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理解我。根本不懂,这也很难描述。他想试试电疗。好吧。我得到一张纸条:一点钟到硝盐院
。我去了。得走很长的路,经过形形色色的板棚,穿过几个院子,里面有戴白帽的人,囚犯般站在空荡荡的树下。终于走进一个又长又暗、走廊样的房间,一侧是四扇发绿的毛玻璃窗,窗子被宽宽的黑色隔墙分开。窗前顺放着一条长木凳,长凳上坐着那些认识我的人,他们在等。是的,他们全都在。适应了房间的昏暗后,我发现,在他们并肩而坐、没完没了的长排里[50]还有另外几个人,是小人物,手艺人、女侍者、运货的马车夫。走廊深处横放着几把特殊的椅子,两个胖女人在上面摊开,说着话,她们可能是看门人。我看了看钟;还差五分钟到一点。只要五分钟,就算十分钟吧,也一定轮到我了;所以还没那么糟。空气很差,沉闷,充满衣服和呼吸。乙醚浓烈且不断加重的寒意从某处门缝里夺路而出。我开始来回走动。我意识到是他们把我赶到这里,赶到这群人中间,在这个人满为患的普通门诊时间。也就是说,这是我属于渣滓的第一个公开证明;医生从我身上看出来了吗?可我看病时穿的套装还不错,而且递去我的卡片了啊。尽管如此,他总归还是知道了,或许是我自己泄了密。如今,这一旦成为事实,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人们安静地坐着,并未留意我。有人很痛,为了更容易忍过去轻轻地晃着一条腿。形形色色的人都把头埋在摊开的手掌中,另一些熟睡着,带着沉重的、被淹没的脸。一个脖子红肿的胖男人俯身坐在一旁,他盯住地面,时不时啪地一声把痰吐在他以为合适的地方。一个孩子在角落里抽噎,他把瘦长的双腿缩到凳子上,紧贴身体抱着它们,好像即将与之分别。一个矮小、苍白的女人,头发上斜戴一顶有黑色圆花的绉纱帽,[51]薄薄的嘴唇狞笑着,受伤的眼睑里却不停地涌出泪水。有人把一个小女孩放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她的圆脸扁平,眼睛外凸,毫无表情;她张着嘴,能看到粘滑的白色牙床上残败的坏牙。还有许多绷带。一圈圈缠在头上的绷带,只留下一只不属于任何人的眼睛。隐瞒着什么的绷带,标明着下面东西的绷带。有人打开绷带,里面有一只不再是手的手,好像躺在肮脏的床上;一条包扎着的腿从长队中伸出,庞大得仿佛是个完整的人。我来回走着,极力让自己平静。我研究着对面的墙。发现墙上有许多单扇门,门高不及顶,没有切断房间外的走廊。我看看钟;我已经来回走了一个小时。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先是几个年轻人带着漠然的脸走过,最后终于是那个给我看病的医生,他戴着浅色手套,一顶有八个光面的帽子
,外套无可指摘。看到我时,他轻轻举了举帽子,心不在焉地微笑。当时我希望会被马上叫到,可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不记得是怎样熬过来的。时间过去。一个老人来了,他系着污渍斑斑的围裙,是护工,他碰了碰我的肩膀。我走入相邻房间中的一间。医生和年轻人们围坐在桌旁看着我,有人给了我一把椅子。[52]好。现在我该讲一讲我到底怎么了。劳驾
,请尽可能简短。因为这些先生没多少时间。我感觉怪怪的。年轻人坐着,用他们学到的那种冷静、专业的好奇看着我。我认识的那位医生摸了摸他黑色的山羊胡子,心不在焉地微笑。我想我会哭出来,但我听到自己用法语说:“先生,我有幸把我能说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您了。如果您认为这些先生也有必要知情,那么在我们谈过之后,您几句话就讲得清,但这对于我实在太难了。”医生带着礼貌的微笑起身,和助手们走到窗边说了几句话,与此同时他的手水平地晃了晃。三分钟后,一个慌慌张张的近视的年轻人走回桌边,他尽量严肃地看着我说:“您睡得好吗,先生?”“不,很差。”于是他又跳回到那群人中。他们在那边又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医生转向我说,他会让人叫我的。我提醒他预约的是一点钟。他微笑着,用两只小白手做了几个急遽的动作,意思是他非常忙。我于是回到走廊里,空气更闷了,我又开始走来走去,虽然我已经累得要死。聚积起来的潮味终于让我眩晕;我在入口处停下,开了点门。我看到外面还是下午,还有一点太阳,这让我说不出来地舒服。