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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吗？我学着看。是的，我开始了。还很糟。但我会抓紧时间。
例如，我从未意识到有多少张脸。有许多人，但脸更多，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几张脸。有些人，常年戴着一张脸，它当然会被用坏、变脏，在皱纹处断裂，松下来，像旅途上戴的手套。这是节省、简单的人；他们不换脸，甚至不清洗。这就够了，他们说，谁又能举出反例？现在自然要问，如果他们有好几张脸，其他那些怎么办？放起来。他们的孩子会戴。也有可能，他们的狗戴上出门。为什么不？脸就是脸。
另一些人，一张接一张地戴上脸，快得毛骨悚然，又把它们弄坏。最初他们以为用之不竭，但还不到40岁，就已是最后一张。这当然是悲剧。他们还不习惯爱惜脸，最后一张在一周内就磨破，有了洞，许多地方薄得像纸，渐渐露出衬底来，非脸（das Nichtgesicht），他们就这样走来走去。
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完全蜷缩着，前倾在手上。这是田园圣母院大街
的街角。[10]一看见她，我就开始放轻脚步。穷人们沉思时，不应打扰。也许他们真会想到什么。
街上太空了，空旷百无聊赖，抽走我脚下的步伐，四处敲打，这一下，那一下，像是只木鞋。女人吃了一惊，弹起身，太快，太猛，以至于那张脸留在掌中。我能看到它躺在手里，它的空壳（die Hohle Form）
。我极力挣扎，停在手上，不去看撕下来的东西。从内里看一张脸，我不寒而栗，但一个赤裸、受伤、无脸的脑袋更让我恐惧。
本节手记中可更换、存放的脸，更接近于标志身份的面具，它掩盖着个体真实的自我，给他打上外在的标签，操纵人们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地应对苟且生活的琐碎。人们戴上身份的面具奔波于世，时间久了，面具就成了脸，甚至他们会彻底忘记自己曾有过真正的脸，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有的人从始至终戴着一张松懈下来的面具；还有人走上另一种极端，频繁更换身份，混世的结局竟连身份也不保（非脸），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这两种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加反思地在惯性中得过且过，这种惯性不仅仅体现在合规合矩的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是盲目求新的“好奇”（die Neugier，海德格尔语）。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里尔克影响至深，里尔克甚至为了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原著而学习丹麦语，把手记主人公马尔特的家乡设定在丹麦也与里尔克对克尔凯郭尔的喜爱不无关系。在《生命的阶段》（Stadien auf des Lebens Weg）一书中，克尔凯郭尔如此对比了哥本哈根和巴黎：
哥本哈根很大，大到能成为更大的城市，也很小，小到人没有市场价格；因此统计上的安慰——巴黎有如此如此多的自杀者，和统计上的喜悦——巴黎有如此如此多的卓越之物，不能直扰人心，也不能把个体卷入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生活失却意义、安慰无法休息、喜悦永无节日，因为一切都在内容的空无或过剩中流逝了。在巴黎，千万人迅疾地围聚在一个人身旁，速度之快或可阿谀中间的那一位，然而代价岂不是丧失那种让人人都感到自己确有几分意义的更宁静的觉知？
“内容的空无或过剩”对应着本节手记中不换脸或频繁换脸，巴黎的繁华和匆忙，使个体沦为洪流中的零件，个人的意义取决于他的“市场价格”、依附于他在社会关系中用以示人的身份面具（脸），人本身的存在被碾压、伤害甚至于彻底无法辨识（无脸的脑袋）。被打碎的“宁静的觉知”和受到极度威胁的个体存在感，也是巴黎让出身于贵族世家的马尔特感到失落和恐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