认识论分析或者历史理论的压力，几乎使抒情诗的创作偏离了方向。还有谁比莎士比亚更具有不被理论和抽象吸引的意识吗？对于人类存在的各种混乱和不稳定，对于那些漫溢在教条或理性的边界上的未被控制的存在的能量，有没有一种更易于接受的感知力？但是，人们经常观察到，莎士比亚没有任何可定义的神学，也没有任何系统的哲学。然而，这对艾略特或维特根斯坦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丁的每一根神经都在他与神学之神秘的斗争中迸发出来的，就像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在《浮士德博士》中戏剧化地描述上帝宽恕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样。这些动力不仅与莎士比亚的具体普遍性相悖，也与他在现存事物面前的中立性观察立场背道而驰。无法见证的是（也许蒙田是最能见证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我是”与我们所说的现实的“它是”是一致的。
但是，在造物的文法和现象学方面，无论是宗教哲学意识还是审美意识，莎士比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莎士比亚似乎拥有无限的自我传播的天赋，也拥有经常被总结为既成为伊阿古（Iago）又成为科迪莉亚（Cordelia），以及在成为阿列尔（Ariel）的同时也成为卡利班（Caliban）的力量；尽管莎士比亚不能自比上帝（或者这是一种天真的误读？），但他却将剧作家与上帝进行了类比。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可以记录这种感觉，但我们却很难相信，《李尔王》的第三幕和第四幕或《哈姆雷特》等大量虚构作品的创作者，并没有看到自己“赋予生命”的事业与第一个创造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之处。托尔斯泰是一个并非完全不同的例子，他以矛盾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塑造力。安娜·卡列尼娜或伊万·伊利奇（Ivan Ilyitch）的创造者觉得自己是上帝的竞争对手。用托尔斯泰的话说，他们是在森林里摔跤的两只熊。显然，这种情绪中有极大的自豪，但也有恐惧。
但丁的创造力自我封闭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中。即使是在最崇高的层面上，它也是一种由托马斯主义信仰认可的 摹仿 （imitatio Dei），即相信诗意想象的神圣灵感和顿悟的合法性。《神曲》中的“真实虚构”“继续创造，‘亦即在第二个层面上进行创造’”（马利坦）。正如圣奥古斯丁所教导的那样，一个工匠仅仅有能力将秩序强加于物质和经验事件的顽抗之上，恰恰陈明了 宇宙秩序 （ordo universi）。美学上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音乐的”（也就是“和谐”）。显然，这使得“秩序”和“法令”能够被人感知。据我们所知，莎士比亚并没有将这种信条作为支撑力量。他手无寸铁。因此，对他来说，在诗歌创作中，任何过于尖锐、过于自我的审视都是危险的，而这种与上帝对抗的危险也是与生俱来的。后来的大师们（如福楼拜）对自己的死亡和他们的“木偶”——从书页上的语义符号中诞生的艾玛·包法利——的胜利生存之间的矛盾有着强烈的警觉。莎士比亚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是否能感受到如此集中的自我呐喊，显然，这是令人生疑的。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上帝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存在。如果没有永恒的危险，一个人能在某种程度上配得上他的观念和感召生命的权利和力量吗？一个人——终极亵渎——能够在某种神秘意义上超越这些能力吗？像哈姆雷特、麦克白夫人或普洛斯彼罗（Prospero）这样让创作者使出浑身解数组合起来的男人或女人多吗？有许多人的生命能接近这些“不朽”的存在吗？莎士比亚可能已经明智地选择不把创造的问题放在自己身上，或者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奥古斯丁-阿奎那时期的但丁能够这样做，当然也必须得这样。
因此，但丁为我们的主题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特权，而莎士比亚却没有涉及这个主题——他是其主题的隐藏的上帝——这也使我们难以触及它。于是，我假借协调之名，转向了但丁的某些主题。它们将帮助我们查找现今已然被丢失或遗忘的创造概念，如亚当的言语。它们的作用是映现出仍在传统中富有成果的东西。从但丁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即将临到的新故事以及我们称之为理论的焦躁叙事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