[53]可是,这样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听到有人喊我。两步之外,一个坐在小桌边的女人对我嘶嘶啦啦地说着什么。谁让我开门的。我说,我受不了这的空气。好吧,那是我的事,可门必须关起来。可否开一扇窗。不行,禁止。我决定重操旧业,来回走动,这总归是一种麻醉,也妨不着谁。但小桌边的女人现在连这个也讨厌。问我是否有座位。不,没有。不许乱走;一定得找个位子。那边马上就会有一个。女人说对。在那个凸眼少女旁边真的很快就有了位子。现在我坐在那,觉得这种状态必定会酝酿出什么可怕的事。左边是牙肉腐烂的少女;右侧是什么,我过了好久才认出。那是一大团骇人的静物,有张脸,一只巨大、沉重、一动不动的手。我看到的侧脸是空的,没有任何特点或记忆,西装就像棺材里尸体身上穿的,这太可怕了。细窄的黑领带以同样无个性的方式松松垮垮地扎在领子上,看得出,大衣是另一个人套在这具无意志的身体上的。有人把那只手放在裤子上,就在它所在之处,甚至头发也是由清洗尸体的女人梳的,就像动物标本变僵了的毛发。我仔细地观察一切,[54]突然想到,这注定就是我的位子,我想,现在终于到了我生命里的定格。是的,命运总是出人意料。
突然,就在耳边,响起一个孩子受惊的、抗拒的叫喊,一声紧接着一声,然后是轻轻的被捂住的哭声。当我还在努力寻找声音来源的时候,微弱而克制的叫喊又颤动起来,我听到许多声音提问,一个声音压低着发出命令,继而一台冷漠的机器隆隆响起,任何事情都与它无关。现在我想起那半面墙,我明白了,一切都是从门后传出来的,有人在那工作。果然,那个系着脏围裙的护工时不时地出来招手。我根本没想到可能是在叫我。是我吗?不。两个男人推着一架轮椅,把那一大团东西抬了进去,现在我看到,那是一位瘫痪的老人,他还有另一面较小的、被生活用坏了的侧脸,上面睁着一只混浊悲伤的眼睛。他们把他推进去,我身旁腾出一大片地方。我坐着想,他们要怎样处理那个痴呆的少女?她是否也会叫喊?门后的机器像在工厂里一样惬意地隆隆响着,没有什么不安的。
突然一切都静了,静寂里我听出一个镇定自负的声音说:“笑啊!”停顿。“笑,笑一笑。”
我已经笑了。想不通那边的人为什么不笑?机器咔咔作响,[55]马上又沉默了。句子变了,那个有力的声音再次升起,命令着:“说这个词:avant”。
拼出来:“a-v-a-n-t”……静寂。“听不到。再说一次:……。”
那边就这样温暖而模糊地响着:这时它又出现了,这是许多许多年来的第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发烧卧床的孩子,它让我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惊恐:那个大家伙。他们全都围在我床前,摸我的脉搏,问是什么吓到我,我一再这样说:那个大家伙。他们叫来医生,他在那和我说话时,我就请求他,只要那个大家伙走开就没事了。但他和其他人一样。他赶不走它,虽然我那时很小,帮助我本应该很容易。现在它又来了。此后它再未出现,即使发烧的夜里也没再来过。可现在它来了,虽然我并没有发烧。现在它来了。现在,它肿瘤般从我身体里长出,像第二个头,是我的一部分,虽然它根本不可能属于我,因为它太大了。它来了,像一头死去的巨兽,还活着的时候它曾是我的手或我的胳膊。我的血流过我,也流过它,就像流淌在同一个身体里。我的心脏耗尽气力,才能把血推入那个大家伙:血几乎不够了。血勉强流入那个大家伙,回来时就病了、坏了。但那个大家伙膨胀着在我面前长大,像温暖发青的肿块,长到我的嘴巴前,它边缘的阴影已盖住我最后一只眼睛。
[56]我不记得怎样从那么多的院子里走出。晚上了,我在陌生的地方迷了路,朝一个方向走上有无数墙垣的林荫道,若没有尽头,就折回来走到某个广场。从那里走进一条街,另一些我从未见过的街道出现了,一条又一条。有时电车刺眼地疾驰而来,又带着坚硬的敲击声呼啸而过。车牌上是我不认识的名字。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座城,不知道此处的某个地方我是否有住所,不知道我得做什么才能不继续走下去。
1.候诊室的情景比较1902年11月24日里尔克日记:
早饭后我在解剖室。大厅里塞得很满,又挤又热,让人窒息。我站在后面。前面的草凳上坐着一具尸体;一个男人,两腿长长地并置着,左手好像撑在座位上,右手放在大腿上。右半边的肋骨、锁骨、上臂都暴露无遗。[……]难道他的灵魂,他的生命,这具身体的生命,没有在某个地方受苦吗;毫无痛苦吗?
2.1903年6月30日给莎乐美的信中,里尔克对恐惧的描述与本节手记极为相似:
来了一种让人如此忧虑的东西,它反反复复地出现,再也不会彻底离开我。[……]在我遥远的童年,在儿童病的剧烈高烧里,难以描述的、巨大的恐惧到来了,我记得,仿佛是对某种太庞大、太坚硬、太切近的东西的恐惧;现在,突然地,同样的恐惧又来了,但它不再需要先以黑夜和高烧为借口,在正午,在我以为自己健康而无畏的时候,它攫住我,夺走了我的心,把它放在虚无(Nichts)上。[……]你能理解是怎样的吗。一切都变了,脱离了我的感知,我感觉自己从一个一切都熟悉、亲近、合理的世界中被逐出,进入另一种不确凿的、莫名不安的环境。去哪里?仿佛踏入我家门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而我对于所有人似乎也是陌生的,就像陌生国度中的死者,孤独,多余,是另外一种关联里的碎片。恐惧在我心中产生,我最艰难的时刻也许就在那另一个世界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生存危机,深受恐惧折磨的马尔特选择寻求医生的帮助。可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对马尔特爱莫能助。医生给马尔特提出的治疗方案是电疗,助手们以他们学到的那种冷静、专业的好奇观察病人,医生本人则是礼貌而心不在焉的。在医院里,孩子受惊的、抗拒的叫喊被捂住,他的哭声微弱而克制,一台冷漠的机器隆隆地响起,任何事情都与它无关。进行治疗的医生和机器一样不动声色。这些描写很清楚的反映了现代医学的治疗原则:人被当作能客观处理的物质对象,甚至连情绪也应该受到控制,任何偏离于日常平均状态的过激情绪都应该被压抑、被排除。可想而知,追求客观标准和可操作性的医学模式,并不能解决马尔特的恐惧。另一方面,想要成为诗人的马尔特患病原因之一是言说的无效,因为他没有找到本己的表达方式,医生不理解我。根本不懂,这也很难描述。他被安排到专门治疗失语症的硝盐院大概也并非偶然。
里尔克本人曾多次表达过他对心理治疗的不信任,他认为心理治疗无异于对真实自我的逃避,所做的无非是把所有貌似“负面”的东西排除掉,“把童年支离破碎地给出去”,纯机械地,“同时引出一种精神上的恶心”,然而对于艺术家,最关键的是要“把未克服的童年转化为虚构的和被感受的”。
里尔克因此拒绝延请医生:“肉体衰颓和灵魂萎靡交错复杂,只有我自己,那个了解其诱因和融合规律的我,才能消除它们的影响。”
而常规的治疗,很可能是“太过彻底的帮助,一了百了,斩草除根。可有一天,当发现自己被彻底清空,也许会比这混乱更加无望”。
手记出版后,里尔克陷入了长达两年的严重心理危机,有朋友建议他去看医生,他回信婉拒:
经过慎重的考虑,我的结论是,不允许自己走心理分析这条出路。如果去做,就是我真的决定好,之后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很可能是没有创造力的)。偶尔在手记收尾的过程中,更多是后来身心疲惫时,我曾答应自己这种改变,把它当作奖励,补偿我忍受过的一切。可现在我必须承认,这类计划从不是十分认真的,在这些托辞背后,我反而无限强烈地感到,与已开始了的东西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幸或不幸绑在了一起,严格地说,我不会期待任何变化,任何外来的干涉,任何放逸轻松,如果有,也只是在克服困难时、在最终的成就中固有的那些。也许最近我说出的某些想法太夸张了;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确信,如果人们赶走了我的魔鬼,我的天使们也会受到小小的,十分小的惊吓,——您想,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任其至此地步。
我在经受的,其实并不比我曾多次忍耐过的东西更糟,况且如今我的耐性比几年之前成熟得多、可靠得多。如果一定要为休整期的漫长找一个理由,那就是因为手记的巨大投入产生了一道深深的断口。可就算这只是间隔期的一小部分,也只有一种对于我的天性十分正确的东西:忍耐下去,不会如此吗?我相信,我将一次次陷入水手辛巴达的处境,在困顿的厄运中他发誓放弃一切航行,可总是不知如何,某一天就再次整装上路。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您善意的信使我获益颇多,它帮我达到了这种并非熠熠生辉的清醒,不是吗:但可以阅读、写作、忍耐下去,立刻要求更多,就是好奇和自负了。
同一天他也对莎乐美说出相同的理由:
手记收尾的时候,我常常预感到以后不会再写了,这是一种放松。现在我知道,只有这种隐念被当真之时,心理分析才会对我有意义。我就会赶走那个日常里只会添乱、让人尴尬的魔鬼,很可能天使也一起离开